解读苏联解体的一个公式——评肖枫的《苏联解体我的解读》

布袋和尚

刘建飞
2012年03月12日10:04   来源：《北京日报》


《苏联解体我的解读》，肖枫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1年出版。


　　著名国际问题专家肖枫先生的新著《苏联解体我的解读》，堪称目前国内对苏联解体研究富有新意的力作。与一般的论文汇编性的著作不同，该书是由作者一支笔从头写到尾的，所以风格统一、系统性强、逻辑严谨。加上作者长期从事国际社会主义研究的功底，使该书视野开阔，并具有相当理论深度和学术高度等优点。

　　■这部著作既揭示了苏联体制及其弊端的形成过程，又梳理了从演变到突变的发展脉络

　　解读历史，首先要尊重历史，实事求是。这是最起码的唯物主义态度。如果对历史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根据自己的需要随意裁剪、糅合，那么这样“解读”出来的东西肯定是没有说服力的。在这部著作中，作者用一半多的篇幅来叙述、剖析苏联解体的事实与真相，既揭示了苏联体制及其弊端的形成过程，又梳理了从演变到突变的发展脉络，给读者展示了一幅清晰的图景。

　　作者提出：“苏联这个‘庞然大物’的崩溃，可以说不是败在硬实力上，而是败在软实力的丧失上。”这是一个很有新意的观点。1991年苏联解体时，苏联军事力量仍可与美国相媲美，经济实力也大于多数发达国家，然而，由于其政府的内外动员能力全部丧失，所以，国家解体了。苏联这个超级大国的崩溃，是由执政党自己发动的一场“改革”从内部摧毁的。问题显然不是因为硬实力，而是出自软实力，首先是党员和国民的思想“乱套了”，于是凝聚力丧失，组织瘫痪，政府失去了动员力、号召力和组织力，甚至军队也不听指挥了。苏联解体的历史表明，软实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基础，当一国软实力丧失时，无论其硬实力有多大，其综合国力都相当于零。由此可见，国家生存、发展以及崛起都离不开软实力的支撑。作者的这一分析视角，既有新意，又遵循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

　　■作者用“合力论+重点论=内外远近因+党与体制问题”这个公式来解读苏联解体，更让人信服

　　该书第二篇“本质与根源：如何看苏共变质苏联解体”，可谓是全书的核心部分，作者探本求源，对苏联解体做了令人信服的解读。对同一个历史事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读，除立场、观点、利益不同外，很多时候是由错误的思想方法造成的。作者在本篇一开头就提出“如何看：先要把思想方法搞对头”。他所提出的四条：坚持“合力论”与“重点论”相统一；一切从事实出发，坚持论从史出；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没有完结，认识永无止境，都是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思想方法所要求的。

　　作者运用上述方法，在深入分析苏联解体客观情况的基础上，认为苏联的解体和崩溃“直接毁于”其执政党苏共的变质和危机，而苏共的蜕变虽有“长期性”，但其整体质变却具有“快捷性”，最关键的几步都发生在戈氏后期，垮起来快得很。苏联的崩溃虽然看似一朝一夕的事情，但实际上却是长期积累的结果。从历史根源看，问题不在这个或那个具体问题上，而在总的指导思想上，这就是：“看近了共产主义，长期存在超越发展阶段倾向；高估了社会主义，不自觉地重新陷入乌托邦；低估了资本主义，总的指导思想上急于求成；忽视了封建主义，使社会主义发生严重曲折。”正是这种长期“左”的指导思想，使苏联的整个政治经济体制长期僵化而得不到改革，导致斯大林时期形成的体制，直到戈尔巴乔夫时期仍基本没有大的改变。这是苏联崩溃的制度上的根源。所以作者认为，“党”和“制度”是造成苏联解体的相互联系而又不可分割的两大问题。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作者主张坚持“合力论”与“重点论”相统一，外因、内因、远因、近因相结合，紧紧抓住“党与体制”这个根本点，最后得出“合力论+重点论=内外远近因+党与体制问题”这个解读公式。用这个公式来解读苏联解体，更让人信服。

　　■作者着眼于中国自身，从苏联解体中发掘出十笔“财富”

　　中国关注苏联兴亡史，除了在地缘政治上苏联曾是中国北方的最重要邻居、国际政治舞台上的重要力量的原因外，更主要的原因在于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道路和制度上曾经是中国的“老大哥”和学习样板。解读苏联解体，主要在于吸取苏共变质的沉痛教训，即“变人之教训为我之财富”。作者专门用一篇“警惕与借鉴：中国怎么办”来总结教训，从苏联解体中理出了十笔“财富”：一是“丢了政权”为最大教训，搞社会主义不能不要“政治前提”；二是必须把握改革的“主导权”，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之间的辩证关系；三是应坚持以人为本，民生为大，绝不可违背客观经济规律；四是苏共对外教训：走样的“国际主义”与地道的“霸权主义”；五是民主自由要发扬，但集中和权威绝不可全盘否定；六是资本主义不可不借鉴，但顶礼膜拜要不得；七是人类优秀政治文明成果要借鉴，但照搬西方体制不是出路；八是对西方的西化、分化和演变要高度警惕，但从本质看这是国家软实力竞争问题；九是党离不开人民，归根结底“最终选择权”在人民；十是搞“中国特色”就要去“苏联特色”，既同苏联“切割”，又不“照抄”西方，这就是中国自己选择道路。

　　同苏联相比，中国恰恰是因为有了这些“财富”，不仅社会主义旗帜未倒，而且还不断创造辉煌成果，国家崛起进程让世人刮目相看，中国模式也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和认知。当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能否继续再创辉煌，还要看这十笔“财富”是否守得住，并且是否继续升值，是否根据新的形势继续发展和创新。胡锦涛同志在2011年“七·一”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四个“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考验（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和“更加尖锐”的四个危险（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这些考验和危险，基本都是当年苏共所面对的。只是当年苏共在这些考验和危险面前，没有经得住考验而铸下了历史悲剧。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