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扫荡”的点滴回忆——【一】刘导生(作者)

佳泥秀

（一）1939年6月第一次反“扫荡”
     中共山东分局和八路军山东纵队指挥部，这时在沂水王庄已经住了半年多。国民党山东省政府设在与王庄相距几十公里的东里店。这一情况日军决不能坐视，为了剪除其“心腹之患”，1939年6月便举行了麦季大“扫荡”。
     中共山东分局和山东纵队得到消息后，决定转移，单独行动，各群众团体及附属单位分散转移。我们因为平时缺少军事训练，更没有战斗经验，行军成了大搬家。那时被服虽然简单，总免不了要携带文件、图书、纸张及油印机等等。一天黄昏出发，走了一夜，才到达离王不过十几里路的一个山村，这哪像行军！又过了几天，分局决定，工、青、妇与大众日报社会合，组成沂蒙游击支队，都到大众报社驻地集合，并以匡亚明为支队长，于寄愚为参谋长，我为政治部长，杨涤生为民运部长。回合之后，不足200人。为了庆祝支队的成立，举行会餐，颇有大举义旗的威风。
     当时我们驻扎在周围环山、中间为开阔地的一个庙里，我们到后先去看了地形。我和于寄愚便有不同的看法，我说你们在这里已经住了两天，离这里不远的公路上便是地主顽固分子据点，敌人情报早已察觉你们的动静。如果敌人夜间突袭，我们住在开阔地中间，十分危险。他却说：这里地形对我们有利，“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晚上我们讨论转移，我主张赶早行动，有人却主张拂晓行军，路经顽固据点示威。这就展开了一翻争论，结果还是拂晓行动。在我们集合队伍时，敌人在山上机枪响了。这个刚集合起来的没有任何战斗经验的游击队只好一面还击，一面分散突围了。这时山东分局指示，要我们立即组成几个工作组各包一个乡。发动群众，组织自卫团、游击小组、儿童团站岗放哨，查汉奸，配合八路军相机打击敌人。由我带领三个年轻的女同志以及三个男同志，到距离沂水县城不远的崔家峪开展工作。在这次敌人“扫荡”后，敌人已占领了沂水县城。我们所在的这个乡共50多个村庄，横跨公路，乡级领导只有正副乡长各一人，党支部书记为武杰，妇救会长为谢清，他们都只有十六七岁，随我来的工作组队员也不过20岁左右。我作为组长最年长，也只有25岁，谁都没有战争经验。我只读过毛主席的《论游击战术》，只能靠书里讲的几条原则行事。解放后，武杰说：“那时我们都是小孩，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其实，我又何尝不是从头学起！
     我们首先开了50多个村的村长会议，宣传抗日救国必胜的道理，以坚定他们的信心，并指出谁投降敌人就是叛国当汉奸，必然要遭到人民的惩罚。要他们坚决拥护和支持共产党八路军。散会后，本想仍回原来我们住的小庙凤凰洞，忽然想到不妥。我怀疑村长中有人会走漏消息，当即转到一个小山村住下。果然拂晓时那个看家的小同志惶惶张张前来报告，说昨夜有一个日本兵中队包围了凤凰洞，企图把我们一网打尽。所幸没有疏忽，否则就会遭到灭顶之灾。
     以后我们转移至XX官庄（村名失记），决定把女同志分至各村隐蔽并做群众工作，在农村中按年龄、性别分别成立自卫团、游击小组、儿童团、妇救会等，我们几个男同志在靠村的大青山山坡上建立起一个草棚子，白天在下面活动，晚上睡觉。一天拂晓听到东方有枪声，有个穿便装的年轻人背着包袱走上山来。他匆忙走后，我们发现在石头下面有一包日本“仁丹”，这是根据地见不到的。我们当即怀疑此人有敌探嫌疑。随后，又发现一个班全副武装的士兵进入村里。他们去的那家，正是我们怀疑这家有通敌嫌疑。接着不大工夫，这班带队的匆匆跑上山来，说要找八路军游击队报告情况。这时，我们已经从事主那里了解到，原来枪声正是那些穿军装的人抢劫这家地主。从发现日本“仁丹”联系到这批武装抢劫，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从军装符号上看，即可判断这批人员是国民党专员张里元的部下，他们在敌人“扫荡”中吓破了胆，投靠了日军，又冒充“国军”实行抢劫。我们马上决定要解除着办土匪的武装。
     当时我们住在山上只有三人，再加上留下的山纵暂时找不到部队的一名侦察员共四人，要对付全副武装的十几个人，是要费点心思了。只好由我出面，以八路军游击队负责人的身份，来扮演这出戏了。
     我下山迎接这个武装班的带队人排长，他五大三粗，满脸大麻子，还好，我先检查他的证件，确是张里元的部属，我满口称为“友军”，要村长烧水摊煎饼，招待大家，架枪吃饭。另外，我找他们个别谈话了解情况，谈过一个便引导到村队部绑起一个，共15个，都配有步枪子弹和手榴弹，很快都成为我们的俘虏。这时我只有一支小手枪（土话叫做“五封子”，即只有5颗子弹），另外还有3支土造步枪，再加上被劫的事主，他倒有一支德国手枪名之曰“鸡腿匣子”，也参加我们行动。我们几个人用智慧解除一个班的土匪武装，我深恐暴露目标，乃决定由本村民兵配合，当晚向北部山区转移，把这批 人送交山纵指挥部处理。哪知忽遇大雨倾盆，伸手不见五指，经一夜跋涉，还是围着小山头转悠。不得已，我们便找到一个小山村住下。经过审讯，他们确是被敌人“扫荡”吓破了胆，投靠了敌人，正规军的番号还没有撕下，又进行抢劫。这些都查实无误。我们决定，对士兵教育后一律释放，并宣布愿留下的可以参加八路军抗日。这班人除一人逃跑又经村长保送归队外，全部自愿参军。排长因率队投敌又进行抢劫，暂予看押。根据他供称在公路南还埋有一挺机枪。我们信以为真，即押赴路南起枪。谁知机枪根本没有，原来他是想骗取逃跑机会。当然就罪上加罪，予以处决。这支武装，不久发展三五十人，这就成为县大队建立的基础。反“扫荡”结束后，我被调回山东分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