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刊号红色文章：《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董玉梅

jianghu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

翻开中国共产党这部厚重的历史画卷，追溯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所肩负的历史使命，所走过的历程：大革命失败的考验；千难万险的长征；洛川会议；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个个力挽狂澜、扭转乾坤的决策，一步一步走向胜利、走向辉煌的脚印！使我们看到了《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这幅逶迤而又气势磅礴、雄浑而又绚丽多彩的漫长历史画卷！
在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之际，在迎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即将召开之时，回顾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追寻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17年漫长筹备的原因；探寻七大“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的奥秘；重温党的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对于我们今天更好地研究党史，充分发挥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七大——17年漫长的筹备
  六大党章指出：“党的全国大会是党的最高机关，按通常规例，每年开会一次。由中央委员会得共产国际同意后召集之。”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至党的四大，基本上都如期召开了。党的五大、六大曾延期过，但延期的时间不长。然而，党的七大的召开，从1928年六大到1945年七大，期间经历了17年漫长的筹备，这在党的历史上是创纪录的。那么，是什么原因呢？

    第一，七大未能如期召开原因之一——大革命失败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这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件。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之日起，就旗帜鲜明地把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为了这个目标，成千上万的革命者开始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进入最艰苦的年代。从1928年开始，国民党陆续建立起庞大的特务组织，把破坏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绑架和暗杀共产党人、民主人士或异己分子作为主要任务，在全国造成严重的白色恐怖局面。鉴于国内白色恐怖十分严重，在国内很难找到一个能够保证六大安全开会的地方，因此，在征得共产国际同意后，1928年4月下旬至5月上旬，瞿秋白、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和100多位参加六大的代表分批秘密前往莫斯科。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如期召开。党的六大认真地总结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对有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存在严重争论的根本问题，作出了基本正确的回答。但对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和革命低潮的长期性估计不足，认为革命高潮很快就会到来。因此，六大后的1929年7月，中共中央即准备在1930年如期召开七大。并写信给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指定在莫斯科的同志负责起草党纲。党纲起草委员会由瞿秋白、张国焘、余茂松、陆定一、王若飞、蔡和森组成，以瞿秋白为书记。起草工作限三个月完成，6个月送到国内。这封信碾转到年底中共代表团才收到。国际东方部的意见是暂定1930年七八月间仍然在莫斯科召开，请中共中央考虑决定。1930年1月，中共中央在起草的《中共四中全会决议案》中，把召开七大，总结苏维埃运动经验，通过党纲和其他文件作为“最不可延迟”的任务。然而，国内频繁不息的军阀混战，动荡不安的政局；更为严重的是1931年4月、6月，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参与领导中央特科工作的顾顺章、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主席向忠发先后在武汉、上海被捕叛变，给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领导人的安全造成极大威胁。中央机关和中央主要领导干部被迫撤离上海。王明于10月前往莫斯科，周恩来于12月底到达中央根据地的瑞金。种种原因，致使七大未能如期在莫斯科举行。

第二，七大未能如期召开原因之二——第五次反“围剿”失利
1931年1月7日，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会议推举向忠发、徐锡根、罗登贤、任弼时和陈郁五人为主席团，并通过米夫（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负责人）起草的《四中全会决议案》，决议案提出：要召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委托新的政治局开始做准备工作。同年4月，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央派出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的中央代表团到达中央根据地，参与苏区中央局的领导工作。
党的六大以后，各地党组织抓住国民党新军阀混战的有利时机，发动农民开展游击战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红军和根据地不断巩固和扩大。其中影响最大的，首推毛泽东、朱德领导开辟的赣南、闽西根据地。中共中央决定将苏区中央局和苏维埃中央政府设在赣南根据地。此后人们把红一方面军所控制的赣南、闽西根据地称为中央根据地或中央苏区。
1930年10月，历时近半年的中原大战和湘粤桂边战争结束后，蒋介石立即调集重兵，任命14个“剿匪”督办，向各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发动大规模的“围剿”。从1930年冬到1931年秋，中央根据地和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朱德的指挥下，进行了三次胜利的反“围剿”斗争。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采取不抵抗主义，其理由是“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1932年7月14日，蒋介石调动约30万军队，发动对鄂豫皖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之后，1933年9月，蒋介石又调集100万军队，向各个革命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第五次军事“围剿”，其中50万兵力用于围攻中央根据地。由于中共临时中央“左”倾错误的领导，致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1934年10月，中共中央被迫率领中央红军撤离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险恶的局势，连绵的战事，致使七大未能按照六届四中全会的设想召开。

第三，七大未能如期召开原因之三——诸多原因
红军落脚陕北后，七大延期的原因：一是抗战爆发，无暇顾及；二是七大礼堂未修建好；三是等待重要领导人回延安。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骤然间局势发生巨大变化。12月18日晨，红军和平进驻延安。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由保安移驻延安。5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城内基督教堂召开苏区会议，会后，毛泽东又把这次会议称为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此时，召开七大的条件还不具备。
1937年7月7日，全民族抗战爆发后，红军迅速改编，开赴抗日战争前线。在洛川会议后的两个多月里，毛泽东几乎以全部精力指导八路军在华北的作战。此时，无暇顾及召开七大。
1、“十二月会议”决定1938年召开七大
1937年11月29日，受共产国际派遣从苏联回国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陈绍禹）到达延安。12月9日至14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史称“十二月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召集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要求“在最近时期内”召开七大，初步规定了七大的主要议事日程，并宣布成立一个由毛泽东为主席、王明为书记的，由25人组成的七大准备委员会。七大的筹备工作进入实施阶段。
1938年2月27日至3月1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召开七大。毛泽东指出：（1）七大开会的时间须看战争的形势来决定，地点也要看形势的发展，人数决定于党的发展。（2）同意进行政治、组织上的准备工作，并提出七大的代表人数暂定500人。会议决定筹备七大的工作“立刻进行具体准备”。这次会议决定派任弼时立即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共决定于最近半年内召集党的七大，希望共产国际派人指导等。8月初，王稼祥从莫斯科返回到延安，向中央传达了共产国际对中国党工作的评价和指示：“国际认为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及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共产国际希望中国党的问题“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
2、六届六中全会决定1939年召开七大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党的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桥儿沟天主教堂召开。参加这次全会的有中央委员17人，中央各部门和全国各地区负责人38人。这是1928年党的六大以来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全会。毛泽东在会上指出：本来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在本年召集的，因为战争紧张的缘故，不得不把七大推迟到明年。毛泽东感叹地说：我们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自从一九二八年开过第六次代表大会以来，由于环境的原因，已有十年没有开大会了。虽然事出有因，但没有完全按党章规定时间及时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总是一个缺憾。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
3、决定1940年在安塞李家塌召开七大
六届六中全会不久，即1938年11月20日、20日；12月12日、14日，日寇连续四次空袭古城延安。城内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会址——基督教堂被炸毁。
1939年2月8日，中共中央召开书记处会议，会议决定党的七大延期召开。8月16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七大代表1940年1月15日到达延安。
1939年冬，自然科学院青年建筑师杨作材奉命前往安塞李家塌设计七大礼堂。当时，中央动用了三个自卫军的力量，耗时三四个月，在李家塌山凹处修建了一个可容千人的堡垒式二层楼礼堂和300多个窑洞，还修建了篮球场等。后来因山体滑坡而放弃。为李家塌七大礼堂设计的大红星“1940”后来用到了杨家岭七大中央大礼堂。1940年春，任弼时、李富春、王首道等又前往安塞真武洞为七大勘选新的会址，未果。第二次七大礼堂修建地址选定在防控条件较好的延安枣园后沟。
1940年4月1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朱德电：“七大快开，请你于见卫立煌后即经西安来延安。”4月25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从山西潞城北村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司令部驻地出发，前往洛阳与卫立煌会谈后，于5月26日回到延安。
4、决定1941年“五•一”召开七大
1941年2月21日，毛泽东同任弼时致电周恩来：“七大代表已到齐，只待你回，拟五一开会，不便再延，请你估计有无回延可能，并准备何时回延”。3月12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了召开中共七大的准备工作。
8月27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中央机关组织与编制问题。关于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问题，会议决定，在七大前不改变中央书记处的组织，但为增强中央工作效能起见，除每周一次政治局会议外，以住在杨家岭的政治局委员毛泽东、王稼祥、任弼时、张闻天、陈绍禹、陈云、何凯丰七人组成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暂定每周开会两次。会议还决定任弼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李富春任副秘书长。
10月3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并告陈毅：致电刘少奇并告陈毅：中央决定刘少奇来延安一次，并望能参加七大。何时可以动身盼告。10月11日，毛泽东复电刘少奇：七大大约还需等半年才开，甚望你能到会，请与陈、姚〔指陈毅、饶漱石〕各同志商，能否在两三个月内帮助他们解决一些问题，两三月后动身来延参加七大，七大后你在延安休养，即在延安指挥华中。
5、专等周恩来回来召开七大
1940年秋至1941年夏季，枣园后沟庙沟村水草湾七大礼堂建成，周围还修建了数百孔窑洞。然而，七大并没有如期召开。一是发现枣园后沟地方狭小，没有足够的水源；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周恩来等重要领导人还没有回来。
1941年9月8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七大代表留此多者一年，少亦半年，专等你回开会，我们意见，一定要等你，你看年内有可能回延否？”
6、决定1943年底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召开七大
1941年11月，杨家岭原小礼堂因失火而毁，中央办公厅决定在原址重建七大礼堂。修建礼堂时对其用途严格保密，许多人不明白为何在边区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大兴土木，修建工程浩大的礼堂。因此，有些人给任弼时、李富春提意见，认为这是铺张浪费。到七大召开时，大家才明白了其中的原委。中央大礼堂于1942年春动工至1942年底竣工。
七大礼堂竣工后，中央急切地盼望着周恩来、刘少奇、彭德怀、贺龙、陈毅等重要领导人回延安，参加七大。
1942年12月30日，刘少奇一行历时9个月，穿越敌人103道封锁线，终于安全回到延安。
1943年6月28日，周恩来、邓颖超、林彪、方方、方郎等一百余人，乘五辆卡车离开重庆，于7月16日终于回到延安。周恩来回到延安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召开书记处会议。会议决定：向中央政治局提议在八至九个月内召开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电告彭德怀、聂荣臻、薄一波（时任中共中央太行分局副书记）、吕正操、朱瑞等来延安参加七大。
8月1日，中央政治局致电北方局、太行分局、晋察冀分局、山东分局、冀鲁豫区党委、冀中区党委，指出：“党的七次大会决定在年底举行，并决定彭德怀、罗瑞卿、蔡树藩（时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政治部主任）、薄一波、聂荣臻、吕正操、朱瑞、苏振华（时任八路军冀鲁豫军区副政治委员）诸同志来延出席大会。来延诸人交代职务后即行动身，近者九月内，远者十月内，到达延安参加预备会。”
7、决定1944年春召开七大
1943年8月2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同意中央书记处提议，准备于明年二三月间召开七大。10月9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致晋绥分局电，指出：“中央十一月一日起开会，望贺龙于本月半动身，月底到延安。”11月7日，中央决定调陈毅来延安参加七大。
8、决定1945年春召开七大
召开七大的条件日渐成熟。1944年2月24日，中共中央召开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七大的准备工作和党的历史问题等。5月10日，中共中央召开书记处会议，会议决定：在七大前召开七中全会。5月21日，扩大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七中全会的两项任务，即准备七大和在全会期间处理中央的日常工作。会议通过由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组成七中全会主席团，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及七中全会主席团主席。会议决定，在全会期间由主席团处理日常工作，中央书记处及政治局停止行使职权。六届七中全会从本日开始，于1945年4月20日结束。
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召开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会议原则上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及七中全会主席团提出的七大的议程。为七大的胜利召开创造了充分的思想条件。
4月21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议。在预备会议上，任弼时首先报告大会筹备经过。他说:七大早应举行，但因战争关系，交通分割，迟至今天才开。这固属缺点，但也有其积极方面。因为在延期当中，首先是充分发展了我们的力量。现在党员有一百二十一万，党领导的军队近一百万，解放区人口近一亿。经过锻炼，党已成为全国政治的决定因素。七大在这样的基础上召开，其意义与作用是非常伟大的。其次是党的思想更加一致。经过整风、路线学习和审查干部，使党内思想一致，组织上更纯洁。任弼时还就七大代表的产生经过、七大的议事日程和报告草案的准备情况。
在预备会议上，毛泽东作《“七大”工作方针》的报告，指出：这次大会的方针是“团结一致，争取胜利。简单讲，就是一个困结。一个胜利。胜利是指我们的目标，团结是指我们的阵线、我们的队伍。我们要有一个团结的队伍去打倒我们的敌人，争取胜利；而队伍中间最主要的，起领导作用的，是我们的党。没有我们的党，中国人民要胜利是不可能的。”毛泽东说:我们党在二十四年的历程中，尝尽了艰难困苦，轰轰烈烈，英勇奋斗，不怕牺牲。他还指出：我们现在还没有胜利，前面还有困难，我们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全党要团结得如兄弟姊妹一样，为全国胜利而奋斗，不达胜利誓不罢休。毛泽东的这番话，赢得了全会的热烈鼓掌。
预备会议表决通过了六项议案。这就是六届七中全会提议的毛泽东等15人为大会主席团；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大会主席团常委；任弼时，李富春为大会正副秘书长；以彭真为主任的22人组成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七大会场规则。七大议程确定为:一、政治报告(毛泽东)；二、军事报告(朱德)；三、修改党章报告(刘少奇)；四、选举中央委员会。

二、团结的大会  胜利的大会
1945年4月23日，在德国法西斯面临彻底覆灭和中国抗日战争接近最后胜利的前夜，经历了17年漫长的筹备后，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隆重开幕。代表着全国121万名党员的755名代表出席了大会。其中，正式代表547名，候补代表208名(无表决权)。共分中直(包括军直系统)、陕甘宁、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山东、华中和大后方8个代表团。七大代表平均年龄是36.5岁。最小的22周岁，最大的68周岁。女代表占代表总人数的6.9%。
毛泽东致开幕词《两个中国之命运》。他说：“中国共产党从一九二一年产生以来，已经二十四年了，其间经过了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这样三个英勇奋斗的历史时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到了现在，我们的党已经成了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重心，已经成了中国人民解放的重心，已经成了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重心。”“我们应该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在现时，为着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日本侵略者，在将来，为着团结全国人民建设新民主主义的国家。”
在七大开幕式上，德高望重的朱德总司令向大会致词，他的第一句话是：我们今天的大会是在自己修的房子里开会。这句意味深长的话，给与会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4月24日，毛泽东向大会作政治报告，即《论联合政府》，与会代表，每人一册。在报告中，毛泽东说：“我们的大会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开会的：中国人民在其对于日本侵略者作了将近八年的坚决的英勇的不屈不挠的奋斗，经历了无数的艰难困苦和自我牺牲之后，出现了这样的新局面——整个世界上反对法西斯侵略者的神圣的正义的战争，已经取得了有决定意义的胜利，中国人民配合同盟国打败日本侵略者的时机，已经迫近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怎样做呢？毫无疑义，中国急需把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的代表人物团结在一起，成立民主的临时的联合政府，以便实行民主的改革，克服目前的危机，动员和统一全中国的抗日力量，有力地和同盟国配合作战，打败日本侵略者，使中国人民从日本侵略者手中解放出来。”“一句话，走团结和民主的路线，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
在报告中，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充满了信心。他说：“像北平、天津这样大的三、五个中心城市，我们八路军就要到那里去，一定要在那里开‘八大’。有人说，这是机会主义，恰恰相反，如果‘八大’还要在延安开会，那就近乎机会主义了。”毛泽东当时讲这番话，似乎是随便说的，其实是很认真的。因为对国内形势的发展，在七中全会上中央一直在分析。日本人战败投降已成定局，国民党腐败无能有目共睹，中国的天下将是共产党的天下，已成为人心所向。中央早已作了加强城市工作的安排。因此，说将来八大一定要在北平这样的大城市召开，既充满了对革命一定胜利的无比自信，也表现了毛泽东高瞻远瞩的伟大预见。
毛泽东的政治报告，现在读起来，仍能被其深邃的思想、精辟的分析、严谨的逻辑和高屋建瓴的气势所吸引。报告中有许多重要思想至今仍很有意义。比如说，关于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问题。毛泽东说，我们的主张，是在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后，建立一个全国绝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制度，这是党的最低纲领；党的最高纲领则是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但是，一切中国共产党人首先必须为着现阶段的目标而奋斗，如果不为着这个目标而奋斗，“而空谈什么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那就是有无意地、或多或少地背叛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就不是一个自觉的忠诚的共产主义者。”
大会在听取毛泽东的政治报告、朱德的军事报告、刘少奇的修改党章三个报告并进行几天讨论后，即进入第二阶段议程，酝酿中央委员会选举。这是与会代表普遍关心，议论最多的一个问题。关于中央委员会的人数问题，毛泽东指出:主席团考虑了很久，没有提出确定的人数。有大、中、小二个方案。大的100人左有，中的70人左右，小的30人左右，在这三个方案中间，我们两头不要，取一个中间，就是70人左右。主席团认为这个比较好。七大应当选一个比较大的中央，必须比现在的中央委员会25个人要扩大，才能够适应日前党的状况、将来的发展以及国际国内的形势。在选举中，七大坚持了三个原则：对过去犯过路线错误，已承认错误并决心改正错误的人，可以选；对中国革命在长期分散的农村环境中形成的“山头”，既要承认和照顾，又要缩小和消灭，要把各个地方、各个方面的党的先进代表人物都组织进中央委员会；不要求每一个中央委员都通晓各方面的知识，但要求中央委员会通晓各方面知识，要新的中央应该包罗各种人才，选有学习精神的人进中央委员会。在选举过程中，候选人名单先由各代表团小组提出，经过充分讨论后，进行预选，再提出正式候选人名单，最后举行无记名投票选举。以这样的民主方式进行选举，在党的代表大会历史上是第一次。
七大候补中央委员邓颖超回忆说：当大会宣布当选中央委员与候补中央委员名单后，毛主席站在主席台上，用高昂的声音向当选的人发出重要的告诫。他说，当选中央委员的人，不要以为是作了官，而是加重了为人民服务的责任。当选中央委员，加重了为人民服务的责任。这个教导，以后常常回响在邓颖超的耳边，她一直引以为戒，心里时常想着人民群众，不断提醒自己要全心全意为人民，要严肃认真地用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去工作。其他当选的中央委员或候补中央委员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6月11日，毛泽东在七大致闭幕词《愚公移山》，说：“我们开了一个很好的大会。我们做了三件事：第一，决定了党的路线，这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第二，通过了新的党章。第三，选举了党的领导机关——中央委员会。”
从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七大整整开了50天。这在党的历史上是创纪录的。七大最重要的历史贡献就是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七大从议程的确定，到大会的进行；从大会文件（政治报告、新党章）的起草、通过，到中央委员会的选举。全部依靠自身力量完成的，这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它表明中国共产党正在走向成熟。
七大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极其重要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代表大会。它总结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20多年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制定了正确的路线、纲领和策略，克服了党内的错误思想，使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对于中国民主革命的发展规律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从而使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这次大会作为“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而载入史册。它为党领导人民去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