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刊号红色文章：《回光山县忆伯母邓颖超》/周秉宜

jianghu

回光山县忆伯母邓颖超

——写给光山县颖超中学的同学们

周秉宜

我的伯母邓颖超是河南人，她的家乡在河南省光山县。
    由于伯父周恩来在周家大排行中行七，所以我们子侄辈习惯称伯母为“七妈”，而称伯父为“伯伯”。
2011年5月20日，我跟随西花厅•红岩儿女联谊会参观团前往河南信阳地区寻访红色革命遗迹。当天下午到达光山县，参观了邓颖超祖居纪念馆。
七妈的祖居位于光山县司马光中路贡院街白云巷，是一座具有清代徽派风格的民居。其房屋布局中规中矩又富于变化，无论格扇门窗还是桌椅床柜都刻有精致的雕花。后院不大，却花木繁茂、活泼有生气，碑廊的墙上依次展示的，有毛泽东、周恩来给邓颖超的手书，有邓颖超本人的一段讲话，还有李瑞环、李铁映等国家领导人和几位文化名人的题词，其中最精彩的一副则是毛泽东在1965年9月25日写给邓颖超的信：

“邓大姐：
自从你压迫我写诗以来，没有办法，只得从命。花了两夜未睡，写了两首词，改了几次，还未改好。现在送上请教，如有不妥，请予痛改为盼。
毛泽东 9月25日”

毛泽东送给七妈的那两首诗是《念奴娇•鸟儿问答》和《重上井冈山》。“邓大姐”是七妈生前全党全国人民对她的敬称，年纪比七妈大11岁的毛主席也称七妈为“邓大姐”，几十年革命战友的情谊，领袖的认真与幽默跃然纸上，令人不禁会心一笑。
因为曾学过几年美术，我注意到了这栋房子中有一处设计别致的角落，那是在绣楼前的天井内有一方小水池，水是活水，清澈透明，波光点点，正映着头顶上方的一小块天空。恍然间，似乎有一柱雾气正从池中缓缓地直直地向上升飘，穿过一楼的廊柱，穿过二楼的闺房，直抵高高的蓝天。这样的建筑景观，在我国目前仅存的古民居中怕是也不多见了。
1904年七妈出生在广西南宁，那是她父亲前往任职的地方。由于父亲后来被贬谪发配去了新疆，七妈从6岁起便跟随她的母亲前往天津居住。1919年，16岁的她积极投入了天津的爱国学生运动，并由此开始了她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直到88岁高龄去世，终其一生，她都没有回过自己的故乡。
知道七妈是河南人，大概是在我上初中的时候，记得是一个周末，我去西花厅看望七妈，七妈高兴地告诉我，她刚刚去参加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她分在河南组，属于河南地区代表。我听了却感到不解，心里想：“七妈一直都住在北京，又在北京工作，她应该是北京地区的代表才对呀，怎么却成了河南地区的代表呢？”可是看七妈说话那神情，她分明对这次的安排十分满意。这时，七妈的秘书张元阿姨在一旁插话说：“你七妈是河南人，她的老家在河南。”原来如此，原来在北京工作的人大代表也会根据自己的籍贯被分配在地区组。这是我第一次听说七妈的老家在河南。
那么，七妈她回过她的家乡吗？她家里还有什么人吗？我没有去问七妈。西花厅有纪律，伯伯、七妈从不对我们这些子侄辈讲他们的历史，更不允许我们乱打听。如今想来，这应该是他们在长年的艰苦危险的革命斗争中养成的习惯吧。
我从幼儿园到小学三年级，又从高中到大学，在伯伯和七妈的身边生活了许多年。多年的生活让我认识到：西花厅并不是一个普通意义上的“家”，它是伯伯和他的秘书们办公的地方，它的全名叫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伯伯做为新中国的大管家，他昼夜繁忙、殚精竭虑、忘我地工作。为了确保伯伯的工作不受干扰，七妈给我和同样住在西花厅的哥哥秉钧规定了一系列纪律。从此，年复一年，我们就一直生活在七妈的这些纪律之下。

注：邓颖超大姐1953年9月和侄子、侄女们的合影，前排左边周秉钧，右边周秉宜；后排左边周尔辉。

那时伯伯每晚都要在办公室工作到第二天凌晨，上午则是他睡眠的时间，七妈规定西花厅要保持绝对的安静。无论室内室外，大家走路办事说话都不能出大声。记得我刚上幼儿园时，有一个周末的上午，我跑到院子里，把小朋友借给我的橡皮筋栓在树上，高高兴兴跳起了皮筋。谁知刚跳了两下就被卫士张树迎叔叔听见了，他立刻从值班室跑出来，轻声阻止我：“咪咪，咪咪（我的小名）不要跳了，你伯伯在睡觉。”晚上我回到幼儿园把橡皮筋还给了小朋友，从此我再也不敢在院子里随便蹦跳了，并且学着大人们的样子处处轻手轻脚，尽量保持安静，不去打扰伯伯，七妈对我还是满意的。但年轻人也难免会偶尔出点小偏差。印象深的是在我上高中时，暑假的一天我在值班室和张树迎叔叔聊天，讲我学校的趣事。值班室和伯伯的办公室门对门，伯伯在里面办公。我说着说着便忘了身在何处，不自觉提高了嗓门，张叔叔却没有忘记自己的职责，他立刻用食指按住自己的嘴，提醒我：“嘘——小声点。”如今，几十年过去了，这些小事，当时的场景，包括张叔叔认真的表情，依然还清楚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1952年秋天我要上学了，上学的头一天七妈正式和我谈话，她没有鼓励我要“学好本领，建设祖国”，而是要求我“遵守革命纪律”。她说：“从今天起，你就不是一个儿童而是一名学生了。以后，我和你伯伯就要用学生的标准来要求你了。”七妈规定：伯伯的办公室不许进，秘书们的办公室也不许进，不该问的不问，不该听的不听，不该说的不说。后来有一次她还教育我说：“你伯伯是政治局常委，而我只是中央候补委员，连中央委员应该知道的事，他都不对我说，这就是革命的纪律。”
我上的小学是北京军区八一学校，班上许多同学的父亲都是军队中的高级干部，前不久一个小学同学对我提起一件往事，他说：“那时班上同学都知道你住在西花厅，但是你从来不说西花厅的事，有一次我还好奇地问你，总理办公室有红机子吗？（中央领导人的专用电话）你说我不知道。”我如实回答他说：“你讲的这件事我倒也记得。不过，一个小学生懂得什么，我还真的不是故意保密，我是真的不知道。那时候我伯伯的办公室在我眼里就是一个‘禁区’，谁敢往前探头探脑哇。”有一件事足以看出西花厅严格的纪律所带给我的影响，1964年，我已经上了高中，暑假里伯伯七妈去北戴河开会，秘书和卫士们也跟去了。七妈临走前交给我一大堆他们的照片，让我留在西花厅帮她整理相册。一天，工作人员姜贵春前来打扫伯伯的办公室，我看到办公室的门窗全部打开大敞着，便走了过去。我站在办公室门口和小姜说话，他告诉我，他想趁着总理外出几天，彻底打扫一下这里，顺便也给房间来个通风换气。当时伯伯的办公桌和会议桌上自然是空空的连一张纸片也没有了，而且大人们也确实都不在家了，我却始终都站在门口，隔着门框听小姜讲话，一步也不敢往里跨。1998年周恩来百年诞辰时期，西花厅终于允许我们这些亲属前去探访祭奠两位老人，我也终于走进了伯伯的办公室。站在伯伯的办公桌前，我看到了那架红色的电话机，心里想“这就是红机子啊！”
顺便说一下，那次我帮助七妈整理的照片有几百张。其中还有一小部分照片是重复的，整理完成之后，我老老实实如数交还给七妈，一张也没有私自留下。许多年以后，我还向张树迎叔叔提起这件事来，张叔叔赞许地向我伸出大拇指。
很久以后我才知道，其实在我在上幼儿园的时候，还真没少进过伯伯的办公室，不过那时我还不识字，属于学龄前儿童，应该不会泄密的。上世纪80年代初，曾在西花厅做过医护工作的王力阿姨有一次和我回忆往事，她说总理工作起来常常忘了休息，在办公室一坐就是八、九个小时，大姐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为了让总理能插空休息一小会儿，她想了各种办法。其中最主要的办法就是让小孩子们去“打扰”他一下，因为总理特别喜欢小孩子。王阿姨说：“你小时候长得又白又胖，见人就笑，就是不爱说话。每次让你去拉你伯伯出来散步，你去了什么也不说，就那么笑眯眯地看着他，然后抓住他的手，使劲往外拖，你伯伯一点办法也没有。”王力阿姨送给我一张照片，照片中伯伯拉着我的手，我们站在中山公园的花坛前赏花。王力阿姨告诉我，那是在1951年春，正是抗美援朝战争最紧张的阶段，有一天伯伯工作了一个通宵都没离开办公桌，大约凌晨五点左右，王力阿姨受七妈之托，把我从床上叫醒，帮我穿戴好，还给我头上扎了一个大蝴蝶结，然后带我来到伯伯的办公室门口俯下身嘱咐我：“咪咪，你进去对你伯伯说，你要他带你去中山公园看芍药花。”我当时还没有完全睡醒，迷迷糊糊走到伯伯跟前，鹦鹉学舌背诵了王力阿姨刚教过的话：“伯伯，你带我去中山公园看芍药花吧。”伯伯转头看着我，知道这一定又是七妈的安排，可他又怎能拒绝一个睡意惺忪的小侄女的要求！只好放下手中的工作，站起身领着我走出办公室，就这样我们去了中山公园，同行的还有王力阿姨、粤生姐姐（孙炳文烈士的女儿孙新世，当时正在留苏预备班学习，周末回西花厅住）和卫士长成元功叔叔等人。七妈身体不好没有去，但她的目的已经达到了。我问王力阿姨，为什么当时一定要我对伯伯强调去看芍药而不是别的花，王力阿姨说：“总理非常喜欢芍药花，尤其喜欢白芍药，当时只有中山公园里种有这种白芍药，所以每年5月初白芍药花开的时候，大姐都会让我们陪总理抽空去中山公园看白芍药。”

注：周恩来总理1951年5月在中山公园赏花，左起：孙新世、王力、周秉宜、周总理。

我上小学之后，西花厅的西院又陆续住进了一些小朋友，他们都是西花厅的秘书和工作人员的子女。伯伯、七妈非常高兴，他们每天晚饭后散步出来，都会到西院去看望这些活泼可爱的孩子。但伯伯却不想让我和哥哥继续留在西花厅了，他认为这对我们的成长没有一点好处，我们应该回到自己的家中，应该过老百姓的生活。这样，从小学四年级我就离开西花厅回到父母身边。不过在周末和假期里我还是会去西花厅玩，有时还带着弟弟妹妹一起去，我们不是每次都能见到伯伯，但只要伯伯在家，七妈都会尽量安排我们和伯伯见一面。比如在伯伯吃饭时，我们可以过去陪他坐上几分钟，说说话。我们不跟伯伯一起吃饭，要吃饭我们去机关大食堂排队买饭。有时伯伯从外面开会回来，要进入办公室了，七妈会交代给卫士叔叔，看这时候有哪个孩子正在客厅或值班室玩，就抓过来拉到伯伯的办公室门口等着他。伯伯见到孩子们，总要简单地和孩子们说上一两句话，记得他有一次问我：“噢!你放假了？你现在上几年级？”还有一次他指着妹妹秉建说：“小六好像长高了些嘛。”说完就不再啰嗦，转身走进了办公室。这种见面的时间最短，前后只有不到10秒钟，可是七妈觉得哪怕就这么几秒钟，她也希望伯伯见见孩子们、调节一下紧张的大脑。西花厅的孩子们上中学后大多都和伯伯打过乒乓球，几个秘书的孩子陪伯伯打球的次数较多，哥哥秉钧参军后从部队回来探亲，也陪伯伯打过乒乓球，只有我胆子小怕打不好被人笑话，每次都站在一边观战，要么就回到客厅里自己去看书。有一次伯伯让我上场和他打一盘，我没打几下就把球打飞了，打到了伯伯那只受过伤的胳膊上，我“哎呀”叫了一声，停下来抱歉地看着伯伯，不再打了，伯伯只好反过来劝我：“没关系，不会就要学，要坚持，坚持就是胜利。”我最终没有学会打乒乓球，但是伯伯说“坚持就是胜利”，这句话我记住了。夏天的傍晚，每当伯伯和七妈出去散步时，如果哪个孩子正好也在场，七妈就会带上那个孩子和他们一起去，大家从里院出来，穿过外院的花坛，沿着一条油漆剥落的长廊走到西花厅的大门口再折回来。如果时间允许，伯伯还可以多走几步，一直走到中南海的海边，那就是孩子们最高兴的事情了。不过也有的时候，伯伯只围着花坛转一圈就翻身回去了，可能有一件着急的工作正在等着他。如今我常常想，何时我有能力了，我一定要在这个花坛前给伯伯、七妈做一个雕像，让两位老人相携散步的身影永远定格在这绿树成荫鲜花盛开的西花厅大院。
建国以后，七妈的身体一直不好，金凤写的《邓颖超传》一书中说七妈那时患有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等慢性病和更年期综合症，发病时常常全身出汗、头晕、心动过速。那几年她还动过几次大手术。不过我当时并不知道七妈得的是什么病，西花厅的大人们不会告诉我这些事，我只知道七妈在生病，只知道有大夫来给她看病，也看到过她在客厅和书房里来回慢慢地走，或者做一种像太极拳那样慢的操，给我的感觉她对治疗特别认真也特别能坚持。记得伯伯还建议她不要完全听医生的，要一半遵医嘱另一半还要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调理（大意是这样）。几年后，七妈的身体状况终于有所好转。在我上高中时，有一天七妈在她的书房里给我看她写的一本小册子，内容是谈怎样和疾病做斗争的。七妈对我说：她要把这本小册子分送给那些身体不好的同志，鼓励他们不要怕困难，要和疾病做斗争。还有一天，已经调离西花厅的王力阿姨带着女儿小丽来看七妈，七妈让我陪她散步到大门口去接这母女俩。走进大门的王力阿姨看到七妈就像看到自己的母亲一样，眼泪一下子就流出来了，她对七妈说她得了肾上腺髓质瘤，在家休息已经几个月了还没有康复，她很着急，担心这病是不是治不好了。七妈则安慰她说：“你不要着急，你还年轻嘛。我倒劝你不妨安心休息一年，等把病彻底养好再去上班，你要相信自己一定还能为革命工作很多年。”或许是为了应验七妈的这句话，如今40多年过去了，已经82岁高龄的王力阿姨依然在工作着，她是美国费城人类脑潜能研究所的部门主任，又在北京创办了一家脑瘫儿童康复中心，老太太每年拄着拐杖从美国到中国飞来飞去，我为她感到高兴。
七妈是个细心的人，她对伯伯的生活和健康照顾得无微不至。不过有关这方面的情况我知道得不多，我也是后来看了伯伯的保健大夫卞志强和张佐良写的回忆文章后才有所了解，张大夫写道：“大姐经常和医务人员一道讨论总理的生活保健和饮食调配。她教育我们说：我们要仔细地做工作，这不单是为了恩来同志个人，而是为了党的工作。”而我只记得一件小事，还是在文革之前，有一天七妈吃过早饭后在客厅休息，卞大夫走进来向七妈请示道：“大姐，这是我们给总理安排的下周的菜谱，请您看一下。”七妈立刻从沙发上站起身，对卞大夫说：“走吧，到我书房去说。”她把我一个人留在了客厅。我知道，我懂：周总理的健康状况、周总理的营养配餐，都是党的工作，她不会让我这个学生听见的。什么叫知夫莫若妻？这就是。七妈是伯伯的好妻子，更是伯伯的好战友。
做为一国总理的夫人，七妈谨言慎行、以身作则，平日生活非常低调，从不给伯伯添麻烦。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央领导人的业余生活也并不多，不过是每到周末，由中办机关为首长们和他们的家属组织一场内部的电影晚会，地点在甲区，即中共中央办公所在地。七妈从来不去甲区看电影，也不让我和哥哥去，只有当国务院礼堂周末为全体干部职工放电影，而且是街上公映的电影时，七妈才会通融一些、允许我们去看一次。那时中央军委还有一个为老干部服务的俱乐部，伯伯偶尔也会在周末去那里跳舞。记得是1960年代的一天，七妈和我正站在客厅中说话，卫士长成元功叔叔走过来对七妈说：“大姐，军委三座门（俱乐部）来电话说，下午有一场电影，很好看，想请大姐过去看看。”七妈不说话，眼睛盯着窗外，想了想，然后摇了摇头。
其实七妈不是不喜好文艺，她会唱戏还会唱歌，有一年的中秋节我去西花厅玩，护士郑淑云阿姨笑着对我说：“你知道吗？昨天晚上在海边（中南海），你七妈还给大家唱歌了呢。”我问她怎么回事，她说：“昨天晚上我们陪你伯伯七妈去海边散步，你七妈看见月亮又大又圆，一时兴起唱了‘敖包相会’——‘十五的月亮，升上了天空啊，为什么旁边没有云彩，我等待着美丽的姑娘，你为什么还不出来。’唱完歌，大家给她鼓掌。她却跟你伯伯说，‘我唱完第一段，该你唱第二段了。’可是第二段是女声段、是姑娘回答小伙子的内容，你伯伯就笑也不唱，你七妈就催他，‘唉，你怎么不接着唱呢。’把我们大家全逗笑了。”小郑阿姨的话让我觉得既有趣又新鲜，因为我从来没有听过七妈唱歌，在我的眼中，七妈始终是一位正襟危坐、诲人不倦的老革命，就像我们学校的教导主任一样，我真不知道她竟然还有如此活泼幽默的一面。静心想想，做为一国总理的夫人，七妈其实牺牲了多少个人的爱好和自由。不过，七妈自己却对这种牺牲和自我约束十分坦然。
记得1964年国庆时，七妈出席了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国庆宴会。第二天，她对我提到了这次宴会。她说：“你在学校学习了毛主席关于‘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论述了吗？我给你说说我学习的体会吧。昨天我去大会堂出席了国庆宴会。在宴会上我看见了好几个我过去的老战友，她们是来参加十五周年大庆活动的，来一趟北京也很不容易，我坐在宴会厅远远地就能看见她们，多少年没见，我真想过去和她们打招呼啊！但是我没有动，因为我想到我是总理的夫人，我不能随便离开座位，在各个桌子中间来回走动，那样不就是带头扰乱会场秩序了吗？所以一个共产党员凡事要学会顾全大局。”她又说：“如果我只想着我失去了和老战友聚会的机会，我就会觉得很不自由、很受限制。但是我想到这样做是为了顾全大局，为了国家的名誉，我就不再着急，而是心情舒畅地严格要求自己了。这就是毛主席所说的一个人如何能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
七妈又是一个情趣高雅，有极好艺术品位的女性，西花厅的客厅（兼附餐厅）里各个角落从来都是干净、整齐。家具很少，一套沙发、一个茶几、两只青花瓷座墩，一套餐桌椅、一个小杂柜，都是公家发的旧家具。不过在我的记忆中，那茶几上始终摆放着一只刻花精美的银色花瓶，而瓶子里每天都会插着几朵新鲜的玫瑰与康乃馨，餐桌上铺的则是一条浅米色的亚麻桌布，桌布的四周镶着具有东欧民间风格的十字绣花边。后来七妈还从广州买回两只造型轻巧的高背竹凳，供来西花厅玩的孩子们使用。这些看似不经意的点缀，使整个房间显得既朴素又秀美。伯伯同样是一个喜爱整洁和喜欢花草的人，在审美方面，两位老人可说是趣味相投的。最后，在这间朴素秀美的大客厅的北墙正中，伯伯和七妈恭恭敬敬的摆放了一尊毛主席的半身胸像。
那时在七妈的书房里一进门左手处还有一架玻璃橱柜，柜子中摆满各个国家的小玩偶和小摆件，它们风格迥然、神态各异，挤在一起煞是热闹。这些都是七妈在1951年冬天率领中国妇女代表团去东柏林（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首都）参加国际民主妇女大会时，各国妇女代表送给她的小礼物，不值什么钱，她却一样不落地摆了出来。我想，她一定很怀念这次大会，很怀念各国的妇女代表——她的同行姐妹们。后来，到了1960年代初，全国上下开始强调“阶级斗争”论，那些可爱的小玩偶、小摆件便从七妈的玻璃橱柜里消失了。
七妈就是这样给辛苦劳累、日理万机的伯伯营造了一个温馨、优雅而宁静的家，几十年来，两位老人互敬互爱、相濡以沫。我想伯伯当年选择七妈做为他的终身伴侣和革命战友是伯伯的聪明，也是伯伯的福气。
2011年5月20日的下午，我们西花厅•红岩儿女联谊会参观团和光山县颖超中学的同学们举行了一场纪念周恩来和邓颖超的活动。颖超中学是光山县最大的中学，有4000多名学生，有两个“邓颖超班”。今天“邓颖超班”的同学们都来了，他们在操场上站成几排，前面的同学手捧鲜花和“邓颖超班”的牌匾，后面的同学则高举十几幅介绍“周恩来与河南”的图片一字排开。他们是一群朴实而聪慧的少年，他们是七妈的小同乡，我望着他们，尽力地想从那一张张年轻稚嫩的脸上寻找七妈少年时的影子。我在心里说：七妈，您的家乡没有忘记您，家乡的孩子们以您为自豪，以您为榜样。七妈，您的家乡，也就是我的家乡。
我还会再来光山，我应该再来光山。
（2011年7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