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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切怀念父亲夏征农
夏南
2008年10月4日上午11时16分在上海华东医院，父亲走完了他105年曲折的人生，安详地离开了我们。虽然去世已近三年，但他那对真理的追求，对信仰的忠诚，顽强的战斗精神，实事求是的作风，对祖国和人民的挚爱及对我们子女的亲切教诲却永远留在我们心中。我们深深地怀念父亲，他的高尚品格和无私奉献精神永远激励着我们。
一、青少年时代
父亲于1904年1月31日出生于江西省新建县南乡钞塘村（现属丰城市）的一个富裕农民家庭。父亲从小就目睹了农村落后，贫穷和种种不平等的社会现实，就立志要改造社会。在南昌求学期间正值民国初年中国社会的大变革时期，他欣然地接受了新文化运动。1919年五四运动的浪潮，激发了他的爱国热情。做为学校的代表参加了南昌学联，组织同学上街游行，贴标语，撒传单，抵制日货等、积极支持北京爱国学生运动、之后又参加了声援五卅运动的各种活动。1925年他考入金陵大学，其时，北伐军兴起，父亲受大革命的影响，思想上起了深刻的变化。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进步书刊和介绍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文章，明白了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源，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1926年10月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党旗下庄严宣誓信仰共产主义、忠于革命、永不叛党。父亲在八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信守了他的诺言，经受住了各种各样的考验，是一个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1927年父亲参加了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受到国民党政府通缉，他逃到上海，当组织上征求他的意见，是留在国内还是去苏联留学时，他考虑到革命受到挫折，国内更需要他，就坚定地表示愿留在国内，坚持革命斗争。经过朋友的介绍，1928年他进入复旦大学文科学习，成为陈望道的学生。在复旦他任共青团支部书记，边学习边做革命工作。1929年因参加飞行集会
被捕，在狱中坚持学习马列，参加狱中党支部的工作，参与组织了震动南京国民党政府的“反对监狱当局虐待政治犯的绝食斗争”，经受住狱中残酷环境的考验。出狱后先后任闸北团委宣传部长，江苏省团委秘书及团中央宣传部的工作。主编半秘密的刊物《海上青年》，翻译了美国进步作家史沫特莱的《苏区见闻》等文章，为党的宣传工作做了不懈的努力。虽然身处白色恐怖的恶劣环境，他毫不畏惧和退缩。1932年因回家养病，等他再次回到上海时，中央机关已转移到江西苏区，他一时失去了与党的联系。在白色恐怖日趋加重的上海，寻找党组织就像大海捞针，还须随时提防遭到叛徒出卖，但他决不气馁，他的革命理想始终不变。
此间，父亲曾到广西梧州省立第四高中教书，向学生宣传新文化运动和革命道理，支持学生抗日救亡运动，支持学生罢课声援东北马占山抗日，因此而被解聘了。
回到上海后，经彭柏山介绍，父亲加入了左翼作家联盟，在文化战线上继续战斗，他的信念毫不动摇。他一面托人带信给中央，一面自觉接受党的上海文委领导，先后参加《春光》，《读书生活》，《太白》，《文化食粮》和《新认识》等杂志的编辑，成为左翼文坛上最为活跃的战士和核心力量。他尊敬鲁迅先生，支持鲁迅成为左联的旗帜，反对和抵制革命队伍中的宗派主义倾向，以至人们都忘记了他还是一个没有恢复党籍的共产党员。
1936年左联解散，鲁迅过世。父亲和陈望道，杨潮等人应邀去广西桂林师专任教，讲授中国文学史。在此期间主编校刊《月牙》，宣传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反对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不抵抗政策，在当时的爱国学生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1937年秋，抗战全面爆发，父亲回到了家乡南昌，见到了大革命时的战友新四军驻南昌办事处主任黄道同志，迅速恢复了组织关系。此后在中共中央东南分局的领导下开展抗日宣传工作和国民党上层的统战工作。他先后组织了南昌战地青年服务团和南昌文化界救国会，进行抗日宣传、并在党的指示下与刚从苏联回国的蒋经国先生建立了友谊，使其支持我党开展的各项抗日活动，以致江西的国民党顽固分子向蒋介石告状，说蒋经国支持共产党，不支持国民党，从而促使蒋介石加强了对蒋经国的控制。
1938年秋，江西国民党顽固分子肆无忌惮地加强了对革命人民的绑架，暗杀活动。父亲的安全也受到威胁，中共东南分局负责同志将父亲撤到皖南新四军军部工作。他先在教导总队任教，后任军政治部统战部副部长兼民运部长，负责茂林、章家渡一带群众的宣传组织工作和上层士绅的统战工作。
1941年国民党背信弃义，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父亲带领一些同志在山上坚持了七天七夜，以野菜野果充饥，硬是躲过了敌人的搜山围捕。后在当地群众的掩护下，突出敌人的包围圈，顺利到达苏北新四军抗日根据地。又一次经受住生死的考验。
1941年8月后父亲先后任一师秘书长，苏中四分区秘书主任兼地委宣传部长。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刻，他曾受组织派遣与伪军的华中集团军司令扬中华谈判，其间曾有叛徒向日军告密，在日寇检查站发生了场捉捕和反捉捕的惊心动魄的斗争。在和伪军的谈判中，父亲晓以民族大义，争取其不与新四军为敌。
1944年父亲调任苏中公学任教育长，校长兼苏中军区宣传部长，担负起为党培养干部的工作。在此期间，根据毛主席的号召，学习郭沫若的文章《甲申三百年祭》。他与吴天石，沈西蒙等人一起改编，并组织公演了《甲申记》。此剧在苏北根据地引起了轰动、为抗战的胜利及胜
利后的戒骄戒躁，反腐倡廉，永远保持谦虚谨慎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保持与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将革命进行到底，做了很好的思想教育工作。1946年春他任华中建设大学副校长为党和军队培养了大批干部，这批干部在解放战争和建设新中国的伟大事业中成为骨干力量。
全国解放后，父亲曾先后任山东省委书记和济南市委书记，在山东从事宣传，文化和教育的领导工作。由于其不唯上,只唯实，实事求是，深入群众的作风，对反右中左的倾向及大跃进中的浮夸，虚报的错误进行了抵制。他受到了不公正的批判和处分。从省委书记的高位下放到公社任书记。即使在这样令常人无法接受的情境中，他仍未磨灭其革命意志，他深入到群众中去做调查研究，努力做好工作。此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生产受到很大破坏，人民生活相当艰苦。他又被从县里调任济南市委任主持工作的第四书记（前三位书记都生病住院）。他领导广大干部群众进行生产自救，克服灾荒，和人民群众一起渡过难关，表现出他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表现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不计个人名利，为党的事业无私奉献的精神。
1961年得到平反后，父亲来到了上海任华东局宣传部长，为了国家文化事业的发展，先后组织了华东地区话剧会演，地方戏会演和京剧会演。一批反映社会主义现实生活的优秀剧目脱颖而出，受到了各界好评。由于对江青只抓京剧样板戏、对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和思想宣传上的极左的做法进行抵制，他受到了残酷的迫害。1966年5月被罢官，由张春桥接任。此后文革开始，父亲被先批斗后关押长达七年之久。1973年被放出来时，父亲已是七十高龄的老者，又在五七干校劳动了五年。历尽文革的磨难，在国家拨乱反正之后，父亲又焕发了革命的青春。
1978年7月在父亲七十五岁高龄时被解放，并出任复旦大学党委第一书记，他以“宏图展望心潮涨，夺秒争分竞上游”的诗句激励自己，要将过去12年在批斗和关押中虚度的光阴补回来，为党和人民多做贡献。首先他将那些在反右斗争、文革及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错误批判与迫害的教师、学生和干部、群众进行平反昭雪及抚慰。在学校举办座谈会，批判文革中的极左思潮，提高知识分子地位，并亲自撰写发表了《重视知识分子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从理论上阐述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性。在拨乱反正中，父亲积极支持真理标准的讨论，在学校开办党员干部读书班，召开教师座谈会。1978年9月16日文汇报报导了这一消息，在社会上引起极大震动，成为上海真理标准讨论的先声。
有鉴于文革的残痛教训和长期对社会主义发展历史的思考，发表了《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一文，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并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肯定。他提出要发扬学术民主，实行民主办校，提倡学生自治，他关心和努力解决教师和学生的生活问题，努力把复旦办成教学和科研的中心。
1979年父亲任上海市委书记，为拨乱反正做出了重要贡献，1982年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担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1979年为了建国三十周年大庆，父亲被任命为《辞海》主编，并要赶在国庆前出版。时间紧，工作十分艰巨，尤其难在文化革命刚结束，许多事情没有定论、党和国家的很多含冤而逝的领导没有平反、两个凡是和极左思潮还很盛行。这些都是政治性很强的问题。在中央未做任何表态的情况下，父亲不畏难，不退缩，首先决定摒弃受极左思潮影响的“修订稿”，而采用文革前的“未订稿”为修订原本。对一些重大政治事件和历史人物，他从客观的事实出发，以极为认真
仔细的态度，逐条逐项亲自修改，审核，勇于承担政治风险，使新版《辞海》如期高质量地出版，成为当时中国文化界的一件盛事。父亲通过调查和思考，根据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又提出十年一修订的方针，为《辞海》、《大辞海》的编撰、为国家文化事业的发展，他奋斗到最后一刻。
在这八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父亲经受住了大革命的失败，监狱囚禁，白色恐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考验，建国后又经历党内斗争的打击，文化大革命的磨难，在拨乱反正的艰难时刻及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父亲总是勇敢面对一切考验。他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敢讲真话，表现出他胸怀坦荡，意志坚定，忠诚不渝的革命精神。父亲为中国革命奋斗了一生。
二、光明磊落大爱无私
父亲既是一个意志坚定，忠贞信仰，直言敢谏，无私无畏的人，但他又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有着常人一样的喜怒哀乐。他对国家和人民充满了爱，对同志和亲人充满着关怀，他深切地了解人民群众的困苦，特别是对弱者和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战友的同情与关爱，那是一种从博大的胸怀中迸发出来的坦然无私的爱，体现出他的崇高的人性光辉。
在山东工作期间，一个高级干部被打成反党集团分子，要下放劳动，有人提出其妻子不适宜在省委宣传部工作，父亲坚定地说我们不能搞株连，没有调动她的工作。当此干部在下放前来看父亲时，父亲给了他很多鼓励，并希望他要相信党，不要失去信仰。
在反右斗争中，父亲坚决反对各单位按百分比划分右派的办法，也坚决反对由于给领导提意见而划成右派的做法。当时省报的总编因给省委领导提意见，而在省委常委会上被划为右派。父亲虽然据理力争，但无效果，最后父亲希望在宣布之前能保密，他要和该同志谈谈，以减缓对该同志的冲击，没想到有好事者将此消息透露，致使该同志自杀了。为此事父亲一直感到痛心。几十年来父亲一直对未能挽救该同志感到遗憾，对透露消息的那个干部很为不满。父亲曾带省委检查团下乡检查工作。在大跃进时，那是个天天放卫星的年代。在寿张县时，有一块田边竖着块牌子，上写着“亩产小麦两千斤”，父亲不相信就亲自看他们称，一直坐到天黑，后来发现他们把几块田的粮食放在一起称。他就同县委副书记说，有多少报多少，不要谎报。该同志说这是中央某领导讲的，这是个政治问题。父亲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共产党人不能做假，搞浮夸，你虚报了，就要多交公粮，农民没有饭吃怎么办。父亲还直接写信给省委，告之产量是虚假的，没有怎么多。
原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彭柏山同志在胡风案件受到株连，被开除党籍，下放到厦门大学教书。1962年，父亲到福建视察工作中，专程到厦门大学去看望他，并叮嘱校领导要好好照顾他的生活和工作，此外他还专程去看望过去一起在南昌宣传抗日救亡，而反右斗争时被打成右派的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的王造时教授。这样的事例很多，他对那些对中国革命做出贡献，却遭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同志，总是充满了同情，尽力去帮助和关心他们，给予他们温暖。
正因为父亲心中充满了爱，所以他时时检讨自己，从不整人，对整过自己的同志也是不计前嫌，决不报复。
在山东工作期间省委的主要领导同志曾整过他，他被从省委书记降到公社书记。即使这样，文革中该同志在陕西挨批斗，儿子逃到上海我们家中，父亲和全家人还是热情地接待了他。文革后父亲和该同志还成了好友。
省委的另一负责同志在山东时也整过他，文革前夕还在毛主席面前告父亲的状，使父亲在文革中受到残酷迫害，母亲病逝。要是一般的人，大都会记恨终身，可父亲也能谅解，认为这都是极左路线造成的危害。文革后在四川一次会后，该同志主动向父亲道歉，父亲说事情都过去了，我早已不计较了。后来该同志在上海华东医院治病，父亲还去看望。该同志非常动情地说：“我真没想到你会来看望我”。
有位上海知名作家曾反对过他，他死后家属要父亲为他的纪念文集写序，父亲也允诺了，父亲说他为党作了很多贡献，过去我们也是战友，为他写序是应该的。
父亲就是这样一位对已严，而对别人宽容的人。
文化大革命中，父亲首当其冲，是华东地区第一个被打倒的高级干部，并由张春桥取代父亲的职位。张春桥亲自主持对父亲的批斗会。在批斗两年后，1968年1月9日被关进了四人帮的监狱。一关就是五年，不得与妻子儿女见面。此时母亲曾华重病在床，父亲心中悲痛，在牢中只能以诗表达他的思念之情。父亲写下了：
那堪长夜过春时，别妇抛雏两鬓絲。
梦里依稀亿往事，心头起伏护红旗。
低眉自问非蛇鬼，放眼全球得赞诗。
吟罢斗居余寂寞，路灯一线照缁衣。
（一月十日 被看管后）
春风化雨万民欢，重锁铁门独默然。
儿妇盼慰难寄语，但从心底祝平安。
（除夕 一月二十八日）
四壁萧萧忆我妻，身缠重病苦挣持。
风雷激荡申江怒，怎禁春寒又别离。
(忆妻 二月九日)
母亲病危后，父亲在“专案组”的押解下被允许到华东医院见母亲最后一面，而7个子女则被锁在大楼的办公室里不得与父亲见面，父亲一见母亲就跪倒在地，痛声说：我对不住你，连累你了。母亲一边哭一边说：你不要难过，人总是要死的，我相信你，你要相信党，问题总有一天会弄清楚的，要保重身体，以后还要为党工作。父亲离去时，七个子女只能从楼上的窗中望着伤心欲绝的父亲，高声呼喊着：“爸爸，爸爸”。父亲听到呼叫，朝窗口频频招手。这伤心的一幕连医院的医生、护士都忘记了划清立场，也流下了同情的眼泪。母亲去世后，父亲又在押解下到殡仪馆与母亲遗体告别，当场晕地。
1942年父亲与母亲在新四军一师相识并结婚，是共同的革命理想使他们结合在一起。1959年母亲曾带队下农村检查工作，由于对大跃进中出现的一些错误，实事求是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受到批判并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降职批斗以致吐血。父亲此时也已受到不公正待遇，降职下放，但他还要安慰、照顾母亲，表现出一对同甘共苦，相依为命的革命伴侣的情怀。母亲去世后，第二天父亲写下了一首自由体的诗以寄托哀思。
悼曾华 1968年2月28日
永别了，我的华，
我俩相逢在战争的年代里，
革命烈火使我们结合在一起，
奔向南北，共尝甘苦，
二十六年了，
为了一个共同革命目标，
我俩心连心，以命相依。
永别了，我的华，
你是在苦难中长大，
养成了你底坚强性格，
待人热情，律已严格，
爱憎分明，敢做敢说，
为了真理，从不调和妥协，
五年恶病，也没有把你吓倒，
你不愧共产党员的称号，
你不愧是毛泽东的好儿女。
永别了，我的华，
你是革命的贤妻良母，
你痛爱儿女，
孜孜不倦地教育儿女成长，
你对我关心备至，
殷切地要我力戒浮夸和骄傲，
你的话句，打中我的要害，
我当永远把它铭记心上。
永别了，我的华，
人总是要死的，
为了革命你献出了一生，
你死得其所，不过，
你死得太早了，
死得也不是时候。
你留下了未成年的儿女，
你留给我无限的悲痛，
我再也听不到你的忠言，
再也看不到你的笑容，
我只有仅记你临危时的一句话，
“紧跟毛主席，教育儿女，
把革命进行到底！”
我底华,永别了，
你瞑目吧！
四人帮打倒后，1978年父亲平反重新走上工作岗位。母亲也得到平反昭雪，重新举行了追悼会，父亲又在文汇报上发表了七律一首悼念母亲。
悼念曾华
面对亡灵近十年，空留长恨补晴天。
扬幡此日魂何在，欲哭无声齿发寒。
狐鬼已除消隐患，江山犹待着新颜。
余生有限心愈壮，不负临终肺腑言。
正因为父亲有过遭受政治迫害的经历和体验，所以在打倒四人帮
后的拨乱反正中，他要为所有蒙冤受屈的干部群众积极地进行平反昭雪。到复旦大学上任伊始，就开始积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为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错误批判和处分的干部，教师和学生平反，为他们“摘帽”和恢复名誉。在大会上还代表党组织向他们道歉。有些干部不理解，认为平反已经不错了，没必要道歉，父亲严励地批评了这种观点。在那段日子，常常有申冤的人找到家中，不仅有复旦大学的，还有市内其他单位的干部群众。尽管父亲无权过问外单位的事，但他总是热情接待，细心倾听，几乎天天都接待到半夜。他将他们要解决的问题及相关材料反映或转送到有关单位。父亲毕竟已是75岁的老了我们真为他的身体担忧。可是为了党的事业，为了人民的利益，他仍然老当益壮战斗在第一线。在此间他还兼任上海市社联主席，支持并创办了《民主与法制》杂志，大量刊登反映人民群众疾苦和呼声的文章。该杂志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成为当时发行量最大的杂志。他还亲自撰写文章，发出了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的呼声、为拨乱反正作出了重大贡献。父亲到市委后还支持上师大党委书记施平同志，一起为因为在日记中替彭德怀鸣冤叫屈而被枪决的学生王申酉平反。在当时左的流毒还未肃清，两个凡是还很盛行的情况下，他的这些行动是要冒很大的政治风险的，但父亲出于对党的事业的忠诚，对人民的热爱，对真理的执着，把一切都置之度外，勇敢面对一切风浪。
果然不出所料，一场针对他的阴谋悄悄地降临了。1978年任复旦大学党委书记期间，文联某负责人将一自称是军队某个领导人的儿子介绍给父亲，其实父亲根本就不认识此军队高级干部，而这个所谓“领导人儿子”编造了一套谎言，诉说他在文革中如何受到迫害，落得一身疾病。想想自身的遭遇，父亲动了恻隐之心，失去了警惕，数次让其乘坐自己的汽车去看病，仅此而已，并未对国家和人民，也未对其他什么人造成多大损失。后骗子被公安局抓了，本来这是一桩普通的诈骗案，尤其对一个75岁的老人而言，更不值得大惊小怪。可有人为了达到自己的不可告人的目的，以为找到打倒夏征农的机会，开始策划制造一个大事件。在父亲调到市委工作后，某领导首先指示在市委内参上刊登骗子案件，继而又指示在文汇报第一版刊登长篇文章来扩大影响，接着该领导又指示某作家将其写成话剧“假如这是真的”，并亲自审阅修改剧本，当话剧在全市公演时，还亲自向市领导推荐发票。一时一场反夏征农的浪潮在本市铺开，甚至闹到全国人大和中央。攻击父亲为腐败典型者有之，攻击父亲为了拍邓小平马屁者有之（因那军队高干曾是邓小平的部下），叫器要叫父亲上法庭丢丑者有之，大有不把夏征农搞臭打倒而誓不罢休之势。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刚刚振奋精神，争分夺秒要为国家和人民努力工作时，却又得面对如此声势浩大的声讨，其心理压力之大可想而之。但毕竟父亲是个光明磊落的人，是一个意志坚强的革命战士，他一方面向中央写信和在市委常委会上为自己丧失警惕对党的声望造成损失而深感痛心，并进行深刻检查，另一方面也实事求是地说明事情的真相。好在，党中央的眼睛是雪亮的，对父亲的为人是了解的，中央及时地阻止了这一破坏拨乱反正，企图搞乱上海的阴谋。
中央仍然信任和支持父亲的工作。随着时间的推移，幕后策划者越来清晰。然而父亲对此事淡然处之，认为该同志对拨乱反正还是有贡献，没必要为个人荣辱而斤斤计较。他就是这样一个不计个人得失，待人宽容，一切以国家和人民利益为重的人。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有些人为了炒作自己，不时以此事发难。父亲过世后，二零零九年四月“南方周末”又有人借披露“假如”一剧真相来进行炒作，捏造事实，捏造中央领导讲话，吹捧编剧的天才可比莎士比亚和果戈里。该文之肉麻令人恶心，甚至连骗子放出来后宴请剧作者也成为值得炫耀的噱头。为了出名有的人真的连人格、道德都可以出卖了。
尽管在耄耋之年经历了这样一场重大风波，父亲并没有消沉，仍是一如既往地工作，做人民群众和干部的知心朋友。他支持和创建了上海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创办了“大江南北”杂志，团结一批老干部发挥余热，探讨革命历史，缅怀革命先烈，支持改革开放，对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
离休后父亲一直在关心和思考着国家的改革开放和建设问题。他主张打开国门，引进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一切先进的经验和理论，但他又坚持反对全面西化，反对照搬西方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他曾写信给中央，对大中型国营企业的改革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九十年代后又一直关心着农村的改革问题。每次家乡来人，他都要关切地询问。并尽自己的能力联系企业、工厂，使家乡的发展能更快一些。
父亲是知识分子的朋友。因为他待人热情诚恳，从不摆架子，能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所以无论在山东工作，还是在上海工作期间，很多老教授，老作家成为他的知心朋友。他又是青年学者的良师益友，他支持一些青年学者出版“西方学术思潮论丛”，并答应作主编。他晚年还加入民间诗社，和一些退休教师，医生，画家、职工成为诗友，毫无领导作派。
父亲自认为毛笔字写得不好，所以过去从来不为人题字，有一次有位新四军的离休干部来信求他题字，父亲回信婉言推辞。没想到这位干部来信批评他摆架子，说中央xx领导都为我题了字。父亲很是震惊，检讨自己是否做错了。从此他每天上午都练两小时的毛笔字，直到无法再练为止。后来他把题字做为长者表达希望和祝愿的心声，开始为人题字了。不仅为老干部、老同志、也为群众题字，只要他认为对人民有所帮助的事，他都会以微薄之力尽心去做。
父亲非常关心教育事业，八十年代有四位大学退休教授找到父亲，他们想办一个民办大学“东海学院” ，希望父亲支持。父亲亲自和闵行区联系，帮助解决校舍，招生等问题，并允诺出任院长。如今东海职业教育学院已颇具规模，为上海培养了大量人才。父亲还出钱出物支持贫困地区和家乡的希望小学建设，还在家乡设立基金，奖励那些在农村教育事业中做出贡献的教师。
父亲就是这样，只要对国家和人民有益的事，他就支持，就要做，而不考虑是否影响自己的前程，对个人名利更是非常淡泊。因为他的心中充满了对国家和人民的无私的爱。
三、谦虚谨慎检点一生
父亲早年读过八年私塾，后又在南昌著名的心远中学上学，受教于著名的文化大师汪辟疆、余謇。后又投在陈望道先生门下入复旦大学学习。父亲也曾当过中学国文老师和大学教授，讲授过中国文学史，所以他的文学功底是很深厚的，父亲还担任过多种文学杂志的编辑，写过小说，曾得到茅盾和鲁迅先生的好评。他具备成为一个著名作家的一切条件，但是为了国家的兴亡，革命的需要，他毅然投笔从戎，毫不犹豫地走上革命斗争的最前线。全国解放后，他是第一批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但他从不认为自己是个作家，他曾写道：“论年龄，我已经年近九十，够得上称作“老人”了，但如果称我是“文化老人” ，则感到有点不符实，“文化老人”应该是终身从事文化事业，学有专长、成名成家的老人。我虽然从二十年代起写过小说，写过文艺评论以及各种体裁的文章，但没有传世之作，不能算“家”，因而也就不能称作“文化老人”。还说：“平常有朋友称我是三十年代的老作家时，我总是婉言解释：“我不是作家，只是一个“杂家”——文化界打杂的，为就像是京剧舞台上打旗子，跑龙套的……是为了革命文化打旗子，跑龙套。”他从不图虚名，在他担任市文联主席期间，为使文化界人士有一个活动场所，努力促成文艺宾馆、文艺会堂和活动中心的成立，在卸职后也不去挂名当个名誉主席，名誉副主席之类的虚职。
父亲是一个对自己要求很严的人，时时检讨自己，不断地总结自己的人生。这从他的诗作中可以看出。1964年父亲60岁时任华东局宣传部长，执掌华东六省一市的文教宣传大权，应该是春风得意之时，但他把自己定位于半是书生半战士。他写了一首“六十述怀”：
半是书生半战士，一行政治一行诗。
华年逝水嗟何及，万里征途敢再迟。
深入工农求改造，勤攻马列辩瑕疵。
韶光老去春常在，漫托东风寄所思。
1974年他被四人帮开除出党，送往农场劳动。在“七十感怀”中写道：
七十方知六十非，书生意气不趋时。
铸成僻性终难改，月夜花明忆子规。
1983年，父亲虽离休但仍继续主编《辞海》，为弘扬中华民族文化他仍努力工作。他写下了一首七律“八十抒怀”：
行年八十不痴聋，岁月催人道未穷。
历尽三灾成铁骨，尚留余勇正歪风。
无知应更勤探索，有口仍当发瞆蒙。
检点一生聊自慰，毋骄毋谄少盲从。
1994年一月，父亲已到古稀之年，他又写了一首七律“九十开怀” ，对他的人生作出总结，他写道：
风风雨雨九十秋，年年月月在追求。
文坛试马明知险，逆水行舟不掉头。
自愧才疏少建树，全凭党性斗寒流。
喜看大地百花放，晚节无亏一老牛。
2002年12月在百岁之际，他写了一首七绝“百岁乐怀” ：
人生百岁亦寻常，乐事无如晚节香。
有限余年仍足惜，完成最后一篇章。
已经百岁了，他还有未完的心愿，还有追求，还要以最后的努力来完成最后一篇章。这最后一篇章也许是对新版辞海的修订，也许是他对民族文化教育事业的期望，也许是他日夜思考的对农村问题的建言。总之，是他对祖国富强、人民幸福的最后努力。只要生命不息，他都永远甘当一老牛。
在革命战争年代，新四军的领导都尊称他为夏老师，但他从不以此自傲。解放后，有些领导人或曾是他的部下，或曾是他的学生，但他从不倚老卖老。总是以严格的组织纪律作为自己行动准则，尊重他们，坦诚相待，谦虚谨慎，时时告戒自己毋骄毋谄。
由于父亲人生经历丰富，一直有人动员他写自传。但长久以来他一直拒绝写自传，他说道 ：“第一，在我革命一生中，一无战功，二无专长，对党的事业很少建树，自知没有什么可传。第二，我的经历是很不平坦的，曾多次受到党内不应有的批评斗争和免职降级等处分，我写自传必然要提到这些问题。但是，整我的同志，都是党的高级干部，也都经受过战争的考验，对革命作出过贡献。如果我在自传中，就事论事，只提整我的这一点，客观上就有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之嫌。这是我不愿做的。第三，我看过的一些名人传记，没有一位提到自己的缺点和错误，看来都是一贯正确。这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总难免有自以为是之嫌。甚至，还有的在自传中渗进一些假材料，为自己涂脂抹粉，这更是“自欺欺人”的行径。我觉得，当代人写当代历史，特别是个人传记，是不可能完全符合历史真实的。”
父亲就是这种不计个人恩怨、为别人考虑的多，为自己考虑少的人。所以非常遗憾的是，他没有为自己也没有为我们留下一篇完整的自传。但他所有的著作，诗文和经历留下了他的无愧人生。正如他在一首诗中所述：
人生终有限，
历史却长流。
历史人创造，
人因历史留。
四、生命最后时刻
2007年父亲住进华东医院，但他仍然关心着国家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关心着辞海的修订工作，以及群众的生活。每当有领导人前来探望，他总会关切地询问当前的大事，他特别关心农村问题，时常提出一些建议，希望改善农民生活。当他得知被当选为十七大特邀代表时非常兴奋，他准备好了要在十七大上发言，谈农村的改革问题，要为农民呼吁。可惜因身体原因，最终未能如愿。他托俞卓伟院长带去一幅对联。以表达他对国家发展的殷切希望，他写道：
坚持经济中心，不管风雷晴雨。
架起虹桥一座，通向欧美亚非。
十七大后，医院发现父亲的心脏有些问题，给他做了手术，安装了心脏起搏器，术后他的身体又慢慢恢复起来了。但他自感时日不多，想念起家乡的山山水水，想起儿时的玩伴。他每日向陪了他五年的护工小竺讲述他儿时的事情，讲述他的婚姻，回忆他的人生经历，诉说他的人生感受。他待小竺像亲孙女一样，小竺对他也像待亲爷爷一样，非常精心照料。有一次他悄悄地对小竺说：不要告诉医生，我们偷偷地跑回江西老家。说完他像孩子一般天真地笑了。他是多么想念家乡父老啊。他将自己的诗作背诵给小竺听，使我们惊讶的是他的记忆力还是那么好，凡是他写的诗，他都能背诵出来。
有一次我们去看他，他说“昨晚我做了个梦，我梦见我在旷野中吟诗，我想我是谁，忽然恍然大悟，我不就是子美吗？（父亲字子美），我是杜甫。（杜甫也是字子美）。“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父亲正是像杜甫一样，有着忧国忧民的思想情怀。
2008年5.12大地震震惊了世界，举国上下团结一致抗震救灾，父亲此时虽不能起床，但心却系着灾区人民，委托女儿在捐赠会上捐了价值十万元的物品，以表达对灾区人民的关心。
有一次他对小儿子说：“你去家乡承包1000亩地，建设一个现代化农村，帮助农民脱贫致富。”在病榻上他始终念念不忘养育他的故乡和父老乡亲。
在病重时，他经常关切地询问每个子女的生活情况，对子女说：“我只要求你们两件事，一是希望你们努力工作，靠自己的劳动使生活越过越好，二是不要做犯法的事，不要做危害国家和人民的事。”
6月子女为他办了最后三件事，以了却他的心愿。一是用他毕生的积蓄60万元成立了一个基金会，为发展民族文化教育事业做点贡献；二是资助家乡办了一个希望小学，三是把家中所有的书都捐出去，在家乡办一个图书馆。当把办好这些事的消息告诉他时，他满意地点了点头。
10月4日11时16分，父亲安详地走完了人生旅程。也就是在前一天，党中央在十七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农村改革的决议。这是他最后十年最关心的问题，也是他生命最后时刻梦牵魂绕的心愿。
父亲的一生无愧于他的入党誓言，他为人正直，心胸坦荡，坚持真理，敢说敢为。正如追思会上的挽联：“革命八十年一腔正气毋骄毋谄未负党员称号，学问无止境数卷诗文有风有骨可供后人品评”。他以自己的行动为人民为国家奋斗了一生。他没有为子女留下任何钱财，但他的崇高品德和精彩人生是我们后辈永远享受不完的精神财富。
亲爱的父亲，我们永远怀念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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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31 03:0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