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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美援朝岁月追忆
朱承修
入朝
我是1949年6月到新华社华东总分社工作的。1951年6月下旬,总社要从各总分社抽调一批同志去支援志愿军总分社,并且指定华东总分社要调4名干部。华东总分社有不少同志提出申请,最后周沙尘、刘有铎、丁德润和我的申请得到批准。丁德润和我是二十刚出头的学生,周沙尘年龄较大,解放前在上海已有一段工作经历。
总社要我们尽快报到。7月6日华东总分社为我们开了欢送会,7月10日我们就到了总社。从中南、华北、西北三个总分社调来的同志也陆续到达,他们是:华北的邓立、许志林,中南的何友、高健飞、林脉,西北的郭普民、刘尔宁。加上我们华东4人,共11人。报到后,因为要和前方商定赴朝的一些具体问题,我们在总社西门内独立小院的招待所里住了20多天。8月7日，社总编室的韦明同志找大家谈话,提出丁德润、林脉、刘有铎、高健飞4人身体较弱,到前方怕难以坚持,要留在总社。这4位同志经过当场力争,最后韦明还是留下了曾患过肺病的刘有铎。8月16日,我们终于离开北京乘火车去沈阳，一行除总分社调来的这10个人外,还有从总社编辑部抽调的曾思明(又名童生)、田为本、吴松林和几名电务人员,总社指定周沙尘为领队。17日到达沈阳,到东北军区领了军装。19日坐火车赴边境城市安东，火车里基本上都是赴朝鲜的军人。到安东后,就不时听到防空警报和猛烈的高射炮火声,战争气氛很浓。
8月24日晚上8时多,我们乘一辆东北军区派的全新的苏联嘎斯卡车,由一个班的警卫战士护送,驶出了安东市。大家就坐在各自的简易背包上,车里还带有好几箱电讯器材。车在鸭绿江桥边排队查验证件,晚上9时半才驶上有名的铁路公路桥。来往的车辆都开着大灯,在车上只能看见一根根交叉兀立的钢梁,桥下黑黝黝的江水在无声地流着。在告别祖国的时刻,好几位同志费了很大劲儿才站起来,扭头看向安东方向。
卡车在桥上只行驶了五六分钟就进入了朝鲜新义州。我们看到了街上遭轰炸后的一处处残垣断壁。
卡车开着大灯在公路上猛驶,路上每隔一段就有哨兵监听空中有无飞机轰鸣,他们的枪声就是防空警报。由于枪声频繁,走不多远就要停车防空。如果听到炸弹的爆炸声,看到爆炸的火光,就要下车疏散隐蔽。凌晨3点多,我们在定州郡一处名叫七路步的地方停车,进入山上的树林里,各自铺开雨衣休息。
8月25日清晨,有4架飞机围绕着这个山头低飞扫射。我们真实的战场生活就这样揭开了序幕。
牺牲
新华社在朝鲜前线前后牺牲了郭普民、高健飞、刘鸣、周斯杰4名记者和一名没有留下姓名的警卫员,还有华东总分社参加上海市民工支前的司机樊勋龙。牺牲的同志中,周斯杰的情况我不了解,郭普民、高健飞是和我一起入朝的,刘鸣入朝较晚,第一次下部队采访就牺牲在前线。
郭普民同志的牺牲，是在我们进入朝鲜不过24小时的时候。
8月25日傍晚,我们借朝鲜老乡家的锅灶做了晚饭吃。离开七路步重新出发时,一开始就不顺：车子陷在泥里,折腾好久才开上公路,接着又遇到好几次空袭。晚上9时半左右,汽车正开着大灯猛驶,又一次响起防空枪,司机马上熄灯。就在车子继续向前滑行的瞬间,我忽然觉得自己被抛了起来,腾云驾雾似的翻了出去。我立即意识到:翻车!接着人被摔进了一个有积水的浅坑里,胸部和两手上压着行李和器材箱。当我正拼命爬起来时,就听见有人大叫“救人”!在闪过的手电筒光下,能看见不远处卡车侧翻着,车帮下压着两个人,都是背部向上,整个头部被压住。横七竖八摔倒在附近的人一拥而上,想把车翻过去,叫着号子推车,但一次次努力，车子就是纹丝不动。两位同志就这样牺牲了。天黑看不清人,站队点名后才知道,被压的是郭普民和一名警卫战士,还有两名警卫战士被压受伤较重。
后来知道,这个地方是安州郡马山面(类似乡)的青山里(村)。我们只能先在青山里的老乡家住下来。翻车时除田为本毫发无伤外,其他同志多少有点儿小伤,我的两手受压肿得很高,有几天行动不便。两位烈士就埋在离公路不远的坡上,两块木板就是他们的墓碑。
领队周沙尘回沈阳向东北军区和总社汇报了这次挫折。东北军区要我们返回到定州郡德山里的一个志愿军兵站,等候军区和志愿军总部另外派车来接。兵站有伙房,不用我们自己做饭,我们就分散住在老乡家,但白天要到山上的树林里防空。一直等到9月15日,东北军区又派来一辆大卡车和3名警卫员,志愿军总部派来一辆中型美国吉普,由派驻志愿军总分社的朝鲜联络员吴龙万随车来接我们去桧仓。这天正是中秋节,夕阳西下的时候,我们准备重新出发。在德山里住了半个多月,对那里的一切已非常熟悉:山脚前一大片田里稻子已经金黄,后面连绵不断的小山包上郁郁葱葱,长满了松树、栗树和野草荆棘,在夕阳下是一片深沉的绿色,溪流从山包上潺潺而下。上车的时候,房东们聚拢过来送我们。大卡车装行李,大家都挤上了中型吉普。车子驶上蜿蜒的公路,车上响起一片“考马斯米达”(意为谢谢)的声音,向老乡们告别。
车子驶向南方,路边有房舍、高粱地,路上不时要绕过弹坑。一轮皓月把清光洒向大地,丁德润和高健飞领头唱起了《光明赞》:“同志们向着太阳向着自由,向着光明的路……”车行一个多小时,经过安州的马山面青山里我们翻车的地方,月光下我们清楚地看到路边的那两座坟墓。此时,车子里一片沉默,大家都脱帽悼念。朝鲜停战后,总分社把这两位烈士遗骸迁到桧仓,安葬在为志愿军总部烈士兴建的陵园里。
到桧仓几天后,高健飞被调去开城工作。9月24日晚,他乘坐的美国小吉普在接近开城时因遇空袭,急驶时他被甩出车外牺牲。那天正是我们入朝整一个月。这么短的时间里,13名记者就减员2名,这使总分社的同志深感痛惜。高健飞毕业于燕京大学,从在北京相识,一路同行到前线,他的勤奋刻苦和机敏干练,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停战后,由新华社志愿军总分社副社长普金主持,把他的遗骸由开城迁到总部的志愿军烈士陵园。
在战场上牺牲的第三位同志是老军事记者刘鸣,他是1952年6月由总社军事组调来前方的。他一到总部就要求下部队,后来去了开城附近的第三十九军采访。当时三十九军第一一五师正先同美军第四十五师、后同美军第二师反复争夺朔宁以东、紧靠驿谷川一个标高260米的无名高地。这是敌我缓冲区一个双方必争的制高点,其中对222.9高地的争夺尤为激烈。为控制这个小山包,美方往往一次争夺战就出动上百架飞机和百多门大炮,山头在狂轰滥炸中光秃一片。美军第八军司令范佛里特就叫它“老秃山”,这个名字后来被敌我双方通用。7月下旬,刘鸣到了第一一五师,随即到设在梨木洞的师前方指挥所。当年的第三十九军军长吴信泉,在他于1991年出版的《朝鲜战场1000天——39军在朝鲜》一书中,叙述了刘鸣牺牲的经过。
一一五师的前指作战室是一个宽3米、长10米,用碗口粗圆木紧贴着山坡盖起的坑道式掩蔽部。8月2日上午,掩蔽部里有7个人:代师长王扶之和师作战科的两位同志,在掩蔽部最里面总结打老秃山的经验;掩蔽部入口处,刘鸣在写稿,一一五师的三位同志守着三部电话机。9时多,美国飞机投下的一枚重磅炸弹,把这个掩蔽部炸得整个倒塌下来,炸塌的大量山石又把它深埋起来。部队立即组织抢救,并向志愿军司令部作了报告。三十九军副军长张竭诚由军部赶来指挥抢救。最先挖出来的是刘鸣,接着是守电话机的三位同志,这四位同志都已牺牲。经过两天两夜的抢救,终于把最里面身负重伤但仍活着的代师长王扶之等三人救了出来。
一一五师用原来为王扶之准备的棺木装殓新华社记者刘鸣。他被安葬在终日炮火轰鸣的老秃山前线,停战后未被迁回总部,永远留在了他生前奔走采访的战争前沿。
8月19日,志愿军总分社在桧仓为刘鸣开了追悼会。大家知道刘鸣有两位老人要赡养,生活相当困难,对他这次在前线牺牲都非常难过。普金刚说了句“我们今天悼念刘鸣同志”就潸然泪下。采编主任陈伯坚回顾了他和刘鸣在第三野战军总分社共事的经历。陈伯坚说,刘鸣同志学习认真刻苦,政治上严肃,工作积极、钻研,上进心强,谦虚谨慎,特别是能对工作主动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刘鸣同志不是那种只等着领导交代任务,推一推才动一动而不关心全局的人,他的眼光是很开阔的。
前方稿件传递缓慢,8月7日,新华社才以朝鲜前线电头播出了记者刘鸣写的述评《美军第四十五师的命运》。这篇1700字的报道,对美四十五师接替败阵而退的美骑一师后，也在一系列山地争夺战中吃尽苦头而不得不撤出第一线的过程作了剖析,从战场的一角揭示出全局的态势,是军事述评的一篇佳作。8月10日又播出他的另一篇报道《火线一夜话祖国》。在这篇报道里,他细述了随志愿军归国代表团团长李雪三,在一线坑道里和战士们的生动对话,也洋溢着他自己对祖国的热爱。他的绝笔——牺牲时正在修改的稿件,未能从掩蔽部的废墟中抢救出来,和他一起留在了老秃山前线。播出的这两篇稿件，是他对新华社最后的贡献。
见到彭德怀
从1951年夏季开始,朝鲜战场出现了双方在三八线南北反复拉锯的战略相持局面。美军第八集团军司令范佛里特企图突破战线,于8月发动夏季攻势,但铩羽而归;9月底又发动了秋季攻势。10月中旬的一天,夏公然写了篇战报,要我和他一起去司令部送审。那天,桧仓阳光灿烂,我们从山下大路沿溪流拐进司令部所在的山沟。在作战室的大洞前,彭德怀和副司令员邓华、陈赓，副政委甘泗淇,每人面前一张学生课桌,一字排开在办公。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彭老总。老夏和我向他敬礼后送上稿件。彭老总仔细看过,显出一脸不高兴,说道:“这稿件和电报差不多,有什么好审的！”他眼光一扫,我一下子紧张起来。坐在彭总左边的是陈赓,他取过稿件,看过后批评更加严厉。彭总的右边是甘副政委,他微笑着拿过稿件看了一遍,把我们领到一边,一手握住老夏,一手握住我,说：“你们不要紧张,回去好好想想,改好了再送来。”他坚持亲自把我们送下山,拉着我们的手一直没有松过,话一直没有停过,脸上的笑容也一直没有收起过。
彭老总和陈赓对稿件的批评是完全正确的。战线稳定在三八线上以后,大进大退的战争场面变成了争夺要害部位的激烈战斗,但这种战斗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一个个点上的生死相搏,同样检验着军队的素质,关系着战局的安危,较量着各自统帅部的智慧。夏公然后来立意高一点儿修改这条稿件,再次送审顺利获得通过。这篇稿件就是总社10月14日播出后受到广泛好评的《本社记者夏公然述评:范佛里特秋季攻势第一回合的败绩》。我这个小学生，在这次送审稿件的过程中也是有收获的。
这年的10月24日下午,在朝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授勋大会上,我第二次见到彭总。在司令部,一个大洞被布置成会场,会场里有主席台和电灯,座位是一条条板凳,大约400人把会场挤得满满的。朝鲜代表团由朝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金枓奉率领,团员有朝鲜各界的9名代表。志愿军方面出席的除彭老总外,还有邓华、陈赓和甘泗淇。金枓奉在会上宣读了授予彭德怀司令员朝鲜最高勋章一级国旗勋章和授予志愿军17名英雄模范勋章或军功章令。这天,彭总穿着一套呢子军服,当金枓奉给他戴勋章,正为衣服上没有专为佩戴勋章做的洞眼而为难时,甘副政委一步上前,用铅笔尖在彭总衣服上扎了个洞。金枓奉讲话后,甘泗淇代表彭总讲了话。这是我第一次单独采写大场面的新闻,稿子经彭总审定后于10月25日发总社。第二天,彭总处突然通知说稿子要改,请总社暂不发。第三天下午又来电话,要我们到司令部面谈。
我和老夏在忐忑不安中进了司令部的坑道,在一个不到10平方米的矿洞里见到了彭总。彭总非常亲切地和我们握手。他谈到为什么要改稿时说,接受朝方勋章他事先没有来得及报请中央批准,当时他不宜出面致谢词,才改由甘副政委代表。现在中央已批准,还是报道由他致答词为好。谈着,他忽然说忘了请我们抽烟,接着就取来一罐当时的高级香烟白锡包和一些苹果,要我们带回去。他说,香烟是中办带来的,苹果是金日成送的。他原来不抽烟,到朝鲜后任务太重,学会了抽烟,说这是“浪费,以后要戒掉”。他接着表扬了我们最近发的两篇报道。我只记得一篇是丁德润写的,一篇是我编的,究竟是哪两篇,已经记不清了。
这次从彭总处出来,我们心情松快,特别是他日理万机还关注着我们的报道,使我很受鼓舞。
彭老总住的那个矿洞顶上,有的地方还要用雨布把滴水引进排水沟,比我们总分社的坑道还潮湿。他的床是在长凳上搭几块木板,桌子也是用几张学生课桌拼的,上头挂着的灯泡,光线昏暗,和我们的条件差不多。在国家有难的时候,彭老总临危受命,率领部队应战,以劣势装备,在后勤供应极为困难的情况下,把敌人从鸭绿江边赶到三八线,且不说他的责任之重大,决策之艰难,就是所经历的危险和生活的艰苦,也是令人难忘的。
以后彭老总有时在国内,有时在前方,还多次审批过我们的稿件,只是见到他的机会少了。1953年7月1日晚上,司令部、政治部在司令部的新礼堂联合召开党员大会,庆祝中国共产党的生日。邓华讲话后,彭老总缓步来到会场,他穿着一身新的单军装,还是那样威严,那样腰背笔直,一副军人的气概,只是头发又白了不少。他微笑着向大家举手示意,全场顿时热烈鼓起掌来,掌声响了好久都停不下来。看来司、政两部门也有不少同志很久没有见到他了。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回想当年情景,彭老总、甘副政委等志愿军首长,在我心里始终音容宛在，风范长存。
桧仓往事
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驻地随着战线的变化曾多次搬家,1951年4月搬到平安南道的桧仓,以后就没有再动过。桧仓是一个金矿,司令部、政治部各占一条相邻的山沟,山上是多条已采空的矿洞,绵长的坑道正是防空的好处所。1951年秋我们刚到桧仓时,只有电台上山进了洞,其他同志仍住在山下,有的住老乡的茅草房,有的住工棚似的建筑,各人把被子往地上一摊,就算安了家。分配工作时,我被留在总分社,当编辑和采访总部以及附近部队的机动记者,同时留在总分社做编辑等内勤工作的还有丁德润、吴松林和田为本。吴松林后来调到了平壤分社。普金在桧仓、开城两头跑,他不在桧仓时,前后领导过我们的有夏公然、陈伯坚、林麟同志。
从踏上朝鲜国土直到停战,我们的工作、生活都与防空密切相关。开始工作那几天,大家就在老乡家的小炕桌上编稿,后来敌机活动渐趋频繁,有一天,夏公然住屋前的溪石上突然被空中扫来的机枪子弹打出一溜火花,这一溜子弹赶着我们白天上了山,在几棵小树下和排水沟里较宽的地方,以石当桌写稿、改稿。只是秋季的太阳晒久了也让人昏头涨脑,于是我们在出国作战一周年前搬进了坑道。搬进前,老夏领着我们先进洞察看了一番。坑道很长,高和宽都有约2米,有的地方还有一块较大的空地。我们手持蜡烛走过一段,发现沿一个高约4米的斜坡上去,上面又有两条坑道,像Y字形。这些废坑道一般底部比较平坦,但头顶和两边的岩石龇牙咧嘴似的,有的地方滴着水。后来“楼下”的坑道由电台用,编辑部在斜坡上竖了个梯子,就在这“楼上”安了家。开始一段是各人一张小桌子,找些石头和高粱秆搭起一张小床(我的床因为搭工不佳,曾塌过几回),采光全靠蜡烛。后来在一处比较宽敞的地方拼起几张桌子,墙上挂起军用电话,过了很久又拉上了电灯,虽然灯光昏暗,也算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
坑道用来防空确有优越性。那时不但常遭过路敌机的扫射,总部还受过两次大轰炸。一次是我们进洞不久的1951年的11月17日。那时,我们每天只吃两顿饭,上午10时一顿。伙房仍在山下,我们排班轮流下山打饭。那天该我打饭,9时多当我拎着一桶饭一桶菜上到半山腰时,2架黑乎乎的“野马式”飞机突然低飞着冲过来。我把两个桶一放,就滚到旁边排水沟的草丛里。我看到飞机机枪扫过后,从我头顶飞过,我刚想乘机开跑,又有2架飞机呼啸而来朝我发射了一枚火箭弹,落在离我约20步的山坡上。火箭弹万幸没有爆炸,我赶紧拎桶上山。那次,政治部山沟一共落了20多枚炸弹,总分社虽然没有伤亡,但其他单位却有人员损失。事后,司令部派工兵扛走了那枚细长的火箭弹，还听说运回国内研究用了。
第二次挨炸是1952年的8月5日。在这以前,政治部于7月18日通知:美军可能已知这里是志愿军总部所在地,这几天会有大轰炸,各单位要做好准备。那一段时间,因在洞里工作实在不方便,1952年2月到4月,编辑部的几个人搬下山住了近两个月。敌机活动一加紧,又搬上了山,住进了大洞对面山坡的一个小洞里。不过,由于小洞太浅,顶层又薄,7月19日就全部搬进大洞。大家还动手改造洞口,以免被炸塌后出不来,又准备了干粮。
但是敌机并没有来。朝鲜的雨季已来临,当时工兵在紧挨大洞口的地方用厚厚的山石为总分社盖了个不到20平方米的掩蔽部，有两窗一门,窗户是用白纸糊的,里面用小课桌拼成一张长桌。那几天连日大雨,又未见到敌机来炸,7月29日起,大家就出洞在掩蔽部里围桌工作。8月5日,白天阴沉沉的,有12架喷气式飞机来轰炸、扫射,目标似乎是附近还在生产的工厂。晚上,几乎所有在家的同志都到掩蔽部写稿、编稿,只有普金到司令部开会去了。晚9时左右,也没听见飞机响,美国的B-29轰炸机就到了头顶,一个炸弹突然在离掩蔽部几米的空地上爆炸,窗户纸被震成碎片,蜡烛被震灭,桌上的稿纸飞了一地,大家马上飞奔进洞。丁德润和我因为坐在最里面,又要把地上的稿纸一张张摸起来,当我最后进洞时,第二批炸弹崩起的泥土石块正打在我们背上。洞里冬暖夏凉,夏天也要披棉袄。那时,我们都棉衣在身,幸而无碍。进洞点起蜡烛上“楼”,在各自小桌前继续看稿。在深深的山洞里,头顶不断传来的炸弹爆炸声,有点儿像打闷雷,烛火也被震得飘动起来。第二天,我们检查,掩蔽部外被炸出一个大坑,但只损失了一个破脸盆。大家都深感庆幸,说如果那炸弹不是偏了几米,总社就得重新派人来接替我们的工作了。
随着我空军力量的加强,到1953年,美国飞机收敛多了,我们又逐渐睡到了洞外。总部最后一次遭炸是停战前一周的7月21日,好几架喷式气机大白天就来狂轰滥炸,山头上爆炸声不绝。晚上,一道命令,大家又都睡到洞里去了。
洞中生活不见天日,又十分潮湿,特别是空气不好,确实使人难耐。1952年1月18日,住在坑道深处的机要组副组长雷兆喜,睡着时觉得很难受,原来这金矿还有部分在生产。那天,金矿出了点儿事故,一股有害气体飘过来,老雷首当其冲,挣扎着叫了几声便昏了过去。睡在不远处的机要员王琨听见叫喊,以为有特务进来,拿起一张凳子就去拼搏。后来他坐在床上和老雷说话,不觉也昏了过去,而且保持着抬手说话的姿势。他们被发现抬到洞外时,人已经僵住,过了很久才苏醒过来。雷兆喜醒过来时以为自己已经死了,吃力地说自己的贡献太少,还要多做一点儿事。这次事故后,2月3日,大家冒着严寒搬下山住,但只两个月就被敌机又赶回到坑道深处。
总分社的很多同志都有同炸弹、机枪子弹擦肩而过的经历。机要组组长连培生一次回安东,坐在一辆美国中吉普的最后,人太挤两脚只能翘在车外。中途遇空袭,一梭子弹下来,只觉得脚一震,下车疏散时走路很别扭,原来是一只鞋子的后跟被打掉了。
在我们同敌机作斗争的同时,普金从严治社,总分社工作紧张有序,建立了一些好的制度,培养了好的作风。业务上,要求编辑要十分尊重记者的劳动。战地采访,总是要冒着危险,每一篇稿件都不是轻易得来的,因此“枪毙”稿件是件大事,能挽救的要尽量挽救。不少稿件都是经他和我们一起研究,有时一商量就是一两个小时。稿子编得不好,马上就被打回来。有一段时间每周都要作工作小结,后来改成每月一总结,年终要做鉴定。因粗心出现事实错误,会被叫到他面前听批评。政治思想工作抓得紧。有的同志暴露了一些毛病,会开会进行批评、给处分甚至调回国内,丝毫不含糊。学习也抓得很紧。在家的同志组成小组,学习《实践论》《矛盾论》,讨论时事。他要求自己也严,主动开会征求对他的意见,大家也能畅所欲言。他在开城工作期间,在总分社主持工作的陈伯坚、夏公然等仍然保持了这种作风。潜移默化，我们从中受益。
1953年1月,志愿军政治部为入朝以来各部门表现优秀的同志评功,总分社有几位同志经小组提名、军人大会通过、领导同意,最后经政治部审查批准,立了三等功。这年9月,又在出国作战纪念日前为当年表现优秀的同志评功,总分社又有一批同志立三等功。每立三等功一次,由政治部发证书和朝鲜的军功章一枚。这年出国作战周年纪念时,又按年资发给我们军功章或朝鲜的勋章。这样,我就得了三枚军功章。这些军功章和在这以前发的抗美援朝纪念章,是我终生的珍贵纪念。
志愿军政治部的生活条件也逐步有了改善:每天两顿饭改成了三顿,主食由高粱米饭改成了大米白面;1952年春有了澡堂,十天半月能轮流去洗一次热水澡;1953年春建立了图书馆;政治部礼堂还常放电影;卫生所也扩大了,还为大家检查了一次身体,我的检查结果是左肩有风湿性关节炎,体重46公斤。我们节日生活的变化更明显,1951年国庆节,我们会餐的四菜一汤是:豆腐、青菜、花生米、饭团、酱油汤;1952年国庆节,白天听天安门广场阅兵的实况广播,山头上一片欢乐气氛,晚上会餐是六个菜还有酒,餐后和宣传部联欢,有舞会。有时还会让大家包顿饺子,由伙房发面粉和饺子馅,自由组合在山下河滩边操作,包好后到伙房煮。我不会包饺子,只能当下手和跑腿。我们还在山头种菜、植树。种菜是为改善生活,植树是政治部的统一安排,树苗是由国内拉来的,为的是给朝鲜人民留个纪念。
停战后,政治部和总分社的各方面条件有了更大的改善。政治部派工兵为总分社在洞里离洞口很近的地方炸出一片较大空间,四壁贴上木板,成了一间比较像样的房间,可以办公、住宿。不幸的是,炸洞时一位工兵捅响了一个臭炮,被炸掉左臂和右手的大拇指,旁边的两位工兵也受了伤。发生这样的事，总分社的同志们非常难过。
如今想起当年桧仓那一幕幕,想起那些人、那些事、想起普金的严厉，陈伯坚的潇洒，夏公然的敦厚；想起冬季那漫天的大雪把山头变成一片银色，半夜出洞踩着厚厚的积雪呼吸新鲜空气，感觉那真是舒畅；想起夏季连绵不断的大雨让本来就很潮湿的坑道变得分外讨厌；想起了去司令部的那条山间小道，晚上孤身走这条道回来时的壮着胆；想起山下我们一天也离不开的那条溪流。这一切仍晃如昨天。
重返桧仓
1992年10月,朝鲜记者同盟通过中国记协,邀请曾在朝鲜前线工作过的中国新闻工作者组团访朝。我参加了这个代表团并任副团长。代表团主要由当年在部队报纸工作过的同志组成,新华社只有我一个,在桧仓住过的也只有我一人。我提出访问日程中一定要包括桧仓,我要去看那住了两年多的山头,要去扫墓。朝方同意了。
在平壤访问几天后,10月22日早上7时半,我们准时在高丽饭店的大堂里候车,这是约定的出发时间。平壤到桧仓要近4个小时,如果上午11时多能到那里,我就可能有时间去探访总分社的旧址。但是,任凭你在大堂里不断张望,总也不见朝方人员的影子。到10时半才来了人,原来因为汽油不够,这3个多小时都花在弄汽油上了。
汽车出平壤后，走一段就上了砂石路，和40多年前一样，车后扬起了一溜沙尘。偶尔能看到村庄，那样的茅屋土墙，40多年前我们曾借住过。
下午2时多,我们才到桧仓。进司令部大洞参观,这是我当年常来的地方,只是洞口已经扩大,原来简陋的作战室整修成了一间木板贴墙的大房间。朝鲜停战协议签订后,总部把各单位的烈士遗骸收集起来,在司令部右边的小山包上建了烈士陵园,郭普民、高健飞当时就安葬在那里。由于这山包太小,没有扩充余地,现在的烈士陵园建在对面的一大片山坡上,同司令部隔着一道沟。穿过这个陵园的山岗,就是志愿军政治部的驻地,新华社志愿军总分社就在靠陵园最近的一头。这个山岗,就是我们当年跑战报、送审稿件常经过的地方,当时山上树木极少,小道两边长满了高粱。走这条路虽然要爬山独行,但比下山走大路要近些。现在山上长满了杂树,景色和过去有很大不同。
烈士陵园很宏伟,陵园牌坊上是郭沫若题写的“浩气长存”四个字。上山要登上长长的240级台阶,象征前后参加抗美援朝的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共有240万人。毛岸英是单独的大墓,墓前有塑像。其他烈士是一式的白色坟墓,在另一处排成几行,墓前有刻有名字的碑,有好几块碑上写的是“无名烈士墓”。郭普民、高健飞的墓相邻。我在他们的墓前献上鲜花,深深鞠躬,长久伫立,胸中充塞着一种难言的感情。40多年了,他们在这寂静幽深的山谷里与漫山的树木相伴,默默地注视着祖国在风云激荡中发展,倾听着亲人们心中对他们的呼唤。我只想说,长眠在这里的人们,无论是我的这两位同事,还是我所不认识的人们,无论是有名字的,还是没有留下名字的,我们永不忘记他们,我们的国家也永不忘记他们。我们能够和他们一起在这场战争中度过那些峥嵘岁月,是我们毕生的光荣。
来去太匆匆。汽车在溪流边驶过,沿着这溪流往上走一段,就是总分社驻地的山脚了。我带着未能探访总分社旧址的深深遗憾,在苍茫的暮色中返回平壤。薄薄的轻雾已经在山谷里升起,漫坡的杂树有许多叶子已变成红色,不知哪些树是我们当年亲手所植。夜色渐渐笼罩下来,月光洒满我们身后这安静的山谷,只有风声和树影与长眠在这里的人们相伴。他们,还有孤身安息在远方老秃山下的刘鸣和不知安息在哪里的周斯杰同志,伴着我们无尽的思念,将不会感到寂寞。
他们浩气长存!
（作者系新华社副总编辑。原载2011年11月18日《中红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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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31 02:37: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