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说《红旗谱》看共产党领导的历史必然

布袋和尚

赵允芳
2011年06月03日14:41   来源：《新华日报》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国内政治局势急剧逆转，原来生机勃勃的中国南部一片腥风血雨……”中国共产党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

　　今天的党史告诉我们：“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革命所以能够坚持下来并走向复兴，关键在于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革命道路。这条道路，就是把立足点由城市转入农村，发动和依靠农民群众，在农村建立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开展以农民为主体的长期革命战争，发展和壮大革命力量，最后占领城市，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

　　这是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独创的道路。

　　如果说党史是对共产党90年革命历程的线性记录，那么，后人可以据此按图索骥，从许多优秀的现实主义文艺作品中，去找寻那段艰难的历史，重返令人激情燃烧的岁月，从而获得一种更为直观、感性的认识。而被茅盾评价为“里程碑式”的小说《红旗谱》，正是这样一部作品。

　　它以生动的情节和壮阔的画面，真实展现了北方农村如火如荼的革命历程，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农民取得革命胜利的历史必然。《红旗谱》作为一部经久不衰的革命历史小说，和其他红色经典一起，参与构造了几代人的情感记忆，可视为一部特殊的“党史”。

　　作品简介

　　《红旗谱》以冀中平原的农户朱、严两家三代人与地主冯兰池之间的阶级斗争为线索，以“反割头税”和“二师学潮”为中心事件，生动书写了中国现代革命的进程与发展史。

　　小说主人公朱老忠是一个跨越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历史阶段的人物，在精神内涵上，实现了一个经由民间“侠义”、“忠义”情怀而至后来革命“正义”精神的成长历程。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里，他从父辈那里继承了豪爽正直、刚毅不屈的斗争精神，传统的农民英雄性格特点在他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而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斗争实践中，他增长了斗争的才干，提高了革命觉悟，在原有的农民英雄的基础上，增加了一种“新质”，在血与火的磨练中，他最终成为一个具有高度的共产主义觉悟的农民英雄典型。

　　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红旗谱》谱写出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组农民英雄谱系。小说对农民求索解放的道路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艺术的总结，充分弘扬了革命的理想主义精神。

　　既是小说　又是历史

　　在红色经典文艺作品中，开风气之先的长篇小说之一就是《红旗谱》。时至今日，很多人还都清晰地记得，当时最为风靡的小说读物，莫过于著名的“三红一创”，即《红日》、《红旗谱》、《红岩》和《创业史》。《红旗谱》于1957年底面世，立即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效应，有人甚至将1958年称为中国文坛的“《红旗谱》年”。

　　著名文艺评论家雷达日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说，茅盾当年高度评价《红旗谱》是当代文学史上的“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而对其他的同类作品，他从没这么说过。”雷达认为，并非所有曾经流行的就一定能成为经典。文学是一个变化的历史，而不是一个进化的历史。虽然时过境迁，但文学史上的一些作品依然能够留存下来，“因为它是那段历史的审美化见证，而且时间越久，其历史价值也就越高。《红旗谱》就是这样一部作品！”

　　反映了重要党史事件

　　天津美院的李志强教授对梁斌一家都很熟悉。他告诉记者，梁斌生前最爱说的一句话即是：“艺术来源于生活。”而《红旗谱》中的主要矛盾斗争事件和人物形象塑造也无不来源于生活，来源于史实。

　　小说主要描写了两个事件：一是1931年1月蠡县人民的反“割头税”斗争；二是1932年7月的保定“二师学潮”。这两件大事，梁斌本人都是积极的参与者和见证人。

　　《红旗谱》为今天的人们艺术再现了当时所谓“割头税”，是如何一步步将贫民百姓逼至绝境的。如小说中的春兰父亲老驴头愤愤不平地讲了这么一件事：

　　“街上又出了一宗割头税，杀一头猪要一块七毛钱，还要猪鬃、猪毛、猪尾巴、大肠头……一头猪的税，值二三小斗粮食。我要是有这二三小斗粮食，再掺上点糠糠菜菜，一家子能过一冬天，眼看着平白无故被他们拿去。不，这等于是他们砸明火，路劫！他们要抢我二三小斗粮食！”

　　农民忍无可忍，只得组织起来进行斗争。小说中以贾湘农、朱老忠为首的农民反“割头税”斗争，实则是对当时中共当地县委书记带领二百余名农民上街游行示威，在全县开展反“割头税”斗争的真实写照。《红旗谱》作者梁斌当时亲身参与了这次斗争，这次重大事件，也最终成为《红旗谱》的一个重要组成。

　　发生在1932年7月的“二师学潮”失败了，史称“七六惨案”。它也从此成为影响梁斌一生思想的重要历史事件。后来梁斌回忆到：“自入团以来，‘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是刺在我心上的第一棵荆棘。二师‘七六’惨案是刺在我心上的第二棵荆棘。‘高蠡暴动’是刺在我心上的第三棵荆棘。自此以后，我下定决心，挥动笔杆做刀枪，同敌人战斗！”

　　后来的研究者们还发现，梁斌对于“二师学潮”的描写更几乎是对当年斗争的实录，甚至直接使用了一些学生的真名。

　　《红旗谱》之所以能成为今天这样一部史诗性的巨著，正如雷达所说：“《红旗谱》至今还活着，自有其价值，归根结底是它的有些主要人物还活着。他们确实曾是中国大地上血色鲜活的灵魂。这正是作品生命力的一个根源。”

　　揭示了重大历史必然

　　在小说《红旗谱》中，朱、严两家与冯家的世代积怨以及多次冲突，都缘于土地这个根本性的问题。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是农民赖以生存的根本。但土地对于冯兰池这样的恶霸来说，却意味着能够掌控更多的农民命运。正是对于土地不同的价值认知，使得朱、严两家贫苦农民和地主冯兰池的矛盾冲突日益升级为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因此，小说一开始就牢牢抓住了当时农村革命要解决的核心根本，那就是土地问题。

　　如《红旗谱》开头就描写了冯兰池为攫取更多的土地资源，竟然生出一个贪念，要把河神庙前后四十八亩官地的证据大铜钟毁掉。他如此煞费苦心，就是为了“把四十八亩官地抠在咱的手心里。这样一来，咱家这片宅院愿怎么升发就怎么升发……”

　　而严老祥好不容易拿积攒了二十年的工钱购置的二亩土地，却因护钟失败，被迫离开“熟乡热土”去闯关东，在离开家乡前，他心如刀绞：

　　“咱穷人家，土地就是根本，没有土地就站不住脚跟呀！”

　　正是基于对土地的这种留恋和热爱，也才会有后来严志和变卖土地之后的吃土举止。

　　但贫苦百姓围绕着生存权利所进行的反抗，一开始只是被逼无奈的自发斗争，如朱、严两家的父辈朱老巩和严老祥大闹柳林镇，虽然他们敢于拿铡刀和地主拼命，但这样的抗争注定是失败的。《红旗谱》通过对朱老忠、严志和、运涛、江涛等农民的进步和成长，深刻揭示出了农民从自发斗争一步步走向自觉阶级斗争的历史必然，揭示出了在当时复杂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农民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更好地团结起来，战胜阶级敌人，解放自己。”

　　在当年风靡中国的“三红”读物中，《红旗谱》是唯一写土地革命的。雷达表示：“现在的人很难理解当时的艰难处境，其实在特殊的历史阶段，根本不是要不要斗争的问题，而是农民必须在党的领导之下争取生存权力的问题。《红旗谱》就是写了当时的那种不可避免性。”

　　也因如此，《红旗谱》对中国革命的实质性把握，是站在了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广度和深度上的，它也因此被誉为“五四”以来反映农民问题的小说集大成者，至今仍有其深刻的现实意义。

　　延伸阅读

　　梁斌夫人：为写《红旗谱》他丢了100多把扇子

　　梁斌夫人散帼英，如今已经80多岁了，但她仍旧每天坚持上班，操持着一份法制文学刊物《蓝盾》。在采访过程中，记者一直被她电话那头传来的暖呵呵的笑声感动着。

　　散妈妈说，当时因为一门心思搞创作，梁斌三次辞官不做，专门请假，写出了一百多万字的书稿。由于思想太过集中，经常错过了饭点。

　　“那时候他在武汉，当武汉日报社社长，后来请了一年的假，日以继夜地写。武汉的天气又潮又热，那时候也没电扇呀，实在受不了，就用一盆水降降温。写完后，脑子都不听使唤了……他乘公共汽车出门，手里总要拿把扇子，结果每回都丢在车上。出门跟人聊天也是，一转身，扇子就又给丢了。”我向散妈妈求证：据说那阵子一共丢了100多把扇子，真的呀？她忍不住哧哧笑起来，说差不多吧。

　　“写完后，他就背着鼓鼓的一个小包袱，去了北京，找了好几家出版社。后来中青社看了，说挺好的，要求回去做一些修改，结果他把100多万字改成了三部长篇，就是现在的《红旗谱》、《播火记》和《烽烟图》。”

　　散妈妈说，老伴走后，他们坚持每年搞一次纪念活动。今年梁斌艺术展选在了湖北襄阳。那是她和老伴年轻时相识、相知并从此相守的地方。

　　梁斌研究者：他用书画书写了又一部《红旗谱》

　　很多人都知道梁斌的小说家身份，却对他的书画艺术成就并不知晓。经由梁斌文学研究会罗世龙副会长的热心引荐，记者昨日采访到了天津美术学院新媒体艺术学院院长李志强。他告诉记者，梁斌不仅以小说著称于世，还开创了洋溢着革命理想主义热情的“红色文人画派”。

　　李院长说，他曾经出版了一部专著，对梁斌的艺术成就进行了深入研究。他认为，小说《红旗谱》显示了作家深厚的写实功底和粗犷的艺术风格，他所刻画的主要人物性格也是宁折不弯的硬汉子。但梁斌书画却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写意的梁斌，一个诗性的梁斌。

　　“他的书画作品基本是写意风格的，属于文人画派。但他的文人画不是躺在传统和古人身上的，也不是小情小调的那种，他是一位真正的现实主义画家。梁斌曾经‘五上太行山，三下白洋淀’。因此他的画作大多专注于重现沙场烽火，其中多次画到了白洋淀。他特别喜欢画白洋淀的荷花。梁斌是用书画这种艺术形式书写了另外一部《红旗谱》。”

　　秘　闻

　　《红旗谱》：我党国际交流的第一份礼物

　　很多人可能并不知道，天津有一个专门的梁斌文学研究会。记者昨日从研究会获悉：建国之初，中国共产党做国际交流活动时，送出的第一份礼物就是《红旗谱》。这在中国外交史上也称得上是浓墨重彩的一笔。

　　梁斌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宋安娜还向记者透露了一个消息：梁斌的三部作品最近都做了动画插图本，使红色经典以更为新颖的方式向世人传播。另外，作为今年研究会的重要成果之一，由她主编的一本《梁斌新论》即将出版。研究会今年还将重点推出《梁斌文学艺术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