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第一部《鲁迅全集》的出版

布袋和尚

薛林荣
2010年06月17日13:22   来源：《人民政协报》


　　1938年复社出版的首部《鲁迅全集》尽管在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由于时间仓促，尚有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如没有征集收录佚文，没有收入书信与日记等，故可视作是非完全版的《鲁迅全集》。同时，不法商贩胡乱编印、大肆盗印鲁迅著作，从中谋利，鲁迅著作的出版市场呈现出鱼龙混杂的局面，重新编辑出版《鲁迅全集》不仅是鲁迅著作权继承人的心愿，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也逐渐成为国家话语的一部分。

　　1950年，许广平、周海婴委托国家出版总署代管鲁迅著作的出版发行，国家出版总署遂向各私营书店收回版权，并在上海成立“鲁迅著作编刊社”，地址在武进路309弄12号，由当时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的冯雪峰任社长兼总编辑，专门负责编校和注释鲁迅的全部著作。编刊社主要成员有王士菁、杨霁云、孙用、林辰等，这些成员大都是日后鲁迅研究领域的翘楚。

　　冯雪峰和鲁迅同为浙籍人士。1922年，冯雪峰和应修人、潘漠华、汪静之结成湖畔诗社，先后出版了诗歌合集《湖畔》和《春的歌集》，成为现代文学史上闻名遐迩的“湖畔诗人”。1925年，在北京大学旁听鲁迅讲课的冯雪峰经柔石介绍，第一次与鲁迅见面，并请鲁迅翻译了普列汉诺夫关于艺术起源的几篇文章，此后二人过从甚密。当创造社和太阳社与鲁迅论战时，冯雪峰挺身而出，以一篇《革命与知识阶级》的文章正面阐释了鲁迅作为中国知识分子代表的价值。由于冯雪峰是早期中共党员，这篇文章被看作是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正确认识鲁迅的里程碑式的文章。

　　早在1949年7月全国第一次文代会期间，冯雪峰就开始考虑鲁迅著作的编注、辑校及出版问题，并作了详细的计划:1951年6月之前，校订完曾经印行的全部作品，并在一年内出版单行本；尚未印行的全部日记，在1951年内编校好，并于年内出版；尚未印行的汉碑和古书编校工作放在1952年内进行。鲁迅著作将以三种版本出版发行:甲种本为全集，在原有全集的基础上，收入全部书信、日记和译作。乙种本为注释单行本。丙种本为注释选集本。注释以普通初中毕业生能够大致看懂为准。

　　冯雪峰在注释《鲁迅全集》的过程中，不仅是一个卓越的组织者，而且是一个事必躬亲的身体力行者。据王士菁先生回忆，冯雪峰上任之后，立即着手系统整理鲁迅著作，并草拟了《鲁迅著作编校和注释的工作方针和计划方案》。“这个编刊社一成立，于是收集、整理、注释、编辑、出版鲁迅著作的全部工作都落在雪峰同志的肩上了。1950年年底，许先生因事回到上海，又推荐了杨霁云同志和孙用同志；雪峰同志也和当时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部负责人楚图南同志商量，请来了林辰同志，我们大家在雪峰同志领导之下共同来做一些具体工作。”

　　1950年底，鲁迅著作编刊社向社会各界发出征求鲁迅书简作品的启事，郑重向藏有鲁迅先生书简的朋友商洽借用鲁迅书简、手稿、墨迹，同时还广泛征集“五四”以前载有鲁迅早年文字的《河南》、《越铎日报》、《小说林》等旧报刊。征集到的珍贵资料，经摄影留底后归还收藏者。这一工作为收编鲁迅佚文打下了重要基础。


　　1951年3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北京成立，冯雪峰受命任人文社社长兼总编辑，鲁迅著作编刊社也随之由上海迁至北京，并入人文社，改组为该社所属鲁迅著作编辑室，也就是后来人们通常所称的“鲁编室”，主任由冯雪峰亲自兼任。冯雪峰对鲁迅著作的整理出版倾注了大量心血，认真地审核每一条注释，仔细研究每一个措词。王士菁回忆，他们的工作非常严肃认真，凡是编入《鲁迅全集》的文章，必须亲目所睹，坚决不用第二手材料。“注释所引用的字句，一定‘言必有据’，查明最初的原始出处，而不要去转引；有关重要的人物或事件的条目，则是由他们亲自撰写。”

　　在冯雪峰的领导下，经过艰苦卓绝的工作，“鲁编室”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编注了十卷本《鲁迅全集》，从1956年夏开始分卷陆续出版，至1958年10月出齐。据一位鲁迅研究专家介绍，十卷本《鲁迅全集》共包括三种装帧的版本:一是灰色硬纸面布脊精装本，外加土黄色护封，正面印有淡咖啡色鲁迅正面浮雕像。二是灰色漆布硬面精装本，无护封，正面有凹凸鲁迅正面像。三是纸面绛红布脊白护封精装本，护封正面也印有鲁迅正面像。十卷本《鲁迅全集》仍由著名书法家沈尹默题签书名，共印3.5万套。此后多次加印，总印数为11.5万册。除此之外，1957年至1959年间，还出版了重磅道林纸印的特精本，共印5000部。与前三种相比，特精本最显著的特点是以蓝色涂顶，坊间俗称“刷蓝本”，珍贵异常，普通读者难得一睹其真容。该书灰布硬封面，印红字，书面刻印鲁迅正面像，开本特别阔大，天地更加宽广，纸质更加优良，外有草板纸书套，看上去气魄宏大，读来则耳目清亮，“捧在手上，犹有字字千钧之感”。另据资料载，1959年，国际图书展览会在联邦德国莱比锡举行，人民文学出版社特别精工印制了极为贵重的展出本《鲁迅全集》，以展示我国的出版水平。全书以重磅道林纸精印，深红色羊皮封面，真金滚顶，书脊除书名烫金外，上下饰以各四幅向日葵花边，真金密纹花样，外套楠木书匣一口，正面有夹层玻璃盖。书面有凹凸鲁迅侧面像，环衬采用八十克凸版花纸。全书庄重精美，大气盎然。这种展出本，出版、印刷、发行、制版、装订居然由五家不同的单位分工完成，其印装工艺，代表着我国上世纪50年代出版业最高水平。这种展出本，亲眼目睹者寥寥，所以更像现当代文学版本史上的一个传奇。但是展出本最后并没有参加莱比锡博览会，其原因颇让人哭笑不得:不是印得太差了，而是印得太好了，“据说印刷、装帧超过其他参展的书籍”(《鲁迅著作版本研究编目》)。

　　十卷本《鲁迅全集》最重要的特点是第一次加了注释，共计近八千条，具有开创意义。这些注释大多是在学术研究的框架内，但有些注释却未能实事求是地进行历史的还原，一些人物和事件的解释明显带有意识形态的色彩，在对个人的注释上，有时比较狭隘，比如对张竞生的注释是:“1926年起在上海编辑《新文化》月刊，1927年开设美的书店，宣传色情文化。”这样一条注释，从某种意义上说，在特定的时代，显示了张竞生的命运基调。同时，十卷本《鲁迅全集》没有收入鲁迅的译文和辑录的古籍，译文以另一种十卷本推出，创作和翻译被分割，这是对鲁迅整体艺术世界的一次伤害。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政治运动无时无刻左右着鲁编室的工作，在出版十卷本《鲁迅全集》期间，“反右”运动爆发了，冯雪峰被错划为右派分子。这不但改变了冯雪峰的命运，也使编辑《鲁迅全集》的方案大受影响。冯雪峰原拟收入当时已经搜集到的全部书信，但全集第九卷出版时，却“择取较有意义的，一般来往书信都不编入”。在“反右”运动中，许多历史问题需要重新审视，包括30年代的左翼文艺运动。1936年鲁迅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与夏衍、周扬等人提出的“国防文学”相对立。由于鲁迅对“国防文学”的提倡者颇有微词，因此与这次论争有关的信件被悉数筛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