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理阶级队伍与造反派退出政治舞

学与思

（《说文革》中的一节）
清理阶级队伍与造反派退出政治舞台
说到军队的“三支两军”不能不说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这是一个如今的一些“文革派”和几乎所有“改开派”都持批评态度的事情。
比如著名的“文革派”老田就在其“造反派与当权派进行政治博奕的七个回合”中说：
“从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开始，造反派就又成为打击的对象，文革初期当权派威胁将要进行的“秋后算帐”工作开始了，而且清算造反派的主要凭借力量，仍然是文革初期“调动工农反对学生”的翻版，让那些对政治完全没有概念的群体来搞政治，利用人们心目中“当官还能整吗？”这样的顽固印象，去执行清算造反派的过程。”
也就是说，他把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看作走资派的“秋后算帐”，也就是对造反派的反攻倒算。（“文革派”的人竟然把工农和解放军官兵看作“对政治完全没有概念的群体” ！）
尽管我要批判老田在清理阶级队伍问题上的错误认识，可是我仍然对他在批判邓小平复辟资本主义的斗争中的杰出贡献表示真诚的钦佩与敬意。
“改开派”对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则是彻底的控诉。比如丁抒的文章“文革中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 ----惨”的副题是：“ 文革中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三千万人被斗，五十万人死亡”。
还有题为“军队整肃造反派 毛泽东再收权”的文章批评清理阶级队伍是毛主席利用造反派打倒刘邓集团后“卸磨杀驴”。
究竟为了什么要进行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这个问题比较容易弄清楚；可是清理阶级队伍的政治后果究竟怎样，就很值得探讨了。至于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误伤的人数根本无法落实，就我个人有限的视野和对“改开派”反文革手法的了解，我认为他们把这个数字夸大上百倍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更何况值得我们汲取经验与教训的主要是清理阶级队伍的原因与政治后果，所以我在这里将不涉及清理阶级队伍中误伤人数这个问题。
我们先来说说为了什么要进行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
前文说到，从67年三月开始的解放军支左不仅没有能够平息武斗，反而火上浇油，武斗不断扩大、升级，以至于到了68年竟然发展到炸火车，抢军火的程度。这时参加“三支两军”的官兵已经接近百万，已经使得军队不堪重负。为了尽快平息全国范围的武斗，中央又派由工人组成的工宣队进驻大、中学校，可是已经被中央文革“宠坏了”的造反派红卫兵们根本不把工人放在眼里。在他们看来，工人大概就是“对政治完全没有概念的群体”，以至于发展到武力对抗工宣队，例如清华大学就发生了打死工宣队员的事情。
事情为什么会这样发展呢？我们来看看甄岩的《毛泽东同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提供的资料中有如下内容：

“广州军区、广东省革委会又写来报告说：“国民党的残渣余孽一直在进行着变天活动。据统计，全省光是军、政、警、宪、特五个方面的反革命分子和匪首、汉奸、反动会道门中小道首即达四十二万人，占全省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一。这些人是翻案复辟的急先锋。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打进了我们的党政机关、群众团体、事业单位和各种文化界。”毛泽东在报告上批道：“各地大都如此，不独广东一处。”（毛泽东对广州军区、广东省革委会《关于广州地区敌情的报告》的批语，手稿，1968年7月21日。）”
由毛主席批示的“各地大都如此，不独广东一处。”看，各地三支两军派出的军宣队向毛主席汇报了相似的情况，这使得毛主席坚定了自己约半年前的看法——“这绝不是偶然的事，是尖锐的斗争。解放后包下来的国民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国民党特务、反革命——这些就是他们武斗的幕后指挥。”。于是开始部署开展反击“传统阶级敌人”的斗争。
在此之前军宣队已经开始在群众组织中抓反革命了，而且严重地扩大化了，因为甄岩的《毛泽东同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提供的资料中有如下内容：
“他又说：“我们在延安就规定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捉。随便杀人没有手续不好，抓人抓多了也不好。搞逼供信，不讲也得讲。我们还是应该重证据，重旁证，不要重口供。”……“我们党的历史上是有经验教训的。江西的打AB团，福建的抓社会民主党，鄂豫皖的抓改组派、第三党，都反映了党的历史，说明当时是不成熟的。”（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记录，1968年5月8日。）”
“他说：“整顿队伍，把坏人抓出来，基本上是对的。自从我说了文化大革命是国共两党战争的继续后，抓了一批国民党坏人。抓坏人还是要搞，但是要有条件，要有人掌握。搞到什么时候，就要煞车。”“十六条规定，现行反革命就是杀人、放火、放毒、破坏国家财产。贴了几张反动标语，也不一定要抓嘛!总之，现在现行反革命的范围相当扩大。”。“只要不是真特务、真反革命，就不要那么去搞，不要使人毫无出路。”。（毛泽东关于武斗、造反等问题的讲话记录，1968年5月11日。）”
但是，军宣队以抓现行反革命的方式来平息武斗并不成功，于是中央决定正式开展一次清理接机队伍的运动。清理阶级队伍首先由北京市开始，因为北京有上千个来自全国各地的“造反联络处”，北京的政治动向会立即带动全国。
68年5月15日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发出了《关于清理阶级队伍工作中几个问题的通知》，由此启动了全国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
清理阶级队伍必须以立即制止武斗为条件，于是1968年7月3日，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名义发出 “七•三布告”，严令：
“一、立即停止武斗，拆除工事，撤离据点。首先撤离铁路交通线上的各据点。
二、无条件地迅速恢复柳州铁路局全线的铁路交通运输，停止一切干扰和串连，保证运输畅通。
三、无条件地交回抢去的援越物资。
四、无条件地交回抢去的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
五、一切外地人员和倒流城市的下乡上山青年，应立即返回本地区、本单位。
六、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破坏交通运输、冲击监狱、盗窃国家机密、私设电台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必须依法惩办。”
请注意，这个布告中没有提及支持造反派，是对一切派别的命令。但是已经习惯了中央文革的无条件支持的造反派，仍然以为这个布告仅仅对保守派有效，而不予理睬。
不得以，二十天后再次发出“七•二四布告”。这个布告首先强调：“一、任何群众组织、团体和个人，都必须坚决、彻底、认真地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的‘七•三布告’，不得违抗。”。这次显然是警告造反派不得再次违抗中央的严令了，否则只能“军法从事” ！
除了向全国所有派别的武斗头头发出的通令，同时还采取了擒贼擒王的措施。不首先拿下影响最大的造反派头头，就不能有力振慑全国的造反派头头。于是毛泽东破天荒地直接召见北京高等学校造反派组织的“五大学生领袖”训话。
68年7月28日凌晨，毛泽东紧急召见北京的聂元梓、清华的蒯大富、北师大的谭厚兰、北航的韩爱晶、北京地质学院的王大宾五人，由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最高级别人物坐陪。
谈话持续五个小时，毛主席言辞严厉。他针对蒯大富扬言工宣队背后有“黑手”的说法，严厉地指出：“他要抓黑手，说是谁指挥这么多工人，在那里围着他学校，压迫红卫兵啦。黑手就是我！”。毛主席还说：“第一条我是讲你们脱离群众。这个群众就是不爱打内战。有些人讲，广西布告只适用于广西，不适用北京。那好啊，现在我们又发了一个陕西的。又会有人讲，只适用陕西。那么就发一个全国的通告。无论什么地方，凡有所列举的罪行之一者，都作为反革命分子处理。”。他还十分严厉地说：“如果坚持不改，坚持要这么搞，那么抓起来，这是轻的。重的呀，拿重武器破坏交通呀，那要用兵去把它围剿!”

“作为反革命分子处理”，“用兵去把它围剿” ！这可是从未有过的严厉警告！
江青面对着她的几个宠儿挨训，不得不公开承认错误。她对韩爱晶说：“我有错误，宠了你。”，“宠坏了，就是宠坏了。现在我看还是主席这个方法好。”，并说：“你们不要搞得我们爱莫能助了。”。这个事实说明了文革中武斗泛滥的重要根源之一就是中央文革与林彪集团推行的极左路线，与他们对造反派的鼓动。
灭了最有影响的造反派头头的气焰，全国的造反派的武斗勇气霎时全消！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随即在全国大规模展开。
持续一年半的大规模武斗中必然有大量的破坏、伤害事件。只要这些事件发生在那些与“黑五类”有关的人身上，那就很容易被当作反革命处理。再加上保守派和军队官兵对造反派的怨气，过火是不可避免的。
这就是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发生的原因。这个原因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为了平息“全面内战”不得以而为之。
现在再来说说清理阶级队伍的政治后果。
毫无疑问，清理阶级队伍终于基本熄灭了遍及全国的武斗，把国家从“全面内战”中解救出来。这是清理阶级队伍最大的成绩。历时一年多的，屡禁不止的“内战”在清理阶级队伍真正全面展开后不足一个月，就烟消云散了，不能不说这是一项有效的政治措施。
清理阶级队伍的第二个成绩是打击了极左势力对文革的全面控制。三支两军与清理阶级队伍都是对中央文革在文革中“一手遮天”的否定。特别是清理阶级队伍沉重地打击了追随中央文革极左路线的那些造反派头头，削弱了他们对群众的号召力，为最终消除分裂群众的派别，平息群众的内斗创造了条件。
清理阶级队伍的第三个成绩是清除了那些借造反之机混入革命群众队伍——主要是造反派组织——中的那些仇恨中国工农革命，仇恨社会主义制度的那些阶级异己分子。挖出钻入革命群众内部的敌对分子，纯洁了群众组织的成分，必然会减少不同派别群众的政治分歧，也就向着实现大联合迈进了一大步。
“文革派”的老田显然在上述两点上持反对意见。他显然不赞同这里对中央文革是在推行极左路线的批评，也不赞同那些阶级异己分子主要混杂在造反派之中的判断。但是他无法否认一下两点，没有比造反派的行为更接近于“打倒一切”的群众组织了；二是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受到打击最重的是造反派组织，和他们的头头。
毛主席曾反复告诫，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可是造反派认可的好的、比较好的中高级干部占中高级干部总数的比例是多少呢？就全国范围而论，在各机关、工厂中，造反派认可的好的、比较好的中高级干部占中高级干部总数的比例不会超过百分之二十。（这里仅仅讨论中高级干部是因为在文革中各机关、工厂的下级干部大部分被造反派当作群众的一部分对待。）是不是中高级干部特别腐败呢？事实上这些中高级干部恰恰绝大多数是受过长期革命战争考验的忠于无产阶级事业的战士，在解放后的十几年间，他们中的大多数还较好的保持着革命传统。他们绝大多数正是那好的和比较好的。
可是造反派要打倒他们中的大部分，这不是极左是什么？
当然，他们的极左行动是受到林彪、中央文革的支持的。林彪与中央文革的主要成员几乎全都是“打倒一切”的支持者，他们要淘汰毛主席造就的这支干部队伍，重建他们自己的干部队伍，他们都是野心家。
说到野心家，林彪的野心不用多说了，中央文革的陈伯达、王、关、戚是野心家也不用争论了，问题是“四人帮”是野心家吗？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不好说，江青可是毛主席直接批评过有野心的。其他三人紧随江青马后，是否是野心家还重要吗？
最积极支持、追随毛主席发动文革的人们多数都是野心家，他们在文革中推行“打倒一切”的极左的路线还奇怪吗？
造反派追随“四人帮”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他们执行的能够不是一条“打倒一切”的极左路线吗？
再来说说清理阶级队伍中落马的群众组织头头。当时要清理的是混入群众组织中的“传统的阶级敌人”，同样是参加了武斗，那些基本群众不会受到追究，追究的几乎全部是与“地、富、反、坏、右”有关的人员。这种人在哪里最多呢？当然是在造反派中最多。所以在清理阶级队伍落马的必然多数是造反派头头。这与“秋后算帐”何干？
再来说说是否是“卸磨杀驴”。造反派在打倒刘邓党内资产阶级集团的斗争中是有贡献的，在夺权斗争灭官僚主义的威风时也是有贡献的。可是文革的目的是要教育党的绝大多数干部，而不是统统打倒他们，不是否定中国工农革命的基本队伍。这些造反派追随林彪、中央文革那些野心家企图打倒那些追随毛主席创建新中国的干部，是支持毛主席的文革呢，还是破坏毛主席的文革呢？当然是在破坏毛主席的文革。既然是在搞破坏，那么把他们“拉下马”就不正确了吗？就是“卸磨杀驴”了吗？
清理阶级队伍的成绩是问题的主要方面，打击面太大，误伤了许多人是问题次要的方面。就象解放战争中攻城拔寨一样，消灭了敌人是问题的主要方面，误伤了百姓是问题的次要方面。如果连这个道理都不懂，还有资格谈论政治吗？
还有人把清理阶级队伍中扩大化的责任算在毛主席头上。这是不公正的。前面已经引用过甄岩的《毛泽东同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提供的如下资料：
“他又说：“我们在延安就规定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捉。随便杀人没有手续不好，抓人抓多了也不好。搞逼供信，不讲也得讲。我们还是应该重证据，重旁证，不要重口供。”……“我们党的历史上是有经验教训的。江西的打AB团，福建的抓社会民主党，鄂豫皖的抓改组派、第三党，都反映了党的历史，说明当时是不成熟的。”（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记录，1968年5月8日。）”
“他说：“整顿队伍，把坏人抓出来，基本上是对的。自从我说了文化大革命是国共两党战争的继续后，抓了一批国民党坏人。抓坏人还是要搞，但是要有条件，要有人掌握。搞到什么时候，就要煞车。”“十六条规定，现行反革命就是杀人、放火、放毒、破坏国家财产。贴了几张反动标语，也不一定要抓嘛!总之，现在现行反革命的范围相当扩大。”。“只要不是真特务、真反革命，就不要那么去搞，不要使人毫无出路。”。（毛泽东关于武斗、造反等问题的讲话记录，1968年5月11日。）”
这说明毛主席从军队在制止武斗中抓反革命时开始，反复告诫要注意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告诫即使是对真正的反革命也要给出路，不要“一棍子打死”。可是由几十万官兵，几千万基本群中参加的运动可能完全按照一条戒律来执行吗？
无论是“文革派”还是“改开派”都休想在清理阶级队伍这件事上给毛主席抹黑！
最后，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清理阶级队伍的政治后果，那么可以说清理阶级队伍的政治后果是：结束了“全面内战”状态，结束了大规模的群众运动，造反派基本上退出了政治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