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观念：孙中山和毛泽东

布袋和尚

作者：罗伯特·白德基
来源：《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第70期


    在共产主义理论中,国家是执行单一阶级专政的强制机构。无产阶级革命由两部分组成:从压迫的资产阶级手中夺取这个机构;以及建立工人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是消灭资本主义最终残余和生产资料社会化的过渡时期。在这个时期,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为了引导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并使国家最终消亡,将在专政中发挥领导作用。
然而,中国只有到1975年的国家宪法中才提出把无产阶级专政作为国家形式。在1954年宪法中,中国宣布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即工农联盟。宪法第一条界定中华人民共和国(PRC)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而且,中国共产党(CCP)仅仅在序言中被提到了两次。至少有一篇苏联的文章指责毛泽东主义者执行“把无产阶级消融在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大众中的政策,”将工人阶级等同为其它阶级、社会阶层和团体的政策。[1] 换句话说,阶级(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的首要要素)的观念,在毛主义的国家中是隶属于“民族”的。从苏联的观点看,这是与马列主义基本原则相背离的。

这个意识形态的争论可能已经被新宪法的明确表达所解决:新宪法明确宣布无产阶级专政和中国共产党的最高地位;但是我们又留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中国把无产阶级专政推迟这么久如果共产主义国家宪法仅仅是一纸空文,那么提出一个适于中国的、纯粹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学说应当不会有太大的困难。但是,新宪法至少从1970年就存在,这表明它是一部在需要具备相当一致性才能被采纳和颁布的严肃的文件。中国内部的分裂和敌对势力不应被看作是不重要的因素而被忽视,也许新宪法的一些条款反映出调和政治分歧的尝试。但是最重要的可能是,尤其对毛主义者来说,新宪法所代表的国家形式出现了改变:从多阶级专政转变为单一阶级专政,从建立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联盟之上的国家转变为苏联模式下单一阶级政党统治的国家。

本文要研究的是:尽管人民民主专政的意识形态合法性通常是基于中国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调适,但是在毛的国家观念中存在着一个非常重要的非共产主义理论成分。明确地说,孙中山和毛泽东关于国家观念的思想存在连续性,包括主张阶级融洽而非阶级战争,以及民族革命作为一个重要的事件,影响着国际体系又被国际体系所影响。孙和毛的这些相似性并不必然地证实苏联对毛主义的各种抨击。反之,它们看上去表明了民族主义资源对毛泽东思想的影响,至少同欧洲和俄国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对毛泽东思想的影响一样重要。

孙中山的国家观念

孙中山的国家概念的实质包含在他的三民主义中。因为他没有明确提出国家的概念,所以有必要在不违背他原意的程度上分析并重新描述三民主义。

三民主义是由1924年国民党(KMT)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孙中山)发表的一系列讲演组成。在1月27日至8月24日的16场讲演中,孙中山概括了中国革命的基本思想是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三个主义的顺序不是偶然的,这一顺序似乎代表了建立中国国家需要遵循的优先顺序。民族主义是关于社会的理论———社会是国家的基础,人民是它的要素和受益人。其次,民权主义关注的是国家制度———政府。在系列讲演中,他阐述了社会与当局政治制度之间的关系。因为民权主义代表了最先进的政体形式,所以中国采用最现代的制度是明智的。最后,民生主义提出分配公平———如何在社会内部公正地分配经济利益。

孙中山三民主义的顺序表明了适合于中国国家的优先顺序:首先,必须改造社会。必须有民族生存受到威胁的意识并生出战胜这些威胁的意志。只有完成社会改造之后才能实现民权主义。更确切地说,没有被一致认可的制度是没有意义的———就像徒有其表的北京的共和议会。最后,只有产生了全民意志并建立了现代政体制度之后,才可能在经济领域追求公正。因为中国易受帝国主义的影响并且在军阀争斗中四分五裂,所以阶级革命是达不到预期效果的。在社会穷困的条件下征用资本家的财产也将收效甚微。孙中山的计划可以归纳为这样的方案:首先是出于集体意识而进行的民族改造,然后建立能反映人民主权的制度,最后重新组织和发展生产性基础设施以增加民族财富与避免将来的阶级对立。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学说,首先认为国家的主要要素———社会,是从属于自然法则的;且人类意识能因生存而顺应进化的改变。中国社会仅仅是世界上众多民族之一,如果要生存和繁荣,必须借鉴其他社会进化斗争的成功经验。民族兴亡的一个征兆是人口。他比较了英国、日本和俄国的人口增长,这些国家的人口比一百年前共有三倍或者四倍的增加,然而中国的人口,自18世纪末以来一直未变。孙认为,列强人口的增长(尤其是日本),给人口稳定国家带来了巨大压力。如果这些趋势继续,中国的前景很黯淡:到一百年以后,如果我们的人口不增加,他们的人口增加到很多,他们便用多数来征服少数,一定要并吞中国。到了那个时候,中国不但是失去主权,要亡国,中国人并且要被他们民族所消化,还要灭种。像从前蒙古、满洲征服中国,是用少数征服多数,想利用多数的中国人做他们的奴隶。如果列强将来征服中国,是用多数征服少数,他们便不要我们做奴隶,我们中国人到那个时候,连奴隶也做不成了![2]这就是孙解释为历史表现形式的自然选择过程(天然淘汰)。仅仅受这些自然力的影响,中国可能会生存下来,但是政治力和经济力也可以侵蚀中国的生存能力。从前割地给帝国主义国家,现在又受这些外国掠夺者的经济控制。这些压力同时作用,如果没有办法摆脱,中国人就会像美洲的印第安人(红番民族)那样衰亡。

中国禁闭在与这些力进行的、生死攸关的斗争中。只有生出全民意愿的抵制和反抗才能阻止中国民族的灭亡。然而,由于中国长久以来都是一元化民族的历史传统,因此没有必要从把分散部落集合成单一社会开始行动。明朝末期以前,民族精神一直是中国传统的本质特点。之后,满族入侵者和他们的汉族合作者试图消灭这种重要的民族认同感。清朝的民族主义一直存在于秘密的社会团体,尤其是洪门会党之中。太平天国运动复兴了存在于会党中的民族主义。满族的文化和历史清除了民族主义,知识分子所提倡的世界主义强化了这种迷失。因此,儒家学者成为了合作阶级的原型,他们故意误导人民以便帮助外族统治和剥削中国———或许就是共产主义者抨击的所谓买办阶级的前身。

对于孙中山来说,建立或摧毁一个民族社会时,思想和学说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世界主义的精神和中国民族主义是正相反的,而且接受攻击民族国家作为主要认同单位的学说并不是为了中国的利益———至少在中国社会忠诚性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前是这样的。安全并可靠的中国民族主权和精神是任何一种国际“太平”或“大同”的必要前奏。一旦在中国建立了强大的民族国家,之后就会宣扬世界主义。

现代民族国家依靠公民的忠诚。孙中山认为西方社会的基本特征是个人主义,这就使民族主义在西方国家的实现比在中国更困难,因为中国的家族和宗族忠诚早已存在:中国社会首先是建立在宗族和家族之上,然后才建立在个人之上。这不仅比西方更有序和系统,也更持久和坚固。因而尽管存在许多明显的缺陷,仍然存在了几千年。在西方,个人是社会的基础,因而在一国之中有几百万个单位。家族是我们社会的基础,在全中国最多不过有四百族。因此,中国的社会改革要简单得多。另外,各族中总有连带关系,达成民族意识是相对简单的问题。[3]

孙建议通过家族教授民族主义。首先,每个宗族以同姓为基础在各个地区联络起来,然后地区的同姓团体扩充到一省、一国范围。最后,便可以形成跨宗族的国族团体。按照孙的观点,尧就是用这种方法谐和家族,再教育黎民的。换句话说,首先应当在家族模式下改造社会,然后再用民族主义教育个体。

在民族主义的最后一讲中,孙关注的是民族主义在中国成功后的结果问题:强大的中国国家建立之后是否会同其他现代国族一样,在完成国家统一之后变成帝国主义国家,推行暴行和扩张主义?他再一次讲到了中国的传统。中国独一无二的道德遗产,限制了扩张主义者窥视邻国。例如,中国强大之时韩国(高丽)一直保持独立。对于中国来说,要成为一个强盛的民族,就必须恢复古时“济弱扶倾”的政策。如果那天到来,中国绝不利用强盛的权力走帝国主义国家的老路去摧毁其他社会。孙中山采取的是自强政策,提倡学习西方的科学和技术,同时恢复固有的道德,以此作为新政体的基础。

总的来说,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强调知识分子、意识、道德规范和社会组织作为现代政体的基础。不是中国传统背叛了自身,而是异族统治者与其本地合作者背判了中国传统。中国面临的危机中有一部分是非人力的,例如自然选择,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社会将要抛弃在过去起到积极作用的所有价值标准与忠诚观念。他强调民族修复,而不是全盘革命和西化。这才是中国为自己、为自己作为亚洲小国保护者的历史使命而做出的正确选择。

民族主义原则宣讲了中国作为一个社会的生存问题。第二个原则,民权主义,则试图确定能够增强社会抱负并帮助实现全面公平的政治秩序原则。中国是渴望民权的,因为它代表了政治进化的最高形式。孙中山认为,经过了包括神权和君权政府在内的几个阶段的进化,人性已经消失,而民权是人类进化的最新产物。尽管在2000年以前孔子和孟子就认识到了民权的重要性,但是直到1911年,中国仍然是受君权统治的。欧洲民权只有150年的历史,但是却代表了当代政治形式的主流趋势。因此,中国民权政府不会否定旧传统,而是会为世界提供一个如何尽可能发挥民权原则内在潜能的模型。

尽管反复提到中国传统,孙中山仍然持续关注着政治的地平线,以获得那些可能影响中国境遇的关于历史趋势的指示。为了生存,中国不得不顺应作为政治组织的现代形式的民族国家。把民族国家建成政治上民主的似乎进一步确保了与主流历史趋势的一致。政治秩序的合法性,尤其是从另一个文明移植而来的,它要求的不仅仅是人民的赞同和默认。合法性来自一个朝代、政权或政治秩序与历史的和超社会(supra-societal forces)的力量的相一致:历史上的每一个时期都会有某一流行趋势,政府的形式通常会相应地调整。在神权时代,非用神权不可;在君权时代,非用君权不可。我们应当研究现代的政治趋势。不必说,当前的政治趋势流向了民权。由于民权是当今的政治趋势,中国也应朝它前进。我们知道民权的力量,好比长江、黄河的流水一样,水流的方向或者有许多曲折,向北流或向南流,但是流到最后一定是向东方的,无论是怎么样都阻止不住的。所以世界的潮流,由神权流到君权,由君权流到民权;现在流到了民权,便没有方法可以反抗。[4]

但是,与世界趋势相一致只是民权的开始,而非全部。西方赞美民权的政体制度使自由最大化,并防止了政府权力过大。孙中山认为,中国的历史条件致使其不能像西方那样欢迎自由。事实上,中国社会的主要问题是过于自由以及对自由的频繁乱用。中国需要的是团体,而不是自由;需要的是政府和社会的结合,而不是分离。很多人还把民权和平等混淆,然而孙认为民权更为重要。随着民权的建立,才能达到政治和道德上的平等。追求完全平等是错误的,因为这会扼杀少数人的创造天赋,这类人可能为社会问题提供解决方法和革新措施。社会存在着天赋和领导能力的天然等级,它是不可更改的:有三种人:第一种人叫做“先知先觉”。这种人有绝顶的聪明和创造力。第二种人叫做“后知后觉”。这种人宣传别人已经发明的东西。第三种人叫做“不知不觉”。这种人不发明也不感知,但是实践别人宣传的东西。此三种人互相为用,协力进行,则人类之文明进步必能一日千里。天之生人虽有聪明才力之不平等,但人心则必欲使之平等,斯为道德上之最高目的,而人类当努力进行者。[5]

因此,不应当把民权误解为自由和平等,尽管它们在历史上相关联。民权是一种政体形式,其制度还不尽完善。中国可以从其他国家的错误中汲取经验,但是不能全盘引进他们的制度。例如,联邦制度可能对美国有益,但是在中国,却可能加强军阀割据。尽管民权遭受了许多挫折,但是世界仍然越来越民主,而中国可以从西方的错误和革新中汲取教训。

对于孙中山来说,民权即为人民管理政府。民权与自由和平等是不同的,这种混淆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挫折的出现。民权的一个方面表现为其所代表的政府,但是从北京共和政体来看,政府是无能的。他建议必须对政府进行更全面直接的管理,可以通过引入“四个民权”来实现:普遍选举权、创制权、复决权和罢免权。这将会使政府跟随公众的志愿,而不仅仅是每隔几年选出议员之后便不能再问而让其独立运作。孙中山把国家类比为机器和现代轮船。机器如同政府。现代机器是非常尖端的,能从事很多从前不可能胜任的任务。而政府如同机器,必须告诉它要做什么。西方民主政府就像早期的机器———可以被开动和停止,但是进步和改造却很难。孙中山设想的民权政府,有创制权、罢免权、复决权和选举权,能更好地与“管理者”———人民的愿望合拍。如果机器要平稳地运转,需要在人民之间,尤其是在带领大众的后知后觉者之间达成共识。但是孙中山认为,民族意识与社会改造完成之后才能够实现社会团结。因此,民权政府为在全国范围内形成整体的社会提供了最好的表现形式,也为协调集体性的努力与优先权的行政结构提供了最佳的表现形式。

只有民族团结和政治秩序建立之后,中国才能关注自身的经济公平。孙中山没有明确把此写进第二顺序的原则中,但是似乎从三民主义中暗含了这个信息。就是这个信息使南京政府看来好像曲解了他的计划,把国民党第二重点经济公平解释为民族革命的一个目标。

民生主义,三民主义的最后一项,涉及中国社会的经济生活和群体生活。它包括社会和政府间的合作,而前提是这两者都已经被改造过。这反映出孙中山三民主义无意识的辩证特性:民族主义是本题。中国社会的生存问题是出发点。社会是自然的和自发的,但是它的自觉性已经被几百年的外国统治所压制。政府是反题。民权是历史进化的结果,是智力和技巧的产物。民权制度是创设出的、经过改良的,而社会(民族)却是一种自然现象。民生是民族和政府的合题。社会的经济产品在某种程度上由政府建构,导致了社会公平的最大化。通过税收、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能够阻止现代剥削阶级出现。如果成功,那么就会避免马克思所预言的破坏性阶级战争的发生。

因此,孙中山的国家观念由民族社会、民权政府和公平而多产的经济体系组成。他为现代中国设想了最完美的国家形式:结合了世界潮流中最先进的趋势,并且对中国的最好传统和自身客观条件而言是现实的。他反对阶级战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生产家专制)因为其与民族团结和民权进化是不一致的。中国应从先进社会吸取经验,避免因经济不平等而起的国内战争。资本主义能够被法律和政策所限制,人民能够被教育以形成民族(而非阶级)忠诚观念。制度能够被设计并建立起来以修正政治、社会和经济体系中的不合理之处。一旦强大而正义的中国国家建立起来,那么中国就可能为国际正义尽力尽责。无产阶级国际化也只有到强大的民族国家建立之时才会变成现实。

毛泽东的国家观念

在国民党和共产党第二次统一阵线形成之后,毛泽东的革命精神同孙中山的陈述愈加类似。首先,孙和毛都强调中国民族的独特性,并需要读懂历史。在1938年,毛写下了党员学习中国历史传统的必要性,并“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

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6]

在强调国际趋势和民族本质的时候,毛泽东同李大钊、孙中山和胡汉民等思想家的观点是一致的。[7]的确,至少有一名苏联作家指责毛通过强调中国革命的民族特点展开对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攻击:不同于列宁,毛泽东采用了国家主义的方法,而非阶级的方法,来决定政治体系的性质,并且同之前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一样,都强调中国革命的特殊性……对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共产党领导作用的批判结果是,中国共产党现在在毛泽东的带领下,切断了它与无产阶级中心和工人阶级的联系;国民党反动派渗入了党内,对抗国际共产主义者的残酷恐怖行动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开始了(‘整风’运动)。[8]

毛的“新民主主义论”被俄国批评者认为是背离列宁主义国际无产阶级的开始。但是实际上,毛从来都没有远离孙中山的世界性民族主义。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毛把三民主义理解为提高农民阶级革命意识的有效方法:孙中山先生的那篇遗嘱,乡下农民也有些晓得念了。他们从那篇遗嘱里取出了“自由”、“平等”、“三民主义”、“不平等条约”这些名词,破生硬地应用在他们的生活上。一个绅士模样的人在路上碰了一个农民,那绅士摆格不肯让路,那农民便愤然说“土豪劣绅!晓得三民主义吗?”长沙近郊菜园农民进城卖菜,老被警察欺负。现在,农民可找到武器了,这武器就是三民主义。[9]

在中国南部中心经过几年与国民党军队的生存之战,以及大范围、损失惨重的西北长征之后,对于北上的共产党人来说,调整融合似乎是必要的。日本帝国主义者1935年末在中国北方施加的压力既为中国共产党既带来了危机又带来了机遇:

日本帝国主义者和蒋介石灭亡中国和出卖中国的政策,不能不驱使很多的力量跑到我们方面来,或者径直加入共产党和红军的队伍,或者同共产党和红军结成联合战线。只要我们的策略不是关门主义,这个目的是能够达到的。

为什么要把工农共和国改变为人民共和国呢?

我们的政府不但是代表工农的,而且是代表民族的。这个意义,是在工农民主共和国的口号里原来就包括了的,因为工人、农民占了全民族人口的百分之八十至九十……但是现在的情况,使得我们要把这个口号改变一下,改变为人民共和国。这是因为日本侵略的情况变动了中国的阶级关系,不但小资产阶级,而且民族资产阶级,有了参加抗日斗争的可能性。[10]

因此,民族斗争的紧要关头要求扩大共产主义者的范围,包括工人和农民以外的其他阶级。另外,蒋介石断然清除共产党人的决定、与主要中心城市的隔离以及来自日本与日俱增的威胁,均增加了对无产阶级革命可能性的悲观评价。[11]这种形势逻辑上要求与民族主义者进行某种程度的融合,于是1937年第二次统一战线诞生。

共产主义者加入到为民族生存而斗争的联盟,这意味着从阶级斗争到民族统一的转变。这个转变表现为要求国民党修改专政,允许国家系统内的更大民主政治。这个要求满足了两个目的:如果这样做,将允许共产党员在政府内有更大权力。即使没有达到,这种要求也确立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争取更广泛的政治制度的民主力量的代言人。另外,民主和抗日也相互地增强了:……对于抗日任务,民主也是新阶段中最本质的东西,为民主即是为抗日。抗日和民主互为条件,同抗日与和平,民主与和平互为条件一样。民主是抗日的保证,抗日能给予民主运动发展以有利条件。[12]

毛没有促进与资产阶级的永久融合,也没有把自由主义的民主政治视为最终目标:坚决地领导民主革命,是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条件。我们是为着社会主义而斗争,这是和任何革命的三民主义者不相同的。从资产阶级占优势到无产阶级占优势,这是一个斗争的长过程,争取领导权的过程,依靠着共产党对无产阶级觉悟程度组织程度的提高,对农民、对城市小资产阶级觉悟程度组织程度的提高。[13]

马可波罗桥(卢沟桥———译者)中日冲突之前不到两个月,共产党呼吁恢复三民主义。毛以民族主义(“争取民族独立解放”)、民权主义(“实现民主自由”)和民生主义(“增进人民幸福”)为基础,促进两党合作的恢复。[14]国民党纲要仍然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最有效目标,他的成功为随后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创造条件是必要的。毛构想的新的民主共和国由无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及“一切国内同意民族和民主革命的分子”组成。[15]

这个“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含蓄地承认了孙中山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马克思强调阶级斗争是历史的动力,但是孙关注的是劳动力和资本的调和:

……现代经济的进步是由于社会经济利益的和谐,而不是冲突。为什么会存在这种和谐?因为人们必须生存,必须面对永恒的民生问题。他们或者在战争中消亡,或者在合作中生存。因此,阶级斗争不是社会进步的原因,而是一种社会病症,当社会群体缺少生存手段时逐步显现,最后就会诉诸于使用非常的手段取得生计来解决。[16]

人们同样可以认为毛重新发现了黑格尔所观察到的:没有什么比外力的进攻和包围更能加强国家的团结。

随着敌对势力的增强,毛不断地声称中国共产党追随着孙革命计划的最忠实传统。事实上,毛自从第一次统一战线时就声明中国共产党已经追随孙中山的目标:

然而在共产党方面,十年来所实行的一切政策,根本上仍然是符合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革命精神的。共产党没有一天不在反对帝国主义,这就是彻底的民族主义;工农民主专政制度也不是别的,就是彻底的民权主义;土地革命则是彻底的民生主义。[17]抗战的紧迫性、国民党抗日的失败、对孙的计划的执行明显没有进步,这些给共产主义者提供了要求在政治和军事决定中有更多发言权的可观的政治优势。

但是,民族统一并不意味着所有政党和团体在统一战线中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意识形态和组织的独立:三民主义中的民权主义,在党派问题上说来,就是容许各党派互相联合,又容许各党派独立存在。如果只谈统一性,否认独立性,就是背弃民权主义,不但我们共产党不能同意,任何党派也是不能同意的。[18]

在共产党员只占少数的情况下,一旦统一战线内独立原则确立并为政党的原则吸收,那么当1949年共产党员变成多数的时候,独立的原则就不容易被撤销。因此,统一战线的遗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及它的民主构成,仍然作为人民民主专政,甚至是新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象征元素继续存在下去。

对于其融合点来说,民族革命和社会革命的区别是不明显的。在一篇纪念五四运动的文章中,毛认为中国革命的社会力量,除了日本人及其走狗之外,几乎包括每一个人。成为一个革命者,不是阶级立场的问题,也不是意识形态的派别问题:“真正的革命者必定是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的。”[19]三民主义或者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其次的。

毛泽东缓慢地但是可以察觉地形成了与孙的观念没有极大不同的国家观:

我们现在干的是什么革命呢?我们现在干的是资产阶级性的民主主义的革命,我们所做的一切,不超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围。现在还不应该破坏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制,要破坏的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个革命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建立一个人民民主的共和国。这种人民民主主义的共和国,就是革命的三民主义的共和国。它比起现在这种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态来是不相同的,它跟将来的社会主义制度也不相同。[20]

因此,革命为建立多阶级国家做准备,至少在下一个阶段中,不是为了无产阶级专政。毛认真区别了“适应于旧的国际国内环境的旧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与“适应于新的国际国内环境的新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21] 中国共产党接受新三民主义,并声称已经做好准备而为了他们的实现进行斗争。毛提出的一个要求就是这些原则是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的体现———与苏联联盟、与共产党合作、帮助农工。“在新的国际国内条件下,离开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就不是革命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联盟”———但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才能完全实现。

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毛全面阐述了他关于将来中国民主主义共和国形式的思想。中国革命是世界反帝革命的一部分,与无产阶级革命联合领导世界其他地方的运动:这个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其社会性质是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还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革命,但早已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现在则更成了这种世界革命的伟大的一部分,成了这种世界革命的伟大的同盟军。这个革命的第一步、第一阶段,决不是也不能建立中国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社会,而是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民主主义的社会,以完结第一阶段。然后,再使之发展到第二阶段,以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22]

提倡无产阶级领导,而非专政。资产阶级有机会拯救国家,但是失败了。毛设想了一个与资产阶级专政或者无产阶级专政都不相同的、过渡的国家形式。中国革命发生在半殖民地社会,因此必须需要一个由几个革命阶级联合组成的新民民主主义国家。

“国体”的问题可以归纳为“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的问题。[23]毛批评资产阶级用“国民”的名词达到其一阶级专政的实际。这个名词是可用的,但是应该明确排除反革命分和汉奸:“一切革命的阶级对于反革命汉奸们的专政,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要的国家。”[24]毛实际上想要说的是一种合作国家应当建立在保卫社会不受外敌入侵———即使这意味着延迟了国内阶级斗争。

在国家的形成中,政府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对于毛泽东,它是“政权构成的形式问题,指的一定的社会阶级取何种形式去组织那反对敌人保护自己的政权机关。”[25]在国家内部将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每个革命阶级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合适的代表,政府以民主集中制为基础。换句话说,新民主主义联合专政是由阶级等级顺序构成的,无产阶级最高,资产阶级最低。

在临终前两年他宣称: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将会是孙中山最先进的思想和计划的延续。这些原则被帝国主义者、大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所“绞杀”,[26]但是却由革命新力量来完成。作为革命中的一项战略,共产党壮大他们的支持者,并且不失时机地攻击国民党不执行自己的原则。1940年2月毛向国民党提出的十点要求之一就是民族主义的政权执行三民主义:“亟宜再颁明令,严督全国实行。有违令者,从重治罪。有遵令者,优予奖励。则三民主义庶乎有实行之日,而抗日事业乃能立胜利之基。”[27]

随着战争的结束,毛召集联合政府,他把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中国等同于“孙中山先生革命三民主义性质的中国”。[28]对于那些怀疑政府的真诚的人,毛向他们保证:应当指出,孙先生的这种三民主义(在1924年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解释),和我党在现阶段上的纲领,只是在若干基本原则上是一致的东西,并不是完全一致的东西。我党的新民主主义纲领,比之孙先生的,当然要完备得多;特别是孙先生死后这二十年中中国革命的发展,使我党新民主主义的理论、纲领及其实践,有了一个极大的发展,今后还将有更大的发展。但是,孙先生的这种三民主义,按其基本性质说来,是一个和在此以前的旧三民主主义相区别的新民主主义的纲领,当然这是“中国今日之必需”,当然“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29]

1949年6月胜利的前夕,毛概述了即将建立的国家类型将是在中国人民领导下的专政与民主———包括除反动派和帝国主义叛徒之外的所有阶级。民主是对人民而言,不是对敌人:“这两方面,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30]

最后毛解释了为什么不能马上废除国家权力。帝国主义、国内反动势力、阶级的存在要求加强国家机器———军队、警察、法庭———以巩固防卫并保护公共利益。允许中国从农业向工业国发展、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发展,国家是必须的。国家不是慈善的,而是作为镇压反动阶级的工具而存在。但它确实对人民发挥了慈善作用:

人民的国家是保护人民的。有了人民的国家,人民才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使自己脱离内外反动派的影响(这个影响现在还是很大的,并将在长时期内存在着,不能很快地消灭),改造自己从旧社会得来的坏习惯和坏思想,不使自己走入反动派指引的错误路上去,并继续前进,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前进。[31]

因此,毛追随着列宁的道路,预见国家将不会消亡,而是在国内过渡期完成之前继续存在,并且在外敌威胁国家的时候继续存在。

结　　论

毛的国家观念,至少直到1949年,源自两方面———苏联和中国的资源。正如同弗朗茨·舒曼(Franz Schurmann)指出,通过俄国革命,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毛提供了“纯粹的意识形态”,给他提供了可以适用于具体情况的普遍规则: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32]

但是十二年前,毛已经警惕对苏联经验的机械适用。俄国内战的特点使得没有经过认真考虑就把经验应用于中国变得轻率,恐将成为“削足适履”。“我们固然应该特别尊重苏联的战争经验,因为它是最近代的革命战争的经验,是在列宁、斯大林指导之下获得的;但是我们还应该尊重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因为中国革命和中国红军又有许多特殊的情况。”[33]

如果俄国和中国内战的独特经验的区别是真实的,那么建立政治力量的策略也不得不适应具体的情形。目的是建立工人阶级专政的工农革命,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是不合适的,所以一个全民族阶级的统一战线在1937形成。正是这个联合为共产主义国家提供了基础。这篇文章的主要结论是,不仅毛的国家观念很大程度源自孙中山的思想,而且毛似乎已经将三民主义调整到可以适用孙没有预见的情形———世界范围内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弱化,以及突然爆发的日本对中国的民族侵略。毛指责蒋介石抛弃并背叛了孙的思想,声称中国共产党实际上对这些基本原则是最忠实的。的确,孙和毛的距离并不远:都是民族主义者,认为中国只有强大的民族国家才能生存和现代化。都反对民族沙文主义,认为中国民族主义是向大同的过渡现象。都倡导阶级融合,而不是阶级斗争。

[1] L. M. Gudoshnikov, B. N. Topornin,“‘Left’Opportunist Revision Of Lenin’sTeaching on the State”(“‘左倾’机会主义者对列宁国家教条的修正”) in M. I. Sladkovsky, Y. F. Kovalyov and V. Y. Sidikhmenov (eds. ),Leninism andModern China sProblems(《列宁主义与现代中国问题》), (Moscow: ProgressPublishers, 1972), p. 85.

[2] Leonard Shihlien Hsü, SunYat-sen,His Political and Social Ideals（许仕廉著:《孙中山,他的政治和社会思想》）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1933) (下同),第178-179页。

[3] 许仕廉著:《孙中山,他的政治和社会思想》,第240-241页。

[4] 许仕廉著:《孙中山,他的政治和社会思想》,第275-277页。

[5] 许仕廉著:《孙中山,他的政治和社会思想》,第317页。

[6] Mao Tse-tung, “The Rol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the National War,” Selected Works of Mao Tse-tung (here after SW) (Pek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61-65), Vo.l II, p.209. (毛泽东著:“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外文出版社(下同),第209页。)

[7] 按照胡汉民的观点,革命的一个部分都不得不与世界革命保持一致,但是同时又不能失去单个革命的特殊性。参看他的《三民主义者之使命》(上海: 1927年)第4页。

[8] M. I. Sladkovsky,“Lenin and China,” Leninism and Modern China’s Problems, p. 26. (“列宁和中国”,《列宁主义和现代中国问题》)

[9] 毛泽东著:“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48页。

[10] 毛泽东著:“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67-68页。

[11] 毛泽东著:“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96-98页。

[12] 毛泽东著:“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88页。

[13] 毛泽东著:“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90页。

[14] 毛泽东著;“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70页。

[15] 毛泽东著;“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71页。

[16] 许仕廉著:《孙中山》,第405页。

[17] 毛泽东著:“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41页。

[18] 毛泽东著:“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200页。

[19] 毛泽东著:“五四运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238页。

[20] 毛泽东著:“青年运动的方向”,《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242-43页。

[21] 毛泽东著:“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328页。

[22] 毛泽东著:“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347页。

[23] 毛泽东著:“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351页。

[24] 毛泽东著:“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352页。

[25] 毛泽东著:“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377页。

[26] 毛泽东著:“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400页。

[27] 毛泽东著:“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400页。

[28] 毛泽东著:“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282页。

[29] 毛泽东著:“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284页。

[30] 毛泽东著:“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418页。

[31] 毛泽东著:“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418页。

[32] 毛泽东著:“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413页。

[33] 毛泽东著:“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