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公有制与私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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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公有制与私有制

一说到公有制与私有制，人们自然想到的是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制经济。尽管如今的年轻人对于公有制经济几乎没有什么概念，对私有制经济也只了解一点皮毛，但是这一次我不打算具体介绍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制经济，我打算从人类社会总资源的占有的角度说一说公有制社会与私有制社会。

人类社会资源可以分为三大类： 政治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

人们对经济资源的占有比较直观，也容易被人们理解。自人类诞生以来，人类社会在经济资源的占有方面可以分为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制经济。原始公社与按照马列主义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公有制经济，其它所有形态的经济形式都是私有制经济。就当今世界而言，年轻人可以粗略地理解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国营经济、集体经济和人民公社是公有制经济，地主、资本家控制着国家的农业和工商业则是私有制经济。

下面重点来说说政治资源和文化资源的“所有制”性质问题。

先来说说私有制政治体制。

首先，皇权政治是典型的私有制政治体制。这个无需解释。我要说明的是资本主义民主选举制政治也是私有政治体制。
一些年轻人听到这话立刻会跳起来，大叫：民主选举的政权是为全体选民服务的，怎么能够说是私有政治呢？

稍安勿躁。请先想一想那些按照“民主程序”当选的总统、首相、各级行政长官，以及各级法官依照什么准则来治理他们的国家？
当然是依照他们国家的宪法来治理国家。那么请再想一想，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是由哪个阶级制定的？当然是资产阶级制定的。是资产阶级战胜了封建阶级之后创立了资产主义的宪法。这种宪法的核心是：维护资本拥有者的利益。最根本的是：工厂、矿山、土地、水源、铁路、公路等等生产资料都可以是私人财产，而“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以及“自由贸易法则”。经济是社会的基础，资本主义政治的首要任务就是维护资本主义经济的安全运行。资本主义经济是私有制经济，私有制经济掌控在少数人手中，维护这种私有经济的政治体制自然首先是在维护少数人的利益。既然资本主义政治首先维护少数人——资产阶级的利益，那么说它是资产阶级私有的还有问题吗？

我这里说“政治资源的绝大部分”的占有问题，而不说完全占有，是因为在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中，劳动大众多少还占有一定的政治资源。比如他们毕竟有“二选一”的投票权，有结社权，有集会权，有罢工权，有游行权，等等。尽管这些权力不是资产阶级赐予的，而是工人阶级长期斗争换来的，但是毕竟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确实拥有了的权力。所以，严格地说，现代资本主义是私有制占主导地位的政治体制。

还有一种更加完全的私有制政治体制。那就是通过宪法把执政权授予某个集团专有的政治体制。当宪法把国家的执政权固定在某个集团身上时，它就有了拒绝其他阶层分享政治权力的可能。比如，它可以通过审核、批准制度实际上取消人民的结社权，通过审核、批准制度实际上取消人民的集会、罢工、游行等等的权力。这样的政治制度是比现代资本主义制度更加彻底的私有制政治体制。

那么公有制政治体制应当是什么样子呢？

首先它必须是拥有最广泛民主权力的民主制政体。而民主是个复杂的问题。前不久就有人把选举基础上的代议制民主排除在民主之外，仅仅把直接民主和抽签看作民主的具体形式。
我认为抽签本质上是赌博，是拿国家与人民的命运赌博，根本不可取。而直接民主只在不超过几十万人的场合可用，任何大国都不可能采用。

现代资本主义普遍采用选举基础上的代议制民主，我国如今采用的“人民民主”制度与之类似。前不久刚刚开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绝大多数来自各级官员和“新阶层”——新兴的官僚资本家和买办资本家。除了这些人就是一些文艺、体育明星。而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的工农则几乎没有一个真正的代表。

资本主义代议制选出的议员是专职的，在法律上他们是他们各自选区民众的代言人。他们要向各自选区的选民汇报他在议会中的工作，他要在议会中主张他的选区的民众的利益。因此，资本主义的议员是“大我”，议员的声音是一群人的声音的“合成”。当然，在议员背后的那一群人中，不同人的声音的“音量”是不同的。财大气粗的大资本家的声音自然会占压倒优势。大资本家可以通过资本掌握的传媒来引导人们的意识，甚至可以通过制造、宣传假象来误导民众，欺骗民众。

代议制在理论上的民主与实际上的不民主归根结底还是私有制经济体系和后面将要分析的私有制文化体制造成的。代议制本身没有问题，只要与公有制经济体制、公有制文化体制相配合，就可以实现真正的民主。

我们的“人民代表”则是“先进分子”，是紧跟党的政策的“模范”。不管这个“代表”是从哪里选出来的，他的政治主张都必须符合党的政策要求，与选他出来的那些民众的政治要求无关。
有人会说：党的政策就反映了全体人民的要求，符合党的政策的要求，也就是符合全体人民的要求。
对于此种高论，我不敢苟同！

党要求农民抛弃集体化道路，各顾各，争相发财，结果是三农问题日趋严重，以至于如今威胁到了国家安全！
党要几千万国营工人“下岗”，为国家减轻负担，结果一方面是两万亿外汇存在帝国主义的国库里——“藏富于敌”，一方面是几千万下岗工人陷入极度贫困，成为最可怜的“弱势群体”。

就近三十年工农的切身体验看，党的政策不一定就符合民众的要求，更不要说如今的官员“十官九贪”了。这样的“人民代表”与人民的利益何干？尽管他们也是“选举”出来的，可是民意却完全没有主张的通道。因此如今的“人民代表制度”与民主完全无关。

如果人民代表确能够基本上按照各阶层人口比例选出，按照各阶层自身的利益要求选出，那么，要真正实现民主政治也不难。

这里有两个要点，首先是代表的比例问题。
工农和其他体力劳动者占选民的大多数，他们的利益理应优先考虑。再考虑到工农在文化上的弱势，考虑到文化上的弱势导致的在会议中辩论的不利地位，维持人数的优势是必须的。人数上的优势和文化上的弱势相平衡，才能维持工农及其他劳动者对官僚阶层和知识分子阶层的均势。

第二个要点是工农必须要有自己的组织，真正在工农意愿基础上构成的组织。没有组织的大众是任人宰割的“群羊”，组织起来的工农是自己的主人。只有通过工农自己的组织进行人民代表选举，工农才不至于被官僚和知识分子“忽悠”。

无论是代议制民主，还是人民代表大会，只要工农能够组织起来，选出自己的代表，并且在议会或“人大”中占有人数上的优势，都有可能实现真正的民主。为此，宪法必须首先真正给予工农建立自己的组织的权力，他们必须能够不受任何其他组织、政党的领导，不受行政权力的约束。也就是说，真正的结社自由是实现人民民主的必要条件。

当然，仅有上述选举制度还是不够的。在日常政治生活中，工农大众还需要行使他们的的政治权力的途径。这就罢工的自由，是集会的自由，游行的自由，以及言论与出版自由等等。其中最重要的是言论自由。具体来说就是文革时期毛主席给予人民的“四大自由”——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自由。关于这一点，在下面讨论公有制文化的时候再深入讨论。

下面来说说文化上的“私有制”与“公有制”。

有人会质问，文化知识和艺术才能存在与个人头脑中，如何能够“公有”呢？
文化知识和艺术才能确实只能存在与个人头脑中，所以它们本质上是“私有”的。文化是否可能成为“公有”的，则要从两个方面来说。

首先，凡是私有的资源，都可以成为社会分配中讨价还价的筹码，特别是这种资源是稀缺的资源的时候。反之，如果这种资源很充足，甚至过剩，那么再想“奇货可居”就不行了。
“文化精蝇”们就是由于其的文化知识和艺术才能是“稀缺资源”，所以才能在在“改开”时代出现的“精蝇铁三角”中占据一席。而造成这种文化和艺术资源缺乏的根源之一是教育产业化。

为了扩大文化和艺术资源，打破“文化精蝇”对文化和艺术的垄断，必须实现全民义务教育，必须让广大的工农和其它劳动者的子女接受良好的、全面的教育。

由于千百年来工农一直生活在贫困之中，又由于工农的生活一直与生产劳动密切相关，所以他们一旦有机会让自己的孩子接受教育，通常也是选择让他们接受技术与科学教育，很少有人想到文化与艺术教育。反过来，地主、资产阶级一直是文化拥有者，一直是艺术的主要拥有与享受者，所以他们更重视文化与艺术，而不屑于生产技术，甚至科技。
劳动者阶级与地主、资产阶级之间的这个反差是造成文化与艺术被如今的“文化精蝇”垄断的第二个原因。

为了实现文化与艺术的大众化，不仅需要实现全民义务教育，还要号召工农和其他劳动者引导子女去学习文化与艺术，去占领文化与艺术阵地。一旦大批的工农和其他劳动者子女进入文化艺术领域，打破“文化精蝇”对文化与艺术阵地的垄断就比较容易了。

上面是从文化知识、艺术才能的占有方面来探讨“公有”的途径，另一个途径是传播文化、展示艺术“舞台”的占有问题。

毛泽东时代的“阶级路线”与“突出政治”把传播文化知识和展示艺术的“阵地”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文化与艺术必须为工农大众服务，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因而它们是公有的。那时，知识分子、演艺明星必须与工农相结合才能获得自己的“舞台”，否则就会“靠边站”。

“改开”抛弃了社会主义的阶级路线，文化教育成为官僚手中的产业，艺术领域更成为知识分子“控诉”社会主义的舞台。文化与艺术重新掌握在官僚资本、买办资本手中，成为丑化社会主义，美化资本主义的工具，因而如今的文化与艺术是私有的。

好了，上面已经说明了政治、经济、文化资源的“公有”与“私有”的概念，同时说明了“改开”把毛泽东时代的公有制（政治公有的程度还不够）变成了如今的私有制。不仅如此，上面还说明了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所有制的密切联系。如果你拥护某个私有制，就必须接受另两个私有制；反之，如果你拥护某个公有制，你就必须同时拥护另两个公有制。这是毫无疑义的。

无产阶级必然会拥护全面的公有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