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大业》对电影产业化的贡献

布袋和尚

文章原标题：暧昧的《建国大业》
作者：林沛理
来源：亚洲周刊


   《建国大业》对中国电影产业化的贡献，会比它发挥的宣传和爱国教育功能更重要。

　　二零零九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以上世纪四十年代抗战胜利到新中国成立前夕为背景、于国庆档期在全国包括香港盛大公映的《建国大业》，被媒体称为「主旋律电影」。张爱玲说一切的音乐都是悲哀的，但为庆祝国家诞辰而奏的旋律却会是个例外吧？它应该是众志成城的和谐、披肝沥胆的昂扬和晴空万里的明快。可是从《建国大业》的主旋律，我听出的不是和谐而是矛盾和冲突，不是昂扬而是郁结与乡愁，不是明朗而是半明半暗的暧昧。

　　《建国大业》要发挥有效的政治宣传(political propaganda)功能，便不能单单只做到政治正确 (political correct)。它要成为国人爱国教育的有用文本，更不能单单只有一份爱国情怀。这是因为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再加上全球化与互联网带来的信息自由，今日的中国人己经幼稚不再。大约半个世纪前，一套捶胸顿足、歌颂革命伟大的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直教人看得热泪盈眶，这个天真、无知的年代(age of innocence/ignorance)已经一去不返。

　　这一代看《超级女星》长大、以写博客为荣和视移动通讯为理所当然的中国人，受不了隆重的革命热情；也看不惯搥胸脯、打手势的革命英雄。他们不是没有热情，也不是没有英雄；但他们的热情是对所谓(由广告和媒体定义的)「生活中更美好的东西」(the finer things in life)的追求，他们的英雄是大众娱乐工业制造出来的流行文化偶像——从远处看，这些演员、歌手和明星级运动员似乎正「活着他们的梦」(live their dreams)。

　　面对这样的一批受众，《建国大业》不得不打破以往主旋律电影的框框：一改严肃的演说腔和生死攸关的沉重气氛，加入喜剧感和大量商业元素。为求平易近人，历史细节的真确性(historical authenticity)可以放弃——例如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浓烈地方口音，在电影中已经听不到。更重要的，是导演把影片拍得像一列轰轰地往前开的火车，只讲建国的飞扬，却几乎绝口不提革命的牺牲。所以，这部《建国大业》最好的时候也只是予人以兴奋，而不能予人以启示；因为它只有力而无美，只是壮观而不悲壮。

　　不过，《建国大业》幸不辱命，在大陆掀起热潮(上映三日票房纪录已破亿元人民币)，还是要多得它的明星效应。不管是在大陆还是香港，影片最重要的宣传角度都是「国庆六十周年巨制，汇集史无前例的一百七十二位国内明星」。正是这批「史无前例的一百七十二颗明星」将《建国大业》由闷死人的政治宣传和爱国教育，变成不得不看、不看没有话题跟人说的「媒体事件」(media event)。在这个意义上，《建国大业》彰显的是娱乐价值在今日中国无可取代的地位。的确，影片首次用上粒粒皆星的阵容(an all-star cast)，有可能为中国电影开创一个新的类型。它对中国电影产业化的贡献，会比它发挥的政治宣传和爱国教育功能要重要得多。

　　关于这一点，电影的制作人大概也心里有数。影片在拥抱与市场经济结伴而来的娱乐价值的同时，对中国作为一个前资本主义社会(Pre-Capitalist society)表现出深刻的怀旧之情。有一幕写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与一批开国元勋节节胜利之后入城，却周围也买不到香烟，因而明白到日后必须弄好经济，并自认对经济一窍不通。影片其实是在暗示，这批革命元老高贵，因为他们未被市场经济的价值侵害。这也是《建国大业》最暧昧和矛盾的地方：要好好欣赏这套电影、投入它的世界，你需要采取的不仅是一种「姑妄信之」的态度(suspension of disbelief)，还要对中国的近代史故意装作一无所知 (willful ignorance)。《建国大业》将毛泽东写成一个不恋栈权力、不心怀怨恨，爱民如子的无产阶级伟大领袖，他唯一的嗜好就是吸烟。无疑，六十年前毛泽东在天安门宣布新中国成立，是他一生中最辉煌的一刻，但他日后的所作所为，还配得上那些为他出生入死的解放军对他义无反顾地说「毛主席万岁」吗？革命吞噬自己的儿女(Revolution devours its own children)，革命家不仅在夺取政权之后，甚至在夺取政权之前已开始互相倾轧。《建国大业》当然不会提到这些，所以它写革命，最后只能停留于天真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