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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超构与《延安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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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8-11 10:06:2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延安一月》

  赵超构(1910年-1992年),浙江省文成县龙川人,幼年随父迁居瑞安屿头,那时文成未建县属瑞安,故一直自称瑞安人。他24岁毕业于上海中国公学,28岁任《新民报》主笔。

  《延安一月》是赵超构采写的一组十多万字的新闻通讯,于1944年7月30日和8月30日起分别在重庆和成都《新民报》连载,曾引起轰动。同年10月18日,两地《新民报》刊完后,由该报结集成《延安一月》于1945年1月出版,5个月内重印3次,销量数万册。重庆《新华日报》社购2000册派人送往延安,毛泽东看后说:“在重庆这个地方发表这样的文章,作者的胆识是可贵的。”周恩来称之为“中国记者写的《西行漫记》”。日本也随即翻译出版。这本书,对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的读者无疑是冲破新闻封锁,了解延安、了解中共的一本罕见而难得的书籍。因此,不久《延安一月》即被国民党新闻宣传当局列为禁书。

  《延安一月》的写作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1944年,日本侵略军败局已定。国际反法西斯战线开始全线反攻,美英同盟军准备在我国沿海登陆进攻日军,而国民党军却都在远离沿海的中西部山区,能够接应盟军的只有长期对日作战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广大民兵。同盟军十分希望中国国共两党配合其夺取最后胜利。为缓和、调整国共关系,驻重庆的外国记者团发起访问延安的倡议,立时得到中共方面的欢迎,国民党为形势所迫不得不表示同意。中外记者访问团自1944年5月17日启程,6月9日到延安,7月2日结束采访活动。记者团共21人,《新民报》派主笔赵超构参加。国民党当局设置重重限制,把记者团改名为“参观团”,明令“只参观不报道”。中央社记者则处处摆出垄断统稿的架势,途经西安时就逐日发快电,还发了《参观河防记详》一文。到延安后仅发“事毕即赴延安”、“毛泽东设宴欢迎记者团”数字。赵超构在离开延安后,撰写了十多万字的《延安一月》。

  陈铭德、张恨水分别为《延安一月》撰写了序言。《延安一月》正文252页,共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西京——延安间”有8篇通讯,叙述记者团从西安经临潼、潼关、大荔、合阳,由韩城渡河入晋,经山西入延安的沿途见闻,并配2幅木刻;第二部分“延安一月”有39篇通讯,报道其在延安对各种人物、组织和事件的观察和采访,并配10幅木刻,木刻画面都是反映延安生活场景的。

  《延安一月》的重要作用是打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着力介绍延安这块神奇土地上的群众与领袖,始终围绕作者参观后得出的“新社会的试验区”这个有敏锐预见的主题。作者以浓墨重彩介绍毛泽东、朱德这两位风云人物,同时还介绍了周恩来、贺龙、叶剑英、王震、吴玉章等重要政治人物,以及丁玲、艾青、范文澜、王实味等知名文化人。

  《延安一月》也可以说是抗日期间延安的地方志,所介绍的门类亦很齐全:政治类有“新民主主义”、“土地政策”等;经济类有“关于边币”、“变工队与合作社”等;社会类有“民众大会”、“延安新女性”等;文化类有“文艺政策”、“戏剧运动”、“鲁迅艺术学院一瞥”等。特别是此前重庆谣传“丁玲、陈波儿被延安整风整死了”,作者对丁玲、陈波儿等的采访,便是粉碎谣言、澄清事实的有力武器。

  时至今日,《延安一月》仍是研究抗战时期延安情况的重要参考资料。1992年11月上海书店曾再版此书。

  (原载于《档案大观》2009年8月7日427期4版)

    (王 鹏 文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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