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毛泽东时代出国的少，归国的多？

布袋和尚

有人说，毛泽东时代如何如何不好，如何如何穷，如何如何不尊重知识分子……既然这么不好，为什么毛泽东时代出国的少，归国的多？

新中国成立的隆隆礼炮声响，不仅震惊了全世界，更深深震撼了异域求学的海外学子。新中国焕发出来的勃勃生机，新政权的清正廉洁，新中国建设所取得的迅速进步吸引着海外学子的归航。他们满载希望，怀抱建设祖国的理想，纷纷启程，掀起了1949-1956年的归国潮。回国，对多数留美学人而言，不仅意味着放弃优越的物质条件，更预示着归途的艰辛和坎坷。新中国在诞生之初的艰难同样反映在海外赤子身上。美国政府为了对新中国进行全面封锁，采取种种措施，阻挠留美学人归国。1950年10月，美国司法部移民局公布了“禁止中国学生出境之命令”，不准学理、工、农、医的留学生回国“资敌”。在这种情况下，滞留美国者日多，回国也日益艰难。

　　至1950年，滞留在各国的留学人员已逾5000人，其中滞留美国者约3500人，他们多是抗战前后出国留学或工作的。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和国内学者们召唤海外学子们回国工作。面对祖国和亲人的呼唤，留美学人们怀抱坚定的归国信念，顶着重重阻力，冒险踏上漫漫归途。1949-1954年经过艰难曲折和坚毅不挠的斗争而回到祖国的有1424人，其中多数是从美国(937人)回来的。留美学子归途的艰辛，从物理学家赵忠尧身上可窥见一斑。

　　当得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后，著名物理学家赵忠尧积极准备回国。1950年3月正式办理回国手续，美国移民局不断进行阻挠和刁难，直到8月份，他才拿到经过香港回国的“过境许可证”。1950年8月29日，赵忠尧与罗时钧、沈善炯等人经过重重苛刻检查，才得以乘坐“威尔逊号”客轮归国。但当客轮抵达上海时，人群中却不见了他们三人。原来，9月12日在客轮抵达日本横滨时，驻日美军便非法拘留了赵忠尧、罗时钧和沈善炯三位科学家。美方人员将赵忠尧等三人拘押在美军情报部，深夜12时带至东京中野美军监狱，早晨转移到巢鸭监狱中的“中国犯人室”。美军对他们三人实行软硬兼施的手段。一天，他们三人被押到一间空屋子里，一一面对墙壁站着，随之在他们身后传来了拉枪栓和子弹上膛的声音。在生命的威胁面前，他们仍然无所畏惧地挺立着。恐吓不成的美国士兵悻悻地收起了把戏。与此同时，台湾派来代表对他们三人“探监慰问”，并进行劝说：“美国当局对你们这个案子看得很重，你们硬顶下去没有好处。只要你们愿意回美国去，或者去台湾，事情就好办多了。我们可以马上为你们进行疏通。”对于美国和台湾方面的威胁利诱，他们坚定地回答：“我们决不去台湾，更不会去美国，坚决要求回到中国大陆去。”在**和人民的强烈抗议下，直至11月15日，美方才无可奈何地释放他们。两个月的恶梦昭示的不只是当时西方世界对新中国的敌视，更诉说着留美学人的爱国情怀。

　　在1949-1956年的归国潮中，从事不同专业研究的学子都曾经历过类似曲折的景况。每一个留美学人几乎都受到过移民局的威胁，“也许你有一千条路能逃离美国，我劝你一条也别试。假若你企图离开，你将受到处以5000美元以下的罚金或5年以下的徒刑，或同时予以两种处分。”尽管如此，留美学人依然千方百计地设法回国，直接回家的路被堵死了，他们就迂回辗转而行。化学家黄鸣龙请求德国友人函请他赴德工作，再转而回国；化学家唐友祺绕道瑞典，曲折回国；力学家吴仲华、李敏华夫妇利用申请旅游的机会，从瑞士、奥地利假道回国。与此同时，另一些留美学人仍然在顽强地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抗争。为了回到母亲的怀抱，他们给周总理写信，请求政府的帮助；他们向美国总统致函，控诉不公平的遭遇；他们藉媒体之力，争取美国公众的同情。经过几年艰苦曲折的斗争，最终通过1955年中美两国大使级会谈，美国终于允许留美学人自由回国。但是，美国联邦调查局仍然不放弃最后的挣扎，在移民局、在寓所、在船上，仍然向每一位留美学人进行劝诱，“如果改变你的打算不回中国的话。我们会把你的工作、处境给予改善，待遇、生活……安排得还好。”

　　面对美国的循循利诱，他们毫不动摇；面对归途的艰难曲折，他们义无返顾；面对台湾的极力网罗，他们严词拒绝；面对新中国的需要，亲人的召唤，他们无怨无悔地踏上了归途。王承书、张文裕夫妇回来了，尽管回程中受到美国政府的种种阻挠和破坏；张斌、林同骥夫妇回来了，丢弃了在美国的一切，汽车、房子、高薪；李恒德回来了，带回他在美国用8年心血收集的千块金属样品，以便回国科研之用；张香桐回来了，放弃了在美国的地位、名誉和金钱；钱学森也回来了，历经了5年的磨难，终于回到了朝思暮想的家园。还有更多的留美学人怀着对祖国无限的热爱从海外归来，如空气动力学家郭永怀，林学家吴中伦，加速器专家谢家麟，半导体专家林兰英，生物化学专家王德宝、纽经义，金属学专家师昌绪，水利专家钱宁，爆炸力学专家师哲敏……

　　新中国成立初期至1956年底，从世界各地先后归国的学者、留学生共计3000余人，其中从美国归来的学人就约有2000名，占当时全部归国学人的2/3，正是这批归国学人对新中国的各项建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