剖析承包经营与“股份制改造”

学与思

剖析承包经营与“股份制改造”

前文说到“改革派”利用利改税后获得的控制权迅速把国营企业搞垮，然后通过贱卖、白送等方式把国营企业变成官僚们的私企，很快就把大部分中小型国企瓜分掉了。这种现象多半发生在中小城市，发生在“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在那些中心大城市，在“天子脚下”，由于群众的觉悟相对要高一些，官僚们也就相对谨慎一些，他们更愿意采取更隐蔽，更安全的方式来获取个人利益。特别是那些大型国企，群众与基层干部对企业领导层的威慑作用不会在短时间内完全消失，那里的高级官僚（高级干部）们对毛泽东时代的政治运动的畏惧也还没有完全忘却，所以他们更愿意采取貌似合法的手段来瓜分国家财产。
首先被他们采用的手段是“承包经营”。
在毛泽东时代，国营企业的管理体制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较好地贯彻了鞍钢宪法的民主管理体制，一类是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后一种制度是苏联的“首长负责制”与中共的“党委领导”制的混合体。前者是毛主席大力提倡的，后者是刘少奇主持一线工作时普遍推行的。也就是说，当时大多数国营企业实行的是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
在实行鞍钢宪法的国企中，不仅中、下层干部对企业领导有较好的监督权，广大群众与技术人员也在企业的重大决策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所以，在这些企业中领导干部相对比较廉洁，比较勤奋，干群关系也相对较好。
在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的国企中，日常管理工作由厂长（经理）独断，重大决策由党委决定。显然，这里的厂长的权力要更大、更独立一些，对他的权力的监督也更弱一些。当“党委一班人”结成一个死党时，他们对企业拥有的权力就更独立了，但是仍然不是完全自主的。这是因为还有上级管理机关对他们的监督与检查。
在上述两种管理体制下，国企的领导层想通过自己的权力来窃取国家资财是很困难的，更是很危险的。正是这个原因，尽管在毛泽东时代的二十几年中干部的特权思想日益严重，干群关系日渐恶化，干部在经济上犯罪的却很少。
现在“改革”了，毛泽东时代的一切都在批判之列。国营企业的管理体制自然也需要改一改。理由可以信手拈来——毛泽东时代的管理体制对管理人员管得太死，限制了他们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改”的原则自然是要放权给国企的领导人，而最彻底的放权莫过于承包制。直接把国企承包给原来国企的“一把手”，或前 “几把手” ，让他们“自主经营”。
他们的这种“承包”还不象出租车司机承包公司的一辆出租车，不象佃户租种地主的土地。租车的司机和过去的佃户的“租金”是必须交足的，否则“抄家”，象黄世仁对付杨白劳那样！国营企业的头头们的承包是“包赢，不包亏”。也就是说，国营企业有了盈利，我照章交税，亏了我就只能“打白条”，而且不保证将来会“兑现”。
“包赢，不包亏”的原因很简单，很明白，他们根本就没有“包亏”的本钱。大中型国企一亏往往就是几百万，几千万，甚至几个亿，身为国家干部的厂长、经理们哪里能够拿出这么多钱来补亏？所以，“改革”的承包经营是：赢了大家高兴，亏了国家承担全部损失，承包人没有任何损失——高额的工资早已“落袋为安”了！
看看网上爆出高管们的那些骇人听闻的高工资吧。工人平均年薪才一两万，而国企承包人年薪几十万被称作“寒酸”，年薪几百万只是“一般般”，上了千万的才像个“官”。
对比一下毛泽东时代的干部、工人工资差别吧。在毛泽东时代，大型国企的领导层（一般相当于“地市级”至“副省级”）的月工资一般在二、三百元，工人平均月工资约四、五十元，前者是后者的约五、六倍。现在“承包”了，干部的工资达到了工人工资的几百倍，上千倍！按照宪法，干部与工人都是国企的主人，都是平等的劳动者。可是，面对这几百倍、上千倍的工资差别，还能说他们都是平等的吗？干部当真创造了那么多的财富吗？这不是赤裸裸的剥削是什么？这不就是官僚资本主义的一种隐蔽形式是什么？特别是考虑到“包赢不包亏”，这些官僚资本家肯定会让西方的资本家羡慕不已！
什么“承包经营”？不就是化国有为私有的有一种形式吗！不就是官僚资本主义的一种隐蔽形式吗？表面看还是国家干部，其实已经变质为最虚伪的官僚资本家！
更可气的是，这种“承包经营”并不能满足所有官僚的贪欲。毕竟还有个“上级部委”、“国资委”等牌位摆在那里，总要不断地在它们面前“烧香”。如果彻底把国企“合法地”变成个人的私企，那就可以降低“烧香”的规格与费用。要实现这个目的，有两个办法。一个是先把承包的国营搞到连年亏损，再通过贱卖甚至白送的方式转化为私有，另一个办法就是“股份制改造”。与贱卖与白送相比，“股份制改造”更高明，更安全。
下面来说说“股份制改造”的秘密。
股份制改造要分四步走。第一步是让国企亏损，第二步是压低国企的评估价，第三步是按照权力分配股份，第四步是用企业本身做抵押贷款买股份。
官僚们承包了——独掌了国企的经营权之后，要让国企亏损那是易如反掌。
要压低国企的评估价需要一点“外交手段”，“改革”开始后官僚们很快就掌握了这种手段——行贿、受贿，有福共享是官僚“圈子里”的惯例。代表国家评估国企的也是官员，他们也能从压低国企的评估价中获得自己的那一份。所以，这第二步也没有困难。
那么国企资产评估能够压低到什么程度呢？所有善良的人能难以想象，这样评估得出的价格通常是国企实际价值的十分之一左右！
第三步分配股份更没有问题。国企是由个人或几个人承包的，其他人都是雇员——全员合同制——，一切由承包人说了算，谁不服气就给我“下岗” ！于是通常“一把手”分得总股份的三分之一到一半，几个“副手”分得另外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中层干部分得剩余的一半，基层干部与工人分得另一半，当然基层干部还是要比工人多一些。
以总股份为一万股为例。“一把手”通常分得四千股左右，几个“副手”共分得三千股左右，中层干部共分得一千几百股，基层干部和工人分剩下的一千几百股。若这个企业有三个副手，三十个中层干部，基层干部与工人约一千人。那么分配的结果是：一把手分得约四千股，副手每人分得约一千股，中层干部分得约四十股，基层干部分得三、五股，工人分得约一股。
凡是对股份制经营多少有些了解的人都立即可以看出，这个企业实际上是“一把手”和几个“副手”的企业，其他人全都是雇员。
第四步最“妙”。分配了股份就要所有人拿出钱来买股份。企业原来是国家的，现在企业的管理人员和所有工人拿出自己的钱来买这个企业，交上钱后国企就变成私企了。这看起来很合理。
交钱吧！
工人与基层干部必须拿出自己家的存折，取出钱来买自己名下的股份。通常每个工人只需交不超过一、两万元，还拿得出。基层干部要交近十万，有点困难。中层干部要交近百万，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副手”与“一把手”分别要交一、两千万与几千万、近一亿，他们能拿得出这么多钱吗？
如果他们拿不出钱来，他们就得不到那些股份。可是他们拿得出！中层干部也以同样方式拿得出。窍门就在用被出卖的企业本身作为抵押去贷款，用贷出的钱来买股份！
看！他们不花一分钱，只靠签几份文件，原来的国有奇硬就变成他们的私人企业了！世界上还有比这股快捷、轻松的暴富吗？连抢金库都比不了，一次抢走几亿、几十亿、几百亿是极其困难的。而这些党的干部们则可以坐在办公室里，一边品茶，一边盖章，轻轻松松拿到这份巨大的财产！
这是“买股份”吗？这是公然抢劫！通过上述方法进行“股份制改造”的厂长、经理们根本就是一伙强盗！
我不知道是那个“天才”发明了这种股份化的方法！更让人不能理解的是：党和国家机关的几百万大大小小的官员——包括了最高层的所有人——居然几乎全都认可了这种荒谬的“买”股份方式！当真全都能够从中分得一份吗？
经过“改革派”的贱卖、白送，和“股份制改造”，国营经济还剩下多少呢？
下面是摘自网上的文字。
【全国工商联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和自己的调查，2000年内外民营（即私营）经济在GDP 中占比重为55%，到2005年上升为65%。这五年比重平均每年上升2个百分点，据此估算，则2006年私营经济在GDP 中占比重为67%，2007年为69%。这就是说，现在我国经济的所有制结构已经是私有制为主了。（再减去“合资”企业中外资的份额，国有经济还剩几何？）
再看工业总产值中所有制结构的变化。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6年》发布的2004年资料，计算出国有工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为15.3%。按照多年来国企比重每年下降2个百分点的趋势估计，2007年其比重可能只剩下10%左右了。数据表明，1992年党的十四大宣布“公有制为主体，国有企业为主导”的所有制结构，已经不复存在了。
几十年来，国家统计局基本上不发表全国各种所有制的结构变化的资料。前30年计划经济时期，强调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优先发展国营经济。“一五”经过“一化三改”，国家宣布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1957年，在全国的国民收入中，公有制经济（包括国营、合作社、公私合营经济）占比重，由1952年的21.3%提高到97.2%，个体经济由71.8%下降为2.8%，资本主义经济由6.9%到被消灭。以后，个体、私营经济有所发展，但公有制经济为主的基本结构坚持下来了。   
关于国营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由1949年的26.2%，经历过由增加到减少的变动，到1978年占77.6%。改革后的1997年，迅猛下降为25.5%，低于1949年的水平。1998年以后国家统计局宣布：“以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反映国有经济的状况”，这实际上是加上一块国有控股工业，以掩盖国有工业比重下降的实际情况。如上所述，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计算，目前国有工业的比重只剩下10%左右了。】
看吧，这就是“改革”的巨大成果——社会主义的经济通过搞垮、贱卖、白送，和“股份制改造”消失了；“物质不灭”，直接转化成了官僚资本主义经济。
好个“中国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