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从“进京赶考”开始（续2）

学与思

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高潮和“样板戏”

在62年前后刘、邓热衷于“三自一包”时，毛主席一方面批评了刘、邓企图借用资本主义的经济手段解决暂时经济困难的错误，一方面寻找再次调动广大人民群众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的方法与突破口。
他首先发现价了大庆石油工人艰苦创业这个典型，随即以“工业学大庆”为口号，号召全国工业、科技、教育、卫生等行业以大庆为榜样，发扬大庆人“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尽快创建我国独立的、完整的社会主义工业体系、科技体系、卫生体系、教育体系。
在“改革”年代成长起来的青年人习惯了一切依靠“引进”，一切依靠“外资” ，“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这个口号在他们眼中实在是很荒唐的。可是就是在这个无法被“改革”理解的口号指引与激励下，中国工人阶级和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知识分子创造了无数个人间奇迹！他们不仅造就了世界第六的经济体系，建立了覆盖全国的医疗卫生体系，实现了普及中小学教育，更把我们的科技水平与西方列强的差距缩小到不足十年！（“改革”后这个差距很快就变得更大，而不是更小了！）
在农业方面毛主席发现并竖起了同样是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发展经济的大寨人这面红旗。大寨人面对的困难比中国大多数地区的农民面对的困难要大得多，可是他们就是靠自己的力量实现了改土、造田，修渠、灌溉，基本上摆脱了几千年来靠天吃饭的贫困面貌。大寨的成功激励了全国的农民，在“农业学大寨”的旗帜的感召下，在贯彻纠正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左倾错误的“二十三条”后，一个农业生产高潮再次在全国出现。
就在工业与农业的两面红旗竖起来的同时，一个更为重要的旗帜随即因林彪在解放军中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运动而竖起来了，这就是“全国学习人民解放军”。
自从庐山会议彭德怀落马之后，林彪就接掌国防部长之职。人所共知林彪是世界知名的军事家，但是很少有人知道林彪还是个深藏不露的政治家。
在高岗发动对刘少奇的挑战时，林彪就显露出了敏锐政治洞察力。当时，许多人都以为毛主席越级提拔高岗，同时批评刘少奇右倾，高岗挑战刘少奇即使不能全胜，至少不至于落败。可是林彪却早已料定高岗要输，所以尽管他从来都瞧不起刘少奇，可是在高岗邀他支持自己时，林彪只“打哈哈”，不置可否。相比之下，彭德怀的政治观察力就要逊一筹，彭德怀支持了高岗，成为他后来倒台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猜测（没有直接证据），林彪早已把刘少奇与毛主席的矛盾“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他这一次料定刘少奇会走上与毛主席直接对抗的道路，并且料定输家必定是刘少奇。于是在刘少奇集团风头最盛，毛主席在中央几乎失去号召力之时，林彪在他掌控的解放军中发动了“大学毛主席著作”的热潮。他不仅要求各级干部与战士学，而且自己带头学（尽管可能只是做个样子），特别是63年他提出了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急用先学，学用结合，立竿见影”的原则，和64年他组织编辑的《毛主席语录》对把学习毛主席著作热潮推广到全国各行各业、各个阶层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学习毛主席著作并不是林彪的发明，而是起自59年的党内读书活动。59年毛主席在总结大跃进的教训时，深感党内高层干部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不高，于是号召党内干部，特别是高层干部多读一些马列主义的书。因为党内干部大多数文化水平不高，直接读马列原著困难不小，所以，人们自然而然地把毛主席要求的读马列的书变成了读毛主席的书。毫无疑问，毛主席是中国共产党鹤立鸡群的理论家和作家。除了毛主席之外，其他领导人几乎拿不出几本象样的著作，也没有多少理论性的文章。党内文化水平不高的干部要学马列主义的理论也只能读毛主席的书。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活动就由此展开。
是林彪把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活动扩展到解放军全体官兵，又进一步扩展到全国各阶层人民。尽管林彪的突出政治和大学毛主席著作都带有一定程度的形式主义，可是正是全国学习解放军，正是全民学习毛主席著作，正是解放军创造的学习毛主席著作交流会和宣讲会，造就了人民大众空前高涨的政治热情，和对毛主席的无限崇拜，造就了发动文化大革命所需的最好的群众基础。也就是这个原因，才使得林彪得以在九大上成为毛主席的法定接班人。
尽管后来的事实证明林彪是个政治野心家，可是不能不承认，正是他在关键的时刻，做出了关键的贡献，使得毛主席可以在刘少奇几乎已经成功夺取了党的最高领导权力之时，得以发动文化大革命，一举摧毁了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为了迎合毛主席要求党的工作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示，林彪在军队的工作中甚至提出： “时间上谁让谁的问题，基本上要确定一个原则：让给政治。军事训练、生产等可占用一定时间，但不应冲击政治。相反，政治可以冲击其他。” 显然，林彪把突出政治提高到了“唯我独尊”的地步。这种提法其实并不符合毛主席的思想，但是，对在广大群众中宣传毛泽东思想，提高毛主席的威望无疑是有利的。我想，正是这个原因，所以毛主席才对林彪的“过火”视而不见。也就是说，在当时极其困难的形势下，毛主席是把林彪当作了对付刘、邓的钟馗；当然，毛主席自己也同时被林彪当作钟馗利用了一回。
文革结束后有人说毛主席选林彪做接班人是一个失误，其实那是不得已。就象战争中为了歼灭敌人有生力量而暂时放弃某些城市与乡村一样，毛主席为了打倒刘、邓集团不得不暂时容忍林彪夺权了法定接班人的位置。这一点可以从后来公开的毛主席当时给江青的信中获得证据。
除了林彪主导创造的有利于毛主席反击刘、邓官僚集团的群众基础和政治气氛，江青搞的几个“样板戏”也为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提供了极好的思想与民心背景，以及一个极好的“突破口”。可能有人不赞成这种说法，他们认为样板戏不是江青搞的，是群众的创造成果。是江青窃取群众文艺革命的成果。
无疑，那八个样板戏确实是群众文艺革命的成果，但是，是江青把这些样板戏的创造与宣传提升到重大政治事件的高度，才使得这些样板戏的宣传、传播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还可以推测这并非江青个人的行为，而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进行的政治战略部署之一。
1962年9月，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说：“现在不是写小说盛行吗？利用写小说搞反动活动，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 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毛主席说这话的背景是刘、邓推行三自一包的高潮时期。配合刘、邓的资产阶级经济路线，一些文艺作品也开始宣扬资产阶级思想与情趣。最典型的事件是中国剧协于1964年2月举办了一场“迎春晚会”，被一位部队文艺工作者批评为“大部分是庸俗、恶劣、低级趣味的东西”，并反映到中宣部。中宣部为此要求全国文联和各文化协会结合这个事件进行一次整风。
此事汇报到毛主席那里，毛主席说：“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由此可见毛主席对当时文艺工作战线的情况是多么不满！
与中国剧协相反的是一些地方的剧团按照毛主席“要为工农兵服务”的教导自发地搞了一些歌颂人民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戏剧。其中就有后来发展为“样板戏”的那些剧目的原型。是江青发现并出面扶持了这些新剧目，并且帮助他们提高政治与艺术水平，成为广大群众喜爱的“样板戏”。例如63年上海创作了沪剧《芦荡火种》和《革命自有后来人》。在江青的组织下，沪剧《芦荡火种》经北京京剧院改编为《沙家浜》，沪剧《革命自有后来人》经中国京剧院改编成京剧《红灯记》。显然京剧比沪剧更适合于表达高昂的情节，拥有更广大的观众，其影响要大得多。其他六个样板戏创作的情况大同小异。
比样板戏的创作更为重要的是样板戏的广泛传播。由于江青的特殊身份，样板戏的传播不仅是顺利，更可以说是铺天盖地。那个时候的大人、小孩，大多数都能唱几段样板戏！样板戏的精神也就随着其传唱逐渐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
那时中国的政治出现一种奇怪的对立。在高层官僚中，刘少奇威望很高，说话很管用；以至于毛主席曾对刘少奇说：我骂娘没有用，不灵了，你厉害，你就挂个骂娘的帅。可是在人民大众中，毛主席的威望到达了空前的高度。用林彪后来的话说就是：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
刘少奇统帅着国家机器的管理者阶层，毛主席统帅着全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心！
帮助毛主席获得人心的两个最重要的人是林彪和江青。理解了这一点，才能真正理解文革开始以后林彪后来获得“法定接班人”的地位，江青获得了“文化革命的旗手”的荣誉的真正原因。
样板戏对文革还有另一种支持作用，那就是由于样板戏的反衬，使得发动文革的突破口变得更加不堪一击。这个突破口就是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文革的爆发

从1951年的“三反运动”、枪毙刘青山、张子善拉开“反腐败”的序幕，到的1963至1965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毛主席为心中的“进京赶考”——反腐、防变——费尽了心力，可是党的干部阶层官僚化、特权化却真的是“不可阻挡”的发展着。无论是理论学习，还是批评教育，还是整风运动，甚至是打倒、枪毙，都不能阻挡掌握着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大权的干部阶层逐渐发展成为与广大群众对立的特权阶层，都不能阻止党整体上的腐化变质。
1951年的“三反运动”枪毙了两个地市级官员，不可谓不严厉；可是只能暂时吓阻干部们的挥霍享乐，对阻止干部阶层的官僚主义、特权思想的产生与发展没有多少作用。
1957年的党内整风本来是要检查讨党的工作中的错误，整顿党内的思想作风，清除那些腐败变质分子，但是在党内高层的压力下，运动转向，变成主要针对知识分子的“反右”运动。“反右”不仅保护了党内的官僚主义、变质分子，而且打垮了党外的监督力量——知识分子阶层，将中国大地变成真正的“一言堂”。
1959年的庐山会议本来是要批评、纠正过去两年由刘少奇主导的严重的左倾错误，但是却被人巧妙地变成打倒毛主席的“彭大将军”的“后庐山会议”。更加不可理解的是打倒彭德怀之后全国竟然展开了“反右倾”大清查，将那些不满刘少奇浮夸风、共产风的干部通通戴上“右倾”的帽子打了下去！刘少奇不仅没有因左倾错误受到批评，反而借机清除了党内的反对派，壮大了其集团势力。
1960年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主动承担过去两三年党内的左倾错误的责任时，刘少奇狡猾地抛出个“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嫁祸于毛主席，并在党内刮起 “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妖风！在党的干部阶层中破坏毛主席的威信，提升自己的政治影响力。
1961至1963年间毛主席为克服“三年困难”而提出农业要完善人民公社制度，工业要贯彻“鞍钢宪法”时，刘少奇在党内鼓吹农业搞“三自一包”，工业搞“首长负责制”和“奖金挂帅”。毛主席的“路子”的核心是调动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刘少奇的“路子”的核心是利用群众中的自私心理，逐步转向资本主义经济道路。
1963至1965年间毛主席为了纠正刘少奇搞“三自一包”和“首长负责制”的错误发动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意图在全党进行一次反腐败，防变质的教育，特别是要告诫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要接受苏联的教训，警惕党内高层出修正主义。可是此时刘少奇已经获得了党内高层多数人的拥护，或者说，在过去十几年中党内高层那些反对刘少奇的人已经清除殆尽，毛主席的话已经没有多少干部认真对待了。
更为严重地是党内干部普遍接受了官僚化、特权化的事实。就连朱德、陈毅、陈云、李先念等正直的党内大员也没有把党的官僚化、特权化看作严重的问题，没有把官僚化、特权化与党的腐化、变质联系起来。他们没有认识到，官僚化、特权化的最终结果必然是与人民大众对立，必然走向官僚资本主义，必然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敌人。
这个时候的中国共产党真的就是“盲人瞎马临深渊” ！把这一切看得真真切切的毛主席怎么能够不心急如焚？他抓住所有可能的机会向党内高层发出警报，他拿着党章和宪法严厉批评党内的官僚集团，可是大权已经旁落，他甚至无法在党的机关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如果他再不采取坚决、有效的反击措施，他将亲眼看着自己心爱的党变质，变成一个官僚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的党！
要反击，首先要有个战略计划。首先要弄清敌我双方的力量之所在与力量对比，然后才能确定一个尽可能有利于我方的战略目标，才能进一步策划如何实现这个战略目标。
毛主席对敌我双方的力量之所在与力量对比了如指掌。
他清楚地认识到，这次斗争的敌人不仅在共产党内，而且在共产党的中央机关和政府的各大机关掌握大权——他们已经构成了一个“党内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他清楚地认识到，“党内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成员及其追随者虽然是极少数，可是思想意识上倾向、羡慕于官僚特权集团的干部则要多得多。更兼经历了“反右”、“批刘伯承”、“批粟裕”、“批彭德怀”、“反右倾”等内斗的“淘汰”，剩下的正直的干部已经不多了，而善于钻营与投机的分子则不乏其人。
直接站在毛主席对面的是刘少奇集团的成员，几乎占中央党政机关中高级干部的半数。而那些投机分子则无论开始时站在哪一边，最终都会走向毛主席的政治路线的对立面，都会成为毛主席必须克服的障碍。历史已经证明，在文革中来自各种投机分子的干扰给文革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失，几乎可以说是“歼敌一万，自损八千” ！正是投机分子造成的这些损失成为邓小平极其官僚集团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否定文革的主要借口。
那些跟随毛主席打天下，对毛主席无比崇敬的将帅们尽管不会直接反对毛主席，但是要让他们在即将展开的政治大搏斗中打倒代表着官僚主义、特权阶层的刘少奇集团也很困难，因为他们还认识不到刘少奇集团已经沦落为“党内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他们还以为刘少奇集团的问题只是思想认识问题，可以通过党内教育解决。所以这些人多数也不会成为打倒刘少奇集团的坚定拥护者。
这就是说，在这次反击刘少奇官僚特权集团的斗争中，毛主席必然是党内的少数派，并且是极少数派！真正理解中国当时的政治局势，支持毛主席的战略意图的高层领导，如周恩来、林彪、康生、陈伯达、柯庆施等，真是屈指可数。
毛主席可以依靠的力量在哪里呢？除了极少数党内高层官员，还有两大忠于毛主席的力量。一个是人民解放军，一个是几亿普通群众。
人民解放军是在毛主席天才的指挥下，经历了二十多年的流血斗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死地”到“得天下”。因此，在绝大多数将帅眼中，毛主席就是军神！就是人民军队的灵魂！更兼林彪掀起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热潮，把对毛主席的崇敬传播到了每个战士心中。相比之下，刘少奇在军中则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刘少奇崛起与于延安整风运动，此前他主要是在做工人运动工作和地下工作。他在批判王明的错误路线的论战中，首先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并且指出这是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旗帜。他的这个观念和行动使得他从众多的普通中央委员中突显出来，终于成为党的第二把手。但是，除了此前在新四军短暂任政委外，几乎一直与军队工作没有直接联系。再加上延安整风主要目的是“削山头”，当然要触及一些高级将领的利益，刘少奇的“积极”必然导致军内高层罕有刘少奇的崇拜者，甚至导致多数将帅多少都有些瞧不上他。两相对比，可以推断，如果毛主席与刘少奇做最终的政治“摊牌”，军队肯定会站在毛主席一边。更妙的是，实际上无须直接使用军队力量，军队对毛主席的崇拜本身就是对刘少奇集团的一种威慑，就是一种巨大的政治力量。
相似的，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解放军，和学习毛主席著作热潮与样板戏热播，造就了几亿空前崇敬毛主席的普通群众。特别是在军队下级军官和普通士兵心中，在青年学生心中，毛主席的话就是“最高指示” ！听毛主席的话就是最大的政治！一旦把这几亿民众调动起来，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挡。
但是，调动人民大众也是有困难的。那时候普通群众并不了解党内的政治斗争，更想不到党内有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他们通常把毛主席与党中央视为一体两面，认为党中央的那些大员都是毛主席的好战友。如果直接要求他们站出来反对刘少奇集团，估计没有几个人会站出来！因为他们会认为刘少奇与毛主席并无差别，反对刘少奇就是反对毛主席。因此，如何调动亿万群众起来造刘少奇集团的反，如何避免党内大多数干部跟着刘少奇反对毛主席的政治主张，这是个决定成败的重大策略问题！
这就是说，如何才能发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投入反对刘少奇集团的政治斗争就是一个棘手的难题。就刘少奇集团已经表现出来的错误而言，尚不足以让普通党员与民众相信其已经堕落为官僚资产阶级分子，不足以让普通党员与民众相信刘少奇集团已经是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如何让刘少奇集团自我暴露，以便广大军民确信他们已经堕落为官僚资产阶级集团，是个困难而又必须解决的问题。
鉴于上述情况，毛主席能够为即将展开的反对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斗争确立一个什么样的目标呢？
据我猜测，毛主席当初为文革确立的第一个目标是粉碎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他绝不允许刘少奇集团在他的面前改变党的性质，改变国家的颜色。
他的第二个目标是通过粉碎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再一次告诫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要重视无产阶级专政下防止党变质，国变色的问题，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毛主席为文革确立的第三个目标是寻找一种的防止干部腐败，防止官员阶层变成官僚阶层的有效方法。毛主席从几十年革命战争的经验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与教训中感觉到，只有依靠人民，依靠人民大众对国家政治的广泛深入的参与，才可能有效地防止党的官员变质，防止党变修，防止国变色。他在他的“我的一张大字报”中说，过去的种种方法无效，现在看来发动全国人民参与的政治大搏斗是一种防止官员变质，防止党变修，防止国变色的有效方法。这种发动群众在自己队伍的内部开展两条路线，两种道路的政治大战是史无前例的，究竟应当怎样进行，应当注意那些政策等问题，只有在实践中去探索了。
针对这三个目标和复杂困难的局面，毛主席为文革的开始阶段制定了一个巧妙的战役计划；而文革展开后如何深入，如何结束，估计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计划在毛主席心中。
文革的历史已经充分显示了毛主席文革战略的开始阶段的计划。这是一个“大迂回”战略。文革要攻击的直接目标是刘少奇官僚集团，可是最初的战斗发生在远离这个集团的文艺界。在文艺界发动攻击的理由是现成的：在大力宣传样板戏的同时，批判那些与样板戏精神不符的戏剧是顺理成章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被选中作为第一个突破口。
选中《海瑞罢官》这部戏作为突破口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正如姚文元在批评它的文章中指出的，这部戏宣扬的是地主、资产阶级的政治观念。第二个原因，也是更为重要的原因是这部戏的编剧是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第三个原因是自从这个剧本发表，戏剧演出，就得到了文化界的高度吹捧。
由于《海瑞罢官》这部戏宣扬的是地主资产阶级的政治观念，所以批判这部戏很容易将战火烧到同样宣扬地主资产阶级的其它文艺、文化领域。由于吴晗的《海瑞罢官》曾获得文化、艺术界的广泛吹捧，；批判这个戏定会招来文化、文艺界的广泛关注，正好把战线扩展到整个文艺、文化界。由于吴晗不仅是北京市副市长，还是个重要的文化人。他是著名的《前线》杂志的《三家村扎记》专栏的三位“重量级写手”之一。另两位“重量级写手”是北京市委书记邓拓，和北京市委统战部长廖沫沙。这些人与文化部长周杨一样都是刘少奇掌握文化界的大将。抓住了邓拓、吴晗就很容易把斗争引入文化界高层。这些都有利于实现“大迂回”战略的第一步——将战火烧到整个文化界。
另外，邓拓与吴晗都是北京市的高层官员。北京市委和市政府是刘少奇的“自留地”，打击这个“自留地”的首脑就是摧毁刘少奇集团的第一步。
所以选择《海瑞罢官》作为文革的第一个打击目标确实是个高明的策略。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写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上海《文汇报》发表了。这篇文章直接点了吴晗的名，指出“吴晗同志恰恰用地主资产阶级的国家观代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观，用阶级调和论代替了阶级斗争论。在今天宣扬这些地主资产阶级吹嘘了千百年的陈旧观点究竟是为什么？究竟是对谁有利？”。
注意，姚文元在这里不仅指责吴晗的思想观点是地主资产阶级的，而且政治立场也是地主资产阶级的。这是一种严重的指责！面对这样严重的指责，怎么会没有反击呢？当时的北京市市长、市委书记又是在中央主持日常工作的书记处书记彭真（刘邓集团的第三把手），看完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后，认为这是对北京市委的突然袭击，并说要用事实和群众的舆论来回击这种袭击。但是不知是出自谁的指点，中央书记处还是采取了不予理睬的策略，来了个“冷处理”。各地官员为北京马首是瞻，为书记处命令是从，自然也就全都装作没有看见。所以，尽管实际上作为上海市宣传部的一个文员，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十分反常地剑指北京市委，可是全国各大媒体竟然毫无反映，毛主席的这步棋陷入了僵局。
为了打破这种僵局，毛主席于11月21日在杭州的一次会议上公开支持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并明确指出：《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毛主席的表态不容政治局、书记处装聋作哑了，一场以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为中心的文艺批判在全国文化界展开了。毛主席的“战略大迂回”的第一步实现了。
由于自从毛主席63年告诫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以来，教育界一直是进行阶级斗争的宣传教育的重要阵地，所以这次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很快就在教育界全面展开，并且很快就由文艺批判转变为对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批判。学生的革命热情一下子被激发出来了，对资产阶级的批判的主战场转移到了大、中学校。意义特别重大的“战略大迂回”的第二步实现了。
学生的“火”不同于文人的“火”。学生没有“框框”，学生不怕权威。如果不对学生的“火”加以控制，这“火”早晚要向上烧到中央领导核心来，要烧到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人身上。所以，刘少奇、邓小平等人跳出来主动地来“引导”这场对资产阶级文化思想的批判运动了。1966年 1月23日，刘少奇、邓小平把《文化部党组关于当前文化工作中若干问题向中央的汇报提纲》批转全国，为当时的大批判定了调子。同时成立了由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五人组成的领导小组，指导当时文艺、文化、教育界的大批判。
刘、邓批转的《文化部党组关于当前文化工作中若干问题向中央的汇报提纲》的核心有两条，一是把大批判限定为文艺理论批判以避免斗争上升到政治路线上来，二是提出“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以抹杀真理的阶级性。这个文件后来被称为《二月提纲》受到了毛主席的严厉批判。
毛主席于5 月4 日至26日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准了开展“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通知撤销了彭真的党内外职务，成立了以陈伯达为组长，康生为顾问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其成员还有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等。
《五一六通知》中最重要的是指出了：“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的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用，被培养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注意，《五一六通知》明确点出了 “中国的赫鲁晓夫”的问题。剑锋显然已经指向了刘少奇！
刘少奇熟悉移花接木的技法，精通李代桃僵精妙，面对危局他又要故技重施——派工作组来控制与引导学生的运动，把运动引向基层，引向党外，引向普通知识分子，引向社会上的“黑五类”。这时的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文革中人们习惯简称其“中央文革”）还是在政治局、书记处的领导下工作，只要刘少奇能够说动毛主席，他就可以强迫中央文革按照他们的意志行事。而且，派工作组指导群众运动是党的一贯做法，毛主席没有理由不同意。于是刘少奇就向毛主席请示是否可以派工作组去指导大、中学校的文化革命运动，毛主席说可以。刘少奇没有说明派工作组的真是目的，毛主席将计就计也假装不知道刘少奇的把戏。于是由刘少奇集团派出的工作组奔赴北京各大学去“指导运动”了。
工作组熟练地“转移斗争大方向”，于是有了“红色恐怖”，有了批斗教师与知名知识分子，有了在师生中抓反革命，有了迫害“黑五类”子女，有了“龙生龙，风生风，老鼠生来打地洞”的反动血统论。眼看着文化大革命就要走上歧途！
其实，这个局面正是毛主席大迂回战略等待的第三步——向刘少奇集团直接发起攻击的时机。这是刘少奇的“自我暴露” ！《五一六通知》已经清清楚楚地指出了这次运动是要清除混进党内、军内、政府内的资产阶级分子，是要清除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可是刘少奇的工作组竟然把斗争的矛头转向了所谓的“黑五类”，指向了普通教师、干部，甚至是指向了青年学生。这是对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反攻倒算，是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反动！
六六年八月初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一张大字报发出了向党内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发起总攻的号令。
刘少奇在中央做了检讨，中央文革改为直接向毛主席负责，周恩来作为毛主席的助手指导与协助中央文革的工作。刘邓集团彻底失去了党内的发言权。
文化大革命全面展开了！
文化大革命可以看作是毛主席力保中国共产党不变色的考卷的最后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