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就义像和瞿秋白之墓(组图)

布袋和尚

瞿秋白就义67年了。到底该如何认识这位中国共产党早期历史上著名的领袖人物呢?这只能让有关他的史实来回答。大褒大贬专案起“文化大革命”前，党中央对瞿秋白有过三次评价。

第一次是在1945年4月20日。中央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瞿秋白是当时党内有威信的领导者之一，在被打击以后仍继续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1935年6月，他英勇地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下。

第二次是在1950年12月31日。毛泽东为《瞿秋白文集》题词，全文如下：“瞿秋白同志死去15年了，在他生前，许多人不了解他，或者反对他，但他为人民工作的勇气没有挫下来。他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他的这种为人民工作的精神，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瞿秋白是肯用脑子想问题的，他是有思想的。他的遗集的出版，将有益于青年们，有益于人民的事业，特别是文化事业方面。”

第三次是1955年6月18日。瞿秋白就义20周年纪念日，中共中央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瞿秋白遗骨从福建长汀迁至北京的安葬仪式。周恩来主祭，董必武、陆定一等陪祭。陆定一当时是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他代表党中央作了关于瞿秋白生平的报告。陆定一在报告中对瞿秋白为中国革命所做的贡献进行了总结，对他的一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报告全文刻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瞿秋白的墓碑背面。

瞿秋白被捕后身份未暴露前，在狱中曾以非党医生“林琪祥”的名义写过两份要求保释的“呈文”，这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采取的欺骗敌人以求脱身的策略。而在“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别有用心地诽谤瞿秋白以林琪祥为化名的“呈文”和《多余的话》是他“自首叛变的铁证”，“出卖我党我军重要机密”、“暴露了党的地下关系”，从而把瞿秋白说成是“叛徒”，对他进行政治诬陷，以至于掘墓扬灰。

粉碎“四人帮”后，中央成立了纪律检查委员会，首要任务就是查处受“四人帮”迫害的中央领导人的大案，为他们平反昭雪。为此，中纪委成立了几个专案组。当时任中纪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兼第八专案组组长的孙克悠负责复查瞿秋白被捕一案，曹瑛代表中纪委常委分管瞿秋白复查组的工作。

孙克悠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曾读过《赤都心史》、《俄乡纪程》等瞿秋白的遗著，对烈士的才华和业绩非常崇敬，为他的遭遇和冤屈鸣不平，为他的英年早逝深感惋惜。所以，他和全组同志满怀热情地积极工作，争取早日写出平反结论……


有口皆碑证清白

专案组于1979年6月开始对瞿秋白被捕问题进行复查。他们在公安部、中央档案馆和南京档案馆一路绿灯支持下，查阅了所有关于瞿秋白被捕、遇难的材料，其中有当年在狱中对瞿秋白进行劝降未遂的战犯、国民党中统局训练科科长王杰夫和国民党厦门市党部书记朱培璜等的供词。在专案组所查寻的档案中，除了大量文字资料以外，还有一些珍贵的照片。


专案组还于1979年7月先后到上海、杭州、常州、长汀等瞿秋白生活、工作和就义的地方进行了调查，查访了全国政协委员、当时关押瞿秋白的所在地国民党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及在狱中为瞿秋白看病的狱医陈炎冰(大革命时的党员，解放后重新入党)，以及几位曾目睹瞿秋白慷慨就义壮烈场面的老者。专案组还提审了“四人帮”有关案犯。


在此期间，专案组曾多次邀请熟悉瞿秋白情况的人开座谈会，仅在上海就开过两次大型座谈会。据1935年至1937年担任中共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秘书长的温仰春说：“福建党组织对瞿秋白同志不幸被捕非常关切，多方设法打听他的安危问题，从未听到他对党有什么不忠实、不利的反映。按原计划，瞿秋白拟经福建、广东、香港到上海。这条秘密交通线没有因为瞿秋白被俘而受到破坏，一直保存到1937年底，完好无损。这一点，我完全可以证明、负责。”

无数事实表明，瞿秋白自1935年2月24日被捕后的近4个月里，他虽身患重病，却在仅一丈见方、阴冷潮湿的牢狱中坚贞不屈，孤军奋战，回绝了国民党特务的劝降，保持了一位共产党员的高尚革命气节。他深知，不附有条件，敌人是不会让他活着的，但他决不屈辱地求生。他非但没有变节，没有泄露党的军事机密，没有暴露党的地下关系，没有出卖同志，反而把监狱作为最后的战场，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义正辞严的坚决斗争。

他虽受王明路线迫害被俘，却仍顾全大局，维护党中央的威信。当敌人问到“暴动”问题时，他说，几次暴动是群众发起的，党中央方面由我负责。对国民党中统特务的劝降，他断然回答：“我青年时期已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无从改变。”他还列举大量事实，宣传中央苏区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取得的革命成果，驳斥了国民党对苏区的污蔑。尽管身陷囹圄，瞿秋白仍不忘向身边群众宣传共产主义，争取他们同情革命、参加革命。

据宋希濂回忆：当时，我曾就孙中山先生说的“中国只有大贫小贫之分，不适合阶级斗争学说”与瞿秋白辩论，瞿秋白说，孙先生的三民主义是不彻底的革命，是个大杂烩……

原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陈同生在其所著的《不倒的红旗》中写道：“瞿秋白同志对看管他的下级军官说，国民党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清道夫，蒋介石是清道夫的头子。”


瞿秋白不愧为我党的政治理论家和宣传家。“四人帮”强加给瞿秋白的“暴露了党的地下关系”，“泄露了党的军事机密”等不实之词纯属无中生有，恶意中伤。

据长汀县的几位目击者述，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就义前，先到中山公园中山亭留影。从照片中可以看出，他身着黑色中式短褂，白色齐膝短裤，长筒黑袜，足登黑鞋，右脚斜出，充分表现出他潇洒豪迈、壮丽凄美的风采和共产党人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照相完毕，他步行前往罗汉岭刑场。

据专案组成员测量，这段路距离约两华里余，正常人中速行走约需20分钟，而身心交瘁的瞿秋白则至少需要双倍的时间。一路上，他泰然自若，手夹香烟，向围观百姓微笑告别。是坚强的革命意志和大无畏的精神支持着瞿秋白。途中，瞿秋白唱着他自己翻译的《国际歌》，唱着《红军歌》，喊着“共产主义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革命胜利万岁”等口号，从容不迫、慷慨赴死。到达刑场后，瞿秋白盘膝安坐在碧绿的草地上，面无惧色，向行刑者点头微笑说：“此地甚好。”

……


根据以上史实，1980年10月，瞿秋白专案组写出了《关于瞿秋白同志被捕问题的复查报告》，随后，中共中央办公厅向全党转发，正式为瞿秋白平反昭雪。

作者： 夏明星 吴宏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