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来欧美学界的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

布袋和尚

王毅 石瑶


　　 2015年以来，欧美学界的中国抗战史研究相较以前发生了很大变化，传统议题也有明显扩展与深化，尤其体现在：关注中国大陆抗战史研究，引入全民族抗战视角；注重联系，在全球史视野下理解中国抗战；视线下移，注重抗战中“人”的叙事。本文试就上述转向与变化略作梳理与阐释。

　　从全民族抗战角度理解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全民族抗战最根本的表现是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开辟的敌后战场与国民党指挥的正面战场协力合作，形成共同抗击日军的战略局面。欧美学者开始以更加兼容的话语叙事贯通研究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一些学者从长时段评估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军事决策与效能。如陶涵从国民党炸毁黄河大堤的决策看出其战略与政策局限，由此提出国民党无法解决通货膨胀、土地占有失衡、腐败三大顽疾，进而影响了其战后的历史命运。柯博文也关注到抗战期间国民政府的恶性通货膨胀，据此将抗战视为国民党政权失败的起点。

　　 与之相应的是，欧美学者将中共领导的敌后战场置于全民族抗战视域下进行考察，认为敌后战场是中国抗战发展的必然结果，并对其与正面战场协力配合、牵制大量日军给予高度评价。方德万指出，敌后根据地的开辟“是随着战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而选择的抗日方式，是“发动民众的抗日斗争”的重要载体，客观上有力支持了正面战场。米特将中共领导的根据地视为“抗战民族主义的实践场与传播源”，根据地的税收政策、军事战略、政策主张等，擘画了战后中国的整体样貌。他在将中共敌后根据地政策与国民政府决策对比后得出，中共提出及实施的社会改革方案显然胜于国民政府空洞而落实无门的建设计划。方德万还考察了中共的根据地是如何建立起来的，与周锡瑞关于陕甘宁边区创建的研究有异曲同工之处。从这些研究可以得出一个共识性结论：中国共产党能够创建敌后根据地并使之获得大发展，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施行了正确的政策与成功的治理，二者都做到了从根据地民众利益出发来赢得民众的支持。

　　全球史视野下的中国抗战

　　 欧美学者从全球史视野解读中国抗战时，越来越重视中国战场的作用与地位。很多学者开始重塑二战叙事的起点，纠正“欧洲中心论”偏差。《牛津二战手册》相关专章、布坎南所著《全球视野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1931—1953）》、理查德 奥弗里所著《二战新史：鲜血与废墟中的世界，1931—1945》等都将二战起源上溯至1931年，强调中国战场乃至亚洲战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性。

　　 除了中国战场之于二战的独特贡献与作用外，一些欧美学者还从全球视野关注中国与盟国的和衷共济、共同御敌，还原中国抗战的全球协作属性。具体来看，相关研究呈现以下两个趋势：

　　 范围越来越广。从军事协作到知识技术交流，相关研究触及中国与盟国战时合作的方方面面。Sonya Grypma的研究指出，抗战时期加拿大传教士护士在华西地区推动了四川护理业“从教会救济式护理转向公共卫生取向的专业护理”，关注到战争契机下中国医疗力量与国际力量的深度互动。J. Megan Greene考察了1937年至1950年间中美之间的新科技合作，指出抗战打破了地域壁垒，促进了中美在工业、农业、科学、公共卫生等领域的知识交流与技术合作。傅知行、金家德主编的论文集Uneasy Allies: Sino-American Relations at the Grassroots, 1937—1949全面梳理了这一时段中美在情报、水利工程、航空发展等领域的合作。

　　 呈现各种复杂面相。欧美学界相关研究既关注中美合作的一面，又看到合作背后复杂的动机以及合作中的冲突与矛盾。中国战场上的盟国支援，并非只有道义的因素，更掺杂着国家利益考量。比如“飞虎队”的创建，越来越多欧美学者开始走出陈纳德将军个人英雄主义的叙事，走向对英美等国国家利益考量的分析。因为利益博弈、文化冲突等因素，战时的盟国合作难免出现误会、冲突。傅知行等人主编的论文集没有回避中美“盟友”关系下的摩擦与不适，从合作效果而言，盟国援助有助于中国抗战的胜利，但也为战后中国社会秩序的重建遗留了问题。金家德研究发现，抗战期间美国以资金援助为条件向中国采购大量战略物资，在这过程中培育了一批新的富裕阶层，加剧了中国社会的不平等及阶级紧张关系。这亦为抗战后国民党政权的最终崩溃埋下了伏笔。

　　 从长时段来看，中国积极参与战后世界秩序的重建，也是中国抗战世界意义的表征。米特指出，西方学界长期忽视中国对战后秩序重建的参与，这不符合史实，因为中国深度参与并推动了《联合国家宣言》《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及《联合国宪章》等关键文件的形成，并以常任理事国身份成为战后国际秩序的创制者与维护者之一。柯伟林聚焦抗战与中国大国地位之间的关系，认为抗战为中国大国地位的形成奠定了国际认同与国家能力等基础。

　　 以上研究呈现了中国国际地位的变化，即从抗战期间作为各种力量牵扯拉锯的“筹码”，到战后跃升为国际新秩序重建的主力军。大国地位的确立，还根源于中国战场的巨大牺牲。相较于对欧洲战争暴力的研究，欧美学界对中国战场的相关研究并不多见，某种程度上亦导致未能充分阐释中国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大贡献。安克强考察了淞沪战役期间日军三次空袭给上海造成的巨大集体伤亡以及轰炸、误炸和各种人为灾难，由此提示学界应加强对战争伤害的研究。

　　视线下移关注抗战中的“人”

　　 方德万等不少欧美学者提倡“加强战争对日常生活影响研究”，认为抗战研究需要向“普通人的战争经验”下沉，进而构建更为立体、多面的战时社会图景。方德万身体力行进行了相关尝试。其Triumph and Tragedy in the Emergence of the New China一书关注国民政府战时决策的同时，辅以国民政府公务人员等的所见所感，在以国家为中心的叙事中，揭示出具体的“人”对战争之感受与记忆。

　　 更多欧美学者开始注重考察战争中的人物群体。Jeremy E. Taylor梳理了上海、北平、南京等沦陷区内中国漫画家在抵抗与合作之间的复杂选择，发现这些区域中的大多数漫画家尽量避开敏感主题、聚焦日常生活及娱乐性内容进行创作，背后蕴含着对战时秩序的隐性抵抗，还有少数人则以漫画为载体，在作品中隐藏反日符号。战争中的女性群体也开始逐渐走入学者的研究视野。Nicole E. Barnes通过大量的文学及口述史料，揭示了抗战时期中国女性医疗工作者在战争中的成长及困境。Sonya Grypma的相关研究也展现了女性医护群体在战争中的磨砺与成长。国家危亡之际，记者群体的社会关怀颇为强烈，为抗战救亡奔走呼号。Parks M. Coble围绕范长江、金仲华、邹韬奋等人战时和战后的职业生涯展开研究。

　　 中国人在战争条件下生活与工作的经历，战争下的城市生活、电影文化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也成为学者们的研究对象。Living and Working in Wartime China以“日常生活与工作”为切口，考察了不同群体在战时环境中的生存策略以及战争之于他们日常生活的影响。安克强以外国政府、战地记者、媒体报道、私人收藏等影像记录为主干，结合中外各方的政府档案、民间史料，细致描绘了淞沪战役期间日军三次空袭上海时各社会群体的因应与处置，以及身历其境的中外人士的观察和感受。

　　 综观欧美学界十年来的中国抗战史研究，存在各自特点的同时，也有着共同的关切和趋向。一是在史料运用上呈现多类型、多国别和多语种的特点，跨学科、跨国研究蔚然成风。二是拓展出许多新领域。医疗史、女性史、记忆史、文化史等领域的话题得到充分关注，展现了抗战史研究蕴藏着丰富可能和广阔空间。三是关注中国大陆研究成果。一些欧美学者对中国大陆研究成果予以借鉴、对话或谈论，这得益于中国学界与欧美学界的积极交流对话，也体现了中国在国际舞台的代表性和话语权进一步增强。同时，了解欧美学界的中国抗战史研究，也可以启发中国学者发现新的学术生长点，并更加有的放矢地进行国际学术对话、推动中国抗战史研究不断深化发展。

　　 （作者：王毅、石瑶，分别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副主任、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