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菌战受害者协会：180位原告代表仅剩1/3在世

布袋和尚

位于江湾镇的义乌细菌战展览馆

2017年8月15日，距细菌战中国受害者对日诉讼20年，距日方法院最终驳回受害者索赔及道歉诉求整整10年。

当年起诉的180位原告代表，现仅剩约三分之一在世。时间不仅侵蚀着个体的生命，对日诉讼结束后，在中国常德、义乌、丽水等地出现的细菌战维权社团，也由当初的人声鼎沸，变成如今的难以维系。

“等这批老人去了，这段历史就会像灯油燃尽一样，永远灭掉。”74岁的细菌战受害者王福元说，这是他最不愿看到的。

85岁的常德幸存者张礼忠，家里6口人死于日军细菌战，每次孙子们回家吃饭，他就讲那段历史，“不管他们感不感兴趣，都要往他们耳朵里灌。”



常德市日军细菌战受害者协会骨干成员，右起会长高锋（42岁）、常务理事易友喜（53岁）和胡精钢（67岁）、常务副会长徐万智（77岁）、秘书长丁德望（84岁）

留下历史的“标记”

2017年8月，常德市日军细菌战受害者协会，准备再一次向有关部门呈送恳请建立常德日军细菌战受害纪念馆、纪念碑的报告。作为全国唯一的细菌战受害者协会，从2011年起，协会每年都在向有关部门呼吁此事。

在协会常务副会长徐万智和秘书长丁德望看来，“事情急得很”。徐、丁二人已分别77岁和84岁，而20年前与他们一同对日诉讼的61位常德细菌战受害者，现在只剩21位在世。

协会经多年调查，找到了7000多位遇难者的名册和上万份日军细菌战罪行的文字、声像资料，因缺乏向社会展示的场馆，只能长期寄存在常德市武陵区的档案馆。

“这些资料总要有地方放，我们最大的愿望就是建一个常德细菌战死难者同胞纪念碑和纪念馆，为后代留下一个标记。”丁德望说。

在徐万智看来，如果没有条件建纪念馆，能否留下一个纪念碑：“让年轻人不忘记那段历史。”

“那段历史”，要追溯至1941年。

当年11月4日，侵华日军731部队用飞机在常德关庙街鸡鹅巷一代，投下烈性鼠疫细菌36公斤，致常德地区农村鼠疫大流行两年多。很多人发病一两日便死亡，且一人有病，祸及全家，许多家庭能死七、八人。据不完全统计，常德地区死了15000人以上，常德西门外的焚尸炉因疫尸太多，3座焚尸炉烧塌了2座。

除常德外，自1940年至1944年，日军还在浙江衢州、义乌、丽水等地实施了细菌战，散布了鼠疫、伤寒、炭疽。据丽水市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者史料研究会调查，丽水受害人数达1.54万人。而在义乌，至少1139人丧生，仅崇山村就有403人死于鼠疫。

战后，直到1996年，一批日本反战人士到华调查细菌战受害情况，表示愿意帮助受害者起诉日方罪行。1997年和1999年，两批来自浙江衢州、宁波、江山、义乌和湖南常德的共计180名原告对日起诉，要求日本政府承认在华细菌战的罪行，并向受害者谢罪赔偿。

2002年，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宣判，承认了日军在常德、宁波和义乌等地实施了细菌战，但未判定赔偿和道歉。之后中方原告两次上诉，都被日本最高法院驳回。

“如果没有对日诉讼，日本政府永远也不会承认在华实施过细菌战，这段历史可能只是历史书上的几行字。”8月3日，常德市细菌战受害者协会会长高锋对深一度记者表示，在很多人眼里的这场“败诉”，在他看来却是对日军罪行声讨的“胜利”。



94岁的常德细菌战亲历者王华璋坐在养老院的房间内

买廉价牛奶慰问受害人

随着裁判的终结，无数受害者及家属开始试图在诉讼之外成立合法组织，继续未完的维权和调查。

2011年，常德成立了“日军细菌战受害者协会”。2015年，义乌成立了“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者遗属协会”。丽水、云和的受害者虽未能参与诉讼，也各自成立了 “细菌战受害者史料研究会”。

如今，随着时间推移，受害者正在一一离世。

常德协会成立5年来，会员从最初的50多人发展到280人，高锋却觉得协会的力量正越来越弱。

协会规定，农村和城市会员每年会费分别为30元和50元。自2015年起，协会就再未收费，因为会员散落城乡，派人收费的花销远高于所收会费。

没经费，协会只能对外筹款。去年上海的一个会议，高锋借发言机会讲述了协会的困境，一位老板深受感动，主动捐助了5万元。

这笔钱一直被保存着。直到今年，协会与湖南文理学院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行研究所合作，将在华抗击鼠疫的外籍鼠疫专家伯力士作为研究课题时，才准备动用这笔钱。而全部完成这个课题，仍有5万缺口。

细菌战期间，多位染疫居民因伯力士的救治而康复。94岁的常德人王华璋至今记得，伯力士给他诊断开药，10天后就痊愈了，“跟好人一样”。

高锋说，关于伯力士的课题，是协会今年的重要任务。

去年，在常德桃源县马鬃岭镇吉安湾村，落成了一座细菌战受害者纪念碑，正面刻着“劫难碑”三个大字。基座的碑文上，记录着16位村民因鼠疫罹难的历史。

纪念碑由常德协会筹款建成，今年协会计划在另一处疫点常德石公桥镇再建一座，却没有经费。

“经费不足，协会每年只能做两三件事，将会员凝聚起来。”高锋说。

经费，同样是义乌市细菌战受害者遗属协会“头疼的问题”。与常德的受害者协会不同，有着209名会员的遗属协会，从不收会费。

今年清明节，遗属协会像往年一样，准备组织会员去义乌林山寺劫波亭祭奠细菌战受害者。有人建议将通往劫波亭的土路和庭边的大树树枝休整一下。身为常务副会长的王建政自费雇请了村里的年轻人和铲车。

这样的事情一件一件讲不完，王建政说，自担任协会常务副会长以来，他至少“自费”了上万元。

“常德协会化缘还化得来，而我们这两年根本讨不来。”丽水市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者史料研究会会会长庄启俭说，介绍，因协会缺乏经费，协会在慰问细菌战受害者时，不得不特意买临近到期的廉价牛奶，并嘱咐对方尽快饮用。



细菌战对日诉讼原告代表、80岁的崇山村村民王晋华（前）

没有人愿意留下来

后继无人，让这些民间协会更头疼。

常德协会负责日常工作的有5人，分别是会长高锋、常务副会长徐万智、秘书长丁德望、常务理事易友喜和胡精钢。去年起，84岁的丁德望和77岁的徐万智身体相继不适，不再适合四处奔走。负责摄影的胡精钢也已67岁，53岁的易友喜成为唯一能打理协会日常事务的人。他已是除了42岁的高锋外，最年轻的协会会员。

每次开会，协会都要向会员倡议——将细菌战史实告诉下一代，推荐年轻人来参加协会的常务工作。

丁德望发动过儿孙，但没人有兴趣参加。“也不好勉强，他们各有各的负担。”丁德望无奈地笑笑。

协会也曾陆陆续续来了十几个人，鲜有人留下。

2014年，一位刚退休的60岁的受害者后裔主动找到协会来工作，可没多久就不来了。彼时，对日索赔让人看不到希望。

2016年，一位40多岁的男子主动要求参会，还希望介绍孩子入会。可了解到协会没工资，很快放弃了：“孩子在读大学，自己也要养家糊口。”

67岁的胡精钢是唯一留下的“年轻”骨干。因为胡精钢的出现，很多细菌战的资料和照片得以翻拍并永久保存在电脑和硬盘，结束了受害者协会老人“不会开电脑”的历史。

义乌协会会员中参与过对日诉讼的最小者已年过六旬，没有一位受害者的孙子愿意顶上。

84岁的义乌上崇山村村民王基月曾为对日细菌战诉讼原告。从小在王基月身边长大的19岁的小孙子王珏却对细菌战知之甚少：“只知道细菌扔下来，爷爷的一个姐姐和弟弟死了。”

74岁的义乌崇山村村民王福元，祖母及姐姐均死于细菌战。他曾试着给16岁的外孙讲细菌战的历史，却发现外孙更专注自己的手机。

85岁的常德幸存者张礼忠，细菌战中13口人的大家庭死了6口人。如今，每次孙子们回家吃饭，张礼忠就试图给孙子辈讲讲细菌战故事。“不管他们是不是感兴趣，都要给他们耳朵里灌。”

深一度记者走访发现，常德当年61位对日诉讼原告中，仅21位在世；义乌上崇山及崇山二村30位原告中，仅9人在世。而上述受害人占了整个诉讼团180位原告的半数以上。据此估算，目前仅有不足三分之一的受害者原告代表还在世。

“等这批老人死了，这段历史就像灯油燃尽一样，永远灭掉了。”74岁的细菌战受害者王福元说，这是他最不愿看到的。

本文来源：深一度 作者：蒲晓旭 马睿姗 徐丹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