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笔杆：外交部离休干部庄焰同志在京逝世 享年100岁（组图）

赤色

庄焰军装像

    讣告

    外交部离休干部庄焰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7年3月5日凌晨2时2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100岁。
    遵照庄焰同志生前意愿及亲属意见，其丧事从简，亲属将于2017年3月14日（星期二）上午9时，在北京医院小告别室为庄焰同志遗体送别。

    外交部离退休干部局
    2017年3月6日


    庄焰简介



庄焰

    庄焰（外交部驻外大使）
    职    业：外交官，早期任中共中央海外工委秘书等
    籍    贯：福建南安官桥
    又    名：卜一

    庄焰，又名卜一。福建南安官桥人。菲律宾归侨。早年曾在菲律宾南洋公学学习。1935年加入菲律宾共产党，1938年经廖承志介绍转为中国共产党，奔赴延安。1939年入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并任教。后任中共中央海外工委秘书，中共张家口市、哈尔滨市区委书记，沈阳市人民政府秘书处兼人事处处长。建国后，历任厦门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副秘书长，全国总工会国际联络部副部长，驻英国代办处一等秘书、参赞、临时代办，驻联合国副代表（大使衔），驻孟加拉、伊朗、希腊大使。



中排左起：黄华、乔冠华、邓小平。左上角为庄焰。



左起：唐明照、庄焰、乔冠华、黄华

    庄焰：回忆在延安的岁月



庄焰

    当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炮火严重威胁着中华民族的生死关头，海外游子更感切肤之痛，爱国丹心充溢胸腔。我当时是马尼拉华侨学生联合会主席，又是文化界救亡协会、劳工联合会、民族武装自卫会的常务理事。我和许多华侨青年一样，不愿在海外做任人宰割的牛马，不愿在祖国生死存亡之际苟且偷生，求一己之安，我们要求回国参战，为保卫祖国、反对法西斯侵略而战。

    (一)

    1938年4月间，组织上原决定派我参加菲律宾战地记者团去武汉等地，因临时离不开，把我又留下来，一直推迟至6月间，我才奉命独自一人，乘邮轮到香港。香港八路军办事处曾派陈永生同志(烈士子弟)到码头接我。因邮轮提前抵达，未接上头，只好投奔一位宗亲的商号暂住。第二天，我同八路军办事处联系上以后，小陈同志就来我的住处，领我到皇后大道八路军办事处(当时对外是以商号名义出现的)。办事处地方不大，进去后，就见到了廖承志同志和连贯同志。我和廖承志同志过去虽未谋面，但一见如故，因为许立同志早就给我介绍过他的情况。廖承志同志谈活很风趣，好开玩笑，来往熟了，有时趁我不备，便挟我的鼻子玩，真像个大哥哥一样。在香港八路军办事处，我暂时做些联络工作，偶尔也写点通讯稿，交给香港的《大众日报》。

    两个月后，组织上批准我去延安中央党校学习。这时，粤汉铁路和京汉铁路已经不通，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安排我和香港的两名学生、一名青年印刷工人一起结队，从香港乘一艘不大的火轮到湛江，然后转道北上。船在南海海面遇上了特大风浪，桅杆为强风所吹折，处于险境。经过数小时搏斗，终于平安抵达湛江。接着，我们又冒雨步行去廉江，经陆川到广西的贵县、柳州，再经河池到了贵州的独山、都匀、贵阳、息烽、遵义、桐梓，入四川綦江，抵达陪都重庆。

    回想起这一段路程，行进相当艰苦。举世闻名的贵州高原，就拦阻在我们面前，出贵阳进入大娄山山脉六盘山，真是“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这段路程终生难忘。

    当时我们乘坐的汽车是靠烧木炭作动力的，其特点是发动难，熄火快，时速慢，像蜗牛一样在蜿蜒起伏的高山上爬行。山路狭窄，崎岖不平，爬上高山，犹如腾云驾雾。往山下看，山道险陡，悬崖峭壁，稍有不慎，就会坠入万丈深渊，粉身碎骨。令人敬佩的汽车司机师徒们，他们熟悉地形，驾驶技术娴熟。有时遇到陡坡，便由师傅驾驶，徒弟拿着笨重的木垛子，随时顶着后轮，以免下滑，坠入深谷。

    大约在10月初，我们终于平安抵达重庆海棠溪。过了渡，登上无数石阶，到达“朝天门”。进入了市区，行人、叫花子、“滑竿”、人力车夹杂其间，熙熙攘攘。这里经常大雾弥漫，真是名不虚传的“雾重庆”。

    市面萧条破烂，民不聊生，老百姓大都面有菜色。吸鸦片烟的人很多，烟瘾发作时躺倒在街头的也有。国民党官僚、太太们的轿车和军车横冲直撞，横行无阻。陪都满目疮痍的景象，真叫人痛心愤慨。当时重庆的旅馆、客店非常拥挤，入夜后，国民党的宪兵经常光临查夜，随意抄查、盘问，如临大敌一般。我当时的身份是华侨学生，持有菲律宾的出生证件，虽未遇太大麻烦，但也恨其盛气凌人、不可一世的样子。据说这些宪兵都是经过特殊训练的高中生，很会钻空子。

    在旅店安顿好以后，我就去机房街八路军办事处，接见我的是廖似光同志。我把给长江局的介绍信交给了她。经过一番了解后，博古(秦邦宪)和董必武也出来见我。他们亲切地询问了菲律宾抗日救亡运动的一些情况，以及我本人的情况，并向我交待了一些应该注意的事项，叫我安心等候去延安的通知。不久便接到通知，要我参加八路军办事处招募组织的第十八集团军护士大队，约100余人，集体同去。大队里成立了党支部，由我任支部书记。出发前全体人员在机房街八路军办事处集合，董老语重心长地讲了许多勉励的话，并强调要遵守组织纪律，要求大家轻装步行。从此，我便在祖国大地上开始了新的革命旅程。

    大队人员乘船沿嘉陵江上川北，经合川、南充、阆中、苍溪、剑阁、广元、汉中到西安。我们所走的这一条路，有许多地方原是红四方面军的根据地，如阆中、苍溪一带，沿途还留着许多红军的标语、口号和川陕苏维埃政府公布的法令。见到这些遗迹，倍感亲切。秦、巴山地以其险要著称于世，唐代诗人李白的《蜀道难》曾描绘了它的艰险，并咏叹：“其险也若此，嗟尔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我们这些爱国青年为了抗日救国，却甘冒其艰难险阻。大家都有一个愿望，那就是早日开赴抗日前线。在艰难的行军中，除个别病号有时乘坐“滑竿”外，大家都坚持步行。有的女同志脚上打满了水泡，但还是拄着拐杖走，没有一个人掉队，始终保持着蓬勃的朝气和饱满的热情。在行军中，我们打前站的同志曾遭到土匪的拦劫，但当大队人马赶到时，土匪就都逃窜入山了。尽管我们打着第十八集团军护士大队开赴华北前线的旗号，携带了必要的证件，但到达国民党的重点封锁关卡汉中时，还是受到了国民党特务人员的多方刁难。他们甚至下令不准粮商卖米给我们，企图用饥饿来困死我们。

    道路艰难，匪特横行，非但难不倒我们，反而更坚定了我们的信念。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行军，同志们在思想上、体力上都得到了初步的锻炼，学会了穿草鞋走路，学会了做饭菜，还学会了如何跟土匪、特务作斗争。

    (二)

    1938年初冬，大队安全抵达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在这里，我们兵分两路，一批渡黄河上山西前线去，另一批去延安。

    我和人数不多的一批人乘坐一辆载货的卡车，经过国民党区的三原、铜川等关卡，在一个大雪天到达延安。在离延安还很远的地方，就看到那座巍巍矗立的宝塔，像“自由之神”正展开双臂，迎接天宫仙女撒下来的铺天盖地的洁白“梨花”。当天晚上，我就寄住在宝塔山下的窑洞里。经过中央组织部同志的谈话后，我带了介绍信，背起行李，步行到了桥儿沟天主堂，这里就是中央党校校址(后来成为鲁迅艺术学院院址)。

    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我有机会聆听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刘少奇、洛甫（张闻天)、陈云、邓小平、邓发等同志的讲话、报告和讲课。如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陈云同志的《共产党员的标准》等，当时听起来使人非常振奋，因为这些理论，部是做一个高尚的共产党员必须具备的起码的马列主义修养。当时党校的许多课程，都是经过，斗争实践总结出来的。事例生动，有深刻的教育意义。

    1939年夏，我被调到党校总支宣传部工作，在谢觉哉的领导下主编《党校生活》。那时每期都有谢老一篇思想性很强的文章。谢老文章的风格是短小精练深入浅出，说眼力强，我们都爱看。

    自1939年起，日寇加紧进行诱降活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它的反共同投降活动密切配合，在陕甘宁边区周围修筑了5道防线，西起宁夏，东至黄河，南沿泾水，绵延千里，主要关口要道都布置重兵和特务机关，妄图封锁断绝边区和外界的交通联系，并集结大军随时准备进攻边区。当时中央党校的生活相当艰苦，吃、穿、住都很差，严冬威胁着我们的学习和生活，必须自己动手准备木炭，保证冬季取暖。副校长谢觉哉号召我们自己动手解决困难，达到丰衣足食。全校教职员工和学员都积极参加开荒生产运动，我也参加了从延安到劳山背木柴的劳动。出发时天未明，回来时披星戴月。体力较强的人要进出山背两趟木柴，头一次进山背一批出来放在大路旁，再进山背一批，然后一块运回延安。从延安到劳山来回，再加上两次进出山，里程共有八、九十里左右，肩上还背着六七十斤的硬木柴，这种劳动量对一个“洋包子”青年来说，确实不简单。在开荒生产运动中，我曾发生过一次意外事件。有—次上山收割谷子，由于背得过重，山坡又陡，一脚踏空，从半山坡直滚下去，幸亏下面只是一米多深的小山沟，如果是个深沟可能就完了。

    1940年秋，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和随员侯西反、秘书李铁民，经过长途跋涉，克服了国民党特务的各种刁难和阻挠，到达延安。陈嘉庚先生的爱国精神和他对爱国兴学的贡献，是大家所称道、景仰的。延安各界热烈欢迎陈先生的到达。在欢迎晚会上，我曾为毛主席和陈先生做翻译。毛主席请陈先生提意见，陈先生对延安的风气，特别是艰苦奋斗的精冲，抗战的正确主张赞扬备至。陈先生的话语出自肺腑，非常恳切。陈先生也很关心在延安的华侨青年，问他们的学习、生活和参加生产劳动等情况。他也曾问我是如何从菲律宾到延安的，并说起跟随他来延安的国民党特务不懂闽南语，对他的谈话和活动都不了解，无可奈何。毛主席也问起我在菲律宾的情况，他风趣地称我为“洋包子”。当时我的名字叫“卜一”，毛主席说，你的名字三划，太简单了，一看就是假的。这实际是对我的批评，提醒了我不要自我突出，要通俗化，尤其是在白区工作时更要小心。后来离开延安到东北，我就不再叫“卜一”了。

    为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延安各单位都推选模范青年，我在中央党校也被选上了。记得在纪念会上，毛主席亲手颁发给我一枚模范青年纪念奖章。接到这枚奖章，我心情非常激动。这奖章虽经十年浩劫，几经抄家，但迄今仍然保存着。党中央和毛主席当年非常重视青年工作，对青年寄予希望和爱护。毛主席在《青年运动的方向》这篇文章中提到：“全国各地，远至海外的华侨中间，大批的革命青年都来延安求学。”“他们在学习革命的理论、研究抗日救国的道理和方法。他们在实行生产运动，开发了千亩万亩的荒地。……他们真是抗日救国的先锋，因为他们的政治方向是正确的，工作方法也是正确的。所以我说，延安的青年运动是全国青年运动的模范。”延安青年和各抗日根据地的青年就是朝着毛主席所指引的方向前进的。

    在中央党校，我的同学和校领导中有许多红军老战士和长期在白区做地下工作的老同志，他们都有不同的斗争经历和经验，能够和他们聚集一堂互相交流经验，探讨学问，真是难得的好机会。当时我经常接触的教务长刘芝明同志，他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文学方面的修养，以及为学的态度，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党校校长邓发同志，是大家所熟悉的党的优秀领导者之一。他出身海员，精明机智。平易近人，热情好客，经常带着爽朗的笑声。他经过长期的革命磨练，刻苦自学，文化水平和马列主义思想水平很高，讲课、作报告时，语言精彩，滔滔不绝，是个宣传鼓动家。我当时就住在他居住的窑洞附近。记得初次见面时，我们用广东话交谈，他一听就说我是四邑口音。其实我是闽南人，因过去同开平、台山人接触多些，多少带点四邑口音。他偶尔自己做白斩鸡或炖狗肉时，也叫我一起分享。我是在延安成家的，我的爱人闵自强也是参加护士大队一起从重庆到延安的。我们结婚时，邓发同志参加了我们的婚礼，讲了祝愿和勉励的话。


    1940年，中央派我去海外工作前，邓发同志专门找我长谈，从国际形势、党的方针政策，到应该注意的问题都一一谈到了，他语重心长的叮嘱．给了我很大的教育和鼓舞。之后，余光生同志(他当时是洛甫同志的秘书)也找我谈话。真巧，我和余光生同志竟是未曾见过面的“笔友”。1935年至1936年间，他在纽约《美洲先锋》报工作，那时，我经常为该报写些菲律宾通讯、诗歌之类的东西，我们有过稿件和书信的接触，他当时叫余新日。一谈起这段经历真是一见如故，同志感情格外亲切。离开延安前，洛甫同志也找我谈了话，并一块会餐送行。

    时届秋天，为了党的事业，我和爱人忍痛话别，以八路军少尉名义，随董老离开延安，经西安向大后方进发。同行者还有茅盾(沈雁冰)等同志。一路上，走走停停。当时局势很紧张，国际上，德、意、日法西斯进一步勾结，大搞军事同盟。国内，国民党疯狂加紧防共、限共、溶共等活动，这就是1941年1月皖南事变的前夕。我们一行终于不得不停留在离宝鸡六七十公里的一个小乡村里，这里原设有八路军兵站。逗留期间，除了学习就是锻炼身体。很久没吃过小麦面馍馍，居然能在这个小乡村吃到。可是没有青菜，只有红辣酱，不管如何，这对我们来说已是美滋滋的了。夕阳西下时，三两成群到附近的河边散步、谈天。茅盾也常和我们一起散步，他用浓厚的浙江口音讲新疆见闻，对我来说，听他的话颇感吃力。他给我们讲天山南北气候的惊人差异，新疆的风土人情，真是别有一番滋味，至今记忆犹新。茅盾很喜欢在河中拾小石子，挑选有色的和形态好的小石子带回来。有一次，他不慎跌到河里，好在河水不深，我把他扶了起来，那里山林景色虽然幽静迷人，但我们更关心时局的发展。董老则一直忙他的大事，我们总避免去干扰他的工作。最后，得到中央的指示，董老、茅盾等少数同志继续前进，其余的同志包括我在内，奉命返回延安。当我们抵达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时，时局更为紧张，办事处的同志要我把随身所带的出国证件、照片等全部留下来交办事处代为保存，以利我路上过关卡时的安全。

    (三)

    1942年，我调到王家坪朱总司令主管的中央海外工作委员会海外研究班学习和工作。朱老总对研究班的工作安排很关心，他曾指示要我们学习军事，因此我们特别安排了军事操练课程。他很注重研究有关欧洲战场、太平洋战场的情况和美国问题，要求我们做到对时局动向的研究和基本情况的研究相结合，并经常主持召开时事座谈会。朱老总十分强调从实际出发，加强调查研究，他曾讲起当年他在德国期间如何学德语，如何拿起市区图周游柏林市，并说要敢闯，随时随地接触实际。

    朱老总平易近人，对干部、战士的关怀无微不至。记得我爱人和另一位女同志同时临盆，而王家坪当时只有一位医生，为了两个产妇，三更半夜，这位医生在两个山头来回上下不停地奔跑，后来又叫司机紧急发动卡车把我爱人送往中央医院。这件事，深夜惊动了整个王家坪，也干扰了朱老总的休息。有一天，朱老总派人送来两只母鸡，这是他用自己劳动种菜得来的钱换的。朱老总对干部、战士的关怀，使人感到了革命家庭是如此亲切温暖。

    1942年至1944年党中央号召“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在延安掀起了热火朝天的大生产运动。我们在王家坪同延安其他部队、机关、学校一样，男女老少，全劳动力、半劳动力全部织织起来，成立劳动合作社，实行合理分工，运用变工互助等形式，开展大生产运动。这一运动对推动陕甘宁边区的生产发展和保障群众生活是有贡献的。

    王家坪这条山沟面临延河，机关大门前有一大片桃林，这是延安的一景。人们休息时都喜欢到这里下棋打扑克牌；有时这里也举行晚会、跳舞会、音乐会，文化生活颇为活跃。延河也是人们喜爱之处，尤其是男女青年，常常在黄昏傍晚，月夜之下，三五成群，双双漫步，听潺潺流水，别有一番革命的罗曼蒂克的诗意。

    1943年夏秋之间的一天，组织上通知我去杨家岭，说周副主席召见我。真是喜出望外，但心里不免有些嘀咕，不知周副主席找我谈什么事。气喘喘地走到杨家岭，进了周副主席窑洞门口，我立正向他敬礼，周副主席伸出手用力和我一握，一股真挚的革命同志的情感涌上心头。很早以前，我就听李炳祥(永孝)同志(在大革命时期担任过鲍罗廷的英文翻译)讲过周副主席对中国革命做出的巨大贡献，以及大革命时期他在广州认识周副主席的情景，所以我对周副主席一直怀着敬仰之情。在延安，我也听过周副主席的报告。然而，今天，能在他的窑洞里面对面地和他谈话，真是一生难忘啊!周副主席问我有关菲律宾的一些情况，其中有的问题我也答不上来。他说他曾接触过一些菲律宾朋友。周副主席特别问起李炳祥及其爱人的情况，他还把他们夫妇俩的经历讲给我听。虽时隔十余年，但他的记忆力特别强，连李炳祥的年龄、特征都记得清清楚楚。他说，四•一二蒋介石来了个大屠杀，把我们许多同志杀了、打散了，但革命的种子却遍地开花结果。周副主席这些话，表达了他对那些牺牲了的同志的深切怀念，表现了他对革命必胜的信心。周副主席还关心我在延安的小家庭，给予我很大的勉励。他还告诉我，延安要举行宪政促进座谈会，以揭露蒋介石的欺骗宣传。

    为了把会议开好，要做些准备工作。周副主席提出要我参加这次座谈会，并作为华侨代表发言。我接受了任务后就告别回来。一路上，周副主席炯炯的目光、堂堂的仪表、豪迈的气概、惊人的记忆力，及对工作认真、细致等等，总之，他身上的魅力始终萦绕、铭记在我的脑海里。

    1942年至1945年的整风运动和党的七大，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思想基础和组织保证。三大作风发扬光大，一直带进了50年代，迄今还是全国人民所缅怀思念和颂扬的传家宝。毛主席在《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文章中深刻地指出当时党所存在的弊病，并把主观主义视为共产党的大敌、人民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表现，提得很高。

    我曾用毛笔写了毛主席在文章里提到的那副对子“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贴在自己的窑洞里，作为座右铭，以自戒、自励。在学习整风文件及《六大以来》文件时，我尽可能地联系实际，自觉认识，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当时阴谋家康生掀起“抢救运动”，以“挽救失足者”为名，大搞“逼、供、信”，我们所属单位也头脑发热，跟着搞，日夜轮番“抢救”几个同志。当时我也参加了，是支委，负有责任，后来曾向他们道过歉。谁知事隔几十年后，一场空前浩劫来临，原被“抢救”过的同志再度遭殃，旧事重提，冤假错案重新被端了出来。当外调人员来威逼我这个“走资派”提供材料时，我抱着对同志政治生命负责的态度，坚持原则，实事求是回答问题，结果被戴上“顽固不化”的帽子。应该说，延安的整风审干给予我的教训是深刻的，倘若没有经过延安的那场运动，可能就很难熬过十年浩劫。

    1945年党的七大以后，延安大批干部开始奔赴各地去开辟工作。我当时任中央海委秘书，审干甄别后，我和丁甘如夫妇等同志一道离开了延安。整装待发前，组织上对我这个华侨干部十分照顾，特别批给我两匹牲口，一马一骡。我和爱人把不到两岁的小女孩和还抱在怀里喂奶的小男孩，装上两个萝筐，驮在骡背上，和同志们一道经过长途艰苦行军，抢险横渡黄河，冲破敌人的封锁线，冒着战火奔向祖国辽阔、富饶但还在苦难中的大东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