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建波：在纠“左”反右中形成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

布袋和尚

中红网河北石家庄2016年1月22日电（郭建波）

    编者按：一九五九庐山会议以后，由于工作安排上的失误，中断了纠“左”进程，造成了更为严重的经济困难。在困难面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进行了深层次的思考，在坚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方向的基础上，总结经验，汲取教训，践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召开党内政治生活会，在纠“左”反右中继续沿着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不仅迅速摆脱了严重的经济困难，还形成了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郭建波同志的这篇文章就是对这段历史进行的考察。这篇文章是郭建波同志撰写的长篇著作《伟大的理论 光辉的实践——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文化大革命》第一卷《文革溯源》下册的一部分，现在征得作者同意，我们在这里发表，以纪念文化大革命发动五十周年。

    在纠“左”反右中形成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

    目录

    一、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经验教训的理性思考——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
    二、《十年总结》是毛泽东从思想方法和认识论的角度来分析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经验教训的思想结晶。
    三、毛泽东领导全党坚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继续纠正“左”的错误，确立了适宜于当时中国农村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人民公社体制。
    四、为了坚定信念，统一思想，凝聚人心，鼓足干劲，总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以来的经验教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召开了空前规模的政治生活会——七千人大会。
    1、为什么要召开七千人大会？
    2、七千人大会的性质及其原因的重要表现。
    （1）七千人大会是政治生活会的原因之一，表现在刘少奇代表中央所做的书面报告的起草上。
    （2）七千人大会是政治生活会的原因之二，表现在大会期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所犯错误的自我批评和责任的担当上。
    （3）七千人大会是政治生活会的原因之三，表现在会议期间与会干部之间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上，这更鲜明地表现在地、县干部对省市自治区负责人的批评以及省委负责人的自我批评上。
    （4）七千人大会是政治生活会的原因之四，表现在与会干部的构成和会期的不断延长上。
    3、一月三十日毛泽东在大会上画龙点睛的讲话将七千人大会推向高潮。
    （1）关于民主集中制问题。
    （2）关于认识世界的问题。
    （3）对一月三十日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话的若干认识。
    4、在对经济形势的认识上七千人大会期间党内高层仍然存在分歧。
    5、对七千人大会的简短小结。
    五、七千人大会后，在经济调整和恢复的过程中出现了右的倾向。毛泽东领导全党通过党内整风的方式，批判了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反击了右倾，在坚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方向的基础上，使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六、在纠“左”反右中形成了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这就更进一步凸显了思想战线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表现形式之三：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实践出发，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分析了犯错误的原因，通过调查研究，领导全党在纠“左”反右中继续沿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前进。这个时期发生的问题进一步凸显了党内乃至领导层在方法论和世界观上存在的严重问题。

    ——作者手记

    庐山会议以后，由于工作安排上的失误，中断了纠“左”进程。反右倾斗争在全党开展起来以后，又掀起了新的跃进，出现了比一九五八年更严重的“左”的错误。这与当时出现的大规模的自然灾害和苏联逼债等因素结合到一起，酿成了严重的经济困难。这个时候，毛泽东领导全党读书学习，从认识论的角度来分析犯错误的原因，既纠正“左”的错误，又排除右的干扰，不仅继续沿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前进，还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进一步深化了对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认识，形成了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

    庐山会议以后，鉴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期间的经验教训，需要毛泽东从理论上对这些问题进行剖析，因而他专门抽了一段时间进行读书，研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因而我们的研究就从毛泽东的读书生活谈起。

    一、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经验教训的理性思考——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

    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从中国国情出发，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创举，没有经验可供借鉴，因而失误和挫折在所难免，这就需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在总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将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不断推向前进。

    为了深刻总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经验教训，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实践中出现的问题作出理论上的分析和说明，使全党特别是党的高中级领导干部从理论上得到武装，用以指导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实践，毛泽东多次要求全党特别是党的高中级领导干部，结合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实践来读书，以便澄清思想，明辩是非，坚定信念，纠正错误，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推向前进。

    其实，早在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左”的错误的时候，毛泽东就要求党内高级干部结合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实践来进行读书。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第一次郑州会议期间，毛泽东就谈到斯大林的《关于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要求省委常委、地委常委以上干部都要研究其中的第一、二、三章。九日，他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写了《关于读书的建议》这封信，提议大家都读两本书，一本是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另一本是《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他提出：“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现在许多人有一大堆混乱思想，读这两本书就有可能给以澄清。”他还建议：“将来有时间，可以再读一本，就是苏联同志们编的那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期，读这类书最有兴趣，同志们觉得如何呢？”[1]

    他在信中还谈到了读书的方法，要求“每人每本用心读三遍，随读随想，加以分析，哪些是正确的（我以为这是主要的）；哪些说得不正确，或者不大正确，或者模糊影响，作者对于所要说的问题，在某些点上，自己并不甚清楚。读时，三、五个人为一组，逐章逐节加以讨论，有两至三个月，也就可能读通了。”[2]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在《庐山会议讨论的十八个问题》中谈到读书时说：“有鉴于去年许多领导同志，县、社干部，对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还不大了解，不懂得经济发展规律，有鉴于现在工作中还有事务主义，所以应当好好读书。八月份用一个月的时间来读书，或者实行干部轮训。不规定范围，大家不会读。中央、省、市、地委一级委员，包括县委书记，要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时间三至六个月，或者一年。”“县、社党委委员能读政治经济学的也可以读。设法给县、社党委每年有一个系统思考问题的时间。我们提倡读书，使这些同志不要像热锅上的蚂蚁，整年整月陷入事务主义，搞得很忙乱，要使他们有时间想想问题。现在这些人都是热锅上的蚂蚁，要把他们拿出来冷一下。去年有了一年的实践，再读书会更好些。学习苏联，要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教科书有缺点，但比较完整。缺点如第一章讲和平过渡，通过议会夺取政权，哪有那回事？在西藏都不可能，一定要有武装。他们的缺点我们不要去学，但在去年，把苏联一些好的经验也丢了。”[3]

    从中可以看到，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要求对党内领导干部进行轮训，还要他们用八月份一个月的时间去读书。他要求党内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实践出发，用三至六个月，甚至一年的时间来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以便摆脱事务主义，了解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认识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提高理论素养。

    毛泽东不仅深感各级领导干部存在一些混乱思想，非常缺乏经济学的知识，要求他们来读书，而且他自己也觉得需要加强这方面的学习和思考。庐山会议后，毛泽东以身作则，组成一个读书小组，来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社会主义部分。

    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分上下两册：上册十九章，主要讲资本主义部分；下册从第二十章至第三十六章，共十七章，连同结束语，讲社会主义部分。这次读的是下册社会主义部分。

    毛泽东指定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同他一起读书。毛泽东对这次读书活动亲自安排，规定每天下午一起读书，并吩咐胡绳、田家英和邓力群轮流诵念，边读边议。他们三个人又商量了一下，作了分工：胡绳、田家英轮流读，邓力群作记录。十二月十日读书开始，边读边议，听毛泽东谈话，大家也插几句话。毛泽东起初未注意他们的分工，问邓力群：你怎么不读？邓力群说：我的口音不标准。毛泽东看看邓力群，知道他在作记录，就没说什么。

    这次读书活动从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日起，到一九六○年二月九日结束，历时两个月，是在杭州、上海、广州三地进行的。

    在杭州前后二十五天，除去三个星期日和一九六○年元旦，实际读书的时间是二十一天。每天下午读，一般从四时左右起到九时左右吃晚饭止；也有时从二时、五时、六时开始读，到七时、七时半、十时结束。十二月二十六日，是毛泽东六十六岁生日，也没有中断读书。

    他们读书的地点是西湖畔丁家山的一所平房，上丁家山只能步行。三十日，下雨，毛泽东依然拄着手杖登上丁家山读书，从下午六时读至十时，读了二十页，是读得最多的一天。这一天，毛泽东在给女儿李讷的信中还谈到了自己的读书情况，他写道：“我甚好。每天读书、爬山。读的是经济学。我下决心要搞通这门学问。”[4]一九六○年一月三日是星期日，照常读书。

    在杭州的这段时间，读完了下册第三十三章以前各章，第三十三章开了头。邓力群每天记录，并在梅行帮助下，当天整理一遍。离开杭州前，将已读部分谈话记录整理成册，并冠以《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笔记》。经胡绳、田家英看过，做了个别文字改动。

    因为毛泽东要去上海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一月四日读书小组成员随同毛泽东离开杭州，前往上海。

    五日下午，在停靠上海站的火车上，读完了第三十三章，邓力群把整理好的记录交给中央办公厅，请他们打印、分送政治局常委。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分组讨论时，各组要求参加毛泽东读书小组的人传达毛泽东读书时的谈话内容。陈伯达、胡绳、田家英、邓力群分别到各组传达了毛泽东读书的谈话内容。

    毛泽东读书很认真，一边听朗读，一边看书本，还不时在一些提法下面画横道，或者在旁边画竖道，打记号。当时邓力群坐在毛泽东身旁，也跟着毛泽东在他读的那本书上照样画。从头到尾，都这样画。有的段落，毛泽东画了以后接着就发表议论，有的长，有的短。邓力群把毛泽东的这些议论记录在自己的笔记本上。有的段落，毛泽东没有发表议论，只是说了“对”、“好”、“正确”、“赞成”、“同意”，或者“不对”、“不正确”、“不赞成”、“不同意”，或者一两句话，这类肯定或者否定的评语，邓力群就记在自己读的教科书上。有的段落画了以后，毛泽东没有发表议论，也没有说对与不对。

    胡乔木在上海会议上听了传达后，把毛泽东读书的谈话记录和邓力群读的那本书一起拿去看了。看完以后，他对邓力群说：你那本书上有跟着毛主席画了杠的地方，有毛主席的简单的旁批，这些内容记录里面没有整理进去。据他看，整理的记录内容，批评教科书的居多，肯定的偏少；而旁批肯定教科书的是多数，批评的是少数；只有把这两部分合起来，才能够全面地完整地反映毛主席读书的见解。胡乔木这个意见是正确的。

    上海会议结束后，他们随毛泽东去广州，在白云山读完了第三十四章至三十六章和结束语，至此“教科书”下册读完，时值一九六○年二月九日。陶铸、胡乔木参加了这段读书活动。

    毛泽东《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经邓力群等人进行整理，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近十万字的谈话记录。由于苏联《政治经济教科书》本身自成体系，因而毛泽东在阅读的时候随感而发，也发表了系统的看法。谈话内容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包括哲学、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国际问题、当前国内的一些政策问题，以及对一些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价等等。

    毛泽东在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方面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在读“教科书”谈话中，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思想观点。例如：关于怎样掌握完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问题；关于如何认识规律的问题；关于如何研究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关于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以后而不是生产关系改变之前的观点；关于要进行经济、政治、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两种所有制问题；关于劳动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问题；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价值规律的作用问题；关于社会主义国家怎样对待物质利益原则的问题；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论的观点；关于中国四个现代化的提法问题；关于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关于在任何国家的共产党都要创造新的理论的问题。[5]

    这里我们主要介绍一下毛泽东是如何以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为纲来研究政治经济学的，以及他对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的评价。

    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立统一规律，深刻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基本矛盾，科学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阐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进一步发展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从而为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矛盾，正是这些矛盾的运动才推动着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前进。他认为在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时候，应该以社会基本矛盾为纲，因而批评“教科书”的作者们虽然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问题，却不承认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也不以基本矛盾为纲来研究经济问题。[6]

    毛泽东说：“政治经济学和唯物史观难得分家。”他根据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阐述了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这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他说：“从世界的历史来看，资产阶级工业革命，不是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国家以前，而是在这以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大发展，也不是在上层建筑革命以前，而是在这以后。都是先把上层建筑改变了，生产关系搞好了，上了轨道了，才为生产力的大发展开辟了道路，为物质基础的增强准备了条件。当然，生产关系的革命，是生产力的一定发展所引起的。但是，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以后。“一切革命的历史都证明，并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生产力，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产关系，而是要首先造成舆论，进行革命，夺取政权，才有可能消灭旧的生产关系。消灭了旧的生产关系，确立了新的生产关系，这样就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观点，从根本上说，反映了世界历史发展规律。[7]

    从这里可以看到，毛泽东从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观出发，运用对立统一规律，阐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基本矛盾之间的辩证关系。他在肯定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又指出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能动作用，也就是说在一定条件下也会起到决定性作用。只有建立了适宜于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才能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广阔的途径。这样在阐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辩证关系的同时，还明确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能动性，批判了唯生产力论，从思想上和机械唯物论划清了界限。

    既然毛泽东是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为纲来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那么他是如何研究这一矛盾体系的呢？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生产关系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否也就基本完成了呢？还要不要进行上层建筑领域（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呢？

    毛泽东认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生产关系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并没有结束，还要解决生产关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分配方式问题。

    他说：“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之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即全民所有制的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集体所有制的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这也就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这方面是大有文章可做的。当然，全民所有制的企业，集体所有制的企业，在所有制方面还要有它的变化，有它的发展。但是所有制的变革，在一定时期内总是有底的，总是不能没有限度的。例如，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之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它的性质总还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当然将来还会从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过渡到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达到了这一步，它的性质，在一定时期内又会没有多大变化。可是在一定时期内，即所有制性质相对稳定的时期内，在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却不能不是不断变革的。例如，我们的国营企业，解放以后，一直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性质，而在这十年中间，人与人在劳动生产中的关系，变化却是很大的。在这方面，我们做了很多文章。要领导者采取平等态度待人；一年、两年整一次风；进行大协作；对企业的管理，采取集中领导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不断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等。这些方面都是属于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这种关系是改变还是不改变，对于推进还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都有直接的影响。”

    “在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也是一种生产关系。在这里，例如领导人员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以平等态度待人，改进规章制度，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领导人员、工人和技术人员三结合，等等，有很多文章可做。生产关系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分配制度这三个方面。所有制方面的革命，在一定时期内是有底的，例如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整个国民经济变成了单一的全民所有制以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它还是全民所有制，但是，人们在劳动生产和分配中的相互关系，总要不断地改进，这方面很难说有什么底。原始社会的公有制度，时间很长，多少万年都是同样性质的，但是人们在劳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却有很多变化。可以设想，将来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以后，人们在劳动生产和分配中的相互关系，还会有无穷的变化，但是所有制方面不会有多大变化。”

    “关于产品分配，苏联教科书写得最不好，要重新另写，换一种写法。应当强调艰苦奋斗，强调扩大再生产，强调共产主义前途、远景，要用共产主义理想教育人民。要强调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要讲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8]

    毛泽东认为，一九五六年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我国公有制经济有两种形式，也就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集体所有制经济要向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过渡，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也要向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过渡。但是在一定时期内，这种所有制形式是稳定的，这个时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可以改变的，当然也要注意在这种所有制形式下的分配方式问题。

    我们知道，生产关系包括三部分：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分配形式。一九五六年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在这种所有制形式下，还要解决生产关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分配形式问题。在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上，管理问题是最重要的。这就要通过整风，使管理者丢掉官僚作风，以平等态度待人，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采取领导干部、工人和技术人员三结合的形式，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不是靠物质刺激，而要靠政治挂帅，调动工人的积极性，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真正落到实处。至于分配形式，当然要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但是也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给予资产阶级法权以必要的限制。要强调艰苦奋斗，处理好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把国家、集体利益放在第一位。

    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因而经济基础与生产关系虽然名称不同，但其内涵是一致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建立后，还要建立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保证人民群众（主要是劳动者）当家作主。这是上层建筑领域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

    毛泽东说：“这里讲到苏联劳动者享有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到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

    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首先就是劳动者有没有权利来克服各种敌对势力和它们的影响的问题。像报纸刊物、广播、电影这类东西，掌握在谁手里，由谁来发议论，都是属于权利的问题。如果这些东西由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这些少数人来掌握，那么绝大多数迫切要求大跃进的人，在这些方面的权利就被剥夺了。如果电影掌握在右派分子手里，人民又怎么能够在电影方面实现自己的权利呢？人民内部有各个派别，有党派性。一切国家机关、一切部队、一切企业、一切文化教育事业掌握在哪一派手里，对于保证人民的权利问题，关系极大。掌握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手里，绝大多数人民的权利就有保证了；掌握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者右派分子手里，它们就可能变质，人民的权利就不能保证。总之，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理解为国家只有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9]
由此可见，毛泽东批评了“教科书”讲到劳动者权利时的局限性。既然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主要是劳动者）当家作主，就要使他们能够管理上层建筑，具有广泛的权利，能够管理国家、军队、企业和文化教育，这是使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手中和无产阶级政权永不变质的可靠保证。这也是上层建筑领域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任务。

    毛泽东还意识到，虽然剥削阶级已经被消灭了，但是资产阶级思想仍然存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也存在“既得利益集团”问题。他说：“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即使消灭了旧的剥削阶级，资产阶级思想还会长期存在，阶级意识形态还会长期存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这就是‘既得利益集团’的问题。”[10]

    毛泽东认为虽然掌握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已经被消灭了，但是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仍然存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又出现了既得利益集团问题。在一定条件下，这些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和既得利益集团就会结合起来，成为复辟资本主义的现实力量。毛泽东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敏锐性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率先提出，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还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还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才提出：“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用社会主义思想训练人和改造人的问题，在我国是个大问题。”[11]

    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就要用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坚持两条腿走路，逐步改造人们的世界观。因而毛泽东说：“我们的政治挂帅，就是为了提高居民的觉悟程度。”[12]

    他还进一步批评“教科书”“不强调政治挂帅，反复强调物质刺激，引导人走向个人主义。书中有时也讲发动群众，也引了一些列宁关于发动群众的好话，但是没有展开，不敢像我们这样大搞群众运动，不讲两条腿走路。这事情也确实很难。”[13]

    同时，毛泽东还强调要用辩证唯物论来改造人的世界观，通过发展现代工业和交通运输业，来创造改造世界观的物质基础。

    毛泽东说：“辩证唯物论不是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而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我们要用这种世界观教育全体人民，首先是劳动人民，改变各种非无产阶级的世界观。”[14]

    “在农村来说，基本社有制实现了，社有进一步变成国有了，全国布满了新的城市和工业，全国的交通运输都现代化了，经济情况真正全面改变了，农民的世界观才能够逐步地以至完全地改变过来。”[15]

    世界观的改造是一个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这就要通过上层建筑领域也就是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的社会主义革命来逐步得到解决。

    由此看来，在生产关系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还没有完成，在上层建筑领域也就是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也没有完成，因而毛泽东提出“在经济、政治、思想三个战线上，都要进行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16]这就要继续进行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

    正是由于一九五六年后虽然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了，不论在生产关系的其它两个方面还是在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尚未完成，而如果不能完成生产关系的其它两个方面及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那么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成果不仅难以获得巩固，甚至还会得而复失，资本主义还存在复辟的危险，因而这个时候阶级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当然这是以政治思想作为阶级的划分标准的。

    毛泽东在读完“教科书”后，对这本书做出了评价，既肯定了这本书的价值所在，又指出了这本书存在的严重缺点和不足。

    他说：“不能说这本书完全没有马克思主义，因为书中有许多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也不能说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因为书中有许多观点是离开马克思主义的。特别是写法不好，不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出发，来研究问题，不从历史的叙述和分析开始自然得出结论，而是从规律出发，进行演绎。”

    “这本教科书，只讲物质前提，很少涉及上层建筑，即：阶级的国家，阶级的哲学，阶级的科学。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但是，政治经济学和唯物史观难得分家。不涉及上层建筑方面的问题，经济基础即生产关系的问题不容易说得清楚。

    这本书的另一个缺点，是先下定义，不讲道理。定义是分析的结果，不是分析的出发点。研究问题应该从历史的分析开始。但是，搞出了一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总是一个大功劳，不管里面有多少问题。”

    “这本书的写法很不好，总是从概念入手。研究问题，要从人们看得见、摸得到的现象出发，来研究隐藏在现象后面的本质，从而揭露客观事物的本质的矛盾。《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就是用这种方法，总是从现象出发，找出本质，然后又用本质解释现象，因此，能够提纲挈领。

    教科书的写法，不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没有说服力，没有吸引力，读起来没有兴趣，一看就可以知道是一些只写文章、没有实际经验的书生写的。这本书说的是书生的话，不是革命家的话。他们做实际工作的人没有概括力，不善于运用概念、逻辑这一套东西；而做理论工作的人又没有实际经验，不懂得经济实践。两种人，两方面——理论和实践没有结合起来。同时，作者们没有辩证法。没有哲学家头脑的作家，要写出好的经济学来是不可能的。马克思能够写出《资本论》，列宁能够写出《帝国主义论》，因为他们同时是哲学家，有哲学家的头脑，有辩证法这个武器。”[17]

    毛泽东除了批评“教科书”宣扬赫鲁晓夫的和平过渡的观点外，这里又指出了“教科书”在分析方法和写作方法上存在的严重问题。在分析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时候不是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出发，从现象的分析入手，而后揭示出本质特征，再用本质来说明现象，也就是采用从特殊到一般，再由一般来特殊的方法。这样“教科书”也就难以具有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气势，读起来味同嚼蜡，如听蹩脚的书生在讲枯燥的经济课，索然无味。这是由于作者们缺乏丰富的实践经验，没有找到正确的研究方法和写作方法造成的。

    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谈话记录稿》又是如何整理出版的呢？

    邓力群作为毛泽东《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的原始记录者，先后六次对它作了系统整理，最后一次是一九九五年夏季在北戴河整理定稿的。经过邓力群多次整理编辑的这个谈话录，和与之相关的若干文献，冠之以《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的书名，于一九九八年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以国史研究学习清样本的名义出版。这本书包括毛泽东《关于读书的建议》、《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批注》、《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谈话记录》、《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谈话记录稿》四篇文献。《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谈话记录稿》是该书的主要部分。另有一篇附录，是邓力群所做的《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谈话记录稿》论点索引。

    这个索引分为十二个部分：一、无产阶级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若干重要问题；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方法；三、民主革命；四、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五、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六、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七、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八、劳动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九、社会主义的流通过程；十、积累和消费，消费品的分配；十一、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十二、国际问题。[18]

    邓力群为什么要搞这个论点索引呢？

    邓力群曾在《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的后记中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说：“1991年秋到1992年，我抽时间陆续把上送的本子按照论点索引的顺序，分别把旁批、谈话记录按问题分类整理了一个本子。这个本子的好处是，把先后几次讲的有关同一个问题的内容集中在一起，可以看出在这个问题上毛主席曾经先后发表过一些什么意见；不过，谈话是针对原著有感而发的，只有追踪整个读书过程，联系触动主席发生感想、发表议论的原著内容，才能完整地把握他谈话的主旨。按照问题归类，观点虽然是毛主席的，但这些观点得以产生的过程不见了。当然，这个本子对研究谈话记录的人有参考作用，至少可备作索引。”

    由此看来，原书正文的编排虽然忠实地反映了毛泽东批注和谈话的本来面貌，反映了毛泽东谈话产生的过程，但毛泽东的观点散见于全书各处，读者不容易把握这些观点的内在联系和毛泽东理论的完整体系。因而邓力群才将毛泽东在谈话和批注中的观点，按其内在联系，归纳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这对研究和把握毛泽东的理论是非常有用的。这就是邓力群所作的论点索引的价值所在。当然，作为索引，不可能反映论点产生的理论环境，也不可能照录谈话的原文。

    由于原书收入了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的几乎全部内容，因此篇幅较大。这是供研究用的本子，一般读者读起来仍显体例庞大，力不从心。于是在邓力群指导下，由杨德明执笔，以《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一书为基础，编写了简本。简本对原书文字的简化原则是：凡是毛泽东批注所涉及的文字一律保留，毛泽东没有批注的文字酌情删除，以缩短简本的篇幅，同时保留原书的基本框架和理论体系。

    由于《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谈话》是原书的主体部分，因而在简本中该篇采用了邓力群所做的《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谈话记录稿》论点索引的体例，将毛泽东读教科书的全部谈话分为十二个部分，每一部分涵若干问题，问题下分条目，条目即论点。每个条目分三个层次：一是条目的名称，亦即该论点的核心内容；二是与该论点有关的教科书的段落所属的章节和简要内容；三是毛泽东有关的谈话（包括重要的旁批）。教科书原书文字用宋体字，毛泽东的谈话记录用加黑宋体字。问题和条目后面的数字注明《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与谈话》原书的页次。[19]

    这样简本的编写既能够让读者把握毛泽东谈话和批注中的内在联系和毛泽东理论的完整体系，又使读者明晰毛泽东观点所产生的背景及其过程，从而认识到毛泽东是怎样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出发，以“教科书”为依托，由感而发，深入思考，产生精辟见解的。这不仅对我们研究毛泽东的读书方法，同时也对我们认识毛泽东在新的条件下是如何继承、发展、创新马克思列宁主义，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谈话》部分内容也编入了一九九九年六月出版的《毛泽东文集》第八卷。该卷节录了这个谈话五分之一左右的文字。

    关于这件事，邓力群在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与李力安、有林等人的谈话中说：“文献研究室的逄先知同志打电话给我，说他们编的《毛泽东文集》里收入了毛主席的笔记，不是全文而是选登，选登的标准是内容基本正确。我说，你认为是不基本正确的，我认为是好的，怎么办？他说那就难说了，只能按我们的标准来搞。等到《毛泽东文集》出了以后，我们搞的笔记再出全文的。全文的我想也先出内部赠阅本，然后再出公开的正式本，印数到时再定。”“把它留给后人，昭示后人，也由后人评价。哪些对，哪些不对，留给后人评论。”[20]

    从这里可以看到，邓力群对逄先知节录毛泽东的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的谈话是有不同意见的。由于《毛泽东文集》的选编标准是以特色路线为准绳，尽管邓力群有不同意见，也不好再说什么。他想先出赠阅本，然后再正式出版，把毛泽东的这个《批注和谈话》留给历史，由后人对其作出评价。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实际上这本书只出了赠阅本，却没有能够公开出版。尽管这样，这本书还是以“清样本”的形式流向了社会，成为中国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思考和批判当今中国社会的思想武器。这样邓力群就为中国式社会主义的探索和毛泽东思想的传承与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由此看来，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谈话》是以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为鉴戒，在总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理论探索的过程中形成的。这是毛泽东建国后可与《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相媲美的重要著作，是毛泽东领导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结晶。

    这个《谈话》虽然是毛泽东在读书的时候，结合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经验教训，针对“教科书”的相关文字，由感而发进行的评论，并没有通过严密的论证，写成学术严谨的论文，但正是这种随机式的谈吐，口语化的表达，更能够透射出毛泽东研究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更容易让我们看到毛泽东分析和思考问题的方法，从而把握他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问题上的思想发展脉络，这无疑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实践出发，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以苏联的革命和建设为借鉴，对取得的经验教训进行了理性的思考，从中发现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发展规律。毛泽东在《谈话》中提出的一系列理论观点，就是他领导全党全国人民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初步总结，是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结晶。这些从经验教训中创造出来的理论成果，凝结着全党全国人民的血汗，也是今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行动指南。

    二、《十年总结》是毛泽东从思想方法和认识论的角度来分析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经验教训的思想结晶。

    前文我们介绍了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的时候，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问题从理论上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不仅如此，他还从思想方法和认识论的角度来进一步思考这些问题发生的原因，以及由此反映出的党内在思想战线上存在的严重问题。

    一九六○年六月十四日至六月十八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上海召开。会议结束这一天的上午八时，毛泽东写了一篇《十年总结》的文章。这篇文章虽然是毛泽东用两个钟头写成的，却是毛泽东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的经验教训长期思考的结果。

    毛泽东在文章中讲了哪些问题呢？

    毛泽东在文章中首先对建国后十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状况作了一个回顾，他说：“前八年照抄外国经验。但从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一九五七年反右整风斗争，是在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反映了客观规律，而前者则是开始反映中国客观经济规律。一九五八年五月党代会制定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总路线，并且提出了打破迷信、敢想、敢说、敢做的思想。这就开始了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是年八月发现人民分社是可行的。赫然挂在河南新乡县七里营的墙上的是这样几个字：‘七里营人民公社’。我到襄城县、长葛县看了大规模的生产合作社。河南省委史向生同志，中央〈红旗〉编辑部李友九同志，同遂平县委、嵖岈山乡党委，会同在一起，起草了一个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章程。这个章程是基本正确的。八月在北戴河，中央起草了一个人民公社决议，九月发表。几个月内公社的架子就搭起来了，但是乱子出得不少，与秋冬大办钢铁同时并举，乱子就更多了。于是乎有十一月的郑州会议，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主要谈到价值法则、等价交换、自给生产、交换生产。又规定了劳逸结合，睡眠、休息、工作，一定要实行生产、生活两样抓。十二月武昌会议，作出了人民公社的长篇决议，基本正确，但只解决了集体、国营两种所有制的界线问题，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界线问题，一共解决了两个外部的界线问题，还不认识公社内部的三级所有制问题。一九五八年八月北戴河会议提出了三千万吨钢在一九五九年一年完成的问题，一九五八年十二月武昌会议降至二千万吨，一九五九年一月北京会议是为了想再减一批而召开的，我和陈云同志对此都感到不安，但会议仍有很大的压力，不肯改。我也提不出一个恰当的指标来。一九五九年四月上海会议规定一个一六五○万吨的指标，仍然不合实际。我在会上作了批评。这个批评之所以作，是在会议开会之前两日，还没有一个成文的盘子交出来，不但各省不晓得，连我也不晓得，不和我商量，独断专行，我生气了，提出了批评。我说：我要挂帅。这是大家都记得的。下月（五月）北京中央会议规定指标为一三○○万吨，这才完全反映了客观实际的可能性。五、六、七月出现了一个小小马鞍形。七八两月在庐山基本上取得了主动。但在农业方面仍然被动，直至于今。管农业的同志，和管工业的同志、管商业的同志，在这一段时间内，思想方法有一些不对头，忘记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有一些片面思想（形而上学思想）。”[21]

    从文章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对十年建设社会主义作了一个回顾和总结，他说前八年照抄外国经验，从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关系开始，要探索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一九五八年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随即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随后，他又回顾了五八年十一月郑州会议、十二月武昌会议、五九年一月北京会议、四月上海会议、五月北京会议进行的纠“左”历程，当时毛泽东是顶着压力来纠“左”的。毛泽东在回顾和分析后得出结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之所以犯错误，是由于思想方法有一些不对头，忘记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有一些形而上学思想造成的。

    毛泽东进一步写道：“一九五九年夏季庐山会议，右倾机会主义猖狂进攻。他们教育了我们，使我们基本上清醒了。我们举行反击，获得胜利。一九六○年六月上海会议规定后三年的指标，仍然存在一个极大的危险，就是对于留余地，对于藏一手，对于实际可能性，还要打一个大大的折扣，当事人还不懂得。一九五六年周恩来同志主持制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了三年余地，多么好啊！农业方面则犯了错误，指标高了，以至不可能完成。要下决心改，在今年七月的党大会上一定要改过来。从此就完全主动了。”[22]

    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肯定了庐山会议反右倾的必要性，指出一九六○年六月上海会议规定的指标仍然是高的，没有留余地，超过了当时实际的可能性。毛泽东表扬了一九五六年周恩来主持制定的“二五”计划，说除了农业指标定得高了以外，其中的大部分指标留下了余地，现在要把过高的农业指标改过来。这就要求在制定计划和指标的时候，不能从主观愿望出发，而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尊重客观经济规律。只有这样，才能取得主动地位。

    毛泽东还写道：“同志们，主动权是一个极端重要的事情。主动权，就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这件事来自实事求是，来自客观情况对于人们头脑的真实的反映，即人们对于客观外界的辩证法的认识过程。我们过去十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就是这样一个过程。中间经过许多错误的认识，逐步改正这些错误，以归于正确。现在就全党同志来说，他们的思想并不都是正确的，有许多人并不懂得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我们有责任帮助他们，特别是县、社、队的同志们。”[23]

    毛泽东认为要获得主动权，就必须做到实事求是，认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规律。现在党内特别是县、社、队的同志的思想并不都是正确的，许多人不懂得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不能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去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因而要帮助他们，通过对错误的纠正，逐步回到马列主义的轨道上来。

    毛泽东并不讳言自己的错误，他又写道：“我本人也有过许多错误。有些是和当事人一同犯了的。例如，我在北戴河同意一九五九年完成三千万吨钢；十二月又在武昌同意了可以完成二千万吨，又在上海会议同意了一六五○万吨。例如，一九五九年三月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主张对一平二调问题的帐可以不算；到四月，因受浙江同志和湖北同志的启发，才坚决主张一定要算帐。如此等类。看来，错误不可能不犯。如列宁所说，不犯错误的人从来没有。郑重的党在于重视错误，找出错误的原因，分析所以犯错误的主观和客观的原因，公开改正。我党的总路线是正确的，实际工作也是基本上做得好的。有一部分错误大概也是难以避免的。哪里有完全不犯错误的、一次就完成了真理的所谓圣人呢？真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逐步完成的。”[24]

    毛泽东在文章中谈了自己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一些错误。为什么会犯错误呢？毛泽东认为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人们认识真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逐步完成的，因而错误是难免的。关键是要正确对待错误，郑重的党在于重视错误，要分析犯错误的主观和客观原因，一旦发现，就要立即公开改正。

    毛泽东又进一步从认识论的角度分析了这个问题，他说：“我们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者，不是形而上学的认识论者。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是在一个长期认识过程中逐步地完成的。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已经有了十年的经验了，已经懂得了不少的东西了。但是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服务。对中国如此，对整个世界也应当如此。

    我试图做出一个十年经验的总结。上述这些话，只是一个伦廓，而且是粗浅的，许多问题没有写进去，因为是两个钟头内写出的，以便在今天下午讲一下。”[25]

    毛泽东又从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上进一步分析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过程中出现的错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认为，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我们只有从实际出发，在辩证唯物论的指导下，才能逐渐认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必然王国，掌握其运动规律，并且能够熟练运用它，完成对世界的改造，进入自由王国。这是一个长期的任务，第二个十年就要为完成这个任务而奋斗。

    由此看来，要想做出正确的决策，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就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发现事物运动的规律，把握运动着的事物的矛盾的各方面的特点。一个正确认识的形成，要经过由实践到认识再由认识到实践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而不可能一蹴而就。这就要求人们必须掌握辩证唯物论这一思想武器，用它来武装头脑，投身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实践中，发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规律。

    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回顾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的纠“左”历程，分析了犯错误的原因：从思想方法上来说，是因为没有一切从实际出发，深入实践，调查研究，离开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说，真理不是一次就能完成认识的，一个正确认识的形成 要经过从实践到认识再由认识到实践的多次反复才能够完成。

    这就要求正确认识和分析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过程中出现的错误。既不能因为出现了错误，就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也不能因为要坚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而讳言乃至漠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错误。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错误，既不能放大，也不能缩小，而要进行实事求是地分析，找到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兴起后发生错误的原因，而后改正掉。

    令人遗憾的是，当时党内出现了两种思想倾向：一种是因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出现了错误，就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产生了质疑，要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一种是讳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错误，甚至还有意或无意地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错误进行辩解，严重影响了纠“左”进程。这两种思想倾向之间的分歧越来越严重，以致于在庐山会议期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毛泽东审时度势，在纠“左”反右中领导全党继续沿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前进。

    这两种思想倾向的出现，都是由于在思想方法和认识论方面存在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上的错误观念造成的。他们没有认识到要真正把握真理，就必须经过由实践到认识再由认识到实践的多次反复才能够完成；他们只是看到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一些表象，而没有真正深入到实践中去，运用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进行深入的剖析，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把握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本质特征。这是他们的共性。当然，我们也并不否认，这两种思想倾向在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立场上，还是有着重大不同的。

    这两种思想倾向的存在说明，党内在辩证唯物论的认识及其应用上还是存在着严重的问题，这些问题鲜明地体现在思想方法和认识论上，并进一步在世界观（无产阶级世界观还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上表现了出来。这反映出在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方面仍然存在着繁重的任务。

    毛泽东的这篇文章，就是要通过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纠“左”反右的回顾，来进一步总结经验教训的。他特别强调要获得主动权，而这个主动权就是来源于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他从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出发，阐述了真理发现的规律，从而拨正了人们的认识，坚定了他们的社会主义信念。毛泽东从纠“左”反右的历程中使人们认识到，党内在思想方法和认识论方面存在的问题是严重的。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开展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三、毛泽东领导全党坚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继续纠正“左”的错误，确立了适宜于当时中国农村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人民公社体制。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后，由于工作安排上的失误，将反右倾斗争的决议传达到了县以下，从而中断了纠“左”的进程。一九六○年一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又认为，一九六○年还将是一个大跃进年，可能比一九五九年形势更好；确定一九六○年钢产量为一千八百四十万吨，粮食产量为六千亿斤；八年的总目标是，基本实现四个现代化，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同时要基本上完成集体所有制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过渡。会议还要求本年内大办公共食堂，试办和推广城市人民公社。

    上海一月会议，是在继续大跃进的浓厚气氛中召开的，对形势的估计和指标的确定都不切实际。会后，全国又开始大办县社工业，大办水利，大办食堂，大办养猪场等，一些原来确定减缩的基本建设项目重新上马，高指标、浮夸风、命令风和“共产风”又严重地泛滥起来。这段时期，一九五九年冬与一九六○年春，是经济工作中“左”倾蛮干最厉害的一段时期，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困难。[26]

    在困难面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全国人民在坚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方向的前提下，团结一致，克服困难，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先后召开了一系列会议，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工作，将克服经济困难的重点放在农业上，取消了供给制，解散了食堂，缩小了社、队规模，以解决两个平均主义为突破口，重新确立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将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相当于初级社的生产队，为农业的恢复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困难面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又是如何通过调查研究来继续纠“左”，确立了适合当时农村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人民公社体制的呢？

    在中国处于经济最困难的时刻，一九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到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会议议程有：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纠正“五风”问题；关于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问题。

    会议首先讨论农村整风和纠正“五风”问题，毛泽东先后听了五次汇报。参加汇报会的，除中央常委外，有彭真、谭震林、陈伯达、柯庆施、曾希圣、陶铸、李雪锋、乌兰夫、刘子厚、李井泉、廖志高。毛泽东一面听汇报，一面插话。别的人也有一些插话。在严重的经济困难面前，大家头脑都比较冷静，能够面对现实，和衷共济地为克服暂时困难而共谋大计。毛泽东的许多插话，反映了他对当前农村形势的估计和一些政策思想。

    十二月二十三日，会议正式开始之前，毛泽东听取第一次汇报。毛泽东在插话中，对全国县、社、队的情况和干部队伍情况作了一个分析。

    他认为，就全国来说，按县、社、队为单位，大体是百分之三十是好的，百分之五十是中间的，百分之二十是坏的。在坏的中间，有若干单位领导权被人家拿去了。他把干部分成六类：第一类，五类分子；第二类，本来是好的，变坏了；第三类，死官僚主义分子；第四类，情况不明，头脑不清，是糊涂人；第五类，知道一些，不甚清楚；第六类，头脑清楚，事情办得好。然后，他又讲了对不同类别的干部要采取不同的政策，以及如何帮助干部改正错误等问题。他表示一定要坚决退赔，建议自留地要按百分之七来算，养猪要实行公私并举、私养为主的方针。他还表示，中央和省两级要帮助下边，担一些责任。

    十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听第二次汇报。他在谈话中又一次谈到了整风整社问题。毛泽东说，摸底排队很重要，不然心中无数。他肯定县、社、队的干部百分之九十基本上是好的，百分之十是坏的，包括打进来的、变质的和死官僚。

    毛泽东说，庐山会议后，有些事情没有想到会是刮“共产风”。去年几个大办，如大办水利，大办交通，大办养猪，大搞商品生产基地，这些都是中央提出的，谁也没有想到他要一平二调，如果想到就不会那么办了。

    毛泽东肯定江苏省一个报告的提法，叫作反“左”必出右，反右必出“左”，有右反右，有“左”反“左”，有什么反什么，有多少反多少。

    毛泽东在插话中提出，有些地方，县合并得太大了。从有利于抓好农业生产着眼，以小县制为好。

    十二月三十日，毛泽东听第三次汇报。

    他建议提高粮食收购价，来减小工农业产品不等价的问题。关于退赔，这一次毛泽东讲得更严厉，更坚决。他说：县、社宁可把家业统统赔进去，破产也要赔。因为我们剥夺了农民，这是马列主义完全不许可的。毛泽东深有感触地说：“现在看来，建设只能逐步搞，恐怕要搞半个世纪。”讲到“共产风”，毛泽东再次承担了责任。在汇报中涉及省委作检讨的问题，毛泽东说：“刮‘共产风’，中央是有责任的，各省委把中央的责任担起来了。”

    听完汇报，毛泽东专门讲了一个总结经验的问题。他说：这几年说人家思想混乱，首先是我们自己思想混乱。一方面纠正“共产风”，纠正瞎指挥风；另一方面，又来了几个大办，助长了“共产风”，不是矛盾吗？庐山会议时以为，“共产风”已经压下去了，右倾又压下去了，加上几个大办就解决问题了。原来估计一九六○年会好一些，但没有估计对。一九六○年天灾更大了，人祸也来了。这人祸不是敌人造成的，而是我们自己造成的。今年一平二调比一九五八年还厉害，突出的是大办水利，大办工业，从农业上调劳动力过多。他说：我跟好多外国人都讲过，我们搞经济工作没有经验。我们搞革命，搞阶级斗争有经验，搞建设没有经验。他又说，三年经验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要真正地好好地总结三年经验。把这几年的经验总结起来，接受过来，就可以把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在这里，毛泽东把工作中的错误称作人祸，这可能是第一次。

    一九六○年即将过去。十二月三十一日晚，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成员同与会人员在北京饭店聚餐，除旧布新。毛泽东特地嘱咐：请张平化、刘建勋、杨尚奎、叶飞、江华、江渭清、黄岩、陶鲁笳、黄火青、周林、阎红彦同他坐在一桌，以便同他们谈话。因为他们没有参加汇报会，毛泽东想直接听听他们的意见。

    一九六一年一月三日，中央工作会议继续进行。第一项议程已经结束，即日起，讨论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晚上，毛泽东听第四次汇报。李富春汇报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毛泽东就工农业之间的关系、一九六一年钢产量指标和工作方针、粮食定购问题以及搞建设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等问题讲了话。

    一月九日，毛泽东听第五次汇报。刘子厚汇报在整风整社中揭发出两个县的严重问题。毛泽东再次强调，在三类县、社、队不能依靠原来的干部，这些人是“假共产党、真国民党”。前年庐山会议，没有意识到有百分之二十的县、社、队烂掉，被篡夺了领导权。由此，毛泽东提出不要为假象所迷惑。

    从这五次汇报中可以看到，当时有些县、社、队的领导干部已经出现了严重问题，滥掉了，这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和警觉。这也是后来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及重新提出阶级斗争的重要背景。毛泽东向地方负责人了解实际情况的同时，也顺便向他们“吹吹风”，使他们思想上有所准备。这样经过五次汇报会的讨论、酝酿和思考，毛泽东关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思想逐渐形成。在中央工作会议最后的一天，一月十三日，他发表了以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为主旨的讲话。

    毛泽东说：“我希望同志们回去之后，要搞调查研究，把小事撇开，用一部分时间，带几个助手，去调查研究一两个生产队、一两个公社。在城市要彻底调查一两个工厂、一两个城市人民公社。”“这些年来，我们的同志调查研究工作不做了。要是不做调查研究工作，只凭想像和估计办事，我们的工作就没有基础。所以，请同志们回去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把握就不要下决心。”“我们党是有实事求是传统的，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但是建国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对实际情况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我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少了。今年要做一点，这个会开完，我想去一个地方，做点调查研究工作。”

    历经二十天的中央工作会议结束了。这次会议为中共八届九中全会的召开作了充分准备。

    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于一月十四日到十八日在北京举行。全会指出，一九六一年全国必须集中力量加强农业战线，贯彻执行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全党全民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方针；轻工业部门，应当努力增加生产，尽可能地保证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供应；重工业方面应当适当地缩小基本建设的规模，调整发展速度，采取巩固、充实和提高的方针。

    毛泽东在全会结束的时候，再一次就调查研究问题发表讲话。他说：希望今年这一年，一九六一年，成为一个调查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调查，要在实际中去调查，在实践中才能认识客观事物。

    由于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是整个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的基础，也是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基础，因而毛泽东认为要克服严重经济困难，就必须从解决农业问题入手，紧紧抓住调查研究这个工作环节。这就是毛泽东扭转整个形势的基本思路。为此，毛泽东决定亲自组织调查组到农村去进行实地调查，了解农村真实情况，以作为调整农村政策的依据。

    一月二十日毛泽东给田家英写信，要求组成三个调查组去搞农村调查。调查组成员都是高级水平的，由他的秘书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分别任三个组的组长，每组组员六人，连组长共七人。田家英去浙江，胡乔木去湖南，陈伯达去广东。去后，每个组再分成两个小组，一个小组调查一个最坏的生产队，一个小组调查一个最好的生产队。调查完毕后，三个组都到广州向他进行汇报。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广东、湖南、浙江三个调查组很快组成，分别由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率领赶到调查地点。这是毛泽东直接领导的调查组，到实践的第一线，到最基层，去作系统的历史的调查研究。重点是农村。毛泽东带头作调查，在全党起了表率作用。三个调查组向毛泽东提供了许多具体的、生动的、有重要价值的第一手材料，成为毛泽东决策的参考。

    按照毛泽东的计划，三个调查组要用十天到十五天的时间在三省作农村调查，然后到广州会合，向他作报告。毛泽东在派出调查组的同时，也离开北京到外地视察，通过与沿途负责人的谈话，继续进行调查研究工作。
一月下旬，毛泽东离开北京到杭州，指导三个调查组的工作。他路经天津、济南、南京时，在专列上先后听取了河北、山东、江苏三省党委负责人关于贯彻中央工作会议、八届九中全会精神的汇报，包括调查研究问题，整风整社问题，人民生活问题，轻工业生产和市场问题，这些都是毛泽东当时最关心的问题。毛泽东听汇报时，都有一些插话。

    毛泽东再三强调调查的重要性。三个省汇报一些县、社、队的领导已经烂掉了。毛泽东指出，这是反革命分子复辟。死官僚主义分子是他们的直接同盟军，糊涂人是他们的间接同盟军。他说：“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是为人民服务，否则是国民党作风。对群众没有感情，对贫农下中农没有感情，不顾群众死活，不了解情况，不听群众的话，也不听上边的话，这种人不能做领导工作。”

    谈到干部问题时，毛泽东总是讲浙江省的一个例子。这个省只有一个县委书记能把三级所有制、按劳分配、价值法则、等价交换说清楚。这个例子对他触动很大，他感到党内对搞社会主义、搞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的精神准备、舆论准备是非常不够的，对社会主义如何搞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如何搞法，缺乏研究，所以他反复强调要开办训练班，对干部进行教育。

    毛泽东到达杭州时，浙江调查组已经作了一个星期的调查，按照毛泽东提出的要求，调查组调查了一个最好的生产队和一个最坏的生产队，调查人员都住在农民家里。

    二月六日，在听了田家英汇报后，毛泽东在住地汪庄，听取浙江省委负责人江华、霍士廉、林乎加、李丰平汇报整风整社和省委召开扩大会议的情况。林乎加是浙江调查组的成员之一。

    讲到社、队的规模时，毛泽东说，县、社规模太大，大了搞不好，管不过来。几年来并县、并社，都是从上面方便着想的，不是从群众要求、从生产有利出发的。毛泽东主张，把生产队改成生产大队，将相当于过去初级社的生产小队改成生产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

    这是毛泽东关于调整人民公社规模和体制问题的重要意见。特别是提出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这在当时对许多人来说，是难以接受的，因此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响应者寥寥无几。这个问题的真正解决，是在过了一年以后的一九六二年二月。

    谈到食堂，毛泽东主张食堂以划小、多样化为好。他提出办什么事一定要适合情况，适合情况了就能增产，适合情况了群众就高兴。

    二月八日，毛泽东再次与浙江省委负责人谈话，除江华、林乎加之外，还有薛驹和田家英参加。薛驹当时任浙江省委副秘书长，自始至终参加了浙江调查。

    毛泽东讲了退赔、自留地问题。毛泽东再次谈到生产队规模太大，把生产小队改成基本核算单位的问题。最后，毛泽东又谈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精神准备问题。这个问题，从北京中央工作会议讲起，一路讲下来，这回是讲得最系统的一次。他讲了中国近代史上中国人民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和建设的曲折历程，从而说明认识的反复性和曲折性的道理，坚定大家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

    在这次谈话中，田家英提出搞一个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的建议，被毛泽东采纳。

    毛泽东听完浙江调查组汇报后，即离开杭州去广州，路经江西、湖南时，又听取了江西省委的汇报，湖南省委和湖南调查组的汇报。

    通过浙江调查，毛泽东对两个问题有了比较明确的意见，一是社、队规模要划小，生产小队的权力要扩大；二是食堂要多种多样，有的人也可以不参加食堂。

    二月十日，他在江西向塘铁路支线的专列上，听江西省委负责人杨尚奎、邵士平、方志纯、刘俊秀汇报时，主要谈的就是这两个问题。他认为，江西社、队的规模也都太大了，要以乡为单位，一乡一社。

    毛泽东在听湖南省委和湖南调查组汇报时，集中讨论的仍然是公社体制和食堂这两个问题。另外还谈到了整风整社。

    谈话是在长沙附近铁路支线的专列上进行的。一共谈了两次。第一次，二月十一日，与湖南省委负责人张平化、胡继宗、周礼和湖南调查组的胡乔木谈的；第二次，二月十二日，单独与张平化和胡乔木谈的。

    关于人民体制问题，毛泽东说，社、队大了，公社还是以乡为单位。他提出基本核算单位以生产队好，还是生产小队好的问题。毛泽东建议将生产小队改为生产队，生产队改成生产大队，公社体制形成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的体制，将基本核算单位放在相当于初级社的生产队。

    从能查到的文献来看，到这时为止，还没有哪一个中共领导人，包括负责农村工作的人在内，像毛泽东这样重视生产小队（相当于原来的初级社）的地位和权力。毛泽东的目光，他的注意力，总是盯在生产小队这一级，盯在农业生产的最基层。

    毛泽东几次提出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问题，但不直说是他的意见，而是说有人提出的疑问。毛泽东似乎在有意地启发对方，然而，在浙江也好，在湖南也好，都没有人作出反应。

    关于公社体制问题，经过杭州、向塘、长沙多次谈话，毛泽东的认识越来越明确了。可以归纳以下几点：第一，公社的规模，特别是基本核算单位要划小，分别恢复到原来的乡和原来的高级社的范围。第二，生产小队的权力要扩大，把它作为一级重要的核算单位，甚至是基本核算单位。第三，生产小队和生产小队之间存在平均主义。这是毛泽东首次提出队与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

    他们还谈到了食堂问题。关于农村整风整社，也是毛泽东十分关注的问题。在讲到一些县、社领导班子烂掉了、坏人当道的时候，毛泽东说，你们大家都以为革命成功了，天下太平，四方无事，于是乎他夺取了一个县的几个公社的领导权，夺取了县委的领导权。毛泽东把这些都看作阶级斗争的表现，因此他强调解决这些地方的领导班子问题，必须发动群众，进行阶级斗争。

    二月十二日晚，毛泽东在与湖南省委和调查组成员谈话结束后，就离开长沙，前往广州。毛泽东在广州过了春节以后，就通知三个调查组组长各带一名助手去广州。二十二日，三个调查组在广州会合。

    二十五日，毛泽东召集陶铸、陈伯达、胡乔木、廖鲁言、赵紫阳、田家英在鸡颈坑开会，讨论起草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问题。当时对调整人民公社体制议论纷纷，有不同意见。毛泽东在会上重申了他的主张，并且进一步提出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他说：“如果社、队划小以后，大队与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解决了，现在还存在两种平均主义没有解决，一个是小队与小队之间的平均主义，一个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平均主义。”毛泽东提出的两个平均主义的问题，成为即将召开的广州中央工作会议的指导思想，也是制定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的指导思想。

    毛泽东指定，工作条例起草工作，陶铸挂帅，陈伯达为副帅，廖鲁言、田家英执笔。要求三月十日写出初稿。

    三月五日，毛泽东在广东省委三号楼，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人：周恩来、朱德、林彪、邓小平、彭真、陈伯达、胡乔木、陶铸。毛泽东着重谈了人民公社体制问题。会议开始时，毛泽东讲了一段话，回顾郑州会议以来的这一段历史，带有反思和总结的性质。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的起草工作，吸收了几个省的负责人参加讨论和修改，湖北来的是王任重。三月七日，毛泽东在鸡颈坑单独与他谈了一次话，了解湖北农村情况。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从三月十一日开始，东北、华北、西北三个地区的大区和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中南、西南、华东三个地区的大区和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分别开会，讨论人民公社体制问题。前者通称三北会议，在北京召开，刘少奇主持。后者通称三南会议，在广州召开，毛泽东主持。

    三月十三日清晨，毛泽东给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以及参加三北会议的同志写了一封信，强调要认真调查人民公社内部两个平均主义的问题，也就是大队内部生产队和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生产队（过去小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是两个极端严重的大问题。

    在三月十三日的三南会议上，毛泽东又就两个平均主义和调查研究问题发表讲话。他说：“过去这几年我们犯错误，首先是因为情况不明。……最近几年吃情况不明的亏很大，付出的代价很大。大家做官了，不做调查研究了。我做了一些调查研究，但大多也是浮在上面看报告。”最后他又讲到食堂问题，对食堂（当然是部分的）作了尖锐的批评。

    为了集思广益，统一思想，中央决定两个会议合并成一个会议，三月十四日参加三北会议的四位中央常委和其他与会人员乘专机抵达广州。

    当天晚上，毛泽东在广东省委小岛餐厅，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有各中央局主要负责人参加。毛泽东讲了话。

    毛泽东主张公社、生产大队要划小，要解决生产队与生产队、生产队内部人与人之间两个平均主义问题。由于不少与会同志对将基本核算单位放在生产队持有不同意见，因而毛泽东并没有做出决定，表示可以就这个问题继续进行研究。他确定这次会议要讨论三个问题：公社体制问题、条例问题、粮食问题。周恩来又补充了一个商业和对外贸易问题。

    毛泽东对公社工作条例初稿不太满意，认为太长、太杂、逻辑性不强，要修改。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三月十六日写出第二稿，毛泽东决定印发各小组讨论。

    从十五日开始，各组主要围绕公社体制、食堂问题、供给制问题进行讨论。在这些问题上，特别是食堂、供给制问题，意见很不一致。毛泽东又指示印发了河北、陕西省委主张以生产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的材料，想引起与会者的注意，但议的结果，都不赞成。

三月十九日，开始修改条例第二稿，吸收了每个大区一至三人参加。毛泽东指导着条例的修改进程。三月二十一日，工作条例改出第三稿，印发会议。第二天，会议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这个条例共六十个条文，故称“六十条”。同时，中共中央向全国农村党支部和人民公社全体社员，发出《关于讨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给全党同志的信》。

    “六十条”虽然将人民公社的社、队规模划小了，把原来的生产小队改为生产队，生产队改为生产大队，规范了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的人民公社体制，由于与会人员的反对，还是没有能够改变相当于高级社的生产大队在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

    三月二十三日，广州中央工作会议闭幕。毛泽东再次讲话，主题仍是调查。这是自北京中央工作会议以来，第三次讲这个问题。他讲述了一个重要原则，就是贯彻执行上级（包括中央）的指示，必须与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相结合，订出具体措施；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做调查研究。这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

    会议闭幕那天，通过了毛泽东修改审定的中共中央《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信中要求县级以上党委的领导人员，首先是第一书记，把深入基层，亲身进行有系统的典型调查，每年一定要有几次，当作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并且要定出制度，造成风气。

    广州会议是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用毛泽东的话来评价，这是公社化以来中央同志第一次坐下来一起讨论和彻底解决农业问题。广州会议的主要成果就是制定了人民公社“六十条”草案。广州会议和“六十条”草案，从纠“左”的程度来看，超过了自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的历次会议和文件。“六十条”的制定，在重新纠“左”的道路上前进了一大步。但并不是人民公社所有问题都已得到解决，供给制、食堂这两个直接影响群众积极性、关系农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就没有解决，基本核算单位仍然是相当于高级社的生产大队，而不是相当于初级社的生产队。但是，前一阶段的调查研究，为这些问题的解决作了一定的准备。

    广州会议虽然存在重大分歧，没有在食堂、供给制和将生产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问题上做出决定，但是却制定了人民公社“六十条”草案。为了进一步验证“六十条”草案的相关条款，以作为下一步修改的依据，会后，从中央领导人到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包括毛泽东领导的三个调查组，带着“六十条”草案，深入基层，征求意见，开展更大规模的、更加深入的调查研究。

    毛泽东不断听取地方领导人和三个调查组关于“六十条”草案实行的调查汇报，根据调研成果，准备进一步修改“六十条”，以使制定的政策措施更加符合农村的社会生产实际情况。

    广州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又在广州住了几天，在他听取了陶铸、陈伯达到番禺大石公社调查群众对“六十条”意见的汇报后，才于三月二十九日乘专列北上，准备到长沙再听湖南省委负责人和湖南调查组反映群众对“六十条”的意见。

    三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在停靠于长沙附近的专列上，听取张平化汇报。张平化反映群众最关心、议论最多的是食堂问题、供给制问题，还有“三包一奖”问题，群众对奖励粮食很感兴趣。毛泽东说：“‘六十条’也是教育干部的主要教材，这个教材经过群众和干部的讨论，对他们的教育就更深刻。将来在五月会议期间，按各省征求群众的意见把条例草案加以修改，再拿到群众中试行。修改后也还不能作为正式的文件，可以叫做修正草案，再在群众中广泛征求意见。”最后，他嘱咐张平化“以下乡为主”。

    四月九日，在长沙专列上，毛泽东先后与张平化、胡乔木谈话，从晚上七时半谈到十一点二十分。他们俩都刚从乡下调查回来，带来许多具体生动的第一手材料。张平化反映，在讨论“六十条”的时候，争论比较多的是三个问题，一个是供给制，一个是食堂，一个是粮食定购问题。

    毛泽东对张平化说，湖北在群众中讨论“六十条”的时候，也集中在供给制问题、食堂问题、粮食问题、体制问题这四个问题上。他说：“供给制，是多劳多得，还是多劳不能多得？平均主义问题嘛！食堂也是个平均主义问题嘛！”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明确地把供给制和食堂看作平均主义的东西。他还说：“就是要恢复一九五七年那个时候的评工记分、多劳多得，要恢复那一套。”

    胡乔木是刚从韶山大队调查回来向毛泽东汇报的。胡乔木反映了群众最关心的三个问题，超产奖励问题，分配制度问题，食堂问题。毛泽东在听取汇报时说，除去保五保户和酌量照顾困难户外，其他统统按劳分配。基本上就是这么个原则，叫做不劳动者不得食，各尽所能，按劳付酬。这样就从根本上否定了供给制。谈话结束的时候，胡乔木问毛泽东有什么指示，毛泽东说没有什么指示，要他们真正听群众的意见。

    毛泽东听取了张平化、胡乔木的汇报以后，敏锐地察觉到湖南工作有些问题。四月十一日，他致信汪东兴，要他打电话给湖北的王任重、王延春到湖南住三五天，帮助湖南解决一些问题。毛泽东觉得，湖南同志对于走群众路线，及时看出问题、先下手、争取主动权，这样两个问题似乎还不大懂。当时，毛泽东在这里住了几天，主要是为了了解湖南三级干部会议的情况。

    四月十四日，胡乔木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并附有四份材料。四份材料中最显眼的是关于公共食堂的调查报告。报告反映公共食堂问题是调查中遇到的最突出的问题。报告在列举公共食堂种种问题之后说：“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食堂势在必散，而且散了并没有损失，反而对整个工作有利。”这是毛泽东收到的第一个主张立即解散公共食堂的正式报告。随后，毛泽东批示将胡乔木的信及四个附件印发湖南三级会议讨论。十六日晚，毛泽东又召集刘少奇、陶铸、胡乔木、王任重开会讨论食堂问题。而后，又以中央名义将胡乔木的信及四个附件转发各中央局、省、市、自治区党委，作为研究食堂问题的参考。

    毛泽东四月十八日离开长沙，经南昌到达杭州，住在刘庄。浙江调查组的全体人员也都搬到刘庄，同毛泽东住在一起。毛泽东听取了他们的调查汇报。

    四月二十五日，毛泽东要邓小平与田家英起草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会议定于五月在北京召开。毛泽东说，这次会议的任务是继续广州会议尚未完成的工作：收集农民和干部的意见，修改工作条例六十条和继续整“五风”，因而他要求与会同志利用这段时间进行重点调查，下十天至十五天苦功夫，向群众寻求真理，以便五月会议能比较彻底地完成上述任务。会议通知于当天晚上发出。

    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收到会议通知后，按照通知的要求，纷纷到农村作调查。随后，毛泽东将调查过程中一些有代表性的调研报告转发各中央局、省、市、自治区党委。

    北京中央工作会议，于五月二十一日至六月十二日召开。前一段的调查研究工作，为这次会议作了充分准备。

    这次会议根据调研成果对《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作了修改，形成《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其中最重要的修改，一是取消供给制；二是规定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实行自愿参加、自由结合、自己管理、自负开销和自由退出的原则”，实际上是取消了公共食堂制度。经过反复调查，充分酝酿，这两个关系亿万农民切身利益的大问题，终于彻底解决。如果没有这样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问题解决得这么顺利，是不可想像的。

    会议还制定了《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镇粮食销量的九条办法》，规定三年内减少城镇人口二千万以上，本年内减少一千万。

    会议结束时，六月十二日上午，毛泽东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又一次回顾自郑州会议以来的这段历史，从历史的回顾中总结经验。他说：“一定要搞好调查研究，一定要贯彻群众路线。平调的财物要坚决退赔，但不要有恩赐观点。还有一个，凡是冤枉的人都要平反。”“社会主义谁也没有干过。没有先学会社会主义的具体政策而后搞社会主义的。我们搞了十一年社会主义，现在要总结经验。我今天讲的就是总结经验，我下回还要讲。我们是历史主义者，给大家讲讲历史，只有讲历史才能说服人。”

    毛泽东对郑州会议以来的历史作过多次回顾和总结，而这一次比过去任何一次讲得更加系统而深入，对一些重要问题（包括所犯的错误）作出明确判断。

    第二次庐山会议，从八月二十三日开到九月十六日，共二十五天。会议的主要议程是：粮食问题，市场问题，两年计划和工业问题，工业企业管理问题，高等学校工作问题，干部轮训问题。

    为这次会议的召开，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都作了许多调查研究，中央书记处在邓小平主持下，更是做了大量准备工作，起草了一系列提交会议讨论的文件。

    毛泽东在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讲了几次话。关于经济形势，他认为，问题暴露出来了，将走向反面，现在是退到谷低了，形势到了今年，是一天天向上升了。达于极点，天下大乱，要转向治了。困难是暂时的，会逐步好转的。我们碰了钉子，有了经验，这是最宝贵的，现在向好的方面转化了。他说：“这次会议搞了几个好文件，如‘工业七十条’、‘高教六十条’等，证明我们的经验比较多了。”

    毛泽东认为，经济形势一九六一年到了谷底，从此一天一天向上。这是他对经济形势的基本估计，并且一直坚持这个估计。后来在这个问题上党内发生过分歧。

    毛泽东在第二次庐山会议的第一天，同各大区第一书记谈话时，就曾讲到，“不要迷信广州会议、北京会议搞了一套，认为彻底解决问题了”；“刚搞了一个‘六十条’，不要认为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事实确是如此，至少基本核算单位问题，“六十条”就没有解决，而毛泽东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念念不忘。九月二十一日到武昌，他同王任重又谈到这个问题。

    毛泽东在回京路经河北邯郸时，听取了河北省委、山东省委的汇报。参加汇报会的有：河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刘子厚、河北省委分管农业的候补书记王路明、山东省委分管农业的书记周兴，山东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石家庄、邯郸、张家口、邢台、保定五个地委的书记。

    毛泽东说，广州会议时，河北要在全省实行小队核算，山东也提出了这个问题，我批了一个文件，让大家议一议，大家议的结果都不赞成。第二天，毛泽东把这次谈话的内容加以整理，形成《邯郸谈话会记录》，日期署为九月二十七日。

    关于以生产队（即原来的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问题，毛泽东在一九六一年三月广州会议上就提出，经过半年的调查研究，反复思考，多方商量，主意已定，认为非走此路不可，不能再拖了。他回到北京，九月二十九日就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及各有关同志写了一封长信，阐明他对农村基本核算单位的主张，并附有若干份材料。

    过了四天，十月四日，毛泽东致信邓小平、彭真，要他们通知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到北京来谈一谈，“使这个‘队为基础’的大问题，弄个明白。如大家同意进行调查，使省、地、县三级在两个月内都有所酝酿，十二月就可作出决定。”

    由毛泽东主持的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十月六日晚召开，专门讨论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问题。当时，在中共党内，对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认识，并不一致，包括一些省委书记和相当数量的地委、县委书记在内。

    十月七日，中共中央关于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经过毛泽东审阅修改后发出。指示要求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地委、县委，在十月下半月和十一月上半月内，仔细地研究一下这个问题。各级党委的有关负责同志，都要亲自下乡，并且派得力的工作组下去，广泛征求群众意见，深入进行调查研究。

    又一轮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工作，在全党兴起。毛泽东派田家英率调查组再次去农村调查。田家英通过在长治的调查，认为毛泽东的意见是正确的。受中央委托，田家英为中央起草了《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指示提出大体上以相当于初级社的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就全国大多数地区来说，以二三十户为宜。在十二月十二日写出初稿后，毛泽东提议将初稿提交即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决定。中共中央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后经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讨论通过后，于一九六二年二月十三日发出。

    自一九六一年二月上旬，毛泽东提出以生产队（当时称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问题，到一九六二年二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正好一年的时间。毛泽东通过调查研究，是在说服了党内持不同意见的同志以后，才将相当于初级社的生产队确立为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这是公社体制上的重大调整，是对“六十条”的重要突破。

    虽然生产队在规模上与初级社相似，但是在分配方式上却与初级社有着重大不同。因为初级社是按生产资料和劳动来进行分配的，而相当于初级社的生产队却完全是按劳动来进行分配的。因而我们说这是前进中的后退。

    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人民公社体制适应了当时中国农村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这表现在从一九六二年到一九六六年，粮食生产以平均每年增加二百六十亿斤的速度、棉花以平均每年增加六百万担的速度增长着。虽然这是恢复性的增产，但增产的幅度是相当大的，而且是连年增产。农业迅速地恢复和发展，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贯彻实施，为整个国家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由此看来，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在改变人民公社体制、调整农村生产关系方面，毛泽东走出了三大步：第一步，缩小社、队规模；第二步，取消食堂、供给制；第三步，改变基本核算单位。这三个步骤，加上允许和鼓励社员发展家庭副业和经营自留地等规定，对于解放生产力，恢复和发展农业经济，稳定农村社会秩序，改善人民生活，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27]

    从以上引用的资料中可以看到，国家经济出现的严重困难并没有动摇毛泽东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信心。他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一起，在坚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方向的前提下，从中国农村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出发，要求全党同志到基层去，到群众中去，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探索人民公社体制的实现形式。

    毛泽东通过召开会议、谈话等方式，听取党内高级干部的汇报，与他们交换意见，一起商讨恢复农业生产的具体办法和措施。为了了解真实情况，毛泽东还派在自己身边工作的秘书领导三个调查组，分赴三个省份，到一线去进行实地调查，掌握生动、真实、详细的材料，作为调整政策的依据。

    在人民公社体制调整的过程中，毛泽东是在这些调查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分析，在征求了党内高级干部和调查组成员意见以后，才做出了缩小社、队规模，取消供给制和食堂，将相当于初级社的生产队确立为基本核算单位，在人民公社体制上进行了重大变革。这些调整归根结底还是立足于当时中国农村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才做出的。

    文献资料显示，毛泽东在作出这些决策的时候是慎重的，这鲜明地体现在将相当于初级社的生产队确立为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上。当毛泽东的提议遇到重重阻力的时候，他既没有力排众议去擅自做出决定，也没有放弃自己的想法，而是经过了一年的时间，通过反复调查，在说服了党内持不同意见的高级领导干部以后，才最终做出了决定。这充分体现了毛泽东的民主作风。

    通过农村的调查研究，毛泽东发现了不少严重问题。一些县、社、队的领导已经滥掉了，变质了。同时在干部队伍中也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问题，不少干部对如何搞社会主义还不明白。这种动向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和注意。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就要开展阶级斗争，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坚定干部的社会主义信念，增强干部的社会主义意识，使他们能够践行群众路线，创造性地执行党的方针政策。这仍然是一个艰巨的工作。

    四、为了坚定信念，统一思想，凝聚人心，鼓足干劲，总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以来的经验教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召开了空前规模的政治生活会——七千人大会。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看到，当经济出现严重困难的时候，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取消了供给制，解散了食堂，缩小了社、队规模，将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相当于初级社的生产队，确立了适应当时农村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人民公社体制，农业生产开始得到恢复与发展。

    这个时候，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决定召开一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这次大会有七千多人参加，级别之高，规模之大，人数之多，时间之长，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罕见的。这就不仅使人发问，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为什么要召开这样一次空前规模的工作会议呢？

    1、为什么要召开七千人大会？

    鉴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发起后，出现了不少问题，产生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同时通过一九五八年十一月第一次郑州会议至一九五九年七月庐山会议和一九六○年冬至一九六一年的两次纠“左”，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效，经济开始走出低谷，出现好转的势头。这个时候，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决定召开一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

    这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一日至二月七日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地委、县委、重要厂矿党委及军队的负责干部，共七千多人。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举行的规模最大的工作会议。人们习惯地称它为“七千人大会”。[28]

    召开这次会议，是在十一月六日至十日的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上定下来的。这次会议召开的直接原因，是因为在会上讨论一九六二年粮食上调方案时，遇到困难，粮食调不上来。陶铸提出一个建议：为了打通思想，把全国的地委书记找到北京来，开一个地委书记会议。刘少奇、邓小平当即表示赞成。

    十一月十二日晚，毛泽东在听取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的情况汇报时，又进一步提出还要把县委书记召集来开个会。他说：全国人大决定不开了，召集县委书记来开个会。时间在中央工作会议之后。一个县来两个人，地委来三个人，省市来四个人，中央局也来四个人。要把这次会议当作小整风。几年来中央在工作上犯了什么错误，要讲。全局观念、纪律、先整体后局部后个人，要讲。现在小天地太多，一个县也是小天地。中央的账要讲清楚。我们交了心，才能要求他们交心。毛泽东表示他要在会上讲话，还要中央各同志和中央局的同志也讲一讲。各省只讲自己的错，不讲中央的错，要用这次会讲清楚。不要怕鬼。现在气不壮，很沉闷。收购不到东西，粮食状况不好，要两三年转过来。庐山会议说两三年转，明年要改观。现在不是没有东西，猪是少，但其他有，就是收不上来。要鼓气，总结经验、鼓足干劲八个字。总结经验就是讲道理，好坏经验都找。[29]

    从中可以看到，在讨论一九六二年粮食上调方案出现分歧的时候，为了打通思想，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提议将全国地委书记召集到北京来开个会。后来在听取汇报时，毛泽东又提议这个会还要包括全国县委书记。毛泽东明确指出，这次会议的性质是整风，目的是总结经验，鼓足干劲。中央、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都要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摆事实，讲道路，互相交心，以便于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凝聚人心，摆脱困境。

    在起草会议通知时，邓力群觉得人们对《工业七十条》的争论较大，尤其厂矿一级的党委书记有抵触情绪，认为“七十条”削减了他们的权力，这对贯彻“七十条”是个困难问题。为此他建议全国重要厂矿的厂长、党委书记也来参加大会。杨尚昆同意将邓力群的建议写进会议通知。十一月十五日，杨尚昆将起草好的通知报送邓小平，并特别说明他们讨论时增加了重要厂矿负责人参加会议一项。邓小平同意了这个建议，接着送毛泽东、周恩来、彭真传阅，他们也分别画圈同意。这样原来六千多人的大会，就变成了七千多人的规模。重要厂矿的厂长、党委书记才有了与会的机会。[30]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通知指出：一九五八年以来，在中央和地方的工作中间，发生了一些缺点和错误，并且产生了一些不正确的观点和作风，妨碍着克服困难，必须召开一次较大规模的会议来统一思想认识。[31]

    鉴于七千人大会是一次空前规模的工作会议，为了开好这次会议，就有必要将会议的议题首先在党内省部级干部中间进行讨论，以便于统一思想，取得一致意见，因而在七千人大会召开之前举行了一次中央工作会议。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日开始，一九六二年一月十日结束，为七千人大会作了比较充分的准备。会议主要讨论国际形势、国内形势、一九六二年的年度计划和长远计划、商业、关于改变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问题、党的工作等六个问题。出席会议的主要有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以及中共各部委负责人。

    会议的第一天晚上，毛泽东在颐年堂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开会。邓小平和周恩来报告这次会议的议题和开法，毛泽东讲了话。

    邓小平讲到这次会议要讨论国际国内形势的时候，毛泽东说：“这样好。有形势，才有气。会议不要开得太紧，上午休息，下午开会，晚上看戏。白天出气，晚上出戏。”

    周恩来谈到需要集中统一的时候，毛泽东说：“我起初是支持地方的，后来我看不对头，现在要支持集中了。过去民主革命，证明集中统一才能打胜仗。现在的毛病是‘五风’、‘五多’。”

    周恩来谈到他对形势估计的四句话“形势好，成绩大，困难多，任务重”的时候，毛泽东说：“形势是好的，错误都在改正，比去年好，在向好的方面走。农业有了六十条，工业有七十条，教育有六十条，商业也将要有几十条或者一百条，这就有办法。”

    接着，毛泽东讲话，着重讲对过去几年走弯路的责任问题，以及对建国十二年来的工作的基本估计问题。他说：

    “对于过去走弯路的看法，应该首先由中央负责，然后是省委，然后才是地委、县委。我到下边一看，省委说错误主要由他们负责，也说到中央，但总是说中央总是正确的英明领导，这不符合事实嘛。这就不能真正得到经验教训。这几年的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高分配和几个大办，大办水利、大办交通、大办养猪场等，都是中央的。虽然材料是由你们来的，但是谁叫你相信呢？谁叫你购买呢？我们头脑这个加工厂，没有了解实情。四高，几个大办，供给制，食堂，这些都是错误的，做了有损于人民利益的事，为人民服了不好的务。

    服务服得不好，这是一方面。还要看到，有了这些错误，这是我们的宝贵财产。人的认识总有个过程的。问题是认识得慢了一点，时间长了一点。比如，‘三包一奖’，今年我才看到耿长锁的信、山东的材料、广东大荔公社一个大队的材料，开始怀疑这个办法，找胡乔木、廖鲁言谈。他们都说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好，这是中国的创造，苏联没有的。胡乔木还给我举了韶山的例子。那时，河北的同志在北京、在广州都讲了他们的主张。但是经过了大半年，我们才了解。人们对于事物的认识，就是这样子奇怪。有了这样错误的经验，我们就可以不再犯了。

    这十二年，恐怕还是做对了的是主要的，占第一位，错误占第二位。我们十二年，已经有了两方面的经验，这就更强了，而不是更弱了。”[32]

    从中看到，毛泽东关照中央工作会议不要搞得太紧张，休闲一些，以便于与会的高级干部能够静下心来思考一些问题，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讨论的基础上取得一致意见。他认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的错误，首先是中央负责，其次才是省市自治区负责，然后才是地、县负责。他又进一步解释说由中央来负责的原因，是因为“四高”和几个大办都是在中央号召之下搞起来的。建国以后的十二年，成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人的认识是要经过一个过程的。在总结了经验，汲取了教训之后，我们不是更弱了，而是变得更强大了。

    毛泽东的这次讲话，以及他在十一月十二日晚听取中央局第一书记汇报会上的讲话，就为七千人大会的召开定了基调。

    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和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书面报告也反映了七千人大会召开的原因。

    十二月二十一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谈到七千人大会时也说：这次七千人大会搞什么？主要的就是八个字：鼓足干劲，统一思想。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统一行动。在谈到七千人大会上的报告问题时，他说：准备在会上作一个报告。这个报告正在准备，来得及的话，最好在我们的工作会议上来讨论一下。报告想讲三部分问题：第一，讲形势和任务，包括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规划要搞个什么样子，这样来鼓足干劲。第二，讲集中统一的问题。第三，讲党的问题。总之，我们这个会实际上也就是为那个会做准备。邓小平提到的规划，就是后来刘少奇在书面报告第一部分，代表中央提出的关于一九六三年到一九七二年国民经济发展的设想目标，也称“十年经济规划”。[33]

    刘少奇后来在七千人大会上的书面报告中也说：“中央召集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要总结经验，统一认识，加强团结，加强纪律，加强民主集中制，加强集中统一，鼓足干劲，做好工作，战胜困难，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下，争取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

    这次会议，是一次动员全党为胜利地完成一九六二年的建设任务和逐步地实现十年长远规划的目标而奋斗的会议。”[34]

    由此看来，这是一次空前规模的党内政治生活会。毛泽东特别指出了党中央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所犯错误的责任问题。中央和地方的七千多名干部坐在一起，以整风的形式，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检讨错误，探究原因，分析问题，谋划未来。这是为了进一步总结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的经验教训，增强全党特别是党员干部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规律的认识，以便于统一思想，鼓足干劲，凝聚人心，坚定信念，群策群力，继续沿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前进，促进经济的恢复与好转。

    七千人大会是经过了一个酝酿的过程才决定召开的。起初是由于一九六二年的粮食上调出现困难，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建议将全国地委书记召集到北京来开了会，以便于打通思想。毛泽东在听取汇报时又提出将会议扩大到县委书记，一个县来两个人。起草会议通知时，邓力群感到全国重要厂矿的厂长和党委书记对“工业七十条”有意见，为了打通他们的思想，为工业的恢复与发展创造条件，因而建议会议扩大到重要厂矿的厂长和党委书记。这就是七千人大会的由来。

    2、七千人大会的性质及其原因的重要表现。

    从前文的研究中可以看到，毛泽东认为七千人大会是一次整风会，特别谈到了党中央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所犯错误的责任问题。他主张中央要与地方的干部交心，近几年所犯的错误首先是中央负责，中央的账要讲清楚，召开这次大会就是要统一思想，鼓足干劲，因而这次七千人大会是一次党内空前规模的政治生活会。

    （1）七千人大会是政治生活会的原因之一，表现在刘少奇代表中央所做的书面报告的起草上。

    一般来说，会议召开前，就要在征求意见的基础上，起草出会议报告。而后经过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再在大会上做报告。而后经过与会同志讨论，再做若干修改后，就可作为会议文件最终定稿。但是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代表中央所做的报告却不是这样。

    刘少奇代表中央所做的报告，在七千人大会召开前并没有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定稿，而是在未经中央政治局讨论的情况下，就由毛泽东提议，下发与会同志进行讨论的。报告起草人员，在吸收了讨论过程中提出来的意见以后，经过反复斟酌，对报告进行了大幅度的修改以后，才报经中央政治局批准，最后以书面形式下发会议的。

    从前文中可以看到，早在十二月二十一日，邓小平就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谈到了七千人大会上的书面报告问题。他表示要为会议准备一个报告，来得及的话，还要在工作会议上讨论一下。他还谈到报告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讲形势和任务，第二部分讲集中统一，第三部分讲党的问题。[35]

    可是，离七千人大会的召开只有两天了。按照预定的会议议程，第一项就是听取刘少奇的报告，而报告还没有最后定稿，时间相当紧迫。[36]

    这个报告是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下起草的。一月九日、十日，毛泽东审阅报告稿（通称第一稿或初稿）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

    十日上午十时，毛泽东批示田家英并告刘少奇、邓小平、陈伯达：报告的前“两部分已经看过一遍，觉得好，但还没有细想，提不出不同意见。须要看第二遍，才有可能想一下。第三部分还没有看。其他一百多同志，可能也是这样。因此建议：推迟三天做报告。在此三天内（一月十一，十二，十三），扩大工作会议的同志们，先分组讨论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那个问题及别的问题（例如总理报告的二十二大问题）。请考虑一下是否适当？”

    稍后，毛泽东又同邓小平、陈伯达、田家英谈报告稿，说：这个报告的中心（反分散主义）不能变动，必须坚持，报告就不要先开政治局会议讨论了，立刻发给参加大会的同志们，请大家讨论，提意见，根据大家意见再作修改，然后提交政治局通过后正式作报告。这样，就更能充分发扬民主，集中各方面的智慧，对各种不同的看法有所比较，会也开得活泼一些。我们把革命干成功了，不怕讲缺点，要有信心。报告中，你们把我看成圣人了。这次会议，其他的问题不搞，就是搞报告这一个问题。

    十日当天，中央办公厅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将中央的报告（第一稿）发给参加会议的同志，并通知：“请你们在十一日仔细阅读一天，十二日、十三日两天，组织讨论，提出修改意见。这个报告稿子，还准备再作修改。”[37]

    从毛泽东的批示中可以看到，他阅后觉得这篇报告是好的，看了一遍以后还难以提出修改意见。他对报告中没有写出自己的错误表示了不同意见。从他说的“这次会议，其他的问题不搞，就是搞报告这一个问题”来分析，他是非常看重正在起草的这个报告稿的。这是因为能不能搞出一个高水平的报告对这次会议的成功与否具有决定性意义。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才建议推迟三天做报告，希望在认真阅读报告草稿的基础上，集思广益，将报告修改得更加完美一些，以使与会的各级干部能够在报告的基础上统一思想，鼓足干劲，克服困难，实现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随后不久，毛泽东又建议将报告稿直接发给与会各级干部，不必再经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然后根据会议讨论情况，再作修改，提交政治局通过后做正式报告。报告稿连夜赶印出来，一月十一日及时发到参加大会的同志手中。大会没有举行开幕式。七千多人的全体与会者拿到文件以后，在十一日利用一天的时间阅读文件，十二日起，分组进行讨论，广泛征求意见。毛泽东的这个建议出人意料。不仅起草报告的人没有想到，就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也没有想到。[38]

    毛泽东为什么要在未经中央政治局讨论的情况下，就将报告发到与会各级干部的手中呢？

    从毛泽东同邓小平、陈伯达、田家英的谈话中可以看到，这样是为了更便于发扬民主，集中各方面的智慧，比较各种看法，使会议更显得生动活泼。一月三十日毛泽东在大会上的讲话中又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说：“在这次会议开始的时候，刘少奇同志和别的几位同志，准备了一个报告稿子。这个稿子，还没有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我就向他们建议，不要先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立即发给参加大会的同志们，请大家评论，提意见。同志们，你们有各方面的人、各地方的人，有各个省委、地委、县委的人，有企业党委的人，有中央各部门的人，你们当中的多数人是比较接近下层的，你们应当比我们中央常委、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同志更加了解情况和问题。还有，你们站在各种不同的岗位，可以从各种的角度提出问题。因此，要请你们提意见。”[39]

    从毛泽东的这段话中可以看到，他已经将这样做的原因清清楚楚地说了出来。鉴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中央制定的许多计划和指标脱离实际，结果颁布下去以后，造成了不少损失，因而这次能否搞出一个符合实际情况的报告，是直接关系到能否实现统一思想、鼓足干劲的重大问题。因而将报告发给与会的各级干部，就是向他们征求意见，进行调查研究，以使报告的内容建立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之上。只有在这样充分发扬民主的基础上，通过比较各种不同的意见和看法，才能够写出一个切合实际、有血有肉而又为各级干部接受的报告来。

    自毛泽东做出将报告直接发给大会进行讨论，听取各种不同意见的决定之后，一月十一日，杨尚昆同徐子荣商量决定，由中央办公厅组织三十五个人派往各个组收集意见，以将会议动态迅速反映给中央常委各同志。

    一月十二日，大会开始讨论报告。正如毛泽东所预料的，大会对报告的反应十分强烈，“果然议论纷纷”，提出了很多不同的意见。晚上，刘少奇亲自听取各组讨论报告的情况汇报，从二十时三十分一直持续到零点三十分，整整四个小时，可见内容很多。陪同刘少奇听取汇报的杨尚昆在日记中写道，当时自己已是“倦极”。[40]
毛泽东密切关注着会议的讨论情况。针对会议在讨论报告过程中出现的争论，他又做出了新的决定。

    一月十三日上午，毛泽东同杨尚昆、田家英谈话，对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进程提出意见，说：可延长会期，对报告稿进行充分的讨论。报告稿经大会讨论定稿之后，直接发给大会，少奇同志在大会做报告时，不念这个报告，只对报告涉及的一些问题，另作发挥和说明。下午，刘少奇、邓小平等在钓鱼台八号楼开会，根据毛泽东的上述意见，对会议进程重新作了安排，会期准备延长至一月二十八日，以小组会议为主讨论报告。晚上，毛泽东同王任重谈话。王任重谈了他对这次会议以来听到的和个人想到的一些意见。[41]

    毛泽东是在看到了会议讨论过程中存在着严重分歧以后，为了发扬民主，对报告进行充分的讨论，才决定延长会期的。鉴于这个报告稿已经进行了充分的讨论，是与会各级干部集体智慧的结晶，大家也比较熟悉了，因而毛泽东建议将这个报告以书面形式发给与会同志，刘少奇就不必念这个报告了，另做一个口头报告，对书面报告中涉及的若干重要问题，作出发挥和说明。刘少奇、邓小平落实毛泽东的意见，决定会期延长至一月二十八日，讨论报告以小组会议为主要形式。毛泽东还与王任重谈话了解会议的相关情况。

    从前文一月十日毛泽东在同邓小平、陈伯达、田家英的谈话中可以看到，他认为这个报告的中心（反分散主义）不能变动，必须坚持。但是当着报告发给与会干部讨论以后，在报告提出要反对分散主义的问题上却出现了意见分歧。针对会议讨论中发生的这种情况，毛泽东又采取了什么样的方法呢？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讨论中，在反对分散主义问题上，出现了意见分歧。刘少奇的报告里，列举了大量事实，说明分散主义严重存在，但有人不赞成。一月十五日，杨尚昆在日记中写道：今天，“特别着重看了各小组的简报，可以看出：实际上有一种不同意见反对分散主义的意见存在，而主要是存在于省级干部中间。他们的意见是：工业中有分散主义，农村中则是集中过多，不是分散主义。而工业中的分散主义又有各种理由，似乎非此不可，否则就会恢复到一九五七年以前，不能鼓气，而是泄气了！”晚间，“开汇报会议，听了各组的意见。前面所说的感觉更加证实。湖北省委就提出究竟有无分散主义来讨论，而任重的发言是否定的！”

    十六日，杨尚昆向刘少奇和邓小平谈了自己的看法。刘少奇同邓小平商量，决定向毛泽东汇报。晚上，毛泽东在钓鱼台十二楼召集刘少奇、邓小平、陈伯达、田家英等开会。在不同意见面前，毛泽东没有表态，而是鼓励把不同意见充分发表出来。[42]

    毛泽东提议成立报告起草委员会。他说：委员会可以由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和中央的一些同志参加，在委员会内充分讨论。先谈谈主要矛盾是什么，统一思想之后再写稿子。原报告稿中不好的可以推翻，可以全部推翻。不合理的，不是真理的，都可以推翻。正确的不能推翻。第二稿拿出去再推翻也不要紧，不过，最好不推翻。当晚，报告起草委员会组成，共二十一人：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林彪、彭真、李富春、李先念、柯庆施、李井泉、陈伯达、薄一波、陶铸、乌兰夫、刘澜涛、宋任穷、杨尚昆、王任重、胡绳、田家英、吴冷西。[43]
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是慎重的。反对分散主义，就是要强调集中统一。虽然毛泽东认为反对分散主义不能变动，必须坚持，但是面对会议讨论期间出现的不同意见，他既没有提出批评，更没有去压制，也没有再直接提出反对分散主义，强调集中统一，而是因势利导，建议成立一个报告起草委员会，吸收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和中央的一些同志参加。为了深入地探讨问题，消除大家的顾虑，统一思想后再写稿子，毛泽东表示对报告中不合理的，不符合实际的内容，可以推翻，乃至于全部推翻。这样就便于调动大家的积极性，集思广益，发扬民主，抓住主要矛盾，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取得一致意见，写出一个立足实际、内容充实、逻辑严密而又为与会各级干部接受的报告。毛泽东将民主和集中结合起来，在民主的基础上来反对分散主义，强调集中统一，而不是脱离民主，孤立地反对去分散主义。这是毛泽东在实践中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的重要体现。

    十七日下午，刘少奇在中南海怀仁堂召集报告起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刘少奇首先传达了毛泽东对成立起草委员会的意见。

    他说：到主席处谈了修改稿子问题，怎样修改还是个问题。有些不是文字问题，而是原则问题。主席主张成立起草委员会。稿子中不好的可以推翻，可以全部推翻。不合理的，不是真理的，都可以推翻。正确的不能推翻。到二十一日、二十二日有个稿子。虽然有不同意见，对稿子有各种不同看法，凡是问题没有决定的意见时，都可以自由发表，决定后遵守。现在是发表意见的时候，要实行这个原则。大会也实行这个原则。首先讨论这个稿子是否可以作为基础？分散主义是否要反？目前形势和任务是否重新估计？然后讨论其他问题。主席说，起草委员会内部要充分讨论问题。第二稿拿出去，再推翻也不要紧，不过最好不推翻。

    从十七日起，起草委员会进行反复讨论修改，吸取了各方面的不同意见，几易其稿，二十四日拿出了一个报告修改稿。刘少奇和邓小平向毛泽东汇报后，决定二十五日下午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修改稿，并规定大会一定要在本月底结束。当时，毛泽东还没有看完这个修改稿，但他表示“赞成这个方向”。

    二十五日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报告修改稿。与会者表示基本赞成这个稿子，同意提交大会。[44]

    我们看到，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下，从一月十七日开始，起草委员会经过反复修改，吸收了各方面不同意见，二十四日终于拿出了一个修改稿。这个修改稿报经毛泽东批准，二十五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后，提交大会。那么，这个修改稿与原稿相比，又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报告修改稿，同十日印发的草稿相比，三个部分的基本框架没有改变，报告的基调也没有改变，仍然是加强集中统一、反对分散主义。但前两个部分作了较大幅度的修改和补充。

    第一部分，关于目前的形势和任务。增加了一个问题“基本经验教训”，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十六条基本经验教训。这十六条，是对一九四九年以来的十二年中，特别是一九五八年以来的四年中，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取得的经验教训的基本总结，反映了那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所能达到的认识水平。这是修改稿最重要的补充修改。

    第二部分，关于集中统一。在报告起草委员会讨论中间，对于反分散主义问题，仍有一些地方负责人提出一些意见。这个部分也做了较大的修改和补充。主要对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几个关系问题，作了详细的说明，包括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同发挥各地方积极性的关系，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同各地方因时因地制宜的关系，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同分级管理的关系；对正确地反对分散主义提出了一些政策上的界限。

    报告修改稿，集中各方面的意见，终于形成一个为各方面能够接受的，对于统一全党思想，动员和鼓舞全党同心同德地克服当前困难、完成各项工作任务，起了积极作用的文件。[45]

    从修改中我们看到，报告增加了建国以后十二年，特别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四年来的十六条经验教训。从这些经验教训的总结中可以看到，在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既取得了丰富的经验，也有过沉痛的教训，是前进中出现的曲折。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的思想结晶。通过对过去实践经验的总结，既可以说明我们进行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意义，也昭示着我们今后的社会主义道路会越走越宽广。

    在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以及反对分散主义方面，如何加强中央集中统一和调动地方积极性方面，报告对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几个关系问题在作了详细说明的基础上，又从政策上作了重要界定，进一步规范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这样在保证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前提下，充分发挥了地方的积极性。

    从以上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在审阅了报告草稿后，建议推迟三天做报告，以便对报告进行讨论修改。随后他又建议不再经过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直接将报告稿发给与会干部征求意见。在讨论中议论纷纷时，他建议延长会期，经充分讨论后形成书面报告，另由刘少奇做一个口头报告。当有人对反对分散主义提出不同意见时，他又建议成立起草委员会，吸收各中央局委一书记和中央的同志参加，还表示可以将报告稿推翻再来。

    正是根据会议形势的不断变化，毛泽东及时变更会议的议程，调整着策略，引导与会干部在发挥民主，充分讨论，调查研究，集思广益的基础上统一思想，形成一个实事求是的报告稿。报告起草和修改的过程，不仅体现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也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党内干部政治生活会。而毛泽东正是这次政治生活会的倡导者和践行者。

    一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谈到这个书面报告产生的过程时说：“这次会议没有你们，这个报告制定不出来。第一章、第二章全靠同志们。常委、政治局、书记处都没有开会。我只看了一下，也没有看完，提出干脆统统发下去，让大家去讨论。后来组织二十一人的起草委员会，整整搞了八天，每天开一个下午的会，有时六个钟头，搞七八遍，才搞了出来。从群众中来嘛！不从群众中来，这个报告就搞不出来。全靠大家帮助，集体的智慧，共同创造了这个文件。”[46]

    一月三十日，毛泽东在大会上的讲话中又对这个报告稿的产生过程作了一次说明：“报告稿子发给你们了，果然议论纷纷，除了同意中央提出的基本方针以外，还提出许多意见。后来又由少奇同志主持，组织了二十一个人的起草委员会，这里面有各中央局的负责同志参加，经过八天讨论，写出了书面报告的第二稿。应当说，报告第二稿是中央集中了七千多人议论的结果。如果没有你们的意见，这个第二稿不可能完成。在第二稿里面，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有很大的修改，这是你们的功劳。听说大家对第二稿的评价不坏，认为它是比较好的。如果不是采用这种方法，而是采用通常那种开会的方法，就是先来一篇报告，然后进行讨论，大家举手赞成，那就不可能做到这样好。”[47]

    （2）七千人大会是政治生活会的原因之二，表现在大会期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所犯错误的自我批评和责任的担当上。

    七千人大会期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面对当时参加会议的中央、中央局、省市自治区、地、县五级干部，在进行自我批评的同时，还明确指出中央应该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的错误负首要责任，为总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的经验教训，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践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作出了榜样。

    一月三十日毛泽东在大会上的讲话，态度是真诚的，分析是深刻的，语言是诙谐的。他不仅和与会干部交心，还坦言自己所犯的错误，作了严肃的自我批评，情真意切，感人肺腑，成为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光辉典范，将这次政治生活会推向高潮。

    其实，早在七千人大会召开前，毛泽东就在听取汇报和讲话中表示，中央要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所犯的错误负首要责任。

    十一月十二日晚，毛泽东在听取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的情况汇报时，提出要召集县委书记来开个会。他说：几年来中央在工作上犯了什么错误，要讲。全局观念、纪律、先整体后局部后个人，要讲。现在小天地太多，一个县也是小天地。中央的账要讲清楚。我们交了心，才能要求他们交心。毛泽东表示他要在会上讲话，还要中央各同志和中央局的同志也讲一讲。各省只讲自己的错，不讲中央的错，要用这次会讲清楚。不要怕鬼。[48]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日晚上，毛泽东在颐年堂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开会。在周恩来、邓小平报告了为七千人大会作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的议题和开法后，毛泽东着重讲对过去几年走弯路的责任问题，以及对建国十二年来的工作的基本估计问题。他说：

    “对于过去走弯路的看法，应该首先由中央负责，然后是省委，然后才是地委、县委。我到下边一看，省委说错误主要由他们负责，也说到中央，但总是说中央总是正确的英明领导，这不符合事实嘛。这就不能真正得到经验教训。这几年的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高分配和几个大办，大办水利、大办交通、大办养猪场等，都是中央的。虽然材料是由你们来的，但是谁叫你相信呢？谁叫你购买呢？我们头脑这个加工厂，没有了解实情。四高，几个大办，供给制，食堂，这些都是错误的，做了有损于人民利益的事，为人民服了不好的务”[49]

    从这里可以看到，毛泽东认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以来所犯的错误，中央要负首要责任，要在这次大会上把中央的责任讲清楚。中央的责任主要表现在“四高”、“几个大办”、“供给制”和“食堂”上。把中央的责任讲清楚了，才能要求各级党委总结经验教训，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检查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将这项工作推向深入。

    毛泽东不仅在小会上这样讲，在七千人大会上仍然这样讲，而且还着重谈到了自己的错误和责任问题，并向大会作了严肃的自我批评。

    一月三十日，他在大会上讲话时，针对当时有些干部不让群众讲话，压制民主，怕讲错误，个人专断的情况，毛泽东说：“要真正把问题敞开，让群众讲话，哪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骂的结果，无非是自己倒台，不能做这项工作了，降到下级机关去做工作，或者调到别的地方去做工作，那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一个人为什么只能上升不能下降呢？为什么只能做这个地方的工作而不能调到别个地方去呢？我认为这种下降和调动，不论正确与否，都是有益处的，可以锻炼革命意志，可以调查和研究许多新鲜情况，增加有益的知识。我自己就有这一方面的经验。不信，你们不妨试试看。”[50]

    这是毛泽东在向与会的各级干部做思想工作，让他们能够正确对待群众批评，放手让群众讲话，这样做，无非是自己倒台，或者调到别的地方去工作了，但从另一个角度上来看，这可以锻炼革命意志，获得新鲜情况，增加见识。他向与会同志坦言，自己过去就有这一方面的经验。这是因为当时“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中央占支配地位的时候，毛泽东多次被撤职、降职甚至误传开除党籍，但毛泽东并没有消沉，更没有气馁，而是正确对待错误的批评，服从组织安排，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毛泽东在大会上用自己的亲身经历，现身说法，具有更强的说服力。

    在谈到党委书记和党委成员之间的关系，如何执行民主集中制原则的时候，毛泽东说：“第一书记同其他书记和委员之间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拿中央常委或者政治局来说，常常有这样的事情，我讲的话，不管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只要大家不赞成，我就得服从他们的意见，因为他们是多数。听说现在有一些省委、地委、县委，有这样的情况：一切事情，第一书记一个人说了就算数。这是很错误的。哪有一个人说了就算数的道理呢？我这是指的大事，不是指有了决议之后的日常工作。”[51]

    毛泽东在讲话中重申了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批评了在党委内部民主生活不正常，第一书记说了算，不能坚持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破坏民主集中制的现象。他在大会上坦言，自己作为中央主席，不论是在中央常委还是在中央政治局内，不管自己讲的对不对，只要大家不赞成，就得服从他们的意见。毛泽东在大会上这样讲，还是采取说服教育的方法，希望各级党委能够模范地贯彻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践行党的群众路线。

    毛泽东并没有讳言自己的错误，在大会讲话中又一次向从中央到地方的七千多名干部公开谈到了自己的错误和责任问题。

    一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时说：“中央的错误，有些我要直接负责，间接的我也有责任。你当主席嘛，谁叫你当主席？你怎么官僚主义？搞了这么多文件，煤炭部下了那么一个命令，直到这次少奇同志报告搞出来我才知道。可见我的官僚主义相当可观了。总之，要解决上下通气的问题。”[52]

    一月三十日，他在大会上讲话时又谈到自己的错误和责任问题时说：“有了错误，一定要作自我批评，要让人家讲话，让人批评。去年六月十二号，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我们的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直到区委书记，企业党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既然作了第一书记，对于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就要担起责任。不负责任，怕负责任，不许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就有十个要失败。人家总是要讲的，你老虎屁股真是摸不得吗？偏要摸！”[53]

    毛泽东要求向全党全国传达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不要隐瞒，对许多地方去年没有传达他的缺点和错误提出了批评。他表示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他负责，间接的他也有份。因为他是中央主席。在中央他应负首要责任。毛泽东对待缺点和错误的态度为省、地、县、区、公社乃至企业的党委书记做出了榜样。他希望这些党委书记对于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要做自我批评，担起责任来。否则的话，是要栽跟头的，失败的。

    谈到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的错误应负的责任时，他又一次说道：“我们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第一笔帐，首先是中央负责，中央又是我首先负责；第二笔帐，是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的；第三笔帐，是地委一级的；第四笔帐，是县委一级的；第五笔帐，就算到企业党委、公社党委了。总之，各有各的帐。”[54]

    从中看到，毛泽东在讲话中又一次谈到了中央和自己的责任问题。他谈到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所犯的错误，虽然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都负有责任，但是中央应负首要责任，而在中央又是由他自己首先负责。

    毛泽东还从认识论的角度分析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所犯的错误。为了使全党同志认识这个问题，增强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勇气，他用中国共产党人探索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曲折历程来说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发生缺点和错误的必然性，向与会的七千多位同志说明现在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还是未被我们认识的必然王国。在称赞别的中央领导同志的同时，毛泽东坦率表明自己对工业和商业还不大懂，表示要继续进行学习。

    他说：“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别人比我懂，少奇同志比我懂，恩来同志比我懂，小平同志比我懂。陈云同志，特别是他，懂得较多。[55]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是也只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

    所有这些农业生产方面的问题，我劝同志们，在工作之暇，认真研究一下，我也还想研究一点。但是到现时止，在这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间逐步地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56]

    从这段讲话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并没有讳言自己在社会主义经济方面认识的不足，而是态度坦诚，虚怀若谷，称赞同志，正视困难，一种“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豪情油然而生。他表示要和全党同志一道共同学习和实践，来认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规律，摆脱必然王国的束缚，进入自由王国的境地。

    从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中看到，他向与会同志公开表示虽然各级党委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以来的错误都要负责任，但是中央要对这些错误负首要责任，而在中央又是由他负首要责任。他要求各级党委及其成员不要隐瞒自己的错误，要以坦荡的胸怀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他重申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要求各级党委书记要执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他从自己的经历出发，说明党员干部要正确对待批评，还要经得起批评，要能上能下，把这当成对自己的一种锻炼。他坦言自己的缺点错误，向与会同志作了严肃的自我批评，还批评了没有将自己在去年北京中央工作会议上所做的自我批评传达下去的同志。毛泽东以坦荡的胸怀，真诚的态度，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光明磊落的行为，为这次政治生活会的成功举行做出了光辉的榜样。

    不仅毛泽东在这次会上代表中央作了自我批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也作了自我批评。

    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书面报告中说：“中央认为，有必要在这一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对于这几年来的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首先要负责的是中央。最近，中央书记处检查了这几年中央发出的文件，向毛泽东同志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出了一个报告。这个报告肯定了三面红旗的正确性，同时也说明了中央工作中的主要缺点、错误和中央书记处应负的责任。报告中说到的有些事情，是经过中央政治局的，中央政治局应该担负责任。这里所说的中央首先负责，当然也包括中央各部门和国务院及其所属各部门。

    对于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其次要负责的是省一级领导机关。因为这几年来，省一级在许多工作上负了很大的责任。当然，这不是说，省以下的各级党组织的工作，没有缺点和错误了。

    应该指出，在这四年中间，我们党的绝大多数干部是很辛苦的，是想把工作做好的。的确有许多同志，有不少地方、不少单位，工作做得很出色，很有成绩。也有不少同志，尽管有良好的愿望，但工作没有做好，把事情办坏了。”[57]

    二月三日，周恩来在福建组会议上就检讨的原则、方针、方法和目的作了说明。在谈到错误的责任时说：中央责任第一，大区和省委第二。中央、中央局、省委三级是盾，地、县两级是矛。矛是攻盾的，这几天攻得好。[58]

    他还说：“你们已经说了很多，主要是对省委说的，但也说了许多是中央的事情，这一点我是心中有数的。”[59]

    二月七日，周恩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对几年来的缺点、错误，国务院及其所属的各综合性的委员会、各综合口和各部，要负很大责任。不切实际地规定跃进的进度，就使人们只注意多、快，不注意好、省；只注意数量，不注意品种、质量；只要高速度，不重视按比例；只顾主观需要，不顾客观可能；只顾当前要求，没有长远打算；不从整个历史时期来计算大跃进的速度，而要求年年有同样的高速度。结果是欲速则不达。[60]

    邓小平二月六日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中说：“这次会议的目的是带个头，通气也是带个头，把民主集中制恢复起来，坚持下去。我们提出，对中央、对省，提出批评和意见，出出气，也是为了通气，也是为了恢复和坚持民主集中制。

    我在这里总的交代一下，在这次会议上，各个小组批评省委的，或者批评地委、县委的，有不少事情应该由中央负责。这个问题，在刘少奇同志的报告中已经讲了。中央有中央的帐，主要应该由中央负责的，还是应该由中央负责。当然，也有省委的帐，地委、县委的帐，省委、地委、县委自己应该负责的，自己在自己的那个帐本里边去写。但是，有不少是应该由中央负责的。比如，由于高指标所形成的一套连锁反应，（毛泽东：几个大运动。）几个‘大办’、大运动所出现的这些问题，中央负主要责任。当然，这不是说，在执行当中，省委没有自己的责任，地委、县委没有自己的责任了。”[61]

    从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在七千人大会上的报告和发言中可以看到，他们纷纷表示，虽然省、地、县都有自己的责任，但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的错误还是首先要由中央负责，书记处和国务院作为中央一线的党政领导机关负有很大责任，为此在大会上作了自我批评。

    从以上分析中看到，在七千人大会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向从中央到地方的五级干部作了自我批评，他们坦言中央应该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的错误负首要责任。这尤以毛泽东一月三十日在大会上的讲话更为感人至深，经久难忘。他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胸怀，诚恳的态度，睿智的语言，不仅作了严肃的自我批评，说明了中央和自己在这些错误中应负的责任，还从认识论的角度进一步分析了犯错误的原因，总结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的经验教训，坚定了全党同志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这些中央领导同志以自己实际的行动，践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严肃的自我批评，为全党干部作出了表率，将这次政治生活会推向高潮。

    （3）七千人大会是政治生活会的原因之三，表现在会议期间与会干部之间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上，这更鲜明地表现在地、县干部对省市自治区负责人的批评以及省委负责人的自我批评上。

    七千人大会是政治生活会，表现在会议期间各级干部之间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上。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的错误，作了严肃的自我批评。有的与会干部还对毛泽东作了指名道姓的批评。[62]当时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犯了错误的中央部门领导人也在大会上写了检讨，作了自我批评。比如冶金部的负责人就检讨说，主席是听了我们的意见作出决定的，我们头脑发热，致使主席犯了错误。[63]

    这里我们简要介绍大会期间谭震林作自我批评的情况。

    谭震林，绰号“谭老板”，当时是中央书记处分管农业工作的书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时期，他冲锋陷阵，到处视察，走马观花，十天跑了三十个县，鼓动放“高产卫星”，宣传“万斤田”。在文章中第一次引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宣传和推广“吃饭不要钱”、“放开肚皮吃饭”的口号，对有些地方提出的“马上就要进入共产主义”等错误提法表示赞成，被人称为大跃进年代的“风云人物”。

    大会讨论时，谭震林的名字经常出现在对他进行批评的会议简报上。会议期间，他专门写了书面检查在大会上下发。

    他在检讨中说：“中央书记处分工我管农业，我没有管好。虽然‘大跃进’了，可是过了五关，斩了六将，最后走了一个麦城。”“去年刮‘共产风’这是我要负责的，过去做过的一律不算，要追究责任，要给处分，都是应该的。我毫不推脱这个责任”，“‘五风主要来自上面，来自中央各部门，来自中央作具体工作的同志，我就是其中之一。”他在七千人大会上的检讨，从四个方面回顾了自己的错误，强调说自己的错误是严重的。

    然而在大会讨论时，人们虽然对他的检讨表示欢迎，却仍然认为他检查的还不够，对他提出了不少意见。还有人提出应把他定为路线性的错误，说他是我们党有史以来第一个大官僚主义者。[64]

    由此可以看出在会议期间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比较激烈的。中央部门的不少领导人在会议期间作了检讨，谭震林不过是其中的一个代表而已。那么，地方党委之间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在会议期间又是如何开展的呢？

    一月二十七日刘少奇做完报告后，毛泽东在这天的讲话中还表示，这次会议要在这个月底搞完。他说，我们争取三十号搞完，如果三十号搞不完，三十一号无论如何要搞完，三十一号晚上就可以离开北京了。

    可是，仅仅过了两天，毛泽东却又宣布延长会期。这是因为这个时候又发生了新的变化。

    从几天来，小组讨论的情况看，有一些地方的同志，主要是县、地两级负责人，对省委领导有意见而不敢讲，不能畅所欲言。[65]

    有的与会干部还给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写信，反映情况，诉说隐衷，希望能够真正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践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总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的经验教训，对省委领导提出批评意见。这种情绪在七千人大会期间安徽和四川干部给中央的两封信件上集中反映了出来。

    我们先看安徽省干部给中央的信件。

    七千人大会时，定为重灾省的，有河南、山东、甘肃、青海四省。安徽没有包括在内。在一月底中央准备结束会议的时候，一封来自安徽的匿名信和另外的几封来信，引起了中央对安徽问题的注意。几封信几乎都在传递着同一个信息：许多代表和他们一样，话没有讲完，还憋着一肚子气，省委压制民主，不让人讲话。

    曾希圣在安徽是一个人说了算，大家都是看他的眼色和脸色说话做事。不少人对曾希圣有意见，但没有人敢讲。他们是抱了很大的希望，想在中央的会议上把安徽的问题讲出来，看来现在没有法子讲了，因此很失望。[66]

    我们再来看四川省干部给中央的信件。

    在刘少奇发表大会讲话前后，中央收到一封来自四川的匿名信（这封信是四川省委宣传部部长明朗写的。明朗一九六一年九月到四川重灾区之一的梁平县担任县委第一书记。他当时以县委第一书记身份参加七千人大会。），信中反映的情况引起了中央的重视，信中说：“我是在四川工作的一个干部，第一次到北京来参加会议，来的时候抱着很大希望，希望把肚子里的话都说出来，回去愉愉快快地工作。现在，会已开了十几天，看起来，这个希望是不能实现了。

    中央提倡说老实话，所以我想写这封信，把我知道的情况反映到中央。

    这次开会，头几次叫我们体会文件精神，不联系实际。后来允许联系实际了，但又叫个人联系个人的，不要把责任往上推，往下推。这几天有人给省委提了点意见，又说发言要端正，于是又像在四川开会一样，大家坐在那里磨时间。不许讲话，不许讲批评省委的话，这大概就是四川省委领导这次会议的方针，这不过是李井泉闹分散主义的一个表现罢了。”

    这封信还说：在四川工作的干部，上上下下不敢讲话，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接着，他举出一些具体事例，陈述了李井泉的错误。这些错误是：毛主席的六条指示，四川省委不准传达，不准贯彻，叫下边从积极方面理解；中央关于自留地、私人养猪的指示，四川省委顶住没有执行；中央关于甄别干部的指示不执行；中央关于改变基本核算单位的文件，没有发到县，不许县里试点，现在中央做了决定，又规定一个公社保留一个大队不变；最近中央指示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四川省委改成“打击投机倒把、贪污盗窃活动”等等。

    从这封信所反映的信息来看，四川在遭受重挫之后，不但缺乏积极主动纠“左”的意识，而且在中央有了纠“左”的指示之后，还大打折扣，消极对待。[67]

    从这两封信中可以看到，当时安徽和四川省委并没有执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指示，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而是仍然独断专行，压制批评，这就引起了这两个省参加会议的地、县干部的不满。他们以给中央写信的方式来反映意见。

    当然，这两个省反映的情况不是孤立的，而是在相当程度上具有普遍性。这从会议简报和中央办公厅派出的会议工作人员的反映中也可以看到。这种状况引起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重视。如果在北京开会还不能发扬民主作风，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那么到地方就更难开展了。这样也就难以统一思想，鼓不起干劲来，七千人大会就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在与几位常委商量后，又一次改变了会议的进程。

    一月二十九日，林彪在大会上讲话结束后，毛泽东在会上宣布，要大家出气，畅所欲言，把话说完，趁热打铁，延长会期。这一宣布，获得了全场极为热烈的鼓掌。

    毛泽东说：“这次用这么个方式，在北京开这么个会，要解决问题。现在要解决的一个中心问题是，有些同志的一些话没有讲出来，觉得不大好讲。这就不那么好了。要让人家讲话，要给人家机会批评自己。你自己不批评自己，也可以，得让人家批评你。最好的办法还是自己来批评自己。有许多地方的同志是做了准备的，而且有的做检讨做了几年了。有好几个省从一九五九年就做自我批评，不止一次、两次、三次、四次，而是五次、六次。自我批评的结果，人家就不爱听了，说：请你不要再讲了，老讲那一套。这个时候你就可以不讲了，这才取得了主动。我看是不是在这次会议上就解决这个问题，县、地、省都有同志在这里，不要等回去了再解决。

    不过这样有个问题，你们都急于回去过春节，这是个矛盾。还有几个同志准备讲话，恩来同志，小平同志，朱德同志。我也想讲几句话。（热烈鼓掌）我们可以一面开小会，一面开大会，每天大会不超过三个钟头。这可能违反大多数同志的意愿。为什么一定要回到你们家里过春节才算舒服？（笑声）为什么我们在北京七千人一道过一个春节不好？（全场热烈鼓掌）我看，春节不关大局，不关什么农、工、商、学、兵、政、党。我主张集体在北京过一个春节，有什么不好啊？（全场热烈鼓掌）”

    “我相信能解决上下通气的问题。有一个省的办法是，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全场活跃，鼓掌）我建议让人家出气。不出气，统一不起来。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集中。因为气都没有出嘛，积极性怎么能调动起来？到中央开会还不敢讲话，回到地方就更不敢讲话了。我们几个常委商量了一下，希望解决出气的问题。有什么气出什么气，有多少气出多少气。不管是正确之气、错误之气，不挂帐，不打击，不报复。你骂了我，我整你一下，这是不许可的。要建立民主集中制。讲了几十年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内生活的民主集中制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民主集中制的思想在有些同志脑筋里面没有产生，没有民主。”

    “实际上，我们现在开的是五级干部会议：县委、地委、省委、中央局、中央。如果你们赞成，就按照这个方法去做，改正我那一天说的办法。（鼓掌）如果你们不赞成，一定要明天结束，我也可以接受，我们明天就可以散会。如果你们想解决上下通气这个问题，就趁此机会，就在这里解决，舒舒服服回去。（热烈鼓掌）如果你们赞成，就这样做。（热烈鼓掌）每天下午有一个同志讲话，上午讨论，开出气大会。”

    当天晚上，各中央局召开会议，对如何开好“出气会”进行部署。[68]

    从中看到，毛泽东豁达开朗，谈笑风生，践行民主，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讲话，博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和回应。当他发现会议期间有的省委领导人不仅没有进行自我批评，而且还压制批评，致使地、县干部对省委负责人有不少意见时，就与其他中央常委商量，决定延长会期，解决“出气”问题，在省委与地、县之间开好政治生活会。

    因为马上就要过春节了，如果采取这个办法就回不去了，因而毛泽东建议七千多人在北京一块过春节。毛泽东虽然和其他中央常委就这个问题交换过意见，但他还是担心与会各级干部有想法，因而就用商量的口气征求他们的意见，说如果他们愿意回去过春节，明天就结束会议，否则就延长会期，解决“出气”的问题。这充分显示了毛泽东的民主作风。

    为了开好“出气会”，毛泽东劝告省委负责同志要让人家批评自己，最好还是自己做自我批评，思想要端正，态度要诚恳，直至人家不愿意听了为止。他还特别强调，不管批评的正确与否，一律不挂帐，不准打击报复，日后整人。他希望通过这样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切实解决干部之间的思想障碍问题，以便于消除分歧，增进共识，沟通思想，提高修养，使民主集中制原则真正在党内生活中落实下来。这实际上就是一次践行民主集中制原则的探索活动。

    一月二十九日，毛泽东提出开“出气会”，一月三十日，毛泽东又做了坚持民主集中制、让人讲话的报告之后，大会正式转入第二阶段——“出气”阶段。

    为了开好这次“出气会”，解决省委与地、县之间的思想隔阂问题，而不致于走过场，毛泽东还专门召开会议对这个问题作出安排。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一月三十日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会议就如何开好“出气会”作出安排，决定政治局常委几个同志分别参加几个省的会议，以三天时间开小组会，放手让大家提意见。

    毛泽东说：一月三十一日、二月一日、二日专门进行讨论，先放，上级不忙于作自我批评，有的上边先讲一讲也可以。如果省委书记妨碍下边同志讲话，就先回避一下。晚上，省委要召集地委书记谈一谈。省委要检讨，态度要老实诚恳，要抓住本质，简明扼要，关键性的东西讲一个小时就够了，讲长了反而有坏处。有“左”讲“左”，有右讲右，有多少讲多少。对于人家讲的，即使不对，也不要忙于解释。如果你检讨的时候，说你负责，回头又说，你当时不在，这就不诚恳嘛。

    毛泽东又说：我劝同志们对过去发的文件、讲话，仿照中央书记处的办法，清理一下，看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当然不是错的不要承认是错的，不要为了过关，对自己乱戴帽子。你有十条错误，你就承认十条，人家多讲了十条，他讲错了，他就要改变，因为他冤枉了你十条。对检讨自己错误的人，不要勉强，检讨不彻底的人也不要勉强，因为检讨总要觉悟到了才行，能检讨多少就检讨多少。过去我们犯错误的同志，一犯错误就过不了关，总说是不彻底，没有彻底的。不要怕开除党籍，只要你对，你就不要怕。我就曾经三次被迫离开红军，结果还不是回来了。在会议上讲的话，不管错误和正确，一律不许追究；凡是犯了错误的干部，只要是能改正的一律要使用。[69]

    我们看到，在这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对如何开好“出气会”作出了安排，会议决定以三天时间开小组会，放手让大家提意见。为了及时了解情况，推动“出气会”的开展，中央政治局几位常委还要去参加几个省的会议。

    毛泽东在会上还谈了“出气会”的方针和开法。他建议先用三天的时间进行放，也就是让地、县干部提意见，当然由省委负责人先讲一讲也可以。如果省委书记在场妨碍下边同志发言的话，可以先回避一下，以便让地、县的同志没有顾忌的提意见。即使对方讲的不对，也不要忙于解释。后来他也说过：有气的让他们出。出错了不怪人家。出得对，你应该接受；出错了，你怪人家也不好。[70]

    晚上，省委再找地委书记谈一谈，了解会议动向和地、县委书记的思想动态，就检查的内容征求他们的意见。然后，再抓住要点，做一个简明扼要，诚恳老实的检讨，关键的问题讲一个小时就够了。

    他还建议对过去的文件、讲话作一个清理，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误的，对的要坚持下来，错误的要纠正。他劝提意见的人，检讨关键是觉悟了才行，能检讨多少就让他检讨多少，对检讨不彻底的人也不要勉强。他劝检讨的人，要实事求是，不要为了过关，给自己乱戴帽子。如果自己认为对，别人认为错了，彼此有分歧，难以取得一致意见的时候，对的，你就要坚持，只要你对，就不要怕。即使党籍开除了，还可以再恢复嘛。他以自己过去三次被迫离开红军最终又回来的亲身经历来予以说明。他还特别指出，在会议上讲的话，不管正确与否，一律不许追究责任，犯了错误的干部，改正了的要一律使用。

    当时有一些省的省委书记压制批评，因而会议决定中央几位常委要分别参加几个省里的会议，来揭开盖子，让地、县干部提意见，开好政治生活会。刘少奇参加了安徽组，其他几位常委，如周恩来到的是福建组，朱德到山东组，陈云到陕西组，邓小平到四川组，听取各省讨论情况。

    由于安徽和四川的与会干部给中央写信，反映省委压制批评，他们难以讲话。因而下面我们就介绍一下安徽和四川省委的政治生活会情况。

    我们先介绍安徽省委的政治生活会。

    毛泽东讲话时，批评有的省委书记不让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在这些摸不得的“老虎”中，就包括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刘少奇代表中央参加安徽省的政治生活会。很快，在大会“出气”阶段，就传来了曾希圣被免职（当时叫调离）的消息。

    一月三十日晚上，刘少奇来到安徽同志的住地——北京友谊宾馆，参加安徽大组全体会议（大组，以省为单位；小组，以地委为单位）。用刘少奇的话说，他来到安徽组的目的，是想搞清楚安徽到底是个什么性质的问题，问题的严重程度怎么样？

    在刘少奇来之前，曾希圣找彭真给刘少奇捎话，请刘给安徽的同志鼓鼓劲。

    刘少奇来到安徽组，就对曾希圣说，你不是请彭真让我给大家鼓鼓劲吗？假如相当多的人肚子里还有气没有出完，越鼓，气就越多，不会有干劲的。要鼓干劲，首先是出气的问题，充分发扬民主的问题。

    刘少奇词锋锐利，毫不留情，一针见血，直指要害。他进一步说：这些问题到底是什么原因？天灾是主要的，还是工作中缺点错误是主要的？我在报告中讲了四条缺点错误，安徽有多少条？是多一条两条，还是减一条两条？错误的性质，我在报告中说，不是路线性的错误，是执行总路线中的问题，安徽是不是这样？错误的责任，总的来说是中央负责，省、地、县是个什么责任？

    刘少奇的几问，直逼问题的核心，所有与会者震动极大，“气氛十分紧张”！刘少奇认为，安徽的盖子还没有彻底揭开，所以他号召大家围绕这几个问题进行讨论，换句话说，是揭盖子。

    二月三日下午，刘少奇再一次来到北京友谊宾馆，参加安徽大组会议。经过三天半的讨论，人们已经提了不少意见。同时，刘少奇也找了安徽的不少同志谈话，了解情况。这次会上，曾希圣和安徽省省长黄岩先后做了检讨。刘少奇听后问大家对他们检讨的意见，你们满意不满意，众声回答：不满意。

    刘少奇对曾希圣平时不让人讲话的情况也很不满，因而鼓励大家说实话，用刘少奇自己的话说，他当时“生了一点气，发了一点火”。

    刘少奇说：我想了解安徽一些真实情况，希望大家说真话，说心里话。问题严重的有山东、河南、甘肃、青海几个省，安徽没有算在里面，但安徽问题比河南严重，比河南严重的是把问题一直包到现在，直到这里还不讲老实话。讲假话是不允许的，在今天以后，再讲假话要立即开除党籍，不管是谁，三十年党龄也要开除党籍。

    他还说：现在别的事情我不抓，专门抓要讲老实话。不管问题多么严重，都可以不处分，批评一下承认错误，改正错误，但是再说假话，非处分不可。因此，我要有点压力。现在有两种压力，一种是不要你们讲老实话的压力，一种是要你们说老实话的压力。共产党员应该说老实话的，三大纪律中的第一条就是要如实反映情况，我的报告中也讲过了，不如实反映情况，是丧失党性的表现。

    讲到这里，刘少奇戛然而止，不高兴地说：今天散会。“整个会议的气氛越加紧张”。

    二月九日，七千人大会结束后，刘少奇第三次来到北京友谊宾馆。在会上，刘少奇发表了总结性讲话。他说：看来安徽的中心问题是省委的问题，省委问题的中心问题是曾希圣的问题。接着，他对曾希圣的问题进行了解说。并宣布，曾希圣同志要求中央把他调离安徽，中央接受他这个要求。中央决定派李葆华同志到安徽任第一书记，代替曾希圣同志。[71]

    下面我们再来介绍四川省委的政治生活会。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期间，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犯了不少错误。当时他还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毛泽东讲话后，李井泉反映比较敏锐，立刻感到了巨大的压力。会后他找到四川省省长李大章说：主席这次讲话，主要是对我们四川讲的。可见李井泉是很紧张的。这个时候他才赶忙布置召开四川省的政治生活会。

    在毛泽东没有讲话之前，他可以捂着盖子不让人讲，在毛泽东讲话之后，继续捂着显然是不行了。更何况邓小平又亲自到四川同志驻地督阵。李井泉采取的办法是积极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努力在全省干部面前检讨，争取过关。凡检举信中谈到的问题，他在检讨时都有所涉及。有些事情他推脱不掉责任，如中央的纠“左”指示没有贯彻，或者贯彻得不积极，压制群众意见等等，但有些事情也并不全是他的责任，如调粮太多等问题，因此他的检讨也就显得很不深刻，致使与会大多数同志更加不满，纷纷提出批评。李井泉一次又一次地进行检讨，说到动情处，还流了眼泪。当时的气氛是一片声讨声，他的检查也总是过不了关。

    看着生活会开得差不多了，邓小平出来说话了，他说：“李井泉也不要再做检讨了，省委有责任，中央也有责任，账不能都算到某一级头上。”这样李井泉的检讨也算过关了。[72]

    虽然李井泉没有受到撤职和处分，但是对他缺乏民主作风的问题，就是在三年以后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还挂念着这件事。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与李井泉谈话时，对李井泉不善于听取同志意见，致使有些同志对他有意见不敢讲，怕他，而使西南局工作相对较弱的情况，提出批评。[73]

    以上我们简要介绍了安徽和四川省委召开政治生活会的一些情况。我们看到，这两个省在毛泽东讲话后，在刘少奇和邓小平两位政治局常委的坐镇下，终于揭开了盖子，召开了政治生活会，进行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地、县干部开始给省委领导提意见了。那么，在进入“出气”阶段以后，整个政治生活会开得如何呢？

    在“出气”阶段，根据中央的统一布置，省、市、部委一方面要充分听取地、县两级干部的意见，一方面要主动检讨过去几年存在的缺点和错误，解决一个上下通气的问题。从毛泽东来说，他很重视“出气”这一阶段。在大会的第一阶段，有关各组讨论的情况汇报都是由杨尚昆听取的（刘少奇听了大会第一天的汇报）；而在“出气”阶段，毛泽东则亲自听取了汇报。

    由于“出气会”是毛泽东直接布置的，再加上毛泽东要亲自听取“出气”情况的汇报，各个省、部委都不敢怠慢，非常重视。他们一方面发动大家提意见，一方面抓紧准备检讨材料。从已知的“出气”情况看，不少人把心中的怨气发泄出来了，有给省委提意见的，也有给地委提意见的，还有给各部委提意见的；有提工作中的意见，也有提运动中的意见，还有提党内政治生活中的意见等等，有些意见则讲得相当尖锐。

    从各省委书记的检讨来看，大体上可以归纳如下：

    在中央已经检讨过去几年到底犯了哪些错误，有哪些经验教训，主动承担责任的情况下，各省的检讨相对比较细致一些，一般都划分了犯错误的阶段，而且主要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一九五八年至一九五九初，他们认为这一阶段主要是缺乏经验；
    第二阶段是一九五九年下半年至一九六○年上半年，无论那一个省都认为这一阶段的问题最大，由于庐山会议反右倾工作安排上的失误，过去已经纠正的“左”的错误又沉渣泛起，给经济造成了更为严重的破坏，真正减产的是这一年；
    第三阶段是一九六○年冬。一九六○年冬为什么也成了一个阶段呢？一九六○年十月，中央发现信阳等地出现大面积饥荒，人员的非正常死亡之后，当时作出的第一反应，除了工作上的失误，就是坏人捣乱。于是，这年冬季在全国开展了整风整社运动。整风整社的结果，处分了不少县委书记以下（含县委书记）的干部，伤害了很多人，使人们怨气很大。王任重说，我们向前进的时候，有急躁情绪，在纠正错误的时候，也有急躁情绪，过分的批评人，处分人。王任重此话，就是讲的第三阶段。

    在这次检讨中，有些省在估量错误和成绩的关系时，不仅没有坚持“一个和九个”的关系，甚至还突破了“三个和七个”的关系，认为可以是四六开，也可以是五五开。还有的省直接提出，“天灾”不是主要的，“人祸”是主要的。他们认为犯错误的主观原因，主要是缺乏调查研究，缺乏党内民主，这两条不纠正，以后还要犯错误。

    看了各省委的检讨，再看中央各部委的检讨，大致可以看出，七千人大会的特点之一是中央担担子，而“出气会”是省委担担子，给地、县委书记减担子，实质上是层层放担子。通过这种方式来达到丢掉包袱，总结经验，统一思想，鼓足干劲的目的，而不是简单地处分几个人。王任重说：“中央没有处分我们，我们也不应该处分你们。”王任重的话，揭示了事情的本质，反映了七千人大会的真实情况。出气和作自我批评试图达到的效果是，在错误和挫折面前，大家主动承担责任，积极吸取教训，跌倒了爬起来，团结一致做好以后的工作。从大会的效果来看，这一目的实现了。[74]

    “出气会”之所以能够达到目的，开得好，不仅是由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倡议和决定，而且还是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正确指导分不开的。

    为了及时了解“出气会”的进展情况，推动“出气会”的顺利发展，几位政治局常委不仅分别到几个省去坐镇，毛泽东还专门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汇报，指导着会议的进程。

    二月一日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华北、东北、华东三个大区开“出气会”的情况汇报，并决定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延长到春节之后。

    二月二日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继续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西北、中南、西南三个大区开“出气会”的情况汇报。邓小平、彭真提议把党内生活的紧张空气缓和下来，县以下不再搞“出气会”，逐步地恢复党内正常的生活秩序。会议决定在二月三日由各省负责人作一次检讨报告，就结束这一段的会议。[75]

    由此我们看到，毛泽东及时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汇报，根据当时生活会的形势，采取适宜的措施，指导着会议的进程。使各省的政治生活会能够达到预期的目的。在开了三天会议以后，二月二日晚，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采纳邓小平和彭真的建议，出气大会告一段落。

    春节临近了。二月四日是除夕，毛泽东和全体与会者一起，在人民大会堂观看了春节联欢晚会。大年初一（二月五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又同参加七千人大会的全体人员一起出席团拜会，共度春节。[76]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和出席大会的七千多名干部，欢聚一堂，共迎新春，辞旧话新，其乐融融，他们不仅共同观看了春节联欢晚会，还一起举行了春节团拜会，这进一步密切了中央领导与各级干部的关系，将七千人大会推向高潮。

    从以上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七千人大会期间，当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了解到有些省压制批评，没有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不少地、县干部还有许多话没有讲出来，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实行在一些省委还遇到很大阻碍的时候，果断决定各省召开政治生活会——“出气会”。为了使生活会能够真正开展起来，几位常委还到几个省去坐镇，毛泽东也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汇报，指导着生活会的进程。虽然出现了一些过激性的发言，但是也并没有受到压制，没有影响到生活会的进程。从大会的效果上来看，生活会的目的达到了。因而我们说这是七千人大会成为政治生活会的重要标志。

    （4）七千人大会是政治生活会的原因之四，表现在与会干部的构成和会期的不断延长上。

    七千人大会作为党内一次空前规模的政治生活会，还表现在这次大会与会干部的构成和会期的不断延长上。

    从与会干部的构成上来看，这是一次中央、中央局、省市自治区、地、县五级干部总共七千多人参加的会议。这次会议规格之高、规模之大、人数之多是空前的。十一月十二日晚，毛泽东在听取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的情况汇报时，提出要召集县委书记来开个会。他说：一个县来两个人，地委来三个人，省市来四个人，中央局也来四个人。[77]这样就使参加会议的地、县级干部占了与会干部的三分之二以上。地、县级干部成为与会干部的绝对多数，这对大会报告的起草与修改，对大会的进程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这次七千人大会由五级干部组成，而且地、县级干部占了与会人员的绝对多数，这样的与会人员及其构成状况，就便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通过与地、县级的干部的直接交流对话，在了解情况和听取意见的同时，进行自我批评，向他们讲明中央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所犯错误的责任问题，使全党在思想统一的基础上团结起来。

    会期的不断延长，也是这次会议成为政治生活会的一个重要体现。

    这次会议本来预计要开十天，实际上却开了二十八天（从一月十一日至二月七日）。这是因为会议开始后又遇到了新的问题，为了实现统一思想、鼓足干劲的目的，才不得不一次次延长会期的。

    那么，究竟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期才被一次次地延长了呢？

    十一月十二日晚上，毛泽东在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会议搞十天，大会套小会，中央、大区同志都讲讲话，搞思想一致，解决小天地太多的问题、集中统一问题。[78]

    由此看来，当时预计会期十天，采取大会和小组会相结合的方式来统一思想，解决分散主义和集中统一问题。

    报告稿发给大会后，由于讨论中意见纷纷，特别表现在反对分散主义的问题上。鉴于会议在讨论报告稿过程中出现的分歧和争论，为了对报告稿进行充分的讨论，以便于消除分歧，统一思想，毛泽东建议会议延期。经刘少奇、邓小平开会研究，会期准备延长至一月二十八日。

    一月十三日上午，毛泽东同杨尚昆、田家英谈话，对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进程提出意见，说：可延长会期，对报告稿进行充分的讨论。下午，刘少奇、邓小平等在钓鱼台八号楼开会，根据毛泽东的上述意见，对会议进程重新作了安排，会期准备延长至一月二十八日，以小组会议为主讨论报告。[79]

    到了一月二十五日，根据当时的会议进程，难以按原定计划于二十八日结束会议，不得不再次延长会期，但仍然决定大会一定要在本月底结束。这个决定是在二十五日下午刘少奇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出的。[80]

    一月二十七日，刘少奇在大会上作口头报告后，毛泽东对今后几天的会议作了安排。他说：明天不放假，因为我们准备这次会议在这个月底搞完。明天是二十八号，我们争取三十号搞完。还留有余地，留了一个三十一号。如果三十号搞不完，那末我们加一个三十一号。总而言之，三十一号无论如何要搞完，三十一号晚上就可以离开北京。[81]

    从中看到，就是到了一月二十七日这一天，还是决定一月底一定要结束大会。可是，会议情况又发生了新的变化。

    从几天来小组讨论的情况看，有一些地方的同志，主要是县、地两级负责人，对省委领导有意见而不敢讲，不能畅所欲言。为此，毛泽东在和其他常委研究以后，在会上宣布，要大家出气，畅所欲言，把话讲完，趁热打铁，延长会期。这一宣布，获得了全场热烈的鼓掌。[82]于是，在一月三十一日至二月三日，各省召开“出气会”，地、县负责人对省委及负责人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83]

    我们看到，会期本来预计十天，实际上却开了二十八天。会期两次被延长，第一次是因为对书面报告的意见，第二次是因为地、县负责人对省委及负责人的意见。两次会议被延期，是因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希望与会同志经过充分的讨论，发扬民主，畅所欲言，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以此来解决矛盾，消除分歧，统一思想，鼓足干劲，团结起来，继续奋斗。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不论是与会干部成分的构成还是会期的延长，其目的都是希望通过召开这样一次空前规模的党内干部会议，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及当时面临的形势上取得一致认识。本来，在中央及其部门与省委，省委与地委、县委之间存在着矛盾，这些矛盾在会前难以获得有效解决。会议期间这些矛盾突出地表现在书面报告和地、县对省委负责人的意见上。通过延长会期，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基础上，这两个问题才获得了解决。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七千人大会是一次政治生活会。我们说这是一次政治生活会，是因为这不仅表现在刘少奇代表中央所做的书面报告的起草上，也表现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所犯错误的自我批评和责任的担当上，又表现在与会干部之间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特别是地、县干部对省市自治区负责人的批评以及省委负责人的自我批评上，还表现在与会干部的构成和会期的不断延长上。因而我们说这次政治生活会，是为了在新形势下践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改进党的作风，发扬党内民主，加强党的建设，探索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如何进行党内整风的一次重要会议。这是为了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统一思想，鼓足干劲，使我们党继续沿着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背景下才召开的。

3、一月三十日毛泽东在大会上画龙点睛的讲话将七千人大会推向高潮。

    毛泽东一月三十日在大会上发表的长篇讲话，高瞻远瞩，坦率真诚，画龙点睛，发人深思。他不仅要求各级干部都要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践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还以身作则地进行了严肃的自我批评，又从认识论的角度分析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的错误，将七千人大会推向高潮。

    毛泽东在讲到开会的方法时说：“这个方法是一个什么方法呢？是一个民主集中制的方法，是一个群众路线的方法。先民主，后集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领导同群众相结合。”[84]

    他在讲话中讲了六点内容，中心是讲了民主集中制问题。其中第二点关于民主集中制问题和第四点关于认识客观世界的问题，是这次讲话的主要内容。

    毛泽东在这两个问题上讲了些什么内容呢？

    （1）关于民主集中制问题。

    关于民主集中制问题，毛泽东讲了些什么内容呢？

    从讲话中可以看到，他结合实际情况，由感而发，对民主集中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指出了党内在践行民主集中制原则上存在的严重问题。毛泽东在讲话中作了严肃的自我批评，在对违背民主集中制原则的高级领导干部进行严肃批评的同时，还做了大量的思想教育工作，希望他们通过践行民主集中制原则，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使全党在思想上统一起来。

    毛泽东在讲话中批评有些同志虽然是参加革命几十年的共产党员了，但是对于马克思、列宁所说的民主集中制，还不理解。这突出地表现在他们怕群众，怕群众讲话，怕群众批评上。他问道，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怕群众批评的道理呢？

    他说，我们的态度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工作中的是非问题，正确和错误的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这种矛盾的性质，就决定着我们应该采取讨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民主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去解决。

    采取这种方法来解决矛盾，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又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呢？

    毛泽东说，这就必须使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实行民主集中制，要让群众讲话，哪怕是骂自己的话。骂的结果，无非是自己倒台，不能做这项工作了，降到下级机关去做工作，或者调到别的机关去做工作了。这种下降和调动，不论正确与否，都是有益的，可以锻炼革命意志，可以调查和研究许多新鲜情况，增加有益的知识。毛泽东说他自己就有这一方面的经验，得到很大的益处。然后，他向大家建议，不信你们可以试试看。

    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毛泽东又引用了司马迁《报任安书》里的一段话。周文王被拘羑里的时候，推演出了《周易》。孔子困顿的时候，作了《春秋》。屈原被放逐的时候，写出了《离骚》。孙膑被剔去了膝盖骨，著了《孙膑兵法》。吕不韦被谪迁到蜀地，给世人留下了《吕览》。韩非子被秦囚禁，愤而著述了《说难》、《孤愤》等名篇。诗三百篇大都是圣贤发愤所作的。这些人在被当时的上级领导作了错误的处理以后，并没有怨天尤人，一蹶不振，而是不平则鸣，发愤图强，将满腔悲愤诉诸于笔端，写出了炳垂于世的精彩华章。

    毛泽东引用这段话，是想说服党内干部，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问题上，不要患得患失，瞻前顾后，犹豫不决，要正确对待群众的批评，要敢于进行自我批评，即使被错误处理了，身处逆境，经过自我奋斗，也仍然可以做出成绩来。

    毛泽东又讲到，我们过去也错误地处理过一些干部，对这些人不论是全部处理错了的，或者是部分处理错了的，都应当按照具体情况，加以甄别和平反。接着，他又谈到即便是错误处理，也在客观上具有锻炼干部的作用。他说，一般地说，这种错误处理，让他们下降，或者调动工作，对他们的革命意志总是一种锻炼，而且可以从人民群众中吸取许多新知识。当然，这不是提倡对干部不分青红皂白地作出错误处理，而是说这种错误处理既然造成事实了，客观上为干部的锻炼创造了条件罢了。

    毛泽东进一步解释说，人类社会的各个历史阶段，总是有这样错误处理的事实。在阶级社会，这样的事实多得很。在社会主义社会，也在所难免。不论是正确路线领导的时期，还是在错误路线领导的时期，都在所难免。不过，在正确路线领导的时候，一经发现有错误处理的，就能甄别、平反，向他们赔礼道歉，使他们心情舒畅，重新抬起头来。而在错误路线领导的时期，则不可能这样做，只能由代表正确路线的人们，在适当的时机，通过民主集中制的方法，起来纠正错误。这是做那些在反右倾及整风整社斗争中被错误处理的同志的思想工作，希望他们正确地认识这个问题，不要怨声载道，心存芥蒂，而要甩掉包袱，坚定信念，把这看成革命者的寻常人生，当作一次对自己考验和锻炼的机会。

    这是讲的被错误处理的干部，至于自己犯了错误的干部，毛泽东说，经过同志们的批评和上级的鉴定，作出正确处理，因而下降或者调动工作的人，这种下降或者调动，对于他们改正错误，获得新的知识，会有益处，那就不待说了。

    毛泽东又讲到，本来民主集中制是上了我们的党章和宪法的，但是有些同志现在就是不实行。他们很怕群众开展讨论，怕他们提出同领导机关、领导者意见不同的意见。一讨论问题，就压抑群众的积极性，不许人家讲话。这种态度非常恶劣。

    毛泽东又向这些同志做思想工作。他说，我们是干革命的，如果真正犯了错误，这种错误又是不利于党和人民的事业的，就应当征求人民群众和同志们的意见，自己作检讨。

    那么，如何作检讨呢？如何才能够作令人信服的检讨呢？

    他说，这种检讨，有的时候，要有若干次。一次不行，大家不满意，再来第二次；还不满意，再来第三次；一直到大家没有意见了，才不再作检讨。

    他又进一步分析了各省在这方面的检讨情况。他将各省在这方面的检讨分为四类：有的省委就是这样做的；有一些省比较主动，让大家讲话。早的，在一九五九年就开始作自我批评，晚的，也在一九六一年开始作自我批评；还有一些省是被迫作检讨的，像河南、甘肃、青海；另外一些省，有人反映，好像现在才刚刚开始作自我批评。不管是主动的，被动的，早作检讨，晚作检讨，只要正视错误，肯承认错误，肯改正错误，肯让群众批评，只要采取了这种态度，都应当欢迎。

    这是因为批评和自我批评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而且是唯一的方法。如果没有充分的民主生活，没有真正实行民主集中制，就不可能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种方法。

    如何实行民主集中制呢？

    毛泽东首先谈到了在党外如何实行民主集中制，也就是践行党的群众路线问题。

    他说，我们现在有许多困难，要克服困难，就必须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和干部的积极性。如果不向群众和干部说明情况，不向群众和干部交心，不让他们说出自己的意见，他们还对你感到害怕，不敢讲话，就不可能发动他们的积极性。这样也就难以形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在谈到民主和集中之间的关系时，他说，克服困难，没有民主不行。当然没有集中更不行，但是，没有民主就没有集中。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因为大家意见分歧，没有统一认识，集中制就建立不起来。集中，首先要集中正确的意见。在集中正确意见的基础上，做到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叫做集中统一。如果大家对问题还不了解，有意见还没有发表，有气还没有出，你这个集中统一怎么建立得起来呢？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正确地总结经验。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由此看来，民主是集中的先决条件。

    接着，他谈到领导机关如何实行民主的问题。他说，我们的领导机关是一个加工厂，如果没有民主，不了解下情，情况不明，不充分搜集各方面的意见，不使上下通气，只由上级领导机关凭着片面的或者不真实的材料决定问题，那就难免不是主观主义的，也就不可能达到统一认识，统一行动，不可能实现真正的集中。我们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如果离开充分发扬民主，这种集中统一，只能是假的，空的，错误的。

    毛泽东又谈到了党委内部的民主集中制问题。

    他说，我们的集中制，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制。无产阶级的集中，是在广泛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各级党委是执行集中领导的机关。但是，党委的领导，是集体领导，不是第一书记个人独断。在党委会内部只应当实行民主集中制。第一书记同其他书记和委员之间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

    他接着又讲述了他和其他常委之间的关系。他说，在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内，我讲的话，不管对不对，只要大家不赞成，我就得服从他们的意见，因为他们是多数。接着，他又批评说，听说现在有一些省委、地委、县委，第一书记一个人说了算。这是很错误的。哪有一个人说了就算数的道理呢？他又进一步指出，这是指的大事，不是指有了决议之后的日常工作。

    他强调指出，大事就得经过集体讨论，认真地听取不同的意见，认真地对于复杂的情况和不同的意见加以分析。要想到事情的几种可能性，估计情况的几个方面，好的和坏的，顺利的和困难的，可能办到的和不可能办到的。尽可能地慎重一些，周到一些。否则的话，就是一人称霸。这样的第一书记，是霸王，不是民主集中制的“班长”。

    毛泽东接着用生动的语言，讲了《史记》郦生陆贾列传中刘邦听取郦食其意见，夺取陈留县的故事。用以说明刘邦礼贤下士，能够听取不同意见，最终取得天下，而西楚霸王项羽听不进不同意见，导致最后垮台，演出了“霸王别姬”的悲剧。他用辛辣的语言，批评第一书记中的有些人，说他们连封建时代的刘邦都不如，如果他们不改，最后是要垮台的，难免要“别姬”就是了。

    接着，毛泽东又列举了一个没有执行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实例。他说，我们有些同志，听不得相反的意见，批评不得。这是很不对的。在我们这次会议中间，有一个省，会本来是开得生动活泼的，省委书记到那里一坐，鸦雀无声，大家不讲话了。这位省委书记同志，你坐到那里去干什么呢？为什么不坐到自己房子里想一想问题，让人家去纷纷议论呢？平素养成这样一种风气，当着你的面不敢讲话，那末，你应当回避一下。有了错误，一定作自我批评，要让人家讲话，让人批评。

    在批评了这种现象以后，毛泽东又在大会上讲了自己的错误。他说：去年六月十二号，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

    毛泽东批评了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他在自我批评中讲的缺点错误，重申了自己对中央犯的错误应负的第一责任以后，他又向各级党委第一书记提出了要求。他说，我们的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直到区委书记，企业党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既然作了第一书记，对于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就要担起责任。不负责任，怕负责任，不许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就有十个要失败。人家总是要讲的，你老虎屁股真是摸不得吗？偏要摸！

    毛泽东又进一步论述了民主集中制是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条件。

    他说，在我们国家，如果不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不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

    他还说，没有民主集中制，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巩固。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对人民的敌人实行专政，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或者叫人民民主专政。

    他又进一步讲了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他说，虽然剥削制度已经被消灭了，但是已经被推翻的反动阶级，还企图复辟。在社会主义社会，还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因而我们的专政工具不能削弱，还应当加强。公安系统要掌握在正确同志的手里。公安工作要依靠群众，依靠党，在肃反中执行在党委领导下通过群众肃反的路线，不是只依靠秘密工作和专业工作。对反动阶级实行专政，不是说要把他们消灭掉，而是用适当的方法，把他们改造成自食其力的新人。没有民主，就不能发动群众，也就不能对他们进行有效的改造，无产阶级专政也就难以巩固。[85]

    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看待毛泽东关于民主集中制问题的讲话呢？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看到，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发表关于民主集中制的讲话决不是偶然的。其实早在十一月十二日晚听取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的情况汇报时，毛泽东就表示要在会议上发表讲话。虽然他没有说明讲话的主题，但是通过对一九六一年全党大范围的调查研究和进行的纠“左”历程的深入思考，毛泽东发现了党内在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问题上存在着的严重问题，同时也由于七千人大会上“统一思想，鼓足干劲”的具体要求，就构成毛泽东发表民主集中制讲话的主要背景。通过进一步的分析可以看到，在起草刘少奇书面报告过程中，在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的问题上，中央与省委之间发生的激烈争论，不过是毛泽东发表民主集中制讲话的导火线，并非决定性原因。

    毛泽东在讲话中阐明了这样一个道理：要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就必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就必须实行民主集中制；要实行民主集中制，就必须具有充分的民主生活。这就要践行党的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践，从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的思想路线。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发生的一些错误，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恰恰是由于没有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造成的。不少领导干部，要不就是没有深入到群众中去，依据报上来的华而不实的材料，坐在屋子里凭着主观想象制定政策；要不就是下去了，走马观花式的调查，被基层干部布置的假象所迷惑，在所谓“样板田”中徘徊，没有深入地了解情况，头脑发热，这样也就难以做出正确的决策。

    在制定政策和做出决策的时候，不少领导干部没有去深入地征求意见，甚至在实践已经证明行不通的情况下，也不去认真地进行调查研究，根据调研结果来调整政策，改变决策，而是依然长官意志盛行，个人说了算，听不进不同意见。还拿起组织处分的大棒，动不动就给人“戴帽子”，结果闹得人人自危，弄虚作假，不敢讲真话，报喜不报忧。这样更难以了解到真实的情况，及时采取适宜的政策措施进行调整，导致了严重的后果。

    在出现了缺点和错误以后，有些干部还从个人利益出发，患得患失，不仅不做自我批评，还不许别人批评自己。本来小组会开得生动活泼，可是有的省委书记到场后，大家却不敢讲话了。毛泽东在讲话中对这些同志进行了严肃的批评，说他们是老虎屁股摸不得。毛泽东要求领导干部要正确地对待批评，善于听取不同意见。他引用刘邦和项羽能否听取不同意见而导致胜负的例子来说明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批评有些领导干部连古代的刘邦都不如，说他们如果不改正错误，迟早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

    在对违反民主集中制的作风进行严肃批评的同时，毛泽东在讲话中还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耐心地进行说服教育，让与会领导干部主动进行整风，不仅自己作自我批评，还要让别人批评自己。他说要让人家讲话，无非是自己倒台，不能做这个工作了，或者调到别的地方做工作了，这对自己来说是一种锻炼。为了增强说服力，他不仅引用了司马迁《报任安书》里提到的被上级错误处理，却在逆境中作出了成就的几位历史人物的故事，还用自己的切身经历来对此予以说明。

    被错误处理的干部，当然是一经发现，立即平反，这是毫无疑问的。毛泽东对这些被错误处理的干部做思想工作，不论是引用司马迁的话还是谈自己的经历，都是希望他们要正确对待这个问题，须知不论在什么社会里被错误处理都是难免的，不过是程度不同而已。

    毛泽东在讲话中对某些领导干部进行批评和开导的同时，还以身作则，作了严肃的自我批评。他对出席会议的各级干部说，中央应该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的错误负首要责任，而在中央又是他自己负第一责任。他坦承自己在农业方面懂得一点，在工业、商业等方面不大懂，表示自己要继续进行学习。这种推心置腹的交流，语重心长的讲话，自我检讨的话语，表明毛泽东在和他们谈心，一下子拉近了领袖与干部之间的距离，成为自我批评中的典范。

    当时会上就有这样的评价：“有些事办错了，也是歪嘴和尚念错经，是下面的错。”福建有人当场表示，“听了主席的讲话，只有一条意见，就是他老人家不该检讨，我们把工作做坏了，为什么叫他老人家检讨呢？说到这里，流了眼泪。会上的很多同志也感动得流下眼泪。”还有一些地委书记、县委书记激动地说；“主席都检讨了，我们还有什么说的？”[86]

    毛泽东在作自我批评，对某些省委书记进行批评和教育的同时，还召开“出气会”（生活会）发动地、县干部对他们进行批评，以整风的形式来开民主生活会，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践行民主集中制，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大会出现了从中央主席到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到各中央局书记、省、地、县委书记纷纷检讨，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热烈场面，人人进行自我批评，人人承担责任，这对解除全党的疑虑，增强党的凝聚力起了重要作用。由批评（出气）到自我批评，毛泽东成功地把握了这一转折，从而使七千人大会实现了克服歧见，上下同心的既定目标。[87]

    毛泽东还要求全党在党外要践行党的群众路线，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在党委会内，要执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遵守党的民主制度。这是因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还是由于没有践行党的思想路线和群众路线，违背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造成的。

    要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就必须立足于群众的根本利益，从群众中来，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集中群众的智慧，制定出方针政策。然后再到群众中去，将制定出的方针政策通过实践的检验不断得到纠正、充实与发展。这就是党的群众路线。

    在党委会内，要执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毛泽东讲了自己在常委和中央政治局内遵守组织原则的情况，希望党的第一书记要遵守组织纪律，执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而不能自己一个人说了算。

    没有高度的民主，就没有高度的集中。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也不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因而践行民主集中制是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条件。

    由此看来，毛泽东在讲话中既对违反民主集中制的现象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又做了耐心的说服教育工作，通过召开“出气会”使批评和自我批评生动地开展了起来。他希望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能够充分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践行民主集中制原则，化解内部矛盾，统一思想，鼓足干劲，继续奋斗。

    （2）关于认识世界的问题。

    毛泽东在讲话中又一次从认识论的角度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出现的错误作了分析。他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经历的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历程中来说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出现曲折的历史必然性，从而使人们能够正确看待探索过程中出现的挫折和失误，坚定社会主义信念，把握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规律。

    毛泽东认为，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也就是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要有一个过程。我们党在对中国如何进行民主革命的认识上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从一九二一年党的建立到一九四五年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一共二十四年，我们党的认识才统一起来。

    为了正确地总结经验，使全党的认识取得一致，从一九四二年春天到一九四五年夏天，我们党用了三年半的时间进行了延安整风，采取民主的方法，执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分清是非，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形成了“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通过整风，才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认识上取得了一致意见，党的总路线和各项具体政策就是在那个时期完全解决的。

    毛泽东进一步说，从党的建立到抗日时期，中间经过了北伐战争和十年土地革命战争。北伐战争胜利了，但是到一九二七年，革命遭到了失败。土地革命战争曾经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红军发展到三十万人，后来遭到挫折，长征后缩小到两万多人。经过了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以后，才纠正了错误路线，确立了正确路线。民主革命时期，我们经过了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在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写了一些论文，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替中央起草过一些关于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那些论文和文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

    毛泽东说，经历了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以后，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抗日时期，我们才制定了合乎情况的党的总路线和一整套具体政策。这个时候，中国革命这个必然王国才被我们认识，我们才有了自由。

    他在讲话中感慨而又坦诚地说，过去那么多年的革命工作，是带着很大的盲目性的。如果有人说，有哪一位同志，比如说中央的任何同志，比如说我自己，对于中国革命的规律，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完全认识了，那是吹牛，你们切记不要信，没有那回事。过去，特别是开始时期，我们只是一股劲儿要革命，至于怎么革法，革些什么，哪些先革，哪些后革，哪些要到下一阶段才革，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没有弄清楚，或者说没有完全弄清楚。

    毛泽东为什么要讲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在认识中国革命规律方面经历的曲折历程呢？

    他说，我讲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在民主革命时期艰难地但是成功地认识中国革命规律这一段历史情况的目的，是想引导同志们理解这样一件事：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

    从历史的类比中，毛泽东进一步谈到了在建设社会主义方面我们还没有经验，经过曲折的历程我们也一定会逐渐认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规律。

    他说，建设社会主义我们还没有经验，我向好几个国家的兄弟党的代表团谈过这个问题。一九六○年美国记者斯诺访华时，当斯诺要毛泽东讲讲中国建设的长期计划时，毛泽东说不晓得。斯诺说毛泽东讲话太谨慎了，毛泽东说，不是谨慎不谨慎，我就是不晓得，就是没有经验呀。毛泽东在大会上坦率地说，同志们，也真是不晓得，我们确实还缺少经验，确实还没有这样一个长期计划。随后，毛泽东又回顾了一九六一年他同蒙哥马利谈话时，也是这样说的。他说，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不会侵略别人。到于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会需要一百多年的时间。

    毛泽东进一步在大会上坦言说：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别人比我懂，少奇同志比我懂，恩来同志比我懂，小平同志比我懂。陈云同志，特别是他，懂得较多。[88]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是也只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

    所有这些农业生产方面的问题，我劝同志们，在工作之暇，认真研究一下，我也还想研究一点。但是到现时止，在这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间逐步地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

    他还说，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间逐步地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一定要下一番苦功，要切实去调查它，研究它。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要到生产大队、生产队，工厂，商店，去蹲点。但是，在领导干部中间，特别是在高级领导干部中间，有一些地方、部门和企业，至今还没有形成风气。有一些省委书记到现在还没有去蹲过点。如果省委书记不去，怎么能叫地委书记、县委书记下去蹲点呢？这个现象不好，必须改变过来。

    毛泽东接着又对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程作了进一步的分析和说明，他认为我们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出现的错误，是因为我们虽然有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但是还没有贯彻这条总路线的方针、政策和办法造成的。

    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现在已经十二年了。这十二年分为前八年和后四年。一九五○年到一九五七年底，是前八年。一九五八年到现在，是后四年。我们这次会议初步总结了后四年的经验。

    他进一步说，有了总路线还不够，还必须在总路线指导之下，在工、农、商、学、兵、政、党各个方面，有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方法，才有可能说服群众和干部，并且把这些当作教材去教育他们，使他们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和统一的行动，然后才有可能取得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的胜利，否则是不可能的。

    毛泽东接着又拿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头八年的历史来作出说明。他说，抗日战争时期，对于民主革命时期的一整套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有了统一的认识，因而有了统一的行动，当时的民主革命取得了胜利。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头八年内，不论是在农村完成土地改革还是农业合作化，在城市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经济建设方面，恢复经济和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不论在革命方面和建设方面，那时都有一条适合客观情况的总路线，以及在总路线指导下的一整套方针、政策和办法，因此教育了干部和群众，统一了他们的认识，工作也就做得比较好。但是那个时候，在经济建设方面，只得照抄苏联，特别是在重工业方面，几乎一切照抄苏联，自己的创造性很少。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同时又是一个缺点，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这当然不是长久之计。

    然后，毛泽东又接着讲了一九五八年后全党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问题。他说，从一九五八年起，我们就确立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一九五八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通过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这一年又办起了人民公社，提出了大跃进的口号。

    他进一步分析说：在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一个相当时间内，我们还没有来得及、也没有可能规定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因为经验还不足。在这种情况下，干部和群众，还得不到一整套的教材，得不到系统的政策教育，也就不可能真正有统一的认识和统一的行动。要经过一段时间，碰过一些钉子，有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才有这样的可能。现在好了，有了这些东西，或者正在制定这些东西。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加妥善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在总路线指导之下，制定一整套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必须通过从群众中来的方法，通过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的方法，对工作中的成功经验和失败经验，作历史的考察，才能找出客观事物所固有的而不是人们主观臆造的规律，才能制定适合情况的各种条例。这件事很重要，请同志们注意到这点。

    他说，我们已经制定、或者正在制定、或者将要制定各个方面的具体政策。已经制定了的，例如农村公社六十条，工业企业七十条，高等教育六十条，科学研究工作十四条，这些条例或者草案已经在实行或者试行，以后还要修改，有些还可能大改。正在制定的，例如商业工作条例。将要制定的，例如中小学教育条例。军队也制定了一些条例。总之，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的工作，都应当好好地总结经验，制定一整套的方针、政策和方法，使他们在正确的轨道上前进。

    他最后谈到了党的队伍问题。他说，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我们党的成分，主要的是工人和贫苦农民，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都在辛辛苦苦地工作。不论在老的和新的党员里面，特别是在新党员里面，都有一些品质不纯和作风不纯的人。他们是个人主义者、官僚主义者、主观主义者，甚至是变了质的分子。还有些人挂着共产党的招牌，但是并不代表工人阶级，而是代表资产阶级。毛泽东提醒全党，党内不纯粹，这一点必须看到，否则我们是要吃亏的。

    为了鼓足全党的干劲，坚定全党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信心，毛泽东在讲话中豪情满怀地说：

    “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为了这个事业，我们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并且同今后世界革命的具体实际，尽可能好一些地结合起来，从实践中一步一步地认识斗争的客观规律。要准备着由于盲目性而遭受到许多的失败和挫折，从而取得经验，取得最后的胜利。由这点出发，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是有许多好处的，设想得短了反而有害。”[89]

    我们看到，毛泽东从认识论的角度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出现的错误作了系统的分析和说明。他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来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论述。

    他从理论上论述了自由和必然的问题。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自由王国的到来，是对必然王国的认识，并利用这种认识通过对世界改造来逐渐实现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我们还处在必然王国，还没有认识客观规律，错误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才出现的。在对出现的错误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总结了经验教训以后，才会逐渐认识到了客观规律，进而利用客观规律来为人类造福，这样就由规律的奴隶变为规律的主人，进入到自由王国了。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是要在实践的基础上，经过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并利用这种认识去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来逐步实现的。在此期间出现的曲折、错误、缺点和失误是难以完全避免的。革命党人不是不犯错误，而是要避免犯以前犯过的错误（即所谓“君子不二过”），特别是要尽可能避免犯大错误。

    毛泽东还通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曲折历程进一步从实践上来说明这个问题。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开始的时候如何进行革命，我们党是没有经验的，走过了曲折的历程。在经过了两次革命胜利和两次失败后，到遵义会议以后我们党才走向成熟，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中国革命由此走向胜利。毛泽东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明自己开始的时候也不知道如何进行中国革命，后来是在总结革命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到抗战前夕和抗战时期才写了一些文章，为中央起草了一些文件，认识了中国革命的规律。这些认识只有在总结了革命的成功经验，汲取了失败的教训以后才会产生，在以前则是不可能的。毛泽东以此来说明我们党在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上出现曲折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

    毛泽东在谈话中还进一步分析说，遵义会议以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头八年，我们之所以比较顺利，不仅是因为有一个总路线，而且还有一套在总路线指导下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我们现在虽然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但是还没有一套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这是我们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出现错误的重要原因。因而我们要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制定一套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这样才能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推向前进。

    这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毛泽东不论是讲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的时候，还是谈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回答得很坦率，说自己当时都是不知道该怎么办。毛泽东的讲话是真诚的，实事求是的。他既没有粉饰，也没有回避，更没有放弃，而是从头开始，和全党同志一起探索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规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这样，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也是这样。这种对革命和建设的执着精神，诚实的态度，是令人敬仰的。

    从中看到，毛泽东从认识论的角度来分析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出现的错误，不论是对自由和必然进行的论述，还是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曲折历程所作的说明，是为了使全党同志认识到，新生事物虽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但其发展的道路是曲折的，是前进性和曲折性的辩证统一，这就是事物发展的辩证逻辑。这样就能够正确认识和对待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以来出现的错误，从中总结出经验教训，形成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继续奋斗。

    （3）对一月三十日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话的若干认识。

    毛泽东一月三十日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虽然讲了六点，但主要是第二点民主集中制问题和第四点关于认识客观世界的问题，中心是一个民主集中制问题。毛泽东在讲话中高屋建瓴，立意深远，诙谐幽默，妙趣横生，坦诚责己，感人肺腑，批评同志，语重心长。他的讲话赢得了与会同志由衷的掌声。

    毛泽东以民主集中制为主题发表讲话，决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在经过调查研究以后，反复思考后才决定的。他认为这是当前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关系到能不能执行党的群众路线，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大问题。因而毛泽东对民主集中制从理论上进行了深入的分析，阐述了民主与集中的辩证关系：

    既不能没有民主，只有集中；也不能没有集中，只有民主。没有民主，只有集中，就会出现长官意志盛行，个人专断；没有集中，只有民主，就是极端民主化，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什么事也办不成。只有高度的民主，才能有高度的集中，只有高度的集中，才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而且联系党内践行民主集中制的实际情况，他在对违背民主集中制原则的现象进行严厉批评的同时，并作了大量的说服教育工作。在讲话中，他引经据典，谈笑风生，朴实无华，入情入理，还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例说明了践行民主集中制，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重要意义。

    毛泽东从认识论的角度来分析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出现的错误问题。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确实出现了不少问题，大谈特谈这些问题，是无济于事的。关键是要运用辩证唯物论对这些问题进行科学的分析，找出致蔽之因，将错误改正掉。当时确实有些人对谈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的错误颇有兴趣，却难以对这些错误的性质及产生这些错误的原因作出深刻的分析和说明，这样下去必然会导致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否定。因而如何正确对待这些错误关系到是肯定还是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严重问题。

    毛泽东从认识论的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还用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所犯的错误进行类比，就是为了说明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角度看，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出现这些错误是难免的，从而使人们正确认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的错误，以便于总结经验，汲取教训，纠正错误，坚定信念，统一思想，鼓足干劲，继续沿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前进。

    毛泽东在讲话中虽然没有直接涉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具体问题，主要立足于民主集中制和认识论两个方面，从宏观上来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出现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和说明，立意高远，见解深刻，深深地打动了与会干部的心。直到今天我们重读这篇讲话，仍为当年毛泽东执着的信念、睿智的语言，坦荡的胸襟，非凡的气魄所折服。但是有些人却不这样看。当年参加七千人大会的邓力群后来回忆说：“对主席的讲话，有些同志评价不高。说老实话，我当时也觉得不过瘾。但事过几十年后，感觉他的讲话确实深刻，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实践的检验。”“当时觉得毛主席讲的不如少奇同志那么有切肤之痛。过后看，主席讲话非常重要，十分深刻。”[90]这种评论是中肯的，也是公正的。

    4、在对经济形势的认识上七千人大会期间党内高层仍然存在分歧。

    七千人大会虽然是本着“统一思想，鼓足干劲”的目的召开的，会议通过开诚布公的讨论，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参与七千人大会的绝大多数干部一致认为，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三面红旗是正确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成绩是主要的，缺点和错误是次要的，出现的缺点和错误是执行中的问题，而并非路线问题，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在这些问题上党内基本达成了共识，取得了一致意见。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与会绝大多数人同意报告对三面红旗的估量，认为应该以整个历史时期的工作来估量，而不应该只从局部或者从短暂时间的工作来估量它。还有的说，三面红旗虽然出现一些问题，但党中央和毛主席在一系列根本问题上，逐步地规定了一套具体的方针政策。例如《农业六十条》、《中央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的指示》等等，这些具体政策的逐步制定和形成，不仅进一步巩固了人民公社集体经济，调动了全体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同时也促发了总路线的无限生命力。这是会议的主流看法。

    后来有的研究人员对于这种主流看法感到不解，带着疑惑访问了十多位仍然健在的当年参加七千人大会的老同志，反复地追问他们：当时您是否认为三面红旗是正确的？大多数人回答说，没有怀疑过它的正确性。这其中包括后来积极主张分田单干的杜润生，当时他也认为三面红旗是正确的。他们表示，毛主席和党中央说是正确的，我们也就不怀疑了。当时是真心实意地认为三面红旗是正确的。[91]

    尽管在会议上达成了这些共识，统一了思想，但并非党内在这些问题上认识就完全一致了，与会的极少数人仍然对此有不同的认识，就是在党内高层在这个问题的认识上也存在着重要分歧，不过这种分歧还是停留在隐性状态，不太明显而已。

    从历史的考察中我们发现，高层分歧在毛泽东、林彪与刘少奇、陈云之间出现了，集中在对经济形势的不同认识上。我们先看毛泽东、林彪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前面我们介绍了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那么，七千人大会期间，毛泽东对经济形势的认识如何呢？

    毛泽东认为，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我们现在正在走出低谷，全党同志要齐心一致，统一思想，鼓足干劲，为促进经济的恢复与发展而奋斗。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一九六一年秋毛泽东在庐山会议期间就认为，经济形势一九六一年到了谷底，从此一天一天向上。这是他对经济形势的基本估计，并且一直坚持这个估计。[92]

    七千人大会召开前夕，毛泽东到地方进行了一次视察，了解到的情况，更进一步坚定了他的这种认识。

    十二月十三日下午毛泽东来到江苏太湖之滨的无锡。十四日上午，听了江苏省委的工作汇报。第二天，又找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等汇报。江渭清汇报说：今年农村粮食计划分配比去年少，但加上自留地、十边田，估计百分之七十的地方比去年好，百分之十五差不多，百分之十五有困难。江苏征购任务已完成百分之九十四，棉花超产，原定征购一百五十万担到二百万担，实际完成二百二十万担。猪、家禽、外贸、财政情况都比较好。

    在谈到形势时，毛泽东兴奋地说：对形势要从积极方面去看，有困难要想办法去战胜它。缺点可以有几千条，但这是可以克服的。不可理不直、气不壮，不要灰溜溜。潜力是很大的，有困难，有办法，有希望。久卧思起，现在是起床的时候了。[93]

    十二月十九日，毛泽东路过天津，又听了河北省委负责人刘子厚、阎达开和天津市委负责人万晓塘等人的汇报。毛泽东着重谈了对形势的估计问题。他说：今年比去年好，形势已经在向好的方面转。农村在向好的转。工业有了七十条，也在向好的转。商业也搞出了一百条。困难不要好久就可以克服，再有一年就过去了，还是大有希望。要弄清总的形势，开会时要讲讲形势，恐怕需要。[94]

    从以上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在谈话中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藐视困难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勇气，体现出了非凡的革命气概。有了困难，就要想办法去战胜，有了错误，就要想方设法去纠正。将困难和错误讲得再严重，对于战胜困难和纠正错误来说也是无济于事的。从这里可以反映出毛泽东对于党内有些人在看待缺点和错误问题上的不满。

    毛泽东认为一九六一年已经到了谷底，经济形势正在向好的方向转化。从地方了解到的情况，更进一步坚定了他的这种认识。这是在七千人大会召开前夕毛泽东关于经济形势问题的基本判断。

    毛泽东的这种认识和判断在林彪的讲话中得到了呼应。林彪在讲话中通过对历史和现实的分析，进一步坚定了人们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认识，鼓舞了士气，增强了人们战胜困难的信心。

    一月二十九日，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中，林彪谈到了三面红旗、如何看待出现的困难、困难的原因及军事方针问题。他在谈到三面红旗的时候，说：

    “我们党所提出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是正确的，是中国革命发展中的创造，人民的创造，党的创造。……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条总路线，毫无疑问是正确的。我们应该采取这条路线，应该采取这种做法。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是需要多、需要快、需要好、能够省的。我们需要鼓足干劲，能够鼓足干劲；需要力争上游，能够力争上游。我们不能有相反的做法，不鼓足干劲的做法，不争上游的做法，少慢差费的做法。……总路线本身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各个组成部分是缺一不可的，如果我们抓到一个方面，丢掉了其他方面，那就不好了。这几年我们工作中产生的一些缺点，不是总路线本身的问题，而是执行中间的毛病。

    关于大跃进，事实证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是可以大跃进、应当大跃进的。所谓大跃进，是从比较来说的。我们不能以一种主观的过高的指标来衡量我们是不是大跃进，而是要根据现实的可能，同我国的历史状况来比，同世界各国的发展状况来比。从这种实事求是的观点来看，即使目前这几年的指标低一点，作为整个历史阶段来看，我们还是大跃进，这一条是无疑的。大跃进是正确的。

    人民公社，具有很多优越性。在开始阶段，我们还没有完整的经验，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人民公社这种制度，把过去初级化（社）、高级化（社）的优点都集中起来了，同时又增加了新的特点，毫无疑问，这种组织，在今后会越来越显示出它的优越性。它将随着实践的经验更加证明是正确的，是能够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更快、更好地发展的。我们的的确确找到了一条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道路。”[95]
从讲话中可以谈到，林彪认为三面红旗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创造。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是正确的，多快与好省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两者缺一不可。这几年工作中出现的缺点错误，不是总路线的问题，而是执行中的问题。

    大跃进也是正确的。事实证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是可以大跃进的。不要以一种主观的过高的指标去衡量是否大跃进，而要从我国具体的实践状况出发来界定大跃进的速度，有时快一点，有时慢一点，这是一种正常的现象。要正确对待这个问题，即使指标低一点，从整个历史阶段来看，也是大跃进的。

    人民公社集中了初级社、高级社的优点，又具有自己的特点。在开始阶段，我们没有经验，出现了一些问题，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今后将会被实践经验证明是正确的，会越来越显示出它的优越性，促进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

    从中可以看到，林彪在讲话中从历史的角度来分析了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这样就从具体的错误中解脱了出来，引导人们要正确看待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

    林彪在讲话中进一步分析了近几年来出现的困难。他说：“两、三年以来，我们国家在某些方面发生了一些困难。这种困难，是多方面造成的。特大的自然灾害，连续的自然灾害，有些地方遭受到毁灭性的自然灾害，这给了我们不可逃避的困难。我们工作上也有一些错误。可是这只是工作上的错误，而不是路线上的错误。”[96]
其实，困难出现了，就要有藐视困难战胜困难的勇气，正确估计遇到的困难，而不能被困难所压倒。从林彪的讲话来看，他并没有将困难看得有多么严重，而是举重若轻，淡然话之，显示了一个共产党人藐视困难战胜困难的大无畏英雄气概。这是值得称道的。

    他又进一步分析说，困难是由多方面造成的。他着重强调了自然灾害在造成困难中的重要作用。这种说法有没有道理呢？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这个时候中国确实遇到了严重的大范围的自然灾害。当时的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正在实现工业化，农业要为工业发展提供资金积累。而当时中国农业抗击自然灾害的能力还比较薄弱，因而一旦遇到大规模的自然灾害，就会给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带来严重的破坏和损失。因而林彪的说法不是没有依据的。当然，这个时候我们工作中也出现了一些错误。这是工作中的错误，而不是路线上的错误。

    应该如何看待这几年出现的错误，如何从错误中汲取教训，林彪说：“我们在物质方面，工业生产、农业生产方面，减少了一些收入，可是我们在精神上却得到了很大的收入。我们有失的一方面，也有得的一方面。这种失的方面的作用，暂时还看不清楚，我们应该相信，我们所得到的经验，将要发挥很大很大的作用。……就像小学生付学费一样，学出来以后作用就很大了。一个小孩子，从上小学起，一直到上大学毕业，十七、八岁的时间，他什么也没有生产出来，相反地，尽吃、尽穿。但是他学了以后，就会起很大的作用。如果没有付出那一点物质和时间，不让他学那么一下，他就不行。

    我们的军队现在不打仗，也经常要打枪、打炮，打了不少的炮弹、子弹，飞机、坦克、兵舰上花了不少的汽油。人就在那里练，而且弄得很疲劳，半夜起来练，练了之后还不是那个人？一点物质都没有增加，相反还消耗了很多物质。付了学费，学到了本事，本事就能够转化为物质，不是转化为原来所消耗的那个相等的物质，而是几倍、几十倍、几百倍增加了的物质。所以，我们要看到，我们付出一点学费是值得的。”[97]

    林彪并没有讳言这几年工作中出现的错误，他承认工农业生产中减少了一些收入，但他并不是孤立地、静止地、片面地看待这个问题，而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观点来分析这个问题。他用小学生付学费和军队训练演习来作比喻，旨在说明失与得之间的辩证关系，在一个时期内，似乎失大于得，但是在总结了经验，取得了教训，认识了规律以后，必然是得大于失。应该说，林彪的这个观点是符合唯物辩证法的。

    林彪在讲话中强调了党的团结的重要性，他说：“在困难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加强党的团结。我想，事情千千万万，项目多得很，而最大的、首要的，是党的团结。

    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应该更加依靠、更加相信党的领导，中央的领导，毛主席的领导，这样，我们才更容易克服困难。”[98]

    林彪在这里强调了克服困难的关键是加强党的团结，全党自觉团结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周围，相信党，相信毛主席，这样才更容易克服困难。这是因为在困难的时候，党的团结就是党的生命。只有维护党的团结，才能增强全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充分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集中全党力量，来战胜困难，走出低谷。这是从政治上来分析问题的。

    关于犯错误的原因，林彪又进一步分析说：“事实证明，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会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难会要小得多。

    我感觉到，我们同志对待许多问题，实际上经常出现三种思想：一种是毛主席的思想，一种是‘左’的思想，一种是右的思想。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可是我们有些同志，不能够很好地体会毛主席的思想，把问题总是向‘左’边拉，向‘左’边偏，说是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实际上是走了样。

    我个人几十年来体会到，毛主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总比较人家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的。他总是在实际的周围，围绕着实际，不脱离实际。……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几十年来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99]

    林彪还详细地阐述了党的军事方针。林彪介绍了我们党与修正主义者对于战争能否避免、战争的前途的分歧，然后又详细阐述了我们党的战争方针及为了贯彻这个方针所采取的措施和庐山会议以后军委工作指导思想等问题。[100]

    后来，有人说林彪的这段讲话是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毛泽东的错误文过饰非，讨好毛泽东，鼓吹个人崇拜，为毛泽东歌功颂德，怀有个人野心，是不是这样呢？

    通过对文献资料的分析，我们认为还不能这样说。林彪在讲话中敬仰毛泽东的话在当时是党内的共识。这里我们引用两则史料来说明这个问题。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薄一波的秘书董宏告诉李慎明说：“周恩来总理曾对薄老说，‘一波呀，毛主席下决心做的事，你可以表示反对，但不要轻易表示反对。在历史上，有几次，我曾认为主席的决策不对，表示反对，但过一段时间都证明他的决策是对的。以后我就谨慎了，不轻易表示反对了。但后来又有一次，我确信主席错了，我坚决表示反对，但实践确又证明是主席对了。因此，对主席的意见和决策，你可以反对，但不要轻易反对。’”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张鼎丞的女儿张延忠告诉李慎明：“1981年决议作出后，几个年轻人对在‘文化大革命’中受了那么多磨难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又那么坚定地维护毛主席的历史贡献和历史地位很不理解，便去请教叶剑英元帅。叶帅对他们说，‘毛、刘、周、朱、陈、林、邓中除了毛主席的后六位，还有各位老帅等其他人，我叶剑英也算一个，从一定意义上讲，哪一个都不是省油的灯，让我们从心底佩服一个人不容易。但在长期的中国革命斗争中，大家逐渐认识了毛主席。别人也都当过头、掌过舵，但都不行。只有毛主席，把我们这些人拢起来，干成了建立新中国并开始建设社会主义这件大事情。’”[101]

    从这两则史料可以看到，毛泽东的声望如日月经天，江河流地，在党内享有崇高的威望，他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不论是周恩来还是叶剑英，他们都认识到毛泽东指出的方向，就是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跟着毛主席走就能取得胜利。这在党内是存在共识的。

    其实，文革后邓小平也说过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的话。[102]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并非他的谄媚之言，而是讲的历史结论。这反映了党内的共同心声。

    当时参加七千人大会的人当时是如何看待林彪的讲话的呢？

    时任经委副主任的袁宝华后来回忆说：“具体对林彪的报告怎么看？情况是这样的：1月29日下午开大会，林彪做报告。林彪的报告大家听了感到很新奇。怎么很新奇呢，他说了很多部队里边大家想不到的事情，而且他讲了以后，毛主席即席讲了几句话，对他很赞赏，所以30号大家讨论林彪的讲话时，对他的讲话还是挺感兴趣，感觉林彪这个人还是实事求是的。因为，我们在战争期间都是从最困难处着想的。当时是这么一个看法。没有感觉到林彪与少奇的讲话有什么不同。林彪说了一句犯错误是因为没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成功是按毛主席的指示做了。这个话大家也赞成，这是个原则话。”[103]

    杜润生后来也说：“毛主席提倡搞‘大跃进’，后来居上，有道理，毛本人没有提倡搞浮夸。”“我想林彪是个很复杂的人，我和他在中南局一起相处过，他是中南局的第一书记，我是秘书长。我接触他，只知他是讲话简明中肯。他七千人大会上讲话，主要是反对刘少奇——这是后来的感觉。”“当时觉得林彪说得对，那么是不是觉着刘少奇讲‘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不对呢？不是的，也觉着刘讲得对，因为这是实感，真正的感觉。但认为‘人祸’不是毛主席一个人的问题，是集体行为。当时党内有不少人搞浮夸，说大话，人祸是实。”[104]

    从袁宝华与杜润生的回忆中可以看到，当时他们对林彪的讲话是称赞的，并没有觉得林彪的讲话与刘少奇的讲话不什么不同，感到林彪还是实事求是的，他的讲话言简意赅，切中要害，也是对的。林彪在讲话中说的几句对毛泽东敬仰的话，也是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他们也是赞同的。那么，其他与会者对林彪的讲话是什么态度呢？

    东北有人说：听林彪的讲话，大家反映是上了一次毛泽东思想的课，特别是对林彪所讲的三年大跃进的得失问题，付学费问题和坚决跟毛主席走的问题，大家认为讲得十分深刻透彻，是马列主义的实事求是的分析，很有说服力。

    会上还有不少人反映，对林总提出的“跟着毛主席走永远不会犯错误”感受很深。还有人说，林总的报告，是一个根据毛泽东思想，从实际出发，具体地解决各项实际问题的范例。

    会上还有人说：听了林总的报告，感受很深，使大家更进一步认识到1959年庐山会议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的必要性和正确性。[105]

    由此我们看到，在林彪发表讲话以后，影响很大，反映了与会干部的共同心声，在他们中间产生了强烈共鸣，于是纷纷称赞林彪的讲话，认为是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

    当然，也有人对此持有不同看法，比如大跃进期间被定性为右倾的杨国殿，当时以河南鲁山县县委书记身份出席会议，他说：林彪讲话是袒护毛主席的，什么交学费了，毛泽东离正确总是八九不离十了，我心里清楚，有很多错误的东西是毛主席提出的嘛！林彪在那里讲得天花乱坠，不实事求是呀！[106]

    有杨国殿这种想法的人，不仅他一个，在七千人大会上还有，但这是少数人的想法，在当时不占主流地位。这反映了七千人大会期间的一种动态，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林彪在讲话中颂扬毛泽东的话，并非谄媚之言，而是在党内在着深厚的基础的。他的讲话有着历史依据，反映了与会广大干部的共同心声。

    我们不能因为林彪后来在文革中走向叛党叛国之路，就由结果去逆推原因，说他这个时候谄媚于毛泽东，就有个人野心，要攫取党和军队的领导权。而是要着眼于当时客观情况，看到林彪当时运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方面进行的精彩分析，弄清林彪讲话的真实态度，对林彪讲话给予准确的定位。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期间的指导思想的某些方面，虽然还要随着实践的检验不断得到修正、充实与发展，但是这个指导思想是正确的。当然，这个时期毛泽东也提出或同意过一些错误主张，比如说一九五八年钢铁翻一番，“四高”和几个“大办”。毛泽东自己对此也并不讳言，而是在大会上作了自我批评。但是，作出这些决策的原因还是复杂的。比如决定钢铁翻番就与冶金部部长王鹤寿多次提供的钢铁生产顺利发展的材料有关，也与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的报告和汇报有关，还受到了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提出的一九五九年华东五省市（不含山东）钢的生产能力达到800万吨的影响。[107]几个大办也是这样。这是具体工作中的问题，执行方面的方面。如果从中央到地方的绝大多数干部都坚持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向上级准确反映情况，又怎么会发生那样严重的问题呢？因而林彪说出现的这些困难，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恰恰是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思想去做，不是没有依据的。

    林彪在讲话中透射出一种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这是因为出现困难以后，大讲特讲困难是没有意义的。要战略上藐视困难，战术上重视困难，分析造成困难的原因，找到克服困难的方法。他以乐观的态度，恢弘的气势，坚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从中国革命斗争的实践出发，联系党史和军史的发展历史，在讲话中条理分明，侃侃而谈，分析了当时我们遇到的困难及出现这些困难的原因，进一步统一了人们的思想，鼓舞了人们克服困难的信心和勇气。

    林彪的讲话是有着历史和现实依据的，他具有社会主义的宏大眼光，以乐观自信的态度，对当前出现的严重困难及军事方针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这种在困难面前不弯腰，对社会主义的执着信念是令人赞赏的。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才在林彪讲话之后说：“林彪同志讲了一篇很好的讲话，关于党的路线，关于党的军事方针。我希望把它整理一下。给你一个星期、半个月搞出来。”[108]

    三月二十日，毛泽东在审阅了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的整理稿后，写下批语：“此件通看了一遍，是一篇很好、很有份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109]

    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及经济形势的估计，并不是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内部完全取得了一致意见，而是仍然存在分歧。这种分歧在刘少奇发表的大会讲话和陈云婉拒发表讲话上反映了出来。

    我们先看刘少奇在大会上发表的讲话。

    刘少奇一月二十七日在七千人大会上发表长篇讲话，谈了当面遇到的困难、造成困难的原因、成绩和错误问题及如何看待三面红旗的问题。对这些问题作出了分析和说明。

    在谈到当时面临的形势问题时，刘少奇说：“关于目前的国内形势，实事求是地说，我们在经济方面是有相当大的困难的。我们应该承认这一点。当前的困难表现在：人民吃的粮食不够，副食品不够，肉、油等东西不够；穿的也不够，布太少了；用的也不那么够。就是说，人民的吃、穿、用都不足。为什么不足？这是因为一九五九年、一九六○年、一九六一年这三年，我们的农业不是增产，而是减产了。减产的数量不是很小，而是相当大。工业生产在一九六一年也减产了，据统计，减产百分之四十，或者还多一点。一九六二年的工业生产也难于上升。这就是说，去年和今年的工业生产都是减产的。由于农业生产、工业生产都是减产，所以各方面的需要都感到不够。这种形势，对于许多同志来说，是出乎意料的。两三年以前，我们原来以为，在农业和工业方面，这几年都会有大跃进。在过去几年中，的确有一段时间是大跃进的。可是，现在不仅没有进，反而退了许多，出现了一个大的马鞍形。这种情况是不是应该承认呢？我想，要实事求是，应该承认事实就是这样。”[110]

    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中承认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111]，他却又说当前经济形势还面临着相当大的困难，这种困难表现在吃、穿、用的不足上。这是因为农业连续三年减产和一九六一年工业减产造成的。他认为应该承认事实是这样。

    刘少奇在讲话中进一步分析了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他说：“这种困难的形势是怎样出现的呢？为什么没有增产，吃、穿、用没有增加，而且减少了呢？原因在哪里？原因不外乎两条：一条是天灾。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使我们的农业和工业减产了。还有一条，就是从一九五八年以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这两个原因，哪一个是主要的呢？到底天灾是主要原因呢？还是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呢？各个地方的情况不一样。应该根据各个地方的具体情况，实事求是地向群众加以说明。有些地方的农业和工业减产，主要的原因是天灾。有些地方，减产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灾，而是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去年我回到湖南一个地方去，那里也发生了很大的困难。我问农民：你们的困难是由于什么原因？有没有天灾？他们说：天灾有，但是小，产生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后来我调查了一下。那地方有几个水塘，我问他们：一九六○年这个水塘干了没有？他们说：没有干。塘里的水没有车干。塘里有水，可见那里天灾的确不是那么严重。就全国总的情况来说，我在书面报告中是这样讲的：我们所以发生相当大的困难，一方面是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的影响，另一方面，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于我们工作上和作风上的缺点和错误所引起的。至于某一个省、某一个地区、县究竟怎么样，你们可以根据情况，讨论一下，实事求是地作出判断。”[112]

    在谈到我们工作中发生错误的原因时，刘少奇说：“原因之一，是因为我们在建设工作中的经验还不够。另一方面，我们不少领导同志又不够谦虚谨慎，有了骄傲自满情绪，违反了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党内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113]

    从刘少奇的讲话中可以看到，他认为出现困难的原因是由于自然灾害和工作中的缺点错误造成的。不论从他关于自然灾害和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的论述，还是从他引用农民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评价中，显然可以看出他认为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主要的。

    刘少奇在讲话中谈到自然灾害对经济困难的影响时，存在淡化自然灾害的倾向。这是因为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当时全国发生了大范围的自然灾害，西北、华北、山东、河南发生了连续的大旱。[114]我们还要看到，当时中国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还处于初步阶段，没有机械化的抽水设备，大部分农田还是旱地，农业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非常薄弱。因而自然灾害对农业收成的影响是极为严重的。

    刘少奇引用湖南农民“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话来说明造成经济困难的原因，这是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出现的损失称为“人祸”，这种称呼显然是不妥当的。虽然刘少奇对此作了进一步的分析，认为这是由于经验不够，不少领导同志又不够谦虚谨慎，有了骄傲自满情绪，违反了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造成的。但是将党领导全国人民在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发生的缺点错误称作“人祸”，就会使人产生如果不搞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就不会发生这些缺点错误的认识。因为在这种称呼里面实际上包涵着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否定的因素，会极易造成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后果。

    在谈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的成绩和缺点，那一个占主要地位时，刘少奇说：“总的来说，一九五八年以来，我们的成绩还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缺点和错误是次要的，是第二位的。我们在工业交通建设上有很大的成绩，在农田水利建设上也有很大的成绩。我们在政治上、思想上，在商业、文教、军事等各个方面，都有很大的成绩。不能否认这些成绩，不能抹煞这些成绩。总的讲，是不是可以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缺点和成绩。是不是可以这样讲呢？书面报告上是没有这样讲的，那里只说成绩是第一位的，缺点、错误是第二位的。到底是多少，比重怎么样，书面报告上没有判断。”[115]

    “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如果说这些地方的缺点和错误只是三个指头，成绩还有七个指头，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不能说服人的。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全面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这个问题，可以由各省委、各地委、各县委，实事求是地讨论一下，作一个初步的判断。第二年还可以再讨论一下，又作出一个判断。第三年、第四年、第五年，还可以再讨论，再判断。”[116]

    刘少奇认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当然这也是全党的共识。他在讲话中又进一步对成绩和缺点作出了三七开的评价，七分成绩，三分缺点。这是对全国说的，当然就各地来说，可以根据本地情况再作评价。这个提法虽然没有在书面报告中明确讲，但根据当时的情况来分析，是不会引起根本性分歧的。

    在谈到所犯错误的性质及应负的责任时，刘少奇说：“我们这几年所犯的错误的性质，在书面报告上已经说过了。我们犯的不是路线性质的错误，而是在执行总路线中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在执行总路线的过程中，在某些时候，发生了片面性。比如只注意多快，对于好省注意不够，或者没有注意；只注意数量，对于品种、质量注意不够。多快好省本来是对的，但我们没有全部照着做，没有做好。全面做好多快好省，是不容易的，需要经过若干次的反复，才能做好。”

    “关于我们这几年工作中发生的缺点和错误的责任，我们在书面报告中讲过，首先要负责任的是中央，其次要负责任的是省、市、自治区一级党委，再其次才是省以下的各级党委。所谓中央负责，包括中央各部门，包括国务院和国务院所属的各部门。（毛泽东：包括中央一些不恰当的东西。）包括中央本身发出的一些不恰当的指示、文件和口号。”[117]

    刘少奇认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所犯的错误，其性质不是路线错误，而是执行路线过程中所犯的错误，只注重多快，不注重好省，只注重数量，不注重质量和品种造成的。错误首先应该由中央负责，其次是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再其次是省以下各级党委负责。这基本上还是按照书面报告的表述来讲的。

    这里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期间刘少奇是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领导人，作为党的接班人，当时他在党内的地位仅次于毛泽东，在讲话中他却只是讲到了中央首先应负责任的问题，没有谈到他个人在其中有什么错误，应付什么责任，也没有作出自我批评，这与毛泽东在大会上发表的自我批评的讲话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是发人深思的。

    在谈到应该如何看待三面红旗的问题时，刘少奇说：“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再经过五年、十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可以更进一步地作出结论。”[118]

    虽然在书面报告中，刘少奇肯定了三面红旗是正确的，但是在讲话中他却又对三面红旗发生动摇，说三面红旗还要经过时间的检验。这个说法也与他前文所说的总路线是正确的，所犯错误是执行中的错误产生了矛盾。这种心态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

    刘少奇在讲话中对书面报告的基本精神作了解释和说明。这个讲话显露出刘少奇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及当前形势的真实认识。从刘少奇讲话的基调上来看，他的心情是沉重的，认为当前面临的形势是严重的。我们承认在出现困难的时候，应该对困难有一个全面真实的认识。刘少奇通过实地调查，对这个问题有了切身的认识，在大会上形象地讲了出来，这本来是难得的，也是无可厚非的。

    他在讲话中列举了大量的事实，对当前的经济形势、造成困难的原因、成绩与错误的估计、错误的性质及应负责任和如何看待三面红旗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应该说他谈到的不少问题还是确实的，他在讲话中直面困难，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造成的损失所作的痛心疾首的陈述，也是感人肺腑的。

    但是，我们也不能不说，刘少奇虽然指出了当前存在的严重困难，并对此作了分析和说明，但是他对困难的真实情况、造成困难的原因以及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认识还停留在感性认识阶段。他没有从中国社会发展的角度对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有一个深刻的认识，没有真正认识到三面红旗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尝试，反而被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出现的错误迷住了眼睛，这样也就难以正确地估计当前的形势。

    虽然在书面报告中刘少奇也说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正确的，但是从他对待产生困难的原因及对三面红旗的表述来看，他似乎已对三面红旗发生了动摇。这到底是他讲话时表述上的口误，还是他内心真实的想法呢？如果与刘少奇在随后刮起的“黑暗风”、“单干风”上的态度联系起来进行分析，这个问题也就水落石出了。

七千人大会期间中央领导层在经济形势问题上的分歧，在陈云没有发表讲话上也表现了出来。

    七千人大会上七位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的六位都发表了讲话，陈云是唯一没有在大会上讲话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曾请他在大会上讲话，陈云以“在做工业调查，还没有调查完，现在还没有把握来讲”为由婉拒了。[119]毛泽东说：陈云“不调查清楚他就不讲话”。“这一次我说请他讲话，他说不讲。我说你哪一年讲？他说过半年可以讲。”陈云所以没有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话，主要原因是他感到“对于困难的程度，克服困难的快慢，在高级干部中看法并不完全一致。”后来，他是这样回忆的：“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毛主席要我讲话，我不讲话，主要是和稀泥这不是我陈云的性格，同时不能给毛主席难堪。”[120]

    从中可以看到，陈云以没有搞好工业调查为由拒绝在大会上讲话。当毛泽东问他什么时候可以讲时，他说半年以后。其实，这不过是一个托辞罢了，因为只过了十四天（并非他说的半年），他就在中南海西楼会议上就经济形势问题发表了长篇讲话。[121]这表明他当时并非没有调查好，只是不愿意在七千人大会上发表讲话而已。

    陈云后来的回忆也进一步表明，他并不同意毛泽东对经济形势的判断。既然他不赞同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对形势的判断，又不愿公开表示反对意见，因而拒绝在大会上发表讲话也就成为他的首要选择了。

    从刘少奇的讲话和陈云婉拒发表讲话可以看出，当时在经济形势的认识方面，他们是存在不同意见的。对此，毛泽东也不是没有察觉。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日，毛泽东在北戴河同中共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等谈话时说：“七千人大会有纲，也有目，把一些缺点错误讲得严重了一些，以后在4、5月更讲得严重。”[122]这表明毛泽东对于他们的不同意见是有看法的。

    当然，这种不同意见是以委婉的方式反映出来。这还是由于认识的分歧所致。这种认识的分歧影响到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认识，并直接关系到中国社会的发展道路问题，因而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这样我们看到，在对经济形势的认识上，党内高层是存在分歧的。从文献资料中看到，这种分歧表现在毛泽东、林彪和刘少奇、陈云之间认识的不同上。这种对经济形势上的分歧，又会影响到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认识，并进而波及到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这也就不难理解，几个月后当“黑暗风”、“单干风”刮起的时候，刘少奇、陈云不仅不加以制止，而且还推波助澜，积极参与其中了。

    5、对七千人大会的简短小结。

    七千人大会决定举行后，毛泽东要求中央书记处专门研究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中央发出的文件，系统地看一看，究竟中央的责任在哪里，毛病出在哪里。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邓小平告诉陈伯达，要他抽调人员来解决这个问题，看一看一九五八年北戴河会议以来的中央文件，究竟有哪些指示不对，开个帐单子，并为中央书记处起草一个报告。

    陈伯达带领一部分工作人员，将这些文件清理、归纳、整理以后，编了两个本子：

    一本是毛泽东在这个阶段的语录，反映总路线及其方针政策的议论，这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指导思想。在这方面研究的结果表明，这个指导思想是正确的，而这个时候制定的若干具体政策措施，是与其相违背的。这个本子经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通过后，以《毛泽东同志论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和在两条战线上的斗争》的名义印发会议；

    一本是具体的中央指示、批转的文件，这是中央各部门制定后，经中央书记处批转全党执行的，问题主要出在这个方面。邓小平检讨了中央书记处在这方面的责任问题。[123]

    毛泽东要求对中央发出的文件进行系统清理，就是希望借此检讨中央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的缺点错误，以便于通过七千人大会的讨论，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沿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继续前进。

    这是因为经过一九六一年全党上下大兴调查研究，制定了一系列条例，调整了人民公社体制，农业生产在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进一步总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的经验教训，统一思想，鼓足干劲，坚定信心，克服困难，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决定召开一次空前规模的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

    这是一次空前规模的政治生活会，也是一次整风会，从中央到地方的五级干部，共七千多人参加。除陈云外，中央政治局的六位常委都在大会上发表了讲话。毛泽东讲话的中心是民主集中制问题，高屋建瓴地分析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出现问题的原因，在大会上作了严肃的自我批评，向与会干部说明了中央和自己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上的责任问题。毛泽东不仅从理论上分析了民主集中制，还以实际行动进行了严肃的自我批评，为全党做出了表率。为了消除省委和地、县委领导之间的隔阂，打通他们之间的思想联系，进一步践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开好这次政治生活会，根据会议期间的实际情况，他又提议召开了“出气会”。

    大会通过的书面报告是在践行民主集中制原则的过程中产生出来的，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报告草案事先没有在中央政治局内部充分讨论就直接下发到与会干部手中。为了进一步发扬民主，集思广益，报告起草委员会还吸收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及若干省委第一书记参加。报告就是在践行民主集中制原则的过程中，经过反复修改才最终定稿的。

    这次大会确实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解决了全党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方面的认识问题，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践行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统一了思想，鼓足了干劲，探索了在新形势下改进党内民主和作风的新途径。通过这次大会，在对三面红旗的认识方面，初步达成了共识，取得了巨大成效。这是在践行党的民主集中制方面的重要尝试。

    当然，我们也看到，中央高层在对形势的认识方面仍然存在着分歧。刘少奇在大会上的讲话和陈云婉拒在大会上发表讲话，就是这种分歧的重要表现。这种分歧又与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认识联系到一起，直接影响到对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选择，随后在发生的“黑暗风”、“单干风”的问题上反映了出来。

    总起来说，七千人大会既是一次政治生活会，又是一次整风会，使全党在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问题上，统一了思想，取得了共识。通过践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使全党在党的民主与作风乃至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方面进行了一次有益的探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样的政治生活会和整风会，能不能作为一种经常性的制度稳定下来，并取得根本性成效，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还有待于实践的进一步检验。

    五、七千人大会后，在经济调整和恢复的过程中出现了右的倾向。毛泽东领导全党通过党内整风的方式，批判了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反击了右倾，在坚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方向的基础上，使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从前文的研究中可以看到，七千人大会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党内高层在对经济形势的估计上仍然存在着不同意见。七千人大会以后，在进行调整的过程中，当发现了一九六一年存在着三十多亿元的财政赤字以后，刘少奇、陈云等领导人在党内高层会议上明确表示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对形势的估计比较严重，甚至还说这是非常时期。鉴于此，刘少奇、陈云等中央政治局多数常委认为要采取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的方式来克服困难。这个时候，彭德怀向中央写了“八万言书”的长信，要求中央对他的问题重新进行审查，小说《刘志丹》（上册送审样书）也有为高岗翻案的意向。于是在党内出现了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反对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毛泽东召开了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及八届十中全会，通过党内整风，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比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打击了党内业已出现的右的倾向，坚持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保证了调整工作的顺利完成。

    下面我们对七千人大会后党内出现的右倾及反右倾作一简要的回顾。

    按照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书面报告对形势的估计，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一九六二年要抓紧的工作环节是精兵简政，增产节约，稳定市场，整顿秩序。如果这个目标实现了，到一九六三年就有可能在农业和工业方面扭转被动局面，争取更多的主动，为实现十年的奋斗目标创造有利的条件。但不久，刘少奇发现一九六一年实际上存在着三十多亿元财政赤字，如不采取措施，一九六二年的财政有出现更大赤字的危险。他感到有必要召开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对当前形势和存在的严重困难重新进行研究。

    二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二日，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后称西楼会议）。应刘少奇的要求，陈云在二十三日的会议上就目前的财政经济形势和克服困难的办法发表了讲话。

    陈云分析了目前财政经济方面的困难，同时提出六条克服困难的意见。陈云的这个讲话，成为西楼会议和随后出台的进行大幅度调整的一系列政策的基础。

    刘少奇非常赞同陈云的意见。他在插话和会议的结论里指出：中央工作会议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说漆黑一团，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现在处于恢复时期，但与一九四九年后的三年情况不一样，是个不正常的时期，带有非常时期的性质，不能用平常的办法，要用非常的办法，把调整经济的措施贯彻下去。

    西楼会议是七千人大会的继续，它在七千人大会认清形势、统一认识的基础上，初步检查了一九五八年以来特别是当前的国家财政收支情况，摸清了多年来想搞清楚而没能搞清楚的家底，使党中央和国务院真正认识到当时面临的财政赤字的危险性。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是有意义的。

    我们也注意到，在七千人大会上以没有搞好调查为由婉拒发表讲话的陈云，仅仅隔了十四天就在西楼会议上发表了长篇讲话，提出了对经济形势的看法和经济工作的系统意见。刘少奇同意陈云的讲话，而且还说现在处于“非常时期”，要用“非常的办法”来解决。这表明西楼会议推翻了七千人大会上对经济形势的判断，也为将要采取的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开了绿灯，为后来党内斗争埋下了隐患。

    会议作出三项决定：一，现在经济上处于非常时期，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大力恢复农业，稳定市场，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二，今后十年，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调整阶段，主要是恢复，部分有发展；后一个阶段，是发展阶段，主要是发展，也还有部分的恢复；三，由陈云、李富春和李先念向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传达这次会议的精神和中央的方针。

    二月二十六日，国务院召开有各部委成员参加的扩大会议。陈云、李先念、李富春分别作了讲话。三月十八日，在刘少奇的建议下，中共中央批转了这三个讲话。

    三月七日和八日，中央财经小组召开会议。中央财经小组是在西楼会议开过不久酝酿恢复成立的。由陈云担任组长，李富春、李先念担任副组长，周恩来等为财经小组成员。

    在七日的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陈云再次就如何恢复生产、克服困难问题讲话。他强调，必须明确认识现在是恢复阶段。对一九六二年计划要进行相当大的调整，把重点放在农业和市场上，对重工业和基本建设指标，要“伤筋动骨”。

    三月八日，周恩来讲话。他在讲话中说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又说目前财政经济的困难是相当严重的，而且有些困难我们可能还没有看到，没有预计到。在对形势的估计方面，他尽量同七千人大会的提法相衔接。
三月十二日和十三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和通过中央批转陈云、李富春、李先念在国务院扩大会议上讲话的批语等。刘少奇在会议上表示，通过的这些文件在毛主席同意后就下发，否则，回来再议。

    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三月十六日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这次会议情况。毛泽东看了陈云、李富春、李先念的讲话稿。十七日，毛泽东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开会，同意转发三人讲话（发至省军级），同意陈云担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从文献资料中看到，毛泽东同意西楼会议，只是说“调整时期要成为一个阶段”，而没有说对形势的估计问题。刘、周、邓向毛汇报时，关于对形势的估计问题，毛泽东没有表态，实际上是有保留的。

    这种保留还表现在毛泽东对刘少奇要印发陈云关于经济问题的意见和讲话的态度上。

    四月十六日，刘少奇致信毛泽东。信中谈到，他最近要邓力群将陈云几年来有关经济工作的一些意见搞了一个摘要，今年三月七日陈云在财经小组会议上的讲话，也值得一看。这几个文件已经发给中央常委、书记处和中央财经小组各同志，是否还要发给其他同志，请主席阅后酌定。毛泽东看了陈云三月七日的讲话，重要之处还画了杠杠。但对刘少奇的信没有表态。

    虽然毛泽东没有表态，但是刘少奇根据他和陈云对经济形势的判断，为了统一全党思想，进一步调整一九六二年国民经济计划，五月七日至十一日，由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成员，各中央局第一书记，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会议着重讨论了《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讨论一九六二年调整计划的报告（草案）》。

    中央一线领导同志对经济形势判断上的分歧在周恩来和刘少奇会议上的讲话中表现了出来。

    周恩来在讲话中，对形势的估计，仍然重申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书面报告所作的分析，即从全国来说，最困难的时期已经基本渡过了，但是目前还是处在一个严重困难的时期。他估计，调整的时期要相当长，一般地说，第三个五年计划恐怕就是个调整时期。

    刘少奇在讲话中重申了自西楼会议后他对经济形势的基本估计。他说：“目前的经济形势到底怎么样？我看，应该说是一个很困难的形势。从经济上来看，总的讲，不是大好形势，没有大好形势，而是一种困难的形势。”“我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了这样一句话：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这一句话，现在大家都抓到了。最困难的时期是不是已经过去了？恐怕应该说，有些地区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但在城市里面，在工业中间，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他认为“现在的主要危险还是对困难估计不够。”

    这次会议确定进一步调整一九六二年计划的各项指标。中央财经小组吸取会议讨论的意见，修改和充实了《关于讨论一九六二年调整计划的报告》。

    这样可以看到，就是中央一线领导同志在对经济形势的认识上也存在着分歧。其实地方负责同志也有不同意见，这在七月二日召开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表现了出来。会上谈到几个中央局主要负责人对这一段时间老是讲错误、讲困难，有意见。还谈到据陶铸、柯庆施讲，毛泽东也表示恐怕讲错误差不多了，讲困难是否也差不多了，以后要讲克服困难。对此，彭真提出：“讲困难缺点到此为止，转为积极方面。”邓小平说：“我倾向这样。”

    在对形势的判断上，周恩来与毛泽东的看法是一致的，而刘少奇和陈云的看法是相同的。到一九六二年八月北戴河会议上，在形势估计问题上的不同看法就十分清楚了。虽然刘少奇和陈云对形势的认识，是从应对最困难的局面出发的，但是从后来经济恢复的实践情况看，他们还是对困难和黑暗看得过重了。这就是后来被批评的黑暗风的由来。

    下面我们来看为克服困难采取的措施上的分歧。

    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仍然牵挂着农业问题。农业“六十条”下发快一年了，基本核算单位下放的工作，各地正在抓紧进行，农村和农业的情况究竟怎样，“六十条”贯彻执行的情况如何，毛泽东非常希望了解这方面的真实情况。

    二月二十五日，毛泽东要田家英再组织一个调查组，主要是了解贯彻执行“六十条”的情况和问题。他指定了四个调查地点，都在湖南。一个是毛泽东的家乡湘潭韶山，一个是刘少奇的家乡宁乡炭子冲，还有湘乡唐家圫（毛泽东的外祖家）和长沙天华大队（一九六一年刘少奇蹲点的地方）。很快，田家英组织了一个十七人的调查组。三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在武汉东湖招待所接见了调查组全体成员，向调查组提出了几点注意事项。三月底，田家英带领调查组分别去了韶山、炭子冲和唐家圫。天华大队一直没有去。

    田家英在调查中间，遇到一个突出而又出乎意料的情况，就是一些地方的农民普遍要求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因而他逐渐萌生了用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渡过暂时困难的想法。五月初他到上海向毛泽东汇报时，曾反映过农民要求包产到户的情况。毛泽东反应冷漠，对田家英说：“我们是要走群众路线的，但有的时候，也不能完全听群众的，比如要搞包产到户就不能听。”

    田家英回到北京时，毛泽东还在外地，他立即向刘少奇汇报。刘少奇同意田家英在汇报中提出的分田到户的意见。还说，再这样下去，无产阶级专政要垮台，我现在一天也不敢离开北京。田家英问刘少奇，他关于分田到户的意见可不可以报告主席。刘少奇说，可以。

    毛泽东七月六日清晨回到北京，当天就在中南海游泳池召见田家英。田家英向毛泽东汇报了自己的意见。等到田家英讲完了，毛泽东突然提出一个问题：“你的主张是以集体经济为主，还是以个体经济为主？”毛泽东接着又问：“这个你个人的意见，还是其他人的意见？”田家英回答：“是我个人的意见。”毛泽东再没有说什么。谈话就这样结束了。

    直接向毛泽东当面陈述意见的，还有陈云。陈云六月二十四日回到北京后，就分田到户的问题同刘少奇、周恩来、林彪、邓小平等人交换过意见，大家的看法大体一致或者没有表示不同的意见。（据陈云后来回忆，刘少奇、林彪、邓小平当时赞成分田到户的意见，周恩来第一天说要考虑一下，第三天又说既然耕牛农具已经合了，不应再散。[124]也有资料显示周恩来未置可否。）七月六日，陈云致信毛泽东，说：“对于农业恢复问题的办法，我想了一些意见，希望与你谈一次，估计一小时够了。我可以走路了，可以到你处来。”

    当天下午，毛泽东约见了他。陈云申述了主张实行分田到户的理由。他还说，分田到户不会产生两极分化，不会影响征购，恢复只要四年，否则需要八年。把陈云后来回忆说：“谈话以后，毛泽东同志很生气。”

    七月十七日，邓子恢向毛泽东陈述了实行包产到户的意见。他说， “责任田”实际上是一种联产计酬的生产责任制，不是单干，有强大的生命力，广大农民不愿改变。关于这次谈话的情况，据后来毛泽东说：他（邓子恢。——引者注）向我谈了，他也向别的同志谈了。他要保荐，认为这是唯一正确的管理方法。那个时候，我给他提出几个问题。我一提出一个问题，他就不答复，他讲他的。我又提出，他又不答复我的问题。所以，我跟他谈了一个半钟头的话，我就受了一个半钟头的训。不是什么谈话，是受他的训。因为我给他提出的问题，他不答复嘛。

    我们看到，田家英、陈云、邓子恢向毛泽东提议实行包产到户和分田田到户。具体说来，陈云、田家英主张实行分田到户，邓子恢主张实行包产到户。而且这已经获得了中央政治局多数常委的同意和支持。这种动向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警觉。当时刘少奇在一线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毛泽东把刘少奇找去，责备他没有顶住。还说，要是我不在世了，“你怎么办？”。[125]

    毛泽东为什么对此产生了高度的警觉，对这个问题看得如此严重呢？

    这是因为分田到户就是否定农业合作化成果，又使农村回到了小农经济时代，这会对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乃至国家全民所有制经济带来毁灭性的破坏。实行包产到户也会造成同样的后果。[126]这是一种严重的动向。毛泽东不仅洞悉实行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后会造成的严重后果，而且他还了解到，在制定了农业“六十条”，重新确立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将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相当于初级社的生产队后，农业生产在逐渐得到恢复和发展。

    毛泽东六月三十日离开武汉。在返京途中，向几个省的负责人着重了解他十分关心的夏收情况。在郑州，从刘建勋那里得知麦收不那么坏，预计秋收还要好一点。在济南，从山东省委的汇报里，了解到“情况大变”，除了德州、惠民等地遭灾外，农村形势不坏。麦收四十二亿斤，比原来估计的二十九亿斤增加了十三亿斤。而河南、山东是几年来农业减产最严重、经济最困难的两个省份。此前，六月十八日，在长沙同湘潭地委书记华国锋谈话时，了解到湘潭地区夏粮增产了十亿斤。他七月五日到了天津，听刘子厚汇报时也说：“今年河南麦收秩序空前好。湖南也很好。麦收秩序空前好，出乎干部群众的意料。”这些情况，对毛泽东作形势估计是很有影响的。

    鉴于此，毛泽东召开一系列会议，通过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来解决这个问题了。

    七月八日，毛泽东在他的住处召开由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伯达、田家英等人参加的会议。会上，毛泽东介绍了河南、山东两省的夏收情况，说形势并不那么坏，建议刘少奇等找河南、山东、江西的同志谈谈，了解一下农村的形势。毛泽东表明了他对包产到户的反对态度，批评田家英到北京不修改“六十条”，却热心搞什么包产到户、分田单干。他指定陈伯达为中央起草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
这时，中央常委的同志都已经清楚毛泽东对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的明确态度。七月十八日，刘少奇在对中直机关和国家机关下放干部的讲话中，讲了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问题。同一天（七月十八日），中央紧急下发了《关于不要在报纸上宣传“包产到户”等问题的通知》。

    七月十九日，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在会上谈到是走集体道路还是走个体经济道路？对计委、商业部不满意，要反分散主义。

    七月二十日，毛泽东同前来参加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的各中央局第一书记谈话。他批评了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的意见，将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提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高度，要人们想一想现在形势是一片黑暗还是有点光明的问题。

    七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将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和第二书记王任重在广西桂林专区龙胜县主持召开的关于巩固生产队集体经济问题座谈会的记录印发中央工作会议。

    七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审阅了《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草案）》，并决定作为中央工作会议文件之一印发会议。

    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从七月二十五日至八月二十四日，整整开了一个月。会议通过的文件，毛泽东最看重的，是《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

    七月二十八日下午，毛泽东在北戴河住地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各中央局第一书记都参加了。

    八月二日晚，毛泽东同华北地区负责人谈话。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等参加。
    八月三日，同西北地区负责人谈话。


    八月四日，同西南地区负责人谈话。
    八月五日，毛泽东找来华东的柯庆施、李葆华和中南的陶铸、王任重谈话，有邓子恢、陈伯达、陈正人、瘳鲁言、王观澜参加。这一次，比较系统地讲了他的意见，问题越来越集中到阶级和阶级矛盾问题上，而这个问题又主要是从包产到户引发的。

    毛泽东在谈话中提到了有没有阶级的问题。他还说：“一九五九年反右倾斗争，大多数搞错了。彭德怀要翻案，要求平反。我看一九五九年反右倾运动不能一风吹。准备把彭德怀的信印发给大家看一看。”彭德怀的信，是指一九六二年六月中旬，彭德怀写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一封长达八万字的信，对庐山会议问题、高饶联盟问题、“里通外国”问题、军事路线问题以及历史上的一些问题，提出申诉，要求组织专案小组对这些问题逐一审查。

    毛泽东在会上说，如果全部闹单干，或者大部闹单干，我是不赞成的。如果那样搞，党内势必分裂。最后，他又提出了要走什么道路的问题。

    这次谈话，是为八月六日在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作最后的准备。

    八月六日下午，由毛泽东主持，在北戴河中直俱乐部会议室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全体大会。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三个问题，即阶级问题、形势问题和矛盾问题，要大家讨论。

    关于阶级问题，毛泽东说，究竟有没有阶级？阶级还存不存在？社会主义国家究竟还存不存在阶级？他说，赫鲁晓夫提出了“全民的党”、“全民专政”、“全民的政府”这些问题，听说国内也有人这样讲。有人听到国内还有阶级存在，为之吃惊。

    关于形势问题。毛泽东说，国内形势，就是谈一谈究竟这两年我们的工作怎么样。大体上说，有些人把过去几年看成是一片光明，看不到黑暗。现在有一部分人，一部分同志，又似乎看成是一片黑暗，没有什么光明了。这两种看法，究竟哪一种对？或者都不对？如果都不对，就要提出第三种看法。第三种看法是怎么样的？一片光明也不是，一片黑暗也不是，而是基本上是光明的，但是问题也不少。

    关于矛盾问题。毛泽东说：第一类是敌我矛盾，然后就是人民内部的矛盾，无非是这两类。人民内部有一种矛盾，它的本质是敌对的，不过我们处理的形式是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解决，这就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如果我们承认阶级残余还存在，那就应该承认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是存在的，而且是长期存在的，不是几年几十年的问题。我想甚至是几百年，这个残余还要存在。哪一年社会主义完结，进到共产主义社会，就没有阶级矛盾了。不是阶级矛盾，也有别的矛盾嘛。

    他在讲话中还说，现在这股闹单干的风，越到上层风越大。这句话虽然讲的比较含蓄，但是却有极强的针对性。

    毛泽东的这个讲话，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实际上是起到了点题的作用。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在会上我只是提了个题目，没有表示态度。只是在光明和黑暗的问题上露了一点。等一两天再讲一点。”讲话后，会议转到讨论毛泽东提出的三个基本问题，这成为会议的主导意见。

    为了更深入地讨论和研究一些问题，刘少奇提议、中央常委一致赞成，由中央和地方的部分负责人成立核心小组（又称中心小组），名单经毛泽东批准。

    八月九日中心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从八月九日到八月二十日的十二天内，中心小组共召开八次会议。每次中心小组会一结束，参加会议的中央局第一书记就在小组会上分头传达，组织讨论。毛泽东通过这种办法，来指导和推动中央工作会议的进行。

    八月十一日，中心小组继续开会。在听取了各组汇报以后，刘少奇、邓小平、陈毅、邓子恢发言。刘少奇作了检讨式发言，承认五月会议对形势的估计过分了。毛泽东在插话时，不点名批评了陈云，点名批评了田家英，还说：“单干风越到上面越大，下面就好一些，尤其是灾区越好。”邓子恢在会上作了检讨。毛泽东对他提出严厉批评，说他是属于没有社会主义革命精神准备的人，对社会主义革命不感兴趣，并且提到砍二十万个合作社的历史旧帐。

    八月十三日的中心小组会议上，罗瑞卿、彭真等作了发言，邓子恢再次作了检讨。

    八月十五日，中心小组会议上，李富春、谭震林和康生发言。关于农业恢复时间问题，毛泽东说：“瞎指挥我们不干了，高征购改正了，农业恢复的时间会快一些，恐怕再有两年差不多了，主要是今明两年，六四年扫尾。”毛泽东的这个估计，跟后来的实际情况基本符合，到一九六四年底，中国的国民经济就全面好转了。

    八月十七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心小组会议。李先念、周恩来发言。

    八月二十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最后一次中心小组会议。刘少奇就会议传达问题讲了话。他建议对会议讨论的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应该规定一个传达范围。毛泽东当即表示赞成，提议写一个决定。

    毛泽东还在会上讲了话，中心问题是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

    八月二十四日下午，中央工作会议举行全体会议，毛泽东主持，陈毅作关于国际问题的报告。至此，历时一个月的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结束了。这次会议，从思想上、理论上、政策上为八届十中全会作了准备。

    八届十中全会先开了近一个月的预备会议，从八月二十六日到九月二十三日。预备会议的前期，主要讨论农业问题的两个文件，批评邓子恢主张的单干风，还讨论了国际形势和干部交流等问题。从九月六日、七日起，以各中央局为单位的六个组先后转入批判彭德怀、习仲勋等人刮起的翻案风。

    在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批判彭德怀翻案风期间，康生提出了小说《刘志丹》（上册送审样书）有严重政治问题，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等人支持这部小说，是在为高岗翻案，向党进攻。毛泽东说：“现在不是小说、刊物盛行吗？利用小说来进行反党活动，这是一大发明。这是搞上层建筑。”接着，他提出一个理论观点：“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舆论，总要先搞意识形态的工作。无论革命也好，反革命也好，他先要搞意识形态。”这个理论观点具有重要意义，反映了阶级斗争的一般规律。

    九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八届十中全会正式召开，会议的开法基本上是大会发言。

    二十四日的全会，毛泽东主持并讲话。他在讲话中说：“这次全会可以说不是今天开始，已经开了两个月了。在北戴河开了一个月，在北京又开了一个月。实际的问题，在那两个月各小组都讨论清楚了。现在开大会，就不需要多少时间了，大概三天到五天。”他在讲话中对八月六日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的阶级、形势、矛盾三个问题作了系统阐述。

    在谈到阶级问题时，毛泽东说：“社会主义国家也可能出现复辟的情况。……我们这个国家要好好掌握，要好好认识这个问题，承认阶级同阶级斗争的存在。要好好研究，要提高警惕。老干部也要研究，尤其是青年人，我们要对他们进行教育。……我们从现在就讲起，年年讲，月月讲，开一次中央全会就讲，开一次党代会就讲，使得我们有一条比较清醒的马克思主义的路线。”

    在谈到形势问题时，毛泽东说：“国际形势是很好的，国内形势过去几年是不好的。一九五九年、一九六○年，这两年是低潮，因为我们办错了许多事，主要是高征购、瞎指挥这两件大错误。各种的瞎指挥，农业的瞎指挥，工业的瞎指挥，几个大办。一九六○年下半年，我们就开始改变了。”“至于形势，无论国际国内，现在都在好转。”

    在谈到矛盾问题时，毛泽东说：“我们过去叫右倾机会主义，现在恐怕改一个名字为好，叫中国的修正主义。北戴河和北京这两个月的会议，讨论了两项性质的问题：一项是工作问题；一项是阶级斗争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跟修正主义斗争的问题。”

    在谈到如何对待修正主义问题时，毛泽东说：“我现在再讲一点，关于我们怎么对待国内和党内的修正主义的问题。我说，还是照我们历来的方针不要改变，即：不管犯了什么错误的同志，只要认真改变，我们就欢迎。还是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五年整风运动的那个路线，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批评—团结。是非要搞清楚，不能吞吞吐吐。犯了错误的同志，只要你好好想一下，回到马克思主义立场，我们就跟你团结。在座的有几位同志就是这样。”在谈到平反问题时，毛泽东说：“近来有一股风，无论什么都要平反，那是不行的。真正搞错了的要平反，部分搞错了的部分平反，没有搞错，搞对了的，不要平反。”

    毛泽东最后还提醒大家，要正确处理好工作问题和阶级斗争问题，要把工作放到第一位，阶级斗争跟它平行，不要放在很严重的地位，不要因为对付阶级斗争问题而妨碍了我们的工作。

    毛泽东讲完话，由陈伯达对《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作说明。毛泽东又有一些插话。

    九月二十五日到二十七日，继续举行全体大会。二十五日的大会，由李先念对《中共中央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决定》作说明。随后，董必武、薄一波、朱德相继发言。二十六日的大会，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先后讲话。二十七日，全会的最后一次会议，在通过十个文件前，柯庆施、刘澜涛、彭真、李富春先后发言。

    在这些讲话和发言中，以及在全会的其他发言中，一致赞成毛泽东所讲的关于形势、阶级和矛盾这三个问题的意见和观点，特别是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观点的表述，在他九月二十四日讲话的基础上，加以整理，并经他修改审订后，在八届十中全会的公报中作了完整的表述。其要点是：

    八届十中全会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反映到党内来。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在对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127]

    由此我们看到，七千人大会后，由一九六一年三十亿元财政赤字引发的关于经济形势的重新估计，使得中央领导层在对形势的认识上出现了严重分歧。这种分歧主要在毛泽东、周恩来和刘少奇、陈云之间展开，集中在当时最困难的时期是不是已经过去了的基本判断上。

    在对经济形势认识上的分歧，又导致了克服困难方法上的不同。毛泽东主张在坚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前提下，通过调整人民公社体制来克服困难。而刘少奇等多数常委认为应该实行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彭德怀的“八万言书”和小说《刘志丹》（上册送审样书）又显示出为庐山会议和高、饶事件翻案的意向。这样以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为标志的右倾就在党内出现了。

    这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警觉。他清醒地认识到，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实质上是要不要坚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方向的问题，这关系到中国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于是，在长达两个多月的马拉松式的会议期间，他听取汇报，交换意见，在不同层次的会议上多次发表讲话和谈话，作了深入的思想政治工作，反击了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进行了党内整风，解决了党内的右倾，最终使全党取得了共识，继续沿着大跨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前进。一九六四年底经济恢复和发展的事实，业已雄辩地证明毛泽东对形势的判断和采取的克服困难的措施是正确的。这种斗争的结果形成了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

    六、在纠“左”反右中形成了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这就更进一步凸显了思想战线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看到，庐山会议以后，为了总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的经验教训，从理论上来认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规律，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组织了一个读书小组，通读了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下册，对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发表了重要谈话。

    一九六○年六月，为了进一步总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在《十年总结》中又从认识论和思想方法的角度进行了回顾和分析，勾勒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进程，剖析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犯错误的原因，作了严肃的自我批评。

    在严重的经济困难面前，毛泽东号召全党同志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探索适应当时农村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人民公社体制。为了掌握实际情况，毛泽东派出了三个调查组，到农村去，进行实地调查。毛泽东在听取地方党委负责同志和调查组成员汇报的基础上，取消了供给制和公开食堂，重新确立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将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相当于初级社的生产队。于是，农业生产开始走向恢复和发展。

    在执行“八字”方针，重新确立人民公社体制，经济开始走向好转的时候，为了进一步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统一思想，鼓足干劲，继续沿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前进，在毛泽东提议下，又召开了党内空前规模的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这是一次政治生活会，又是一次整风会。毛泽东在会议上的讲话中，以践行民主集中制原则为核心，进一步从认识论的角度分析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出现缺点和错误的原因，并在大会上作了严肃的自我批评。会议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党内高层在对形势的认识上仍然存在着分歧。

    当发现了一九六一年存在三十亿元的财政赤字后，党内高层在形势认知上的分歧逐渐走向激化，出现了两种克服困难的方法。党内以陈云、邓子恢、田家英为代表，主张实行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并一度获得了中央政治局多数常委的赞成和支持。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在党内出现了。针对这种状况，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期间，通过广泛的讨论，做了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最终纠正了“三风”，保证了我们党继续沿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前进。在这种情况下，最终确立了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

    从中可以看到，庐山会议以后，针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出发，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深入的思考。

    他既没有因为要坚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就讳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过程中的错误，也没有因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了错误，就怀疑乃至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而是通过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辩证分析，既看到已经取得的成就和经验，又正视出现的缺点和错误，从历史的角度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和判断，从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来认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规律，向全党指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开辟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道路。

    不论是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发表的谈话，还是他写的《十年总结》，乃至他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都是这个时期毛泽东思考的思想结晶。

    一九六一年九月，毛泽东在第二次庐山会议期间写出的“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的诗句，就是面对当时出现的经济困难，国内外党内外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批评和责难，表达了他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坚定信念和执着精神。

    从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庐山会议以后出现了两种倾向：一种是中断了纠“左”后出现的“左”倾蛮干倾向，一种是以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为标志的右的倾向。

    这两种倾向的出现，从思想方法上来说，都是离开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在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影响下造成的结果。在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有这两种错误倾向的同志没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去辩证地分析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成绩和错误：要么只讲成绩，否认缺点，只讲光明，不见黑暗；要么只讲错误，否认成绩，只讲黑暗，看不到光明。这样就不能辩证地看待光明与黑暗、成绩和缺点，从纷繁复杂的表象中，来抓住事物发展的本质。尤其让人惊讶的是，当时中央政治局多数常委竟然同意实行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这就表明唯心论和形而上学还在党内根深蒂固地存在着，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要在党内真正占据统治地位仍然是任重而道远。

    同时，我们还要看到，党内出现的“左”的和右的倾向，还是由于没有树立坚定的无产阶级世界观所致。一般说来，“左”倾的出现，是一个思想方法问题，右倾的出现是一个立场问题。这两者之间虽然是对立的，但也具有统一性。极“左”与极右是相通的。在一定条件下，“左”会转变为右，右也会转变为“左”。属于思想方法上的“左”倾，在一定条件下，就会转变立场，变成右倾。不管是“左”倾还是右倾，虽然在立场上是有区别的，但都是以唯心论和形而上学为思想指导的。

    由此看来，“左”右两种倾向的产生，既是由于思想方法上的差异，也是世界观的不同造成的。当然，人类对必然王国的认识是要经过一个过程的。在认识的初级阶段，出现一些错误，受一些损失，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这也是正常的，不值得大惊小怪。这就要使全党同志能够自觉地从认识论的角度，来分析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出现的缺点和错误。要正确地认识在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出现的缺点和错误，从对这些缺点和错误的分析中来提高认识，逐渐发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规律，而不是简单地对缺点和错误进行批判和指责，甚至要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

    为了使全党同志正确地认识这个问题，九月二十四日毛泽东还批示将《中国青年报》上刊载的《永不走路，永不摔跤》一文印发八届十中全会参考。为警醒起见，他还写下“犯了错误，只要认真改正，也就好了”的批示。[128]

    当“左”右两种倾向相继出现的时候，毛泽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坚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开展了思想战线上的斗争，采用整风的方式，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践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在纠“左”反右中领导全党继续沿着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一九六○年下半年至一九六一年，毛泽东主要是领导全党纠“左”，确立了适应农村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人民公社体制。七千人大会的召开，标志着纠“左”任务的基本完成。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的出现，标志着右倾思想已经在党内形成。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通过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纠正了“三风”，坚持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

    不论是七千人大会还是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毛泽东通过不同层次的会议做了大量的思想政治工作，探索在新形势下通过整风来解决党内分歧和矛盾的方法。从这几次会议的事后结果来看，应该说取得了巨大成效。因为通过会议整风的方式毕竟达到了目的。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一九六二年党内出现的右倾，尽管在毛泽东的努力下得到了解决，使得调整工作在坚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方向的前提下得以完成，顺利地实现了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但是造成的影响是深远的。特别是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竟然得到了中央政治局多数常委的同意，给毛泽东留下了难以泯灭的印象。

    因为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就是瓦解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乃至全民所有制经济的“星星之火”，给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巩固和发展会造成毁灭性的灾难，由此造成的后果是极为严重的。[129]可是中央政治局的多数常委竟然对些毫无察觉，反而对这种作法采取支持态度。

    当时我们党说苏联赫鲁晓夫搞了修正主义，提出批判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要进行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但是赫鲁晓夫即使走上了修正主义道路，也没有敢解散集体农庄，可是我们中央政治局的多数常委却同意实行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比赫鲁晓夫走得更远。从这里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毛泽东在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又一次谈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问题了。

    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历程中可以看到，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究竟应该如何搞社会主义，全党同志是没有经验的。毛泽东领导全党纠“左”反右的斗争历程，更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还有待于作进一步的探索和研究。这就要求全党同志要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善于总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的经验教训，及时对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使他们知道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坚决抵制来自“左”的和右的干扰，增强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自觉性和自信心，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

    党内出现的“左”的和右的倾向，不仅反映了党内在思想指导上缺乏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仍然严重存在，同时也表明当经济处于困难的时候，党内有一些高级领导干部没有动员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团结起来，战胜困难，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反而对建设社会主义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了疑虑和动摇。这表明他们在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上没有坚定的立场，也没有树立坚定的无产阶级世界观。这就显示出在思想战线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

    通过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真正占领思想文化阵地，改造人的世界观，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来分析问题和研究问题，树立坚定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只有这样才能够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这就要求我们要正确认识探索过程中出现的曲折和错误，力求少犯错误，少走弯路，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使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能够结出丰硕成果，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国越走越宽广。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文献索引：

    1、《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九年六月第一版。[3]，第75页至76页；[8]，第134页至135页，135页至136页；[17]，第138页至140页。
    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二年八月第一版。[2]，第510页至511页。
    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三年一月第一版。[4]，第637页。
    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六年一月第一版。[21]，第213页至214页；[22]，第214页至215页；[23]，[24]，第215页；[25]，第215页至216页。
    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六年八月第一版。[39]，第16页；[47]，第16页至17页；[50]，第18页；[51]，第22页；[53]，第24页；[54]，第42页；[56]，第32页至33页；[84]，第17页；[85]，第18页至26页；[89]，第27页至37页；[100]，第64页至65页；[109]，第62页；[131]，第193页。
    6、《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简本）》（国史研究学习资料），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二○○○年版。[6]，第81页至84页；[9]，第139页至140页；[10]，第182页；[11]，第177页；[12]，第241页；[13]，第226页；[14]，第193页；[15]，第192页；[16]，第180页；[18]，第1至2页；[19]，第1至3页（说明）。
    7、《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二00三年十二月第一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1]，第894页至895页；[5]，第1036页至1040页；[7]，第1042页；[26]，第1048页至1050页；[27]，第1106页至1183页；[28]，第1184页；[29]，第1184页至1185页；[31]，第1184页；[32]，第1187页至1189页；[33]，[35]，第1090页至1091页；[36]，第1191页；[42]，第1192页；[44]，第1193页；[45]，第1193页至1195页；[46]，第1199页；[48]，第1184页至1185页；[49]，第1187页至1189页；[52]，第1199页；[65]，第1196页至1197页；[68]，第1197页至1200页；[76]，第1204页；[77]，第1184页至1185页；[80]，第1193页；[81]，第1196页至1197页；[82]，第1197页；[92]，第1170页；[93]，第1185页至1186页；[94]，第1187页；[108]，第1197页；[114]，第1025页至1026页，1070页，1072页；[130]，第1207页至12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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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刘少奇选集》（下），人民出版出版，一九八五年十二月第一版。[34]，第349页；[57]，第355页；[110]，第419页；[111]，第445页；[112]，第419页至420页；[113]，第423页至424页；[115]，第420页；[116]，第421页；[117]，第422页至423页；[118]，第4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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