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秉钧，周秉宜：伯伯七妈关心我的婚事

布袋和尚

周秉宜按：周秉钧是周恩来三弟周同宇（恩寿）的长子，上小学期间生活在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邓颖超身边。1961年夏，正值国家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为了减轻农村负担，支援农业生产，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当年减少农村青年征兵名额，而增加城市青年征兵名额。为了动员城市青年学生当兵入伍，周恩来带头动员正值高中毕业准备考大学的侄子周秉钧参军。周秉钧听从伯父的话，放弃了考大学的机会，积极报名参军。经过多项严格的审查和体检，他最终被空军征入。1967年，周秉钧从东北航校毕业，被分配到广州空军第十二军飞行大队，成为一名光荣的空军飞行员。

    1967年，我从锦州的空军航校毕业，被分配在广州空军12军飞行大队任飞行员。4月，我从东北出发前往广东报到。路过北京时，我顺便回家探亲，并且去了西花厅。不巧那天伯伯在外面开会，只见到了七妈邓颖超，七妈见到我很高兴。她详细地询问了我的学习情况和即将分配的单位，然后关切地问我：“秉钧，你今年25岁了吧？”我说：“到5月我就满25周岁了。”七妈说：“你看你现在航校毕业了，也工作了，是干部了，应该可以考虑组建家庭的事了。但是我不会给你介绍对象，因为我和你伯伯这一辈子只介绍过一对。是在延安，当时我们认为男方很优秀，也很有才；女方既漂亮，也有才，他们结合在一起一定很美满，后来他们就结婚了。但是结婚不久，就开始闹矛盾，吵得不可开交，也就一年左右吧，还是离婚了。现在这两个人都在北京，都是高级干部，我不能跟你说他们是谁。从此我们再也不给人介绍对象了。我虽然不给你介绍对象，但我要给你提几个要求。一个是找对象首先要把她的家庭情况给我搞清楚；一个是有了女朋友，可以多接触一段时间，建立感情，有感情才是真正的婚姻；第三个就是要坚持晚婚，30岁以后结婚怎么样？”我说：“行。”

    因为向七妈作了保证，所以我到部队以后就不着急，到1970年5月我满28岁了还没有对象，而我航校的那些同学绝大部分都结婚了，有的孩子都两三岁了。这样领导就开始替我着急了，有一次我到军部开会，我们12军的彭政委问我有没有对象，我说没有。他就说：“咱们军卫生所有一个护士，叫刘军鹰，今年20岁，你们认识认识吧。”我当时没有同意。我想她才20岁，我已经28岁了，那我要是30岁结婚，她才22岁，我倒是晚婚了，那她不是算早婚了吗？我一下子转不过这个弯来。回到飞行大队后，我就给姐姐写了封信，告诉她领导给我介绍了一个对象，女方才20岁，我觉得年龄不合适，差了8岁，差太多了。结果姐姐回信说，她当年跟姐夫沈人骅接触的时候，人骅比她大6岁，她也觉得年龄差得大了些。但是七妈却认为这个年龄差得不大，七妈说她跟伯伯就差6岁呢。看过姐姐的信，我想这事儿可以跟七妈说一说了。我很快给七妈写了封信，我在信中向七妈汇报说，组织上给我介绍了一个女同志，她本人在空12军卫生所工作，当护士，父亲是个老红军。我开始觉得年龄差距大，没有同意。但是姐姐来信说您曾经跟她也谈过这方面的事情，我觉得，既然年龄相差不太过分的话，我就给您写信汇报这个情况啦。写这封信的时候我正在桂林空军疗养院做定期疗养，我告诉七妈说：“如果您在一个月之内能给我回信，就寄到桂林空军疗养院。如果一个月以后才回信，就寄到惠阳我部队去。”没想到才一个星期我就接到了七妈的回信。七妈在信中头一句就讲：“既然你跟我谈到了这么重要的事情，那我当然要立刻给你回信。首先，年龄是合适的。”然后就是嘱咐我要把家里情况弄清楚哇，如果接触了觉得合适就要注意培养感情呵，要互相帮助呵，这么几句话。可惜这封信被我在部队搬家时丢失了。

    既然七妈有这个态度，我回到部队以后就跟领导汇报了。十月中旬，我去兴宁师部开会，领导安排我跟刘军鹰见了一面。第一次见面，我感到军鹰人很单纯，又好学上进，长得也漂亮，她对我印象也不错。回到惠阳机场，我们便开始了通信往来。

    7月下旬，我去北京出席第二届空军学毛著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住在空军学院。这次会议开得时间很长，因为8月下旬空军司令吴法宪上庐山参加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去了。而我们这个毛著积极分子代表大会要等他回来主持闭幕式。他不回来，我们的会议就不能结束。9月中旬的一天，学院招待所的人说有我的电话，一接，原来是军鹰打来的，她告诉我她被部队选派参加国庆游行队伍的体育大军方队，到北京来参加集训了。

    这的确是一个意外的惊喜。于是我们约好星期天中午在天安门广场的西华表那儿见面。星期天上午，我先去西花厅看望七妈，伯伯还在庐山没有回来。七妈一看到我，马上就观察出什么来了。她说：“秉钧，我看你今天有什么喜事吧，怎么那么兴奋？”我就告诉七妈：“刘军鹰来了，就是上次写信跟你说的那个女同志。我们约好一会儿12点去天安门广场见面。”七妈说：“是吗？那可是个大好事。”接着就嘱咐霍爱梅（邓颖超的生活服务人员）：“你赶快告诉安师傅给秉钧做饭，这事可不能耽误。”这样，在七妈的安排下，我11点多一点就吃完了饭。向七妈告别的时候，我又提了一个问题，我说：“爸现在被关着（周秉宜按：我父亲周同宇1968年2月因造反派的诬告，而被关押在卫戍区），情况我也搞不清楚，是不是我带军鹰来见见您，您跟她谈一谈？”七妈说：“这个事儿我得跟你伯伯商量。”那天下午我和军鹰在天安门那一带转了转，到4点钟她就跟着班车回南苑驻地，我也坐公交车回空军学院了。

    星期一早晨，我刚起床，7点左右，七妈就往我住的空军学院招待所打来了电话。七妈说：“我跟你伯伯商量了，你伯伯说：让你先跟军鹰谈一谈你父亲的事，你知道什么程度就说到什么程度。同时把你对这件事情的态度要跟她讲清楚。谈完之后，你再征求她的意见，还愿不愿意来看看我们。如果愿意来，你给我来电话，约个时间；如果她不愿意来，那就不来了。”伯伯的话给我指出了方向，我决定立刻就去找军鹰谈一谈。当时我在西郊开会，她在南苑集训，除了周末，我们都没有假，这事儿又不能在学校招待所的公共电话里说。我就去找我们俩的媒人，即原空12军的彭政委，他这时已经调到南京，是这次来北京开会的南京空军代表团的团长。彭政委理解我的处境，由于那时爸被拘捕的事还处于保密状态，当天晚上，他安排 一辆车，把我和军鹰先后接到东城区东交民巷的空军招待所，让我和军鹰在这里谈话，以免走漏风声。我首先把爸被拘捕的事跟她谈了，我说：“那会儿就知道造反派说爸和王光琦（王光美的哥哥）一起吃过饭，叫反革命聚餐会，很快，爸就被卫戍区带走了，结果怎么样，目前也不知道。我的态度是正确对待，相信党，相信群众。”说完我就问军鹰：“伯伯七妈让我征求你的意见，看看你愿不愿意去看看他们。”我知道“反革命聚餐会”戴在谁的头上都是一个巨大的压力，更会影响一个青年的前程。我没想到军鹰回答得非常痛快，她说：“那就去看看吧。”我的心里总算一块石头落了地，同时对她又增添了一份敬佩。

    回到空军学院，我就给七妈打了个电话。我说：我跟军鹰谈了，征求她的意见了，她说还是去看看你和伯伯。七妈说：那行啊，那你们什么时候来？我说我10月3号就要回部队了，10月1号又要参加国庆游行观礼，只能是2号了。七妈说：“那你们还不太辛苦啦，刘军鹰同志还要参加游行。”我说：“没关系，我们年轻。”七妈说：“那好吧，那你们就10月2号过来吧。”

    10月2号上午，我和军鹰约好在虎坊桥14路公交车站见面，然后一起乘14路车来到府右街西北门。七妈的秘书赵炜阿姨已经事先向大门口打了招呼，一经报了军鹰的名字立刻就放行了。一进西花厅，就见七妈已经坐在客厅等候着，军鹰首先向七妈行军礼。七妈和她握手后，让她挨着自己坐在中间的大沙发上，而让我坐在侧面的小沙发上。

    然后开始谈话。七妈的第一个问题很有意思，她说：“你是怎么参军的呀？不会是走后门参军的吧？我们秉钧可是自己考上空军的。”军鹰赶快回答说：“我也是正常报名参军的。”七妈又问：“秉钧有没有把他父亲的情况跟你说呀？”军鹰回答：“他说了。” 七妈又问：“那你是什么态度哇？”军鹰说：“我跟秉钧态度一样。”然后七妈才开始问军鹰家里的情况，问她父亲。军鹰说她父亲是四川达县人，从小家里很穷，十三岁就跟着木匠去做学徒，1933年红军路过他的家乡，他就参军了。因为学过木匠，就一直做工兵，在红四方面军，过了三次草地，还负过几次伤。听到军鹰说她父亲受过几次伤，七妈立刻露出十分关切的神情，问：“伤在哪里呀？”军鹰说身上有，手上也有。七妈又问：“严重不严重？有没有留下残疾？”军鹰说右手负伤比较严重，拿东西等动作都受影响。听到这里，七妈对军鹰说：“我也是周家的媳妇，今天你既然跟我讲了你家里的情况，我也跟你讲讲我家里的情况吧。”我真没想到七妈要对军鹰讲她家里的事，从小到大，七妈从没有对我们周家兄妹讲过她家的事，今天她却主动要告诉军鹰了。七妈告诉军鹰，她的祖籍是河南光山县，因为她父亲被派往广西担任镇台（清朝主管一省的高级军事将领，相当于省军区副司令），全家便随之去了南宁，她就出生在南宁。后来她父亲被人诬陷，发配到新疆好几年，听说在新疆又娶了一房夫人，她就一直跟着母亲生活。七妈又说：“我们邓家没什么人了，你问问秉钧，他们周家，这个亲戚，那个亲戚，那么多姑姑叔叔，那么多，好几个爷爷。但是你问问秉钧，他在西花厅这么多年见过我们邓家有人来吗？”聊了大约半小时，我们怕七妈太累，起身准备告别，就在这时，大门口来电话，说总理马上要回来。七妈就说：“那我送你们出去，咱们还能见着伯伯。”我们走出里院，伯伯也刚从车里下来，我和军鹰立刻上前给伯伯行了军礼。七妈向伯伯介绍说：“这是刘军鹰同志，秉钧的朋友。”伯伯就伸出手来和军鹰握手。七妈这时在一边继续介绍：“她爸爸是四方面军的老同志，还挂过彩呀。”听到这儿，伯伯握着的手停住不放了，马上问军鹰：“伤在哪里？”军鹰回答说，她父亲主要伤的是右手。伯伯又问：“残废了吗？”跟七妈问的几乎一样，他们对这些几十年同甘共苦长征过来的老红军，一听到这种情况，就非常在意。军鹰就又简单介绍说，父亲右手大拇指残废了，拿东西都是夹着的。这时伯伯才把手放下。然后对军鹰说：“你跟秉钧的关系，你们自己去发展。既不要因为秉钧的父亲在受审查而影响你们的关系，也不要因为他的伯父是总理而影响你们的关系。你们关键还是要从感情出发。”伯伯说完后，转身进了里院。我和军鹰也告别七妈，离开了西花厅。

我后来问军鹰：“当初伯伯跟你说话，你记住了没有？”她说：“我那时紧张得很，都忘得差不多了，就是最后那两条还有印象。”

    1973年初，我在北京空军总医院住院，出院后回广东之前，我去西花厅向伯伯和七妈告别。那天伯伯不在家，我就告诉七妈，军鹰将于4月底从西安第二军医大学毕业，毕业之后有一个月的假，我想征求一下她的意见，如果她同意，我们就准备回北京结婚。七妈说：“好，你们回来结婚，我请你们吃饭。”后来也不知怎么回事，我和七妈聊天时又谈起了《史记》里面的故事来。七妈说：“噢，你还挺喜欢《史记》？”我说我看得不多，她问我：“你有没有《史记》？”我说没有。她就说：“那好，新出了一部《史记》，等你结婚时候我送你作结婚礼物。”

    4月底，我去西安接军鹰，然后一起到北京来，5月1日到的北京。我们住在和平里蒋宅口妈这里，当天晚上，家里只有妈和毓渝姑姑在家。我们四个人吃了一顿晚饭，就算结婚了。第二天当然就应该是去看伯伯七妈，但是军鹰说她在二医大体检时，查出转氨酶有点高，超过了140。那时候转氨酶单位和现在标准不一样，超过130就算转氨酶高了，就要注意了。我就给七妈打电话，告诉她有这么个情况。七妈问：“别是怀孕了吧？”我说：“不会，我们昨天才在一起。”七妈说：“这样吧，我让小刘（护士）给305打个招呼，你带军鹰再去查一下。”于是，2号上午我就带军鹰乘公交车去305医院抽血了，查肝功。由于检查结果要一个星期才能出来，我们等了一个星期。等结果出来后一看，没事儿，这就到了8号。我们8号才去的西花厅。见了面你知道伯伯说什么？他说：“你们这当医生的神经过敏，我们这儿工作人员有的（转氨酶）到了150、160，不是照样工作。”

    那天中午伯伯七妈请我们吃饭，吃饭时，伯伯问军鹰：“你会做饭吗？”军鹰说她会一点儿，我说军鹰会烧汤。七妈说：“那好，那就给我们烧个汤。”军鹰就去了后面厨房，隔了十几分钟，她端了一盆西红柿鸡蛋汤出来。后来军鹰对我说：“那哪里是我烧的，我到了后面（厨房），安师傅根本不让我动手，是他烧的。”

    吃过饭以后，军鹰去洗澡，我在小餐厅的西边看画报，伯伯坐在客厅的沙发上。这时，张佐良大夫带了几个同志来谈事情，谈的都是卫生系统的事，我想他们一定是卫生部的人。他们谈着谈着，就谈到了计划生育。这时伯伯就把我叫去了，说：“秉钧，你过来。”我就过去了。伯伯说：“你们结婚了，你们马上想要孩子？”我说现在还没想要。他问：“那你们采取什么措施了？”我说没采取措施。他又问：“没采取措施怎么就能够保证没孩子呢？”我说我们也不太懂。他又问：“避孕药总知道吧？为什么不去买避孕药？”我说不好意思去买。他就说：“你们这些七十年代的青年人怎么还这么封建啊！张佐良，你赶快给秉钧他们拿点避孕药去。”然后伯伯又接着和那几个同志谈计划生育这个事儿。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伯伯说：“我专向日本人请教，他们的人口是怎么控制的。”张佐良坐那儿听着不走，伯伯说：“佐良，你怎么不去呀？”张大夫说我谈完之后再去，伯伯说：“马上去！”结果张佐良赶快骑辆单车到门诊部给我拿来一小包避孕药。我也回到了小餐厅的西边继续看画报。这时我又听到坐在客厅的同志向伯伯报告说，彭德怀同志的癌症已到晚期了。伯伯嘱咐他们：“无论到什么情况，一定要全力抢救。”然后又听到他们谈论尿血的问题，没有说是谁的病，只是说到留尿的事，还说到这个病的治疗方案和休息的问题。

    军鹰洗澡出来后，我们就向伯伯七妈告别了。七妈送了我们两件结婚礼物，一件是一条纯羊绒的毛毯，质量非常好，我到现在还在用着；另一件就是一部《史记》，七妈原来答应过说要送我的。

    我们回到和平里家中，七妈很快让秘书赵炜阿姨给我打来一个电话。赵炜阿姨说：“你七妈让我嘱咐你，今天你伯伯跟大夫那儿的谈话，只有你听到了，你哪儿都不能说。”我这才想起来，我在客厅后面走廊的厕所里的确看到有瓶子，里面装了不少的尿，我还觉得奇怪呢。可是我压根没想到这跟伯伯有什么关系，更没注意到尿里有没有血。当然即使有血，血不多，我也看不出来。听了七妈的嘱咐，我才意识到：坏了！伯伯生病了。但还是没有意识到是癌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