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建波：关于电影《武训传》批判的历史原因分析（上）

玉兰花

  编者按：
一九五一年毛泽东同志发动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文革后，有 人从否定文革的需要出发，也对当年的这场批判提出了质疑，甚至还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几十年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郭建波同志从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背景出发，立足于思想战线上斗争的视角，对当年发动的这场批判进行了历史的考察，揭示了这场批判发动的真实原因。
这篇文章是郭建波同志撰写的长篇著作《伟大的理论        光辉的实践—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文化大革命》第一卷《文革溯源》（下册）的一部分，现征得作者同意，在这里发表，以飨读者。



关于电影《武训传》批判的历史原因分析

                                                                        郭建波

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应该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由中央党报以社论的形式来展开对一部电影的批判，这在新中国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社论发表后，掀起了对电影《武训传》批判的高潮。那么，电影《武训传》存在什么问题呢？为什么要以社论的形式展开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呢？我们下面就来分析这个问题。
一、电影《武训传》的上映。
一九五○年底至一九五一年初，在全国几大城市上映了一部影片《武训传》，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几乎场场满座。这部影片的主人公武训，是清末山东堂邑县的一个乞丐，打着“行乞兴学”的旗号，想用乞讨得来的钱来兴办义学，让穷人的孩子识字，能够上学，以摆脱贫穷落后的命运。为此，他在乞讨中，为了得几个钱，费尽心机，见人（特别是有钱有势者）就磕头，低眉顺眼，装疯卖傻，自取其辱，丑态百出，还摆摊卖打，学驴叫唤以博得人们的欢心。在士绅的帮助下，于一八八八年办了“崇贤义塾”，后来又办了两所“义学”，但是并没有改变穷人的孩子的命运，他们还是上不起学。在武训死后，他积累的学校的财产又被豪绅地主霸占，并因此逼死了武家两条人命。[2]
这部电影上映后，当时的思想文化界又是如何评论这部电影的呢？
二、电影《武训传》上映前后，思想文化界对这部电影“好评如潮”的颂扬中反映出的本质问题是什么？
其实，在这部电影公映前就有了不少赞扬和溢美的文章。电影《武训传》上映后，报刊发表了大量评论，赞扬武训“是永垂不朽值得学习的榜样”，“武训兴学之革命的意义，是和太平军那样的革命的意义，有某种相同处”，是“富有教育意义的好电影”等等。[3]
这种现象，后来杨俊在研究批判《武训传》的时候，曾对此作了概括和总结。我们引述如下：
在影片《武训传》公映前，当时京、津、沪等地主要报刊杂志上，已经出现许多肯定和赞扬武训的文章和书刊，影片《武训传》公映后，报刊连篇累牍地刊载了对武训、“武训精神”和《武训传》进行“极为夸张”的歌颂的文章，旋即掀起了“武训热”。这里，我们选取在毛泽东写的《应当重视对〈武训传〉的讨论》中被点名的文章和论著为例来考察这时“武训热”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实质。选择这些材料，是因为毛泽东通过它们，对当时整个思想文化领域的“混乱达到何种程度”产生了直接印象，从而影响了他对整个事件的判断和决策。
这些文章和书籍，对武训、“武训精神”和《武训传》用“马列主义的名词”做了“极为夸张的”褒扬和歌颂。主要表现如下：
一是用“马列主义的名词”对武训事迹和精神极力夸赞，把武训颂扬为“中国劳动人民的楷模”和“反对封建主义的人民战斗英雄。”
这些文章纷纷把武训誉为“具体的唯物主义的身体力行者”，“人民的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个农民劳动模范的具体代表人物”。“我们的劳动人民的儿子”，“站稳了阶级的立场，向统治者作了一生一世的斗争”，“俯首甘为孺子牛”。“他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劳动人民，企图本阶级从文化上翻身的一面旗帜。”“他为无产阶级而生，生与无产阶级为友；他为无产阶级而死，死后与无产阶级同穴。”“他那种不倒翁精神也正说明了劳动人民的坚韧性。”“一个受难劳苦农民如何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为后一代工作。”“他坚苦不拔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精神和行动，是永垂不朽而值得学习的榜样！”“他终身不渝的尽力于‘义学’这一件大事业，对于人类历史和劳动人民的影响则是永垂不朽的。”……
二是认为“教育”、“知识”能使“劳动人民翻身”，而“新民主主义教育”“继承的是武训的遗志”。
《武训传》放映后，一些文章认为农民受压迫就是因为“不识字”、“愚昧”，而“劳动人民要想翻身，必须透过教育”。许多文章大力呼吁“一切知识分子，特别是人民教师”，要宣扬和学习“武训精神”， “把全国的工农都教育起来”。也有文章要求结合当时的“革命运动”，“产生许许多多新武训”，来“迎接文化建设的高潮”。《武训传》放映后，当时的文教界兴起一种舆论，说“新民主主义教育思想是毛主席和陶行知共同创造起来的”，“继承的是武训的遗志”。连环画《武训画传》就在“武训第四”——陶行知先生这幅画下面写了说明：“陶行知先生……有规模的发扬武训精神，解决了育才的困难，并奠定中国新民主主义教育的基础。”（见该书86图）
三是用“武训的道路”解释中国历史和中国革命道路，把“中国革命”说成是“师承武训他们的结果”，号召学习武训的革命精神。
观赏者认为《武训传》“是强有力的中国封建社会的鲜血淋漓的写照。”“观众在影片进行中，始终燃烧着对封建社会的愤怒的火焰。”“可以看到阶级友爱的伟大，到处洋溢着这种爱、这种意识”。在“这个封建社会里面”，武训与周大作为反对地主阶级统治“一文一武 ”的两条战线：武训是“认为穷人要想翻身报仇，只有让穷孩子们都有书念才行。”所以，“忍辱行乞，走向那条艰苦漫长的道路。”而周大则干起“响马”，“起来进行反抗恶势力”。“武训兴学之革命的意义，是和太平军那样的革命的意义，有某种相同处——都为了劳苦大众翻身，不过一重在革命武装，一重在普及文化教育而已。”“中国今天这样子”，就是武训加太平军加“正确的领导”。由此逻辑，解放了的中国人民就是武训事业的继承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是“师承武训他们的结果。” [4]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电影《武训传》上映前后，思想文化界就出现了对这部电影的一片颂扬声。这些颂扬的文章从其内容来说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用马列主义的词句，把武训包装成劳动人民的代表，称赞他是反封建的战斗英雄；认为教育能够使劳动人民翻身，改变劳动人民受苦受难的命运，新民主主义教育是继承武训的遗志，将武训的行乞兴学和新民主主义教育混为一谈；把武训行乞兴学的道路曲解为中国革命的道路，把中国革命说成是师承武训的结果。
从这些文章中可以看到，文章的作者将武训打扮成劳动人民的代表，一个反封建的战斗英雄，不仅极力称赞武训的“行乞兴学”，还把武训的“行乞兴学”与中国革命等同起来，纳入新民主主义教育的范畴，认为通过武训“行乞兴学”的方式，在劳动人民受到教育后，就可以改变他们受苦受难的命运，将武训的“行乞兴学”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等量齐观，漠视对中国社会有一个根本的改造。因而对电影《武训传》的评论，不仅关系到中国人民究竟采取何种方式才能够获得自身的解放，摆脱受苦受难的命运问题，同时从实质上更是反映出对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发展方向的认识问题。
三、毛泽东是在反复思考后，才决定发动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的。
电影《武训传》公映前后，当时的思想文化界几乎没有出现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出发，对这部电影进行深刻的分析，作出实事求是的评论的文章，而是不分青红皂白，充满了颂扬和称赞声，形成了一边倒的趋势。这种状况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他调阅了这部影片。为了全面了解思想文化界对这部电影的评论状况，在田家英的指导下，卫士李家骥还把报刊杂志上发表的评论《武训传》的文章剪裁下来，供毛泽东阅读。[5]
电影《武训传》宣扬的主题及报刊杂志发表的评论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在经过反复的思考后，一九五一年三月，毛泽东开始谋划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6]对此，林默涵后来曾回忆道：“电影《武训传》出来以后，不少人说好，据说毛主席看了这个片子，几个晚上在院子里转来转去。最后下决心要批判的。”[7]
可能有人会问，就是这样一部宣扬叫花子武训“行乞兴学”的电影，值得毛泽东这样兴师动众的发动批判吗？
毛泽东在一九五一年六月修改杨耳《评武训和关于武训的宣传》的文章时，就谈到了这个问题。他写道：“现在，姑且不说武训办学的方法和结果，单说武训办学的动机，即是说假定他真想要使穷孩子识字，借此以改变穷人们的悲惨地位，这种想法，难道是不正当的吗？我们说，武训自己怎样想是一件事，武训的后人替他宣传又是一件事。武训自己一个人想得不对，是极小的事，没有影响。后人替他宣传就不同了，这是借武训来宣传自己的主张，而且要拍成电影，写成著作或论文，向中国人民大肆宣传，这就引起了根本问题了。”[8]
由此看来，毛泽东发动对电影《武训传》批判的主要原因并不是针对武训这个人以及他所做的“行乞兴学”这件事，而是电影《武训传》的作者们借武训及其进行的“行乞兴学”来兜售自己的主张，借以宣传自己的观点。这些观点和主张从本质上反映出了他们对于中国革命斗争发生的原因、中国社会发展的道路及对新生人民政权的不同认识，而当时的思想文化界只是出现了对电影《武训传》的一味颂扬，却没有人能够运用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对这部电影进行深刻的分析和批判，这说明在当时我国的思想文化领域存在的问题是多么严重！这就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深思和忧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