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笔杆：《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新书发布（图）

赤色

    中红网北京2015年1月21日电（红笔杆）《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近日由九州出版社出版。该书作者李海文为中共党史研究室研究员。曾任《中共党史研究》副主编，《中共党史资料》主编。长年研究周恩来、毛泽东、华国锋、彭真及中共党史。

    该书口述者师哲亲历了中苏关系从20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诸多重大事件，如：大革命失败、江浙同乡会、苏联肃反、皖南事变、苏联卫国战争、整风运动、重庆谈判、土地改革、战略决战、《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苏联援助一百五十六项、日内瓦会议、苏共二十大、波匈事件。他曾随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彭德怀五次访苏。这本回忆录重点刻画了我国老一辈革命家的形象，引人入胜，并系统地介绍了师哲本人所经历的中苏往来关系的发展变化。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十八年，他是延安整风、国共谈判、中苏关系、朝鲜战争等诸多重大史实的亲历见证者，曾与多位中共领袖人物密切交往，他的所见所闻、所思所讲，是我们了解和研究那段历史所不可替代的珍贵史料。

    《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曾于1991出版，二十余年长销不衰，此次出版首次增补了更多未曾披露过的历史内情，新增“主席的婚事”章节以及大量历史照片、中外人名对照表、大事记和索引，更加方便读者查找、研究。此次出版，更是得到了著名学者沈志华、杨奎松先生的大力推荐。



    图书信息：

    书名： 《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
    作者：师哲 口述 李海文 著
    书号：978-7-5108-3290-1
    出版社：九州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5-2
    版 次：第一版 第一次印刷
    页 数：496
    字 数：520千字
    开 本：16开
    I S B N：978-7-5108-3290-1
    包 装：平装
    定价：68.00元

    附：

    作者简介：

    口述者

    师哲（1905—1998）陕西韩城人。1924年参加革命，1925年加入共青团，同年赴苏学习。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秋集体加入苏共（布）。1929年到西伯利亚边疆区内务部工作，1938年到莫斯科任中国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任弼时的秘书。1940年以共产国际代表身份随周恩来、任弼时回到延安，参与中苏两党中央交往，任翻译。1943年兼任陕甘宁边区保安处一局局长，1944年夏任中央社会部一室主任。1945年七大后任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1948年任政治秘书室主任。1949年后兼任马列主义编译局、俄语专科学校校长、外文出版社社长。1957年任山东省书记处书记，1959年任陕西扶风农场场长。1962年被软禁。1966年被关入秦城监狱。1975年再次到扶风农场。1982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苏东研究所顾问。

    作者简介

    李海文，中共党史研究室研究员。1968年底毕业于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1978年先后到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历任周恩来年谱生平小组副组长、组长，周恩来研究组副组长，研究员。1998年到中央党史研究室，任《中共党史研究》副主编，《中共党史资料》主编。长年研究周恩来、毛泽东、华国锋、彭真及中共党史。任《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一书副主编，主编《周恩来家世》、《周恩来之路》、《中共重大历史事件亲历记》等。发表文章百余篇，其中四十余篇收入《中共党史拐点中的人物与事件》。

    内容简介：

    师哲亲历了中苏关系从20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诸多重大事件，如：国共第一次合作、大革命失败、反对托洛斯基、江浙同乡会、苏联肃反、国共第二次合作全民抗战、皖南事变、苏联卫国战争、整风运动、重庆谈判、转战陕北、土地改革、战略决战、建国、《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毛泽东选集》出版、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苏联援助一百五十六项、日内瓦会议、苏共二十大、波匈事件。他曾随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彭德怀五次访苏。这本回忆录重点刻画了毛泽东和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刘少奇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形象，引人入胜，并系统地介绍了师哲本人所经历的中苏往来关系的发展变化，其内容都是他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亲身经历的，所以生动、具体、可信；加之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同志帮助查阅了大量 档案资料，使其内容更加翔实、准确、可靠。

    编辑推荐（或本书独特卖点）：

    ★二十余年长销不衰，从毛泽东身边的心腹红人，到秦城监狱“6601”号囚犯，他的命运臧否，是一个峥嵘岁月的真实注脚。
    ★首次增补更多未披露历史内情，新增“主席的婚事”章节以及大量历史照片、中外人名对照表、大事记和索引，更加方便读者查找、研究。
    ★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十八年，他是延安整风、国共谈判、中苏关系、朝鲜战争等诸多重大史实的亲历见证者；与中共领袖人物密切交往，他的所见所闻、所思所讲，成为不可替代的珍贵史料。
    ★著名学者沈志华、杨奎松大力推荐的党史研究必读经典。

    精彩书评

    师哲已于1998年8月去世，他几乎经历了整整一个世纪的风雨。生活在20世纪的人中，很少有人像他那样，曾同众多的重要人物、重要事件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曾如此直接、如此频繁地接触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斯大林、赫鲁晓夫等中苏领导人。他的回忆录是其他任何一个人所不能代述的。他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见证人。他以其独特的视角对诸多领袖人物的看法、评价，为研究历史提供了重要思路，因而他本人成为值得关注、值得研究的一个历史人物。
    ——李海文

    目录

    序 / 1
    师哲自序 / 3
    整理者序 / 4
    在苏联留学 / 1
    投笔从戎 / 1
    到苏联去 / 5
    难以忘怀的基辅 / 10
    莫斯科军事工程兵学校（初级） / 20
    在西伯利亚格贝乌工作的九年 / 32
    初进西伯利亚格贝乌工作 / 32
    第一次回国未成 / 37
    接待过境的我国抗日武装人员 / 40
    安置抗日将军马占山 / 43
    关于杨明斋的点滴情况 / 50
    我所知道的苏联 1930 年代的肃反 / 52
    被迫离开西伯利亚 / 61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 / 67
    初见团长任弼时 / 67
    莫尼诺——国际第二儿童院 / 68
    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 / 75
    中共代表团团长任弼时 / 90
    周恩来在共产国际 / 94
    随周恩来、任弼时一道回国 / 101
    初到延安 / 106
    第一次会见毛主席 / 106
    “骆驼”与“毛驴” / 108
    任弼时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 / 111
    中央书记张闻天 / 120
    敬爱的朱德总司令 / 129
    延安时期中共与共产国际、苏共之间的往来 / 135
    和毛泽东的一次谈话 / 135
    同共产国际（即远方）的关系 / 137
    毛泽东和斯大林的电报往来 毛泽东给孙平讲课 / 143
    毛泽东的神韵 / 155
    主席和他的战友们 / 156
    主席深入群众，调查研究 / 161
    主席炯炯的目光 / 164
    主席的婚事 / 166
    整风运动和七大 / 172
    整风运动的顺利进行 / 172
    康生任总学委会副组长 / 174
    康生与“审干”、“抢救运动” / 180
    处理绥德、关中“特务案” / 185
    毛主席主持甄别工作 / 189
    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召开 / 193
    记三位元帅 / 197
    八路军副总司令、军委副主席彭德怀 / 197
    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贺龙 / 210
    徐向前二三事 / 220
    重庆谈判的前前后后 / 223
    抗日战争胜利 全面收复失地 / 223
    毛主席飞赴重庆 / 225
    苏军代表飞抵延安 / 227
    重庆谈判之后 / 228
    毛主席生病 斯大林派医生和毛岸英赴延安 / 230
    毛主席在卧室接见阿洛夫 / 233
    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时期 / 235
    在延安主持中央工作 / 235
    关于党的建设 / 237
    领导土地改革 / 239
    为击退国民党的进攻做好准备 / 241
    转战陕北 / 244
    主动撤离延安 / 244
    山西三交镇 / 248
    毛主席从枣林沟到朱官寨 / 250
    毛主席在神泉堡给斯大林写信 / 253
    能不能胜利 敢不敢胜利 / 254
    以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瓦解敌军 / 257
    发动土改 / 258
    从陕北经西柏坡到北平 / 263
    从容东进 / 263
    战略决战 / 266
    斯大林的特使米高扬来访 / 270
    中央进入北平　毛主席接见柯瓦廖夫 / 282
    建国前夕刘少奇访苏 / 286
    漫长的飞行 / 286
    刘少奇和斯大林会谈 / 288
    江青敬酒，刘少奇谦让，斯大林做自我批评 / 297
    斯大林与刘少奇依依惜别 / 300
    刘少奇在莫斯科参观、座谈 / 303
    刘少奇与苏联专家 / 307
    毛主席接见苏联文化艺术科学工作者代表团 / 308
    毛主席首次访苏 / 311
    行程万里 / 311
    两个伟人的首次会面 / 313
    斯大林让步了 / 315
    毛主席游览列宁格勒 / 319
    关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谈判 / 320
    又一次误会 / 327
    签约 斯大林举行招待会 / 333
    斯大林破例出席告别宴会招待会 / 334
    登上归程 / 337
    尤金受邀来华 / 341
    尤金首次来华　《实践论》的发表 / 341
    尤金第二次来华 / 346
    尤金担任驻华大使 / 348
    朝鲜战争期间的中苏关系 / 353
    朝鲜战争的开始与逆转 / 353
    周总理和斯大林会谈 / 355
    中国决定出兵援助朝鲜 / 358
    斯大林对苏联顾问与我方争论的态度 / 361
    朝中苏决定停战，进行和平谈判 / 362
    周总理、彭德怀和斯大林会谈 / 365
    1952年周恩来、刘少奇莫斯科之行 / 370
    周总理组织安排制订第一个五年计划 / 370
    周总理同斯大林及苏联政府代表团分别会谈 / 372
    周总理参观斯大林格勒及列宁运河 / 375
    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出席苏共十九大 会见斯大林 / 377
    贝利亚被处决 / 383
    周总理率团出席日内瓦会议 / 384
    周总理对苏联的工作访问 / 384
    代表团飞抵日内瓦 / 390
    周恩来的机敏与智慧 / 393
    周恩来的才略与印度支那三国问题的解决 / 397
    周恩来和莫洛托夫互相合作 / 400
    周总理对日内瓦会议的总结 / 403
    赫鲁晓夫率团来华祝贺我国国庆五周年 / 406
    赫鲁晓夫上台 / 406
    毛泽东和赫鲁晓夫的会谈 / 408
    苏联代表团和我党领导人的交往 / 411
    苏联代表团在外地参观游览 / 412
    朱德出访东欧六国、参加苏共二十大 / 418
    参加罗马尼亚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 / 418
    祝贺皮克总统八十寿辰 / 421
    访问匈牙利、捷克、波兰 / 423
    苏共二十大和我党《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发表 / 425
    翻译的技巧和灵活性 / 430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 / 433
    米高扬向大会致贺词 周恩来的谈话 / 433
    毛泽东一吐积郁 / 434
    波匈事件与刘少奇访苏 / 439
    苏联紧急通知 / 439
    赫鲁晓夫只身一人迎接 / 442
    刘少奇向苏共主席团慷慨进言 / 443
    宣言的产生 / 446
    提出对匈牙利事件的处理方案 / 448
    离开毛泽东身边 / 451
    索 引 / 459
    部分中外人名、地名对照表 / 474
    大事记（1900—1957） / 482

    序

    言序

    我与师哲同志相交较久。他自1938 年8 月起在莫斯科担任任弼时同志的秘书，1940 年从苏联回国后，我通过任弼时与他相识。师哲性格直率，思想开朗而深邃。我们一见面就情投意合，从相识到相知，相处甚笃。他现已八十七岁高龄，五年前患有脑血栓，但仍然“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他在耄耋之年潜心写作，并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同志们帮助整理下，撰写了自己的回忆录。

    这本回忆录重点刻画了毛泽东和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刘少奇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形象，引人入胜，并系统地介绍了师哲所经历的中苏往来关系的发展变化，其内容都是他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亲身经历的，所以生动、具体、可信；加之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同志们帮助查阅了大量档案资料，使其内容更加翔实、准确、可靠。我相信，这本书的出版，当会补充和丰富有关的史书；不仅会受到国内各界读者的重视和喜爱，也会得到国外读者的欢迎。当接到师哲请我为他这本书作序的信后，我便欣然驱车前去看望。师哲比我长几岁，又半身不遂，行走不便，但他思维敏捷，语言清晰，脑力不减当年。我因国事缠身，他因患病，我们已是多年未相见了。久别战友的重逢，是激动人心的，也是十分欢快的。当年我们受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的影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师哲到列宁的故乡——苏联学习、工作十五年，亲眼目睹了苏联人民在斯大林领导下艰苦奋斗，战胜无数困难，进行宏伟的社会主义建设。苏联日新月异的成就鼓舞着各国的共产党人，也激励着我们中国的同志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并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1940年他随恩来、弼时等同志回国后又兼任毛主席的俄文翻译，后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政治秘书室主任、编译局局长等职，协助主席处理中苏间的事务，一直到1957 年他调任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前后历时十八载。他了解中苏关系的历史及其演变、发展的过程，熟知苏联的情况，因而在延安时，我们常常一起纵论苏联的形势和德苏战局。在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红军反攻终于取得全胜。1944 年在延安时，我们出席了塔斯社记者孙平举行的庆祝十月革命节的招待会。会上，毛主席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大家为苏军的胜利反攻，为即将取得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彻底胜利而欢庆。1947 年胡宗南进攻延安，我带兵上了前线，师哲留在后委、中央工作。我们时有见面，但戎马倥偬，没有时间畅谈。直到全国解放，我调回北京后我们才得以见面畅谈。

    师哲也命运多舛，从1959 年起就受康生的迫害，被流放、关押先后达十八九年，1979 年末才被调回北京。我熟知他是我们党内少有的“苏联通”，因而向中央组织部建议分配他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工作。他历经磨难，非但丝毫未改初衷，而且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党、对毛主席的感情更加深厚。师哲长期在毛主席身边工作，1950 年陪毛主席访苏时更是跟随左右、形影不离，对主席不仅了解甚深，而且也体贴入微。主席对他也关心备至。我们一起回忆了主席敏锐有神的目光，深入浅出而风趣的谈话，精辟深邃宏大的思想。我们这代人都是在毛主席培养下成长起来的；中国革命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从胜利走向胜利、不断稳步前进的。

    我们不仅回忆往事，而且交换了对当前国内国际形势的看法。我们谈到了以小平同志为核心的我们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坚定不移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开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谈到了第二代领导集体与第三代领导集体顺利地实现新老合作与交替。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工作卓有成效，并得到了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对此，我们感到欣慰。我们还十分关心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与前途，希望苏联繁荣昌盛，人民安居乐业，生活幸福。

    九曲黄河，最终奔注大海。宏伟而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不管经过多少艰难曲折，我们始终坚信，一定能取得最终的胜利。

    王震
    1991年8月


    师哲自序

    我的一生可以这样来概括：二十岁以前在陕西省读书；1925 年起，在苏联学习、工作共十五年；1940 年随周恩来、任弼时等同志回国后，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十八年；坐牢、受审查、流放共十九年。一直到1982 年，才由中组部做出了“经十三年审查，没有问题”的结论。

    人生道路虽然坎坷，但我从不后悔。我有幸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有幸在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刘少奇、彭德怀、张闻天、贺龙等同志的领导下工作。我的亲身经历和耳闻目睹使我深深认识到，他们都是伟大的、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他们虽然先后离开了我们，但他们的音容笑貌却永远留在我们的心中。每当回首往事时，我就有讲不完的话、道不尽的情。在这种浓厚感情的支配下，我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拿起笔，忠实客观地把他们高超的领导艺术和才能、光辉的战略思想、灵活的策略原则、顽强不屈的斗争精神记述下来，献给读者，也算尽了一项义务。正像俄罗斯谚语所说的“用斧子砍树，难免木屑飞溅”一样，写任何人、任何事同样也会涉及其他的人和事。我只能就我亲身经历、亲眼所见和亲耳所闻，择其要点叙述一下，难免有所偏差或挂一漏万了。

    我于1980 年从外地回到北京，开始写回忆录，得到朱唯真同志的帮助。1986 年患脑血栓，虽然脑力未减，但已行动不便，一切都力不从心了。这时，得到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鼎力协助，特别是该室的李海文同志受托帮我整理书稿，出力最大。在成书过程中，吴少京、徐及之（即徐永军）同志参加了部分章节的整理和文字工作，并得到了李莎同志的帮助。马列、王焰、何定、张希等同志审阅了有关章节，作了补充，在此一并表示谢意。

    师哲
    1991年6月

    整理者序

    “文化大革命”后期，经博古夫人张越霞介绍，我与师哲的夫人周惠年及其子女相识，并了解到师哲是大革命时期的老同志，在苏联学习与工作十五年，回国后长期在中共中央担任俄文翻译，随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邓小平、彭德怀等中央领导人出访苏联、东欧、朝鲜，是中共中央与苏共中央之间往来的见证人，便十分想见他。但师哲于1962 年后一直隔离审查，当时关在秦城监狱尚未出狱。

    1975年5月，得知师哲从监狱出来流放到陕西扶风。8 月，听说他为了解决自己的政治结论问题回到北京住在福绥境。我登门拜访。这时他已是七十岁的老人，动作敏捷，头脑清晰，待人热情，我们一见如故。那时正是和“四人帮”斗争激烈的年月，限于当时的政治气氛，我们的谈话没有涉及50 年代的中苏关系，但是他谈锋甚健，话语中充满乐观、机智。整整谈了一个上午。他送我出门时，叮嘱我说：“年轻人，要警惕啊！”他这句话意味深长，包含了多少经验和教训。这次见面，他那鲜明的性格，犀利的语言，敏锐的目光，独特的看问题的视角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11 月，政治形势突变，开始反击右倾翻案风，他无果而返，不得已回到扶风。

    1979年听说他回来了，住在万寿路中组部招待所。我去看他，室内陈设十分简单，连坐的椅子都不够，孩子们席地而坐。久别重逢，大家格外高兴。师哲仍然如故，精神矍铄。

    1982年，师哲分配到社会科学院苏东研究所任顾问。他终于有条件可以回溯那段历史。他给党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写信，提出此要求，得到同意，但是批示上说，写好后存中央档案馆。回忆录很快写好，交中央档案馆保存。1986 年师哲患脑血栓，脑力虽未减，但行动不便，一切力不从心了。八十一岁高龄的老人希望在有生之年能看到自己的回忆录问世，便将他保存的回忆录的草稿交给我。原稿有二三十万字，按人物回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等老一辈革命家的许多重要活动，不少内容是重复的。由于我工作繁忙，延宕到1988 年才有时间开始整理，将书稿按专题进行分类，按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排列。当时我任周恩来研究组副组长，工作繁忙，整理只能利用工作之余的时间，断断续续进行，主要集中在1989 年后半年和1990 年一年，用一年半的时间里完成。师哲耄耋之年，虽患轻度中风行走不便，但是头脑清楚，文思敏捷，一谈就是四五个钟头，滔滔不绝。鲜为人知的细节，独到之见，机智风趣的语言，引人入胜。

    我以他的文字和口头的回忆为基础，借中央文献研究室的鼎力相助，得以查阅了大量有关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的档案资料，查阅当年的报刊，核对史实，订正、补充、丰富史实。并对史实进行分析、归纳，增加了历史背景及对人物、事件分析的阐述。使史料更加准确、翔实，增加了系统性和理论性。这也保证了本书的质量，虽然过去了二十多年，现在已公布了大量的档案、回忆录，但是师哲的回忆录仍不失其价值，因而能有第四次出版。本书是回忆录，首先要尊重史实，保持师哲独一无二的经历、见闻、观点。他受经历所限，只能从一个侧面反映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师哲是个性情中人，他时常发表一些惊人之语。我们从内容到叙述都不能求全责备，但是所述事实力求不违背历史；不发表不当的、过激的观点。

    我尊重师哲本人历史实际与意见，凡是他不可能知道的事情，即使查到资料也不增加，凡是他不同意的观点和史实都不用。例如：他坚持苏联从未劝过中国共产党划江而治，现已被外交部接受，见《外交风云录》余湛等人的文章。他回忆1950 年10 月周恩来访苏，向斯大林提出不出兵朝鲜，已为彭德怀传记组同意。他认为林彪1942 年回国后直接从西安到延安，而事实是林先回到延安而后才去重庆。对于与事实不符而他又坚持的，我们都尊重他的意愿照实写下来，而在注释中加以说明。

    我在文章结构上下了较大功夫，使之前后贯通，成为完整的篇章。同时，注意章节之间的衔接，删掉离题的枝蔓，力求生动，有较强的可读性。意章节之间的衔接，删掉离题的枝蔓，力求生动，有较强的可读性。整理好后，将第一稿送师哲审阅。问题少，他自己动手修改。问题比较多或者问题比较大，就同我谈。如他记忆（时间、地点、过程、情节）有误，我拿出档案等文字证据，他都心悦诚服接受。我对某些人物的性格、思想的理解与他不同，他详细地和我谈，为了说明问题一一举例，直到我完全理解为止。他讲的有些观点我虽然不完全同意，但因是他的口述史，作为整理者，我只能忠实原意，照录无误。如此根据他的意见修改、补充后，由徐永军、吴少京抄正，再送他审阅，各个篇章都留下他修改的笔迹。每篇都至少往返两次才能定稿。在此期间，我与师哲交谈了三十余次。

    师哲虽然从1962 年失去自由、坐牢、受审查、流放共十九年，但是他纵观历史，充分肯定毛泽东功劳。我根据他的多次谈话，综合他对毛泽东的叙述和看法，花了一个月时间写出了《毛泽东神韵》一章，得到他的认可。我将第二稿分送周恩来的外交秘书马列，彭德怀办公室主任、彭德怀传记组组长王焰，彭德怀传记组成员、研究朝鲜战争的专家张希、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研究组组长赵福亭、刘少奇研究组组长刘崇文、任弼时研究小组组长章学新审阅了相关的章节。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李琦、秘书长何静修审阅了全书。第三稿偏重于文字的加工润色，核对引文，为了便于读者阅读，还做了少量的注释。人物注释大都由徐永军所写，最后由我定稿。此次出版，考虑到随着时间流逝，一些人物、事件已不为人知，又增加了注释。但是，之前有的章节没有发表，如：关于师哲在延安保卫处工作期间处理的案件，涉及的人数众多。当时无法一一查正、核实。征得师哲同意暂时不发表。八一厂的编剧郝在今同志用了十四年的时间，看了大量档案，采访了众多当事人，于2005 年出版了《中国秘密战——中共情报、保卫工作纪实》a。从他的书中印证了师哲当年的回忆基本正确，因师哲于抗战胜利后离开了保安处，后来有的甄别，有的有内情。这次，保留原文，只在他记忆不全面的地方加上注释说明。

    另外，关于毛泽东与江青的婚事当时整理成文却并未发表。1981 年1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法院特别法庭判决江青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83 年1 月最高法院刑事庭改判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师哲在此节的文稿上批写：“江青是人民打倒、唾弃的一个罪人，不能把这样的人和毛放在一起。”为了尊重师哲，考虑到粉碎“四人帮”的时间仅过了十几年，读者对江青难以接受，鉴于当时的历史环境，没有把这一节放进回忆录中。现在，关于江青与毛泽东的关系成为党史研究的一个热点，并有许多误传，如有人认为江青不是康生介绍给毛泽东认识的等等。师哲是历史见证人，他的看法也是一家之言，为了避免以讹传讹，还原历史真相，现在把当年整理的内容公开，以飨读者。为慎重起见，本节内容已在《湘潮》2014 年第七期全文发表。

    本书作为回忆录，采用第一人称叙述，“我”即是师哲本人。由于师哲有其独特的语言风格，如半文半白，形容词、定语使用频率高（俄文的特点），倒装句较多、口语化等，我在整理的过程中尽量予以保留，同时力求使本书的语言朴素流畅，采用白描手法，同师哲的身份更加贴切。他作为参加过大革命的老共产党员，党性很强。在审查时，有人提出删节对一位领导人评介的内容，他一方面尊重组织的意见，另外他专门写了一段话，陈述、保留自己的看法。

    我从事专业党史研究三十多年，采访过数百位领导同志，有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部长、将军们，当他们谈起在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彭德怀、贺龙、徐向前、邓小平领导下工作的情景，话语间充满了崇敬之情，往往以仰视的角度回顾历史。师哲则不然，一贯以平视的角度看待、评论老一辈领导人。他在耄耋之年，患轻度中风行走不便，但是精神矍铄，头脑清楚，文思敏捷，一谈就是四五个钟头，滔滔不绝。他常常三言两语、一针见血地勾画出人物形象。他那特有的思路，睿智诙谐的语言，和那随口而出的一个又一个闻所未闻的故事，使我常常听得入迷，忘了记录。

    他，1924 年加入共青团，1926 年加入共产党，是为革命奋斗一生的老同志。这样的老同志很多，到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国还有大革命时期入党的同志八百多名，为什么他会与众不同？

    随着我与他交往越深，对他、对党史越了解，才渐渐找到答案。首先，这固然和他的天性，陕西人倔犟、耿直的性格有关，更主要与他在苏联学习与工作十五年的经历有关。二十岁到三十五岁正是一个人精力旺盛、求知欲强，确定世界观、蓬勃发展的岁月。他长期在国外生活，深受异国文化的影响，养成了西方的思维习惯。这就是民主、平等、开放。

    其次，他那独特的视角，与他在共产国际工作、回国后在中央机关工作十八年的经历有关。1938 年秋，他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任弼时的秘书。1940 年受共产国际派遣回国参加七大，准备七大后回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那时，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这年春，他随周恩来、任弼时一起回到延安。因战争原因，七大召开的时间一推再推，他以任弼时秘书的身份留在延安，在毛泽东、任弼时的领导下负责中苏两党往来的具体事务，翻译来往电文。他参加延安整风，在中央社会部、陕甘宁保安处工作，任一室主任等职务。七大后任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1948 年任政治秘书室主任。这十八年在毛泽东、任弼时领导下工作，近距离观察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彭德怀、张闻天的工作方法、工作作风，熟知他们的性格、思维特点、行事方法和他们之间关系的微妙之处。

    他和中共中央领导人一起经历了中苏关系由蜜月到产生分歧的过程。1956年中苏关系开始发生分歧，1957 年1 月他主动向邓小平、刘少奇提出离开中央，到山东任省委书记处书记。拿到火车票，才去向毛泽东主席告别。他对苏联一直坚持自己的看法，有人说他是亲苏派。其实，他对苏联、斯大林既不是完全肯定，也不是完全否定。他因在苏联生活十五年，对苏联的优点、缺点有较深刻的认识。这本书在中苏关系特别好的时候不能出版，因为他讲了苏联的不少缺点；在中苏关系恶化时也不能出版，因为他讲了苏联的许多好话。只有在中苏关系正常化时才能出版。1990 年、1991 年正是恰当的时机，真是天助人也。

    第三个原因，他在苏联学习时，能用俄文直接阅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建国后他担任中央编译局局长、外文出版社社长，领导筹建俄语学院（第一外语学院的前身）。当时，中央编译局的任务是编辑、翻译马列著作，先后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文革”前印了几十本，没有出全）、《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

    建国前由于战争环境十分残酷，全党集中力量打仗，战胜敌人，解决生存问题。由于敌人包围封锁，根据地物资匮乏，中国共产党没有人力、物力出版马、恩、列、斯全集。延安整风时指定全党必读的二十二个文件，马列著作只有很少几篇。那时各个根据地出版的马、恩、列、斯著作的单行本屈指可数。建国后，有了条件，中央马上着手成立中央编译局。《列宁全集》共三十九卷，到1963 年才出齐。1962 年，师哲被戴上“修正主义分子”、“苏修特务”的罪名，被软禁在东总布胡同的一栋房子里。他利用受审查的时间，认真研读、校对《列宁全集》中俄本。像他这样认真地通读过《列宁全集》的人在党内甚少，就是专门从事理论研究工作的同志也找不出几个。他有深厚的理论修养，这是他能够坚持、敢于坚持自己看法的思想基础。

    他流放、坐牢十九年。在牢房里单独囚禁，在穷乡僻壤，他一人枯坐，有时间不断思考、回味、反省。他坚定信仰马列主义，自觉地以马列主义立场、方法观察社会，常年地、不断地总结历史经验，思考政治问题，他虽身处逆境，但一直关注着社会的变化，事态的发展，一直保持着清醒、冷静、敏锐的目光。

    1980年代初，他回到北京不久，出席宦乡召开的研究国际问题的会议。这个会议是为起草党的十二大报告做准备，为报告的国际部分征询意见。他首先发言，直言不讳地提出：“苏联不是修正主义。”一语惊四座。他不在乎人们惊异的目光，侃侃而谈，理由充分，难以驳倒。当时中国与苏联的关系还没有改善，对苏联仍然沿用“苏修”的称呼。即使主持人内心认为他讲得很对，也不能违背中央决定，从此会议再没有开过。会后，宦乡登门拜访，当面请教。师哲直抒己见，讲了一天，将这么多年憋在心里的话都讲出来。1982 年9 月，胡耀邦在十二大《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报告中，只批评了苏联执行的霸权主义政策，没有涉及理论和意识形态问题，没有再指责苏联是修正主义。师哲锐气不减当年。有人说他骄傲自大，有人说他固执己见，有人说他坚持原则，有人说他不近人情。不管别人说什么，他仍然我行我素，特立独行。

    他二十岁投身革命，经历过战争、肃反、党内争论，也犯过错误。他有过辉煌，也下过地狱，经历丰富多彩，大起大落，命运多舛。从1959 年起受审查，后下放到陕西扶风农场，1962 年被软禁，1966 年被关进秦城监狱，狱号：6601，是1966 年关到秦城监狱的第一个人。1975 年出狱后流放到陕西扶风，1979 年才回到北京，住在万寿路中组部招待所。1982 年做了结论：“经十三年审查，没有问题。”分配到社会科学院苏东研究所任顾问。坐牢、受审查、流放共十九年，不平凡的经历磨炼了他，使他更加坚强、刚毅，百折不挠。他1986 年患中风，行动不便。这一个接一个的打击，都没有将他打倒。他永远有老共产党员特有的达观、积极、奋进。真是生命不息，奋斗不已。

    以上所说，使他一生一直保持特立独行的个性，犀利的语言，敏锐的目光，真知灼见，形成一家之言。

    经过整理后，1991年，回忆录以《在历史巨人身边》为名在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前后两次印刷，共印六万七千册，引起轰动。一时间以“巨人”为名的书籍、影像不绝于耳。1995 年，在日本由刘俊男、横泽泰夫翻译的日文版问世。中国、俄国、乌克兰、日本、德国、美国、印度研究中国外交史、关注中苏关系、朝鲜战争的学者纷纷登门请教，各国记者采访，络绎不绝。每次他接受国外学者的采访，总通知我参加。他的观点、史料广为史学界接受。

    1998年，该书增加三万字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2005年1月当代中国出版社将此书的解放后部分以《师哲口述——中苏关系见证录》为名出版。这两次共印近两万册。

    师哲已于1998年8月去世，他几乎经历了整整一个世纪的风雨。生活在20世纪的人中，很少有人像他那样，曾同众多的重要人物、重要事件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曾如此直接、如此频繁地接触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斯大林、赫鲁晓夫等中苏领导人。他的回忆录是其他任何一个人所不能代述的。他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见证人。他以其独特的视角对诸多领袖人物的看法、评价，为研究历史提供了重要思路、借鉴，因而他本人也成为值得关注、值得研究的一个历史人物。一般的书有十年寿命就很不错，而师哲的回忆录经过二十多年的考验，已成为历史文献，成为经典，成为研究这段历史必备的参考书。

    我有幸与他结识，帮助他整理回忆录，与他的合作是我历史工作生涯中的重要一笔，特别是我步入史学界仅十余年时，直接得到他的教诲，使我的学识、写作能力、驾驭重大题材的能力得到很大的提高，受益终生。

    他一直怀念苏联老朋友，但是行动不便，一直没有机会见面。1993 年10 月5 日，我和皮声浩、张希陪同俄罗斯的朋友贡恰罗夫、杰尼索夫看望师哲。师哲一一询问和他一起工作过的老朋友的情况，得知罗高寿的儿子小罗高寿任俄罗斯驻华大使，十分高兴。拿出三本《在历史巨人身边》送给两位俄罗斯友人，一一签名留念，并请他们转交罗高寿大使。那时他已是九十一岁高龄。两年后，他因病逝世。

    2003年12月19日在俄罗斯大使馆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一十周年的聚会上，罗高寿大使是晚会的主人，繁忙地接待客人。我想到师哲的遗愿，师哲青年、壮年一直为中苏友好工作，到晚年他以写回忆录的方式依然致力于中俄友好。俄国是他的第二故乡，而他一直没有机会再回到俄罗斯，没有能再见到俄罗斯的老朋友。我主动走过去，向他谈起师哲和《在历史巨人身边》一书。他知道我是这本书的整理者时，热情地同我握手。我知道罗高寿大使借此表达他对师哲的敬意和怀念。我的朋友叶利亚、王元将这个瞬间拍摄下来。

    此次出版以1998年中央党校出版社的版本为底本，此本印数较少，市场上难以见到。1991年以来，中国、俄罗斯公布了大量档案，在很多地方同师哲的回忆录都可互为印证，但也有个别不一样的地方，此次出版一一做了注释。我重新看了原稿，进行核对，增加了一万多字，“整风运动”一节请《中国秘密战——中共情报、保卫工作纪实》的作者郝在今审阅。为了便于读者查阅，本次出版根据《俄语译名手册》（辛华编，商务印书馆，2005 年版），对俄文姓名进行了校正。第一次公布了由师哲审定、新华社对外部俄文编辑室资深翻译李树华译审校正的中俄文人名、地名对照表，另在书后做了人名索引和大事记。

    有的书再版，为了吸引读者，就另起个书名。我主张“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所以仍然用原来的书名。

    李海文
    2014 年12 月于北京


    精彩选载：

    周恩来在共产国际

    1939 年9 月的一天午后，弼时给我打来电话说：“你今天不要走远了，最好不要出门。”下午7 时许，他又打来电话，要我立刻到他家去。我一走进他的房门，很惊奇地看见周恩来在座。弼时向我作了介绍，其实我早就见过恩来。在交谈中，周副主席回忆说：过去我每次来苏联，都要处理有关你们留学生的一些问题。他还谈到曾在孔策沃给军事学校的留学生作传达六大报告的情景。这次，周恩来是到苏联来治疗骨折的右臂。同他一起来的有邓颖超、孙维世、李德等。我们安排恩来、邓大姐、孙维世住在柳克斯公寓。

    恩来的右臂是在延安骑马时摔伤的。他同江青一起外出，在路上，江青猛地打马，她的马突然猛冲过来，使恩来的坐骑受惊，因毫无防备被摔了下来。恩来急中生智，用右手护住头，胳膊肘先着地，造成肘部粉碎性骨折。当时延安医疗条件差，没有完全把骨头对好，就打上了石膏。等取下石膏时，肘部已不能活动，右臂肌肉逐渐萎缩。于是，中央建议他赴苏联治疗。为此蒋介石派出自己的专机到延安，把恩来接送到迪化（今称乌鲁木齐）。然后，周转乘苏联的飞机到达莫斯科。共产国际安排周恩来到皇宫医院（即克里姆林宫医院）治疗，邓颖超、孙维世常常到医院来照料周。由于他们都不会讲俄语，我差不多每天到医院去，给他们当翻译。

    苏联请了一批高级专家给周恩来治病，先后进行了三次大会诊，讨论治疗方案。这三次大会诊恩来都参加了。医生们提出两个方案，供恩来选择。第一个方案是把肘骨拆开，另行接骨。其好处是胳膊可以运动自如，缺点是痛苦大，所需时间也较长，而且要冒手术不成功的风险。第二个方案是不开刀，采用按摩等治疗方法。好处是治疗时间短，缺点是胳膊只能活动到一定的角度，不能运用自如。恩来说：“国内工作很忙，不允许我长期在国外治病，就选择后一种方案吧。”

    在治疗过程中，患者是异常痛苦的。注射麻药后，就硬把胳膊搬到一定的角度，固定起来。麻药效力消失后，疼得恩来豆大的汗珠直往下滚，不由得喊叫，急得我们团团转。然后进行按摩，使萎缩的肌肉恢复生机。这也使他疼痛难忍。按摩的医生是个老太太，她不懂中文，不断对我说：不受这个苦就会前功尽弃，所以，一定要受这个痛苦，将来才有希望使手臂活动得幅度大些，可以梳头、吃饭。

    在住院期间，恩来仍坚持工作，着手起草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国问题备忘录》。我劝他说：“你是来医病的，还是先把病治好为宜。”但是他说：“我这是外伤，不影响我的思考和工作。”

    拜会毛主席

    我回到延安，回到阔别十五年的祖国，脚踏在家乡的土地上，每天都听到久违的乡音，处处感到那么亲切、熟悉，又那么新鲜，令人激动不已。祖国啊，我离开你的时间太长了！现在是应该为你作出点贡献的时候了！

    我盼望着能早一天见到毛泽东。在苏联，当人们提到中国红军时，必然要提到毛泽东的名字。我在任弼时的办公室里，第一次见到毛泽东的巨幅照片：头戴八角帽，身穿军装，魁梧、年轻、英俊，目光深邃，充满自信。我虽然不好意思开口询问，但心想这一定就是人们所仰望的毛泽东。这时，我顿觉受到了莫大的鼓舞。我们党终于有了自己值得信赖的领袖，中国革命胜利在望。后来我听说了这张照片的来历，它是斯诺在陕北拍摄的，共产国际托苏联驻外使馆花四千美元购得。我到共产国际工作后，同中国同志交往甚多，在处理各种事务和进行各项工作时，人们总是会说：“为了毛泽东。”可见，毛泽东的名字成了革命、奋斗、胜利的象征。对任弼时，人们称之为毛泽东信得过的人；对周恩来，人们称他是毛泽东的使者、全权代表。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1940 年3 月底的一个下午，周副主席带我一道去杨家岭拜会毛主席。杨家岭是中央军委的所在地，毛主席是中央军委主席。春光明媚，风和日丽，毛主席正在窑洞前的土坪上安详地散步，见到我们来了，立即微笑着健步迎了过来，和周副主席紧紧地握手。接着，周副主席将我介绍给他，我握着他那宽大、敦厚的手，心情激动万分。毛主席明朗慈祥的脸上布满了笑容，亲切、和蔼而又诙谐。他见我有些紧张，便风趣地说，你的面容像某某，风度像某某。但我因为对国内干部情况一无所知，完全不知所云，傻呆呆地看着他。恩来见我拘谨，急忙解释：“这些人他（指我）都不认识，自然不能理解。”

    主席话锋一转，问道：“你是哪里人？”
    “韩城人。”
    “噢，你和司马迁是同乡。”这句话像一只灵巧的金手，一下子就找到了我们交谈的话题，激起了我万千思绪。

    接着，毛主席谈到龙门在韩城县境内，“禹门三级浪，平地一声雷”的出处；讲了黄龙山山脉自西向东，绵延到韩城县境内；解释了黄龙山命名的起因，它的山势、土壤、物产，并指出延安以南的崂山也属黄龙山山脉。我说：“小的时候听年长的人说过，‘黄龙山是土匪窝子’。”主席笑了笑，诙谐地说：“杨虎城将军也是黄龙山上毕业的。”他又询问了我的出身、家庭、经历等等。虽是初次相识，但他将我的情况已全部摸清、掌握了。
毛主席初次和我谈的这一席话，使我感到他明达开朗，学识渊博，思路开阔，博古通今。此外，我还感到主席的这一番话似乎有着更丰富更深刻的意义，需要我去体会和理解，但当时却说不出它究竟是什么。后来，同毛主席接触多了，才逐渐地认识到，这意义就是，毛主席把全部心思和精力都集中在了革命事业上，为了革命斗争的需要，对一切事情总是以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勤学好问，调查研究，遇事寻根究源、弄个彻底明白，决不浅尝辄止。他善于理论联系实际，这也是他知识渊博，经验丰富，对事物了如指掌，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奥秘所在。主席的风度和我见过的领导人斯大林、季米特洛夫、皮克等都不一样。他是一位旷达、开明的人，有一种超然的气概和强烈的自信心。

    主席的婚事

    1940 年我从苏联刚回到延安不久，就听到一些同志们对主席和江青的婚事有些议论。因为当初决定我还要回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情况，康生、江青钻空子主动向我介绍一些情况，澄清事实，表现自己，希望我在国际方面为他们讲好话。

    江青是1937 年秋冬到延安的，进鲁迅艺术学院学习。江青和主席认识是康生安排的。

    1937 年11 月29 日康生夫妇随王明从苏联回来。康生在上海大学读书时和曹轶欧是同学，相熟而结婚。曹轶欧给鲁迅写过信，收入鲁迅书信集中。回到延安后，康生在组建中央社会部的同时兼任中央党校校长，曹轶欧担任中央党校干部处处长。中央社会部在离延安城西北八公里外的枣园村，原是陕北军阀高双成的庄园。

    江青与康生同是山东诸城人。江青本姓李，家住在县城东门外，家境中下，生活不富裕。父母将大女儿留在家中，缠足裹脚，待机出嫁。二女儿即江青，自幼聪慧，身材修长，面容姣好，是个窈窕淑女。父母把她送到城内东街南区的聊城小学读书。她每天上学都要经过东街的张家。张家是从胶东迁来的富户，在东街买了一座四合院，坐西朝东，大门向东开，南房是客房，东西厢房是儿孙们住。张家的第三代是康生。康生亲口对我讲过：江青每天上学从他家门前过，他是目迎目送。1957 年我到山东担任省委书记，专程到诸城考察，果然康生没有骗我。陪我的县委书记并不知我的用意，但他主动介绍了江、康两家的情况。从县委书记介绍的情况来看，江青上学是要经过康宅的门前。

    康生原姓张，名字换过几个，张耘、赵溶，最后定名为康生，这个名字译成外文，很像外国人的姓，响亮，上口。1920 年代康进上海大学学习，结识了同学曹轶欧，由朋友结为夫妻。曹轶欧为人厉害。康生与江青到上海后没有什么来往。

    江青十几岁时因家境困难外出学艺。后在上海，以蓝苹为名演戏，拍电影，参加进步活动，坐过牢。

    康生先请江青到枣园玩，这是很特殊的。康生立了很严格的规定，未经许可，任何人从中央社会部的门口过都不行。不久，康生将江青从鲁艺调到中央党校学习，专门组织了一个小班，有江青、张茹之、许明等五六个女同学。这个班直接由曹轶欧管。

    康生让江青主动去找主席。没有康生的指示，江青也没有这么大的胆子。没有康生的安排，江青也无法进入主席的住地。我回国不久，康生就同我讲：在中国要搞好社会关系，建立友谊，有两个法宝：一是教书，当教员，可供桃李满天下。中国人是“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学生自然要拥护你，不像苏联人师生关系淡薄。二是当月下佬，为他人介绍老婆。他也曾主动地为我介绍爱人，一开始介绍某领导人的女儿，我一口回绝，干部子女一律不要。最后将他的秘书介绍给我。这已是1945 年的事了。这就是他的为人之道。

    江青告诉我，是康生找她谈话，说：主席一个人，生活上没有人照顾，你去关心关心。此时，主席的夫人贺子珍已到西安、新疆不回来，准备去苏联。主席做工作，贺子珍执意不回来。有人告诉她，别人抄了你的老家。她不管，仍要去苏联治病。1938 年秋，她到苏联不久生了一个男孩，很快夭折。江青第一次到主席那儿，主席望望她说：“你对我能有什么帮助？”

    “我可以管生活、家务。”

    “你能负担得起吗？”主席又问。

    “能，试试看。”说完，她就帮助主席打扫屋子，把桌面收拾干净、整齐。收拾床铺时，不仅将床单扫净，连褥子都扫净，重新铺了。这些事都是警卫员做的。警卫员都是来自农村的毛头小子，扫不了这么干净。主席没有留她吃饭，她也比较拘谨，干完活就走了。过了两三天，江青又去了，主席的屋子经过几天又乱了。她仔仔细细地打扫一番。之后，见主席衣服的胳膊肘破了，主动地说：“我给你缝缝。”这次主席说：走这么远的路。留她吃了饭，才走的。

    当时主席住在北门内凤凰山麓的李家窑洞。中央党校在延安城东北五公里处的桥儿沟镇。不知从何时起，她就住下不走了。主席说：“不走了，好嘛，有地方住。”

    当时主席住着三间石窑洞，左边是书报室，中间是会客室，右边是主席的办公室和寝室。

    江青经常到主席那儿的消息很快传开了。大家议论纷纷，多有微词。中央党校的学员们集体签名给党中央写信，坚决反对主席与江青结婚。不仅中央党校的学员写了信，当时刘晓领导的上海市委亦打来电报反对此婚事。我记得王世英参加了签名。当时在党校学习的人不少都是从白区来的，知道江青的底细和为人。江青是演员，多次婚变发表于报端。而且她在狱中的表现，如何出狱的，引起人们的怀疑。中央党校的学员们写了两次信，要求中央书记张闻天转给毛主席。张闻天是留学生，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不干涉私人生活。中央党校的学生见写信不奏效，又派代表来见张闻天，说：这不是私人的事情。中国和西方的习俗不一样，在中国，领导人的婚姻必然影响到政治。一定要张闻天向主席转达大家的意见。不得已，张闻天挑了一封口气较缓和的信转交主席。主席是不认输的人，很生气，决定和江青正式结婚。不久，由主席设宴，款待大家。连张鼎丞都请去了，唯独不请张闻天夫妇，就是因为张闻天转了那封信。

    1940 年她在中央医院生了李讷。不久，她就把输卵管扎了。金大夫为她做的手术。江青本姓李，因而女儿也随她姓李，名字也是江青起的。她对李讷是疼爱的。李讷住的窑洞有地炕，怕苍蝇进去，门口有拐道。后来李讷搬走，我搬进去住，主席开玩笑说：你升级了。这是李富春非让我住进去不可，我不得不搬
进去。

    1941 年中直机关搬到杨家岭后，江青嫌人多嘈杂，1943 年江青和毛主席搬到枣园去住。整风时期，江青在中央党校学习。主席把她交给中央党校副校长彭真。当时主席兼着中央党校的校长。中央党校审查江青的历史，她的党籍都有问题了。因而她比较老实。到七大之后，她才有了组织鉴定。有了结论，她非常高兴，来找我。我是支部负责人。这样她才恢复组织生活。

    她的生活习惯和主席的不一样，爱挑剔。在延安的时候，江青在政治上的表现还是拘谨严己，在公开场合不露面，不敢露峥嵘，顶多就是提出要买些东西。如做皮衣，一定要买宁夏的滩羊羔羊皮。吃药，要从香港买药。买山东的特产阿胶等等。当时国民党封锁我们，要办到这些事都是比较困难的。到1947 年撤离延安时，她拿出一大筐阿胶要求处理，后来都送到延安的药房去了。

    江青知道主席的全部心血、精力都用在考虑我党、国家的大事上，但为了达到她个人的目的，她故意干扰毛主席的工作。为了保证主席安心工作，我们不得不满足江青的一些不合理要求。为此任弼时批评我两次，说：大姐那么多，女同志那么多，对江青不应该搞特殊，照顾了毛主席就照顾了她了。高岗陪江青出巡到绥德调查，有一段时间不在延安。我批评高岗：你把延安丢了，跑到哪里去了。他赶快讲了实话，说这是为了照顾主席，他才去的。他说：“我不能得罪她。”

    中央转战陕北时，中央书记处三位书记留在陕北。周恩来的夫人邓大姐、任弼时的夫人陈琮英，都到了河东后委，只有江青这位夫人留在陕北。她的职务是协理员，也做不了什么工作，还给机关添了不少麻烦。转战陕北之后，她自认为有了政治资本。中央领导到香山后她去了一趟苏联，开国大典前回到北京。开国大典时，她想上天安门，毛主席不同意，她气得要死，但也无可奈何。

    她后来逐渐越来越不像话。“文革”期间她当了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政治局委员，飞黄腾达，不可一世，无法无天。不少当年反对她婚事的同志都受到迫害，这都是江青一手导演的，这个账应记在她的身上。毛主席将事情想得简单了，没有想到江青会是这样。主席并不了解二三十年代上海滩的情况。

    毛主席对江青并不满意。从后来公布的材料来看，从1974 年起，毛主席严厉地批评了江青多次。毛主席没有把权交给江青，从这点证明他是一个头脑清醒的伟大的政治家。

    康生与“审干”、“抢救运动”

    1943 年康生就说，“整风必然转入审干”、“审干必然转入肃反”。这两句话实际上是康生在整风运动中杜撰的一种别有用心的“理论”，作为他推行一条错误路线的根据。4 月3 日中央发出《关于继续开展整风的决定》，文件指出：“整风的主要斗争目标，是纠正干部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封建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与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前一种是革命队伍中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后一种是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与我党大量发展党员以来，日寇与国民党都大规模地施行其特务活动，我党各地党政军民学机关中，已被他们打入了大批的内奸分子，其方法非常巧妙，其数量甚是惊人，这在延安的整风运动中已经证明。”认为：“一年的经验证明：整风运动不但是纠正干部错误思想的最好办法，而且是发现内奸与肃清内奸的最好办法。”因而决定整风运动再继续开展一年。

    在中央决定发出的前两天，1943 年4 月1 日，康生要边区保安处抓人。理由是胡宗南的秘书胡公冕要来延安，怕一些在审查干部中发现有问题的人与胡公冕“联络”，因此要抓一批人。康生把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处长周兴和我叫去了。1943 年1 月西北高干会结束后，我被调到陕甘宁保安处一局任局长。

    一天晚上，康生手里拿着一个名单，一边同我们谈话，一边在名单上做记号，又圈又点，说这个是“复兴”，是“CC”，那个是“特务”，是“汉奸”，是“叛徒”，是“日特”等等。最后叫我们把打了“○”的人都抓起来；打了“•”的送进边区行政学院。

    波匈事件与刘少奇访苏

    1956 年是极不寻常的一年。

    这年2 月，苏共召开二十大，赫鲁晓夫在会上作了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美国人从波兰人手中搞到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复制本，并于6 月4 日将全文公布。赫鲁晓夫对此矢口否认。我将美国人公布的与苏共给我们的原文对照，一字不差。

    美国人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公布后，在世界各国引起轩然大波，尤其对东欧国家共产党人造成了严重的冲击，使不少人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发生动摇、怀疑。波兰、匈牙利的局势甚至开始动荡起来。

    6 月，波兰波兹南机械厂的工人要求增加工资和减少税收，遭到机械部长的拒绝。工人们举行罢工和示威游行，和警察发生冲突，当地政府又出动警卫部队和坦克镇压，造成死七十四人、伤九百多人的严重事件。这就是著名的“波兹南事件”。

    事件发生后，全国哗然，波兰统一工人党受到极大压力。鉴于斯大林以往的做法刚刚受到严厉批判，地方党和政府在这件事情上的处理又明显错误，波兰党政领导人不得不公开出来承担责任。6 月30 日，他们批准并出席了为事件受难者举行的葬礼，并且宣布退还部分税收，以满足工人们的要求。

    离开毛泽东身边

    转战陕北之后，我任政治秘书室主任，管中央毛、朱、刘、周等人的政治秘书。中央从西柏坡迁到中南海仍是如此。我的政策是尽可能的不去管，因为无论田家英、李琦等这些政治秘书，他们首先的任务是为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服务，直接执行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指示。到中南海后不久，江青从中作祟，挑拨我和毛泽东的关系。江青到过苏联好多次，每次都要林利给她当翻译。一次我派张国男陪她去，她极不满意，到主席那里告状。

    1952 年春间，江青自己联系苏联医生为主席看病。这两个医生带了自己的翻译。机要室的人不了解情况，按惯例办事，来了苏联客人就打电话叫我去。等我赶到丰泽园时看见主席、江青坐在一边，医生和翻译坐在另一边，已开始交谈。我坐了一会儿，看到没有什么事就想走。这时，江青忽然将主席叫到另一间屋子去谈话。他们不在，我不好意思走开。过了一二十分钟，主席、江青出来了。这时主席的态度大为改变了，说：“师哲，你来翻译。”意思是不要医生带来的翻译，这使我不好意思，于是我对医生的翻译说：“你是专家，你们两个译。”主席极力表现只让我翻译，不让他译。我心中极不舒服，很尴尬。过了不久，又从江青口中传出，要把师哲“搞垮、搞倒、搞臭”。这是什么意思？我心里想，你江青有什么资格讲这种话。但这话是有来头的。当年到主席那里去的苏联客人很多，特别如尤金时常和主席见面，这使我越发谨慎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