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勇田：师友同舟七十载 肝胆相照心连心——忆罗青长同志二三事（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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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敬重的老红军战士罗青长同志于2014年4月15日在北京逝世。（中红网红色图库）



2014年4月21日上午9时，罗青长同志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八宝山殡仪馆大礼堂举行。（中红网红色图库）



罗青长同志永垂不朽。（中红网红色图库）



亲朋好友前来慰问。（中红网红色图库）



赵勇田和罗青长同志秘书周杰（右）合影。（中红网红色图库）



2004年11月27日，在纪念滕代远诞辰100周年会场，罗青长（中）、林一（左，滕代远夫人）和赵勇田亲切交谈。（中红网红色图库）



1982年6月15日，罗青长同志（左）应赵勇田之邀题词。（中红网红色图库）



2000年1月27日，赵勇田（右）、王清萍（左）专程前往家中，看望罗青长同志（中）。（中红网红色图库）



1982年6月15日，罗青长同志为赵勇田题词。“向牺牲在情报战线上的无名英雄们致敬”、“艰难创业百战多”。（中红网红色图库）

    中红网北京2014年4月24日电（赵勇田）

    编者按：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同志，因病于2014年4月15日15点45分在北京去世，享年96岁。

    年高九十、总参政治部文化部原副部长赵勇田，四月二十一日亲到八宝山殡仪馆大礼堂与罗青长告别，并于近日写出怀念文章，令人感动！下面是赵勇田的文章：

    2014年4月21日，我来到北京八宝山大礼堂，参加罗青长同志遗体告别仪式，他静静的躺在鲜花之中，身上覆盖着党旗，胸前佩戴着功勋荣誉章。眼望着他的遗容，看着他的儿女们，此时此刻，令我思绪难平，老泪横流，我默默的回忆着与罗青长同志的每一次见面，我俩之间师友情深，永生难忘。

    罗青长同志，四川苍溪人。1932年秘密参加共青团，1934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5年参加了长征，在红军政治部门从事联络工作。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红军总政治部干事。

    1937—1938年，在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后入中国共产党中央社会部情报训练班，任林伯渠机要秘书。1941年调回延安，解放战争期间担任情报机要工作。建国后任周恩来总理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分管外交、情报、对台工作。还曾任中央军委联络部副部长，中共中央调查部副部长、部长，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等职。   

    我最早知道罗青长的名字，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的1942年12月的太行山上。我跟着八路军豫北办事处主任王百评到八路军前方总部出席情报工作会议。滕代远参谋长给我们警卫人员讲话时多次说到在延安党中央机关从事情报工作的罗青长同志。后来，我是滕代远夫人林一同志任情报科科长时年纪最小的情报人员。林一和罗青长曾一起进入延安枣园情报保卫训练班学习。林一说，罗青长那时是我们的党支部书记。后来罗青长任林伯渠、李克农同志的秘书。多年间，在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下从事情报工作。

    精心指挥撰情报史

    新中国成立后，罗青长同志曾在中央军委情报部、联络部任局长、副部长，自1954年起兼任国务院总理办公室副主任，后任中央调查部部长、党委书记。多年间，我听过他讲话和报告。

    1980年11月17日，由罗青长主持召开编写《抗日战争时期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前方总部司令部情报工作史》座谈会，成立了资料小组，林一同志为组长，指定我为总编辑，协助正副组长工作。在这次座谈会上，罗部长讲到了编写情报史资料的重要性，并做了详细具体的指示。他说，“我党的情报工作，是党的工作重要组成部分，在几十年革命斗争中，我党情报工作是有成绩的，经验教训是丰富的，值得认真总结，深入挖掘，将每个时期的情报史整理成文，藉以怀念老一辈情报工作者，并为祖国现代化建设服务。”

    资料小组经过三年时间，包括召开座谈会，内外采访，查阅史料，整理录音等，完成了一部10万字的《抗日战争时期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前方总司令部情报工作综合资料》。此件呈罗青长部长审阅，他看后对林一和我说：“你们完成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走在了按战略区分工整理此类史料的前头。”

    我根据这部由罗青长部长首肯的“综合资料”，又用了三年时间内查外调，完成一本报告文学作品，25万字，取名为《虎穴英雄传》。此书图文并茂，有叙有议，从宏观和细节上较全面评价了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前方总部情报工作的成绩和经验教训。由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多次印刷，一时成为畅销书。

    我怀着喜悦的心情，亲自把《虎穴英雄传》样书送到罗部长手上时，他握着我的手赞许说：“由林一初审稿件，我放心；你的写作能力，我放心。希望你能再写一本解放战争时期有关情报工作的书。”罗部长的这些话，我及时转告给林一同志。

    细说周恩来总理临终重托

    前些年，当我看过有关周恩来总理病中影视片之后，知道了总理在弥留之际艰难地说“把青长叫来”。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在我脑海里一直思索着。

    那是2000年12月的一天，接到罗青长同志约见我的电话，当我坐在他家客厅的时候，他开门见山地说：“为了怀念敬爱的周总理，我拟定了一篇文章。”他为什么对我说出这番话呢？我心中明白，因为上一年他曾当面寻问我“正在写什么东西，有无空闲时间帮助我整理点文稿。”他接着说“明年是周总理逝世25周年，总理一生磊落，伟人风范。我在他老人家身边工作这么多年，一定要说说别人不知道的那些事。”这时，82岁的罗青长边说边翻腾桌面上摆的资料。

    我知道罗青长同志在延安就在领袖们身边学习、工作、战斗，新中国成立后，自1952年起，即担任中央对台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长期在周总理亲自领导下分管对台工作。他对总理的感情非常深厚，他说“人民大会堂台湾厅就是周总理亲自提议下设置的，厅内一切摆设也都是按照他安排精心摆放的。其中墙壁上那幅郑成功的画像，是他吩咐我到故宫博物院从国家文物管理局局长王冶秋那里调来的，他还嘱咐我复制一幅，通过关系赠送给蒋介石父子。”他说这些话时，我侧耳静听。

    罗部长喘喘气，喝口水，抬头看看墙上挂着的他和周总理在中南海西花厅的合影，心情有点激动。他说:“总理生前、特别在病重期间，他心中最牵挂着两岸实现统一，完成中国版图的完整夙愿。”

    这时，罗部长心情沉痛，他讲了一件令他终生难忘的往事。“那是1975年9月4日，周总理不顾疾病折磨，仍坚持看报告，批阅文件。当他看到《参考消息》3日转载香港《七十年代》编辑部一篇专稿《访蒋经国旧部蔡省三》时，当即批示，要我和他的秘书找王昆仑、屈武等人对有关蔡省三的材料‘进行分析’、‘弄清真相’。在此批件的最后，总理以颤抖的笔迹连写下“托”“托”“托”“托”四个字。

    我插话问：“这几个托字是什么意思，他还说了什么话没有？”

    罗部长略有所思，他说，事后我回想起来，当时的总理肯定已知自己来日不多了，而是把他一生致力于而又未竟的实现祖国统一大业托付给我们这些后来人，否则他何以费尽气力连着写下四个“托”字呢？

    据知，周总理这次批示文件之后，病情加重，体温38度多，高烧不退，当他神志略好时，一睁开眼就呼唤“罗青长”的名字，还催促守候他的工作人员去叫罗青长到他身边。罗部长回忆说,“果然不出所料，总理一见我就急着问台湾的近况和一些老朋友们的情况，亲切嘱咐我不要忘记那些对人民做过有益事情的人。他的病情加重，出现昏迷状态，万万没有想到，19天之后，总理离开了他热爱的祖国和事业。这竟是我和他老人家的最后诀别。”

    罗青长同志一生忠诚坚定，兢兢业业，为党和国家做出了特殊的贡献，他的历史功绩在党史军史上都是浓重的一笔。我们永远怀念你，罗青长同志永垂不朽。

    2014年4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