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歌：《岁月如歌》——我和乌兰浩特蒙古族小学（组图）

赤色

1948年内蒙古工委扩大会议代表合影，左四为乌兰夫，右二为刘春，右一为刘春之子刘歌。三排右四为伊力。（刘歌供照）



1949年冬，刘春全家在乌兰浩特市，左起：刘绣、伊力、刘欢、刘春、刘歌。（刘歌供照）



2000年，刘歌和夫人李延坐在当年照相的乌兰浩特市窗户下合影。（刘歌供照）



1948年，刘歌和父亲刘春在乌兰浩特。（刘歌供照）

    1948年的春天，内蒙古草原上鲜花盛开，内蒙古党委宣传部部长胡昭衡的夫人——林力行阿姨专程从乌兰浩特出发，到中蒙边境的阿尔山迎接一批重要的客人。他们有老有有小，有男有女，一共40多人。这批客人不是别人，正是1946年从内蒙古躲避战乱被疏散到蒙古国的内蒙古党委主要领导干部的家属，其中就包括我母亲伊力,她时任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妇女部长。我（小名牛劲，当时已经5岁）和弟弟刘欢（小名猴子，已经2岁了），我们在蒙古国渡过了难忘的三个年头，终于毫发无损地回到了祖国。乌兰夫伯伯考虑到我们旅途疲劳，特别批准我们在阿尔山温泉疗养院休养1个月，好好泡泡温泉，养养身体。

    一个多月后，我生平第一次坐上了火车。阿尔山的火车和别处的火车不同，是森林小火车，轨矩比普通火车要窄，挂的车厢也少。森林小火车的车站是木结构的小洋楼，远远望去就和一个大积木搭建的一样。我对这里新鲜的一切都十分好奇，问了我妈妈一路“为什么”。小火车断断续续开了一天一夜，因为没有煤，小火车烧的是木柴，还不时停下来加水。因此，我们走了一天一夜，这点路程今天火车只要开行二个多小时就够了。

    我们的到来，乌兰浩特市罕山脚下的内蒙古党委大院顿时热闹起来，家家都像热开了锅。我见到久别的爸爸时，我怎么也叫不出来，爸爸的形象在我的记忆里已经模糊了。我怀疑，这个叔叔是我爸爸吗？爸爸却没有嫌我不叫他，抱起我来亲了又亲。我弟弟更是不认爸爸，在他心里根本没有爸爸这个人，以至几年以后，他总是对我说：“牛劲，你爸爸来看你了。”我就骂他：“爸爸也是你爸爸，好像就是我一个人的爸爸。”

    党委院里凭空添了20多个小孩子，家家都乱成一锅粥。乌兰夫伯伯就给王逸伦叔叔的爱人李谨励阿姨做工作，他说：“孩子们需要有个托儿所，就由你来干吧”。李谨励阿姨当时已经有三个小孩，她委曲地说：“这三个孩子就把我累得够呛，再管别人家的孩子，我干不了。”乌兰夫伯伯耐心地说：“带孩子也是革命工作，能把妈妈们解放出来，为革命战争出力。”经过一番思想斗争，李谨励阿姨出任了内蒙古党委幼儿园的第一任院长。

    乌兰浩特罕山脚下，有一条南北贯通的土马路，一直沿通至小火车站。内蒙古党委院在马路的东侧，马路的西侧就是内蒙古军区大院。大院进门左手侧又有一个独立的小院，也就是今天兴安盟迎宾馆所在的位置，被李谨励阿姨选为办幼儿园的位置。幼儿园很快办起来了。

    我从小就调皮、捣蛋，在幼儿园里一刻也不安生。我姑夫吉合，时任内蒙古军区参谋长，他的大儿子，也就是我的大表哥叫吉新军，比我大了三岁，他也十分淘气。有一天下午，吉新军放学回家，进了军区大院，隔着幼儿园的铁栅栏门，看见我和十几个小朋友在里面玩，他就偷偷把大门给打开了，冲着我大喊：“牛劲，快跑呀！都回家了！”我在前面领头，十几个孩子像小山羊冲出羊圈似的，各自往自家跑。李谨励阿姨就在后面追，顾了这个，顾不了那个。因为和我家只隔了一条很窄的马路，我很快就跑回了家。李谨励阿姨也没能追上我，我心里甭提多高兴了。

    到了晚上，李谨励阿姨到我家来告状，说：“你们家牛劲太淘气了，我根本管不了”。我妈气坏了，拉着我就去找表哥吉新军算帐。姑父吉合听了我妈告状，狠狠把表哥骂了一顿，又对我妈说：“牛劲也不小了，在幼儿园太淘气，不如干脆让他上小学吧。”就这样，我才5岁就糊里糊涂地上了小学。报名时用了我的蒙古名“齐布尔呼”，意为讲卫生的小孩。

    我上的这所蒙古族小学，我长大以后才知道，她太不简单了。她成立于1932年，至今已经有八十年的建校史，她是草原上民族教育的一朵奇芭。回顾蒙小的历史，特别是1947年5月1日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以后，人民政权接管了蒙古族小学，命名她为乌兰浩特爱国第一小学。内蒙古党委派了一大批延安的老八路，为蒙小带来了延安精神，注入了青春的活力，为这所历史悠久的小学开创了新的一页。

    延安精神在蒙小的发扬光大，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艰苦奋斗的精神。当时，内蒙古自治区刚成立，蒙小的办学条件是很差的，但是老师们在桑丹校长的带领下，自己动手盖干打垒的土坯房，解决了教室不足的问题，还自己动手修了操场和食堂。蒙小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不但保证了初小、高小的教学需要，而且还利用本校有限的师资，开办了干部训练班、工农速成班、文化补习班等，在革命战争年代，为前线培养了一大批有文化、能打仗的干部战士，以实际行动支援了民族解放战争，为新中国的诞生贡献了力量。

    第一天上学，我坐的是“乌兰夫轿车”。大家戏称的乌兰夫轿车实际不是汽车，就是普通的木头车轮的马车，唯一不同的是这辆马车在车厢上搭了一个蓝色的棉布蓬，有棉门帘盖着，冬天坐在里面暖和一点。当时自治区汽车很少，乌兰夫同志出门办事经常坐这辆马车，因此大家给马车起了一个名叫“乌兰夫轿车”。和我一起上学的除了表哥吉新军外，还有大毛哥（乌斌，长大后改名乌可力）和二毛哥哥（乌杰），都是乌兰夫伯伯的孩子，他们两个比吉新军还大，都在高年级学习。

    我记得小学的教室里光线很暗，一个班只有十几个孩子，大小不一。老师是一个美丽的蒙古族女老师，她时而说蒙语，时而说汉话，分别铺导年级不同的孩子。老师把年纪大一点、年级高一点的孩子安排在教室的前排就坐，老师先给他们上课。我们年经小一点的孩子就在教室后面玩。过了一会，大孩子们上自习，老师就给我们上课。教我认识“天、地、人”，一个学期下来，我能认几百个汉字，还能认识蒙文拼音，我的爸爸妈妈特别为我高兴，因为我只有6岁。

    我也有逃学的经历，至今记忆犹新。一个夏天的下午，我正在教室里上课，忽然看见表哥在窗外向我招手，我明白表哥的意思是让我出去。我就举手对老师说：“我要上厕所。”老师表示可以，我就飞快地跑出教室。表哥对我说，咱们上学路上有一片西瓜地，现在西瓜已经熟了，咱们去偷瓜吧。我高兴地答应了，就和表哥一起去偷瓜。

    我们趁看瓜人不注意，一人偷了一个小西瓜就跑，跑到一个没人的地方，表哥用拳头砸开西瓜，我们各捧一半就吃。正吃的高兴，看瓜人发现我们了，表哥撒腿就跑。我个子小，跑不快，很快被看瓜人抓到了，看瓜人说：“你是哪来的野小子，为什么偷瓜?”我说：“我不是野小子，我是蒙小的。”看瓜人听说我是蒙小的，就拧着我的耳朵到了学校。刚好桑丹校长在学校的院子里，校长看见看瓜人揪着我的耳朵，很生气地说：“孩子怎么啦？你怎么能这么揪孩子的耳朵？”看瓜人气呼呼地说：“他偷我的西瓜。”校长说：“孩子小不懂事，我们可以教育，偷了你多少西瓜，我们赔。”看瓜人说：“算了，就一个瓜你们也别赔了，好好教育他吧。”看瓜人扭头走了。校长抚摸着我的耳朵，问我：“耳朵还疼吗？你看多危险，以后再也不能偷人家的西瓜了。”我像是一下子懂事了，点点头说：“我以后再也不偷人家的东西了。”桑丹校长开心地笑了，他亲自把我送回家。校长把我送到党委大院门口就回去了，我逃学的事他也没有和我父母说，我从心眼里感谢可敬的老校长。

    和我同期在蒙小上学的同学，因为我当时年纪小，搞不清楚谁叫什么，谁的父母是谁。长大以后，我到杰尔格勒叔叔家去玩，他当时任牙克石林业局的局长，我才知道他的儿子特木勒（汉名金铁）就和我是一个班的。不但他和我同学，他的母亲当时上工农速成班，也和我们同校。由于他们母子同校，被大家传为佳话。特木勒也由此受激励，学习特别努力，成为学校有名的好学生。特木勒有个小弟弟，名叫巴特尔，如今当了内蒙古自治区的政府主席，杰尔格勒叔叔教子有方，几个儿子都成材，让我十分尊敬杰尔格勒叔叔。

    我还有一个同学叫莫日根。他的爱人王红波和我爱人李延是北京音乐学院附中的同学。有一次，我们一起聊天，聊着聊着居然我和莫日根在蒙小还是一个班，可惜长大以后都忘记了，一直没有联系，居然几十年后我们奇迹般相逢。这些无法解释的事，只能说我们今生有缘。莫日根的父亲舍顿道尔吉是我父亲刘春的老战友、老部下，可惜他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不能再为党做更多的工作。唯一可以告慰舍顿道尔吉叔叔的事，他的两个儿子都很争气。大儿子莫日根日后成为国家民委的司局长；小儿子乌兰托嘎更是成为大名鼎鼎的作曲家，创作了《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呼伦贝尔大草原》等深受人们喜爱的歌曲。舍顿道尔吉叔叔在天之灵，知道这一切该多么自豪啊！

    2000年初，已经88岁的老父亲刘春对我说，他年纪大了，来日无多，已经无法再回王爷庙（即乌兰浩特）看看，他要我一定代他去看看王爷庙，特别是他一直关心的蒙古族小学。

    当我踏上回家的路，离别50年，我才发现已经找不到回家的路。我先坐火车到长春，又换车到了白城子，就再不知道该向哪里走了。我用手机打了无数个电话，终于找到一个也是蒙小的校友，但比我要低几届，他叫白锁，蒙古族，时任兴安盟委副书记，由白锁书记指路，我终于抵达故乡乌兰浩特。

    我辗转找到了原内蒙古党委的大院，整个院子已经面目全非，找不到一点昔日痕迹。所幸我家住的那栋楼还在，租给了民营企业，开办了一家家具厂。我还清楚地记得我家住哪几间房，乌兰夫伯伯家住在哪几间房，让陪我寻找的盟党史办公室主任孟庆平同志大吃一惊。据说，我走以后，盟委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立即做出一个决定，要对内蒙古党委办公旧址加以保护，家具厂迁出，大楼外墙挂出文物保护的牌子，并待内部整修后，做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对外开放。

    进入21世纪，乌兰浩特市已经今非昔比，拥有几十所小学。究竟哪一所小学是我的母校？我还真说不清。幸好党史办的工作人员那顺（蒙古族），他的爱人就在一所小学工作，他听了我的描绘，觉得他爱人在的那所小学就是我所说的原爱国一小。那顺同志驱车把我带到一所校门向东开的小学 ，我一眼就看到二排低矮的干打叠土坯房，正是我魂牵梦绕的老教室，我激动地说：“没错，就是这里了，这就是我的母校”。

    那一天晚上，我和蒙小银淑校长一直谈到很晚很晚，我既看到学校的发展，盖了许多新的教学楼和宿舍楼，也看到了学校的困难：由于食堂小，孩子们不能一起吃饭，要小同学先吃，吃完以后大同学第二批再吃，如此等等，我都看到眼里记在心上。

    我从乌兰浩特返回北京后，就多方联系校友，大家群策群力，想办法帮助蒙小改善教学条件。经过大家的努力终于由教育主管部门下拨了一笔专款，为蒙小盖了新的食堂，装修了校舍破旧的门窗。银淑校长从乌兰浩特打来电话告诉我这个好消息，并对我表示感谢。我说，你别谢我，要谢就谢蒙小校友们吧，没有他们的帮助，我个人也是无能为力的。

    2007年8月，正值内蒙古自治区庆祝自治区成立60周年之际，我有幸应邀出席了内蒙古民族解放纪念馆开馆仪式，再次回到乌兰浩特，又见到银淑校长。她陪我看了蒙小新的校舍。可惜的是，最后两排干打叠的土坯房也拆除了。一个崭新的学校里，再也看不到昔日熟悉的景象了。虽然如此，我还是由衷地为母校的发展感到高兴。我和同去的朋友们一起捐给母校1万多元，希望用这点钱给蒙小的老师发点奖金。老师们为照顾农牧民的孩子非常辛苦。我知道这点钱也起不了多大作用，但这就是我的一点心意。

    2010年，蒙小调整了领导班子，新校长是包永梅，女，蒙古族，年纪只有30多岁。她背负学校几十万元的债务上任了。她上任不久，就带着副校长到北京来看我，希望得到校友们的帮助。我帮助她联系了老校友乌可力大哥，乌可力大哥了解了情况，就答应帮助母校想办法。过了没多久，就传来好消息，乌兰夫使用蒙古语言基金会捐赠给蒙小10万元钱，用于改善教学条件。包校长得到这笔钱，高兴地给我打电话说：“这笔钱真是雪中送炭哪！”

    2012年，恰逢乌兰浩特蒙古族小学80周年校庆，自治区有关部门决定，蒙小由现校址置换到第四中学的校址，第四中学迁到第二中学的老校址，而第二中学将迁往开发区新校舍。蒙小可以说是鸟枪换炮了，校区面积扩大2倍以上，操场、食堂、多功能厅等都大大改善。校庆日那一天，我和40多位老校友返回了母校，我们为母校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候欢欣鼓舞。

    今年10月初，包校长专门从乌兰浩特打来电话，告诉我蒙小已经全部搬迁到新校区。由此，乌兰浩特蒙古族小学，在党的十八大的光辉照耀下，又将迈出她的崭新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