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深清：毛泽东与白求恩在一起的珍贵照片首次问世（组图）

赤色

毛泽东（右）与白求恩（左）在一起的珍贵照片。（白求恩精神研究会供照，中红网红色图库）



照片背面有白求恩的亲笔签字：毛泽东和白求恩，延安，1938年5月1日。原件文字是英文“Mao tse tung and Bethune Yenan may 1.38”。（白求恩精神研究会供照，中红网红色图库）



白求恩给利莲的信。（白求恩精神研究会供照，中红网红色图库）



本文作者白求恩精神研究会副会长李深清（右）与专家学者考证照片的情形。（白求恩精神研究会供照，中红网红色图库）



本文作者白求恩精神研究会副会长李深清（右）与专家学者考证照片的情形。（白求恩精神研究会供照，中红网红色图库）



本文作者白求恩精神研究会副会长李深清（右）与专家学者考证照片的情形。（白求恩精神研究会供照，中红网红色图库）   

    中红网北京2014年2月21日电（李深清）

    重要线索

    去年春天，一位在广州任教的加藉华裔，中国名叫铁原的青年，通过白求恩精神研究会网站提供重要信息：加拿大有个名叫比尔的老人，保存着毛泽东和白求恩在一起的照片！此外还有白求恩生前写给友人的重要信件及其他珍贵遗物。此事立即引起笔者的重视。因为，无论是国家档案文献、党史文献、图书资料，还是当年和白求恩一起战斗过的老同志，都不曾发现或听说过有毛泽东和白求恩在一起的照片。在著名摄影家沙飞、吴印咸等拍摄的白求恩的照片资料中，也没有白求恩和毛泽东在一起的画面。我们作为专门研究宣传白求恩精神的社会团体，尽管搜集了大量白求恩有关的史料，也未获得过毛泽东和白求恩照片的任何信息。笔者认为，如果发现毛泽东和白求恩在一起的照片，不仅对宣传弘扬白求恩精神、而且对于我国革命史、党史研究，也具有重大意义。

    在时任白求恩精神研究会李超林会长支持下，笔者前往广州会见铁原，经广州军区总医院大力协助，铁原向我们提供了这张珍贵照片和其他重要资料的复印件。

    这是一张6×6的黑白照片，虽然年代久远，相纸发黄，稍有划痕，但人物画面依然清晰可鉴：照片是从侧面拍摄的，白求恩和毛泽东坐在一起，两人都向前看，神情专注，好像是在一个集会上听取报告或发言。毛泽东双手托着下巴，身着棉衣，头戴大家熟悉的红军帽；白求恩则身着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军服，头戴青天白日徽章加两个纽扣的帽子。他们身后还有其他人的身影。照片左上角可见透着光亮的窗棂。照片背面有白求恩的亲笔签字：毛泽东和白求恩，延安，1938年5月1日。原件文字是英文“Mao tse tung  and  Bethune  Yenan  may 1.38”（当时中国人名、地名的英文翻译使用的是威妥玛拼音法， 1958 年2月11日,全国人大批准颁布《中文拼音方案》后，威妥玛拼音停止使用。）。

    据铁原介绍，他和比尔是在加拿大伦敦市的公益活动中认识并成为好朋友的，比尔经常说起他的家史和白求恩，“比尔告诉我，白求恩大夫在中国期间，给他的母亲写过很多信件，并在日军包围晋察冀根据地时，也能通过巧妙的方式传递到加拿大。……比尔很希望与中国白求恩精神研究会建立联系，以讲述很多与白求恩大夫、以及他的有着中国渊源的国际主义家庭鲜为人知的事迹。他有尤其多的有关他在中国出生的父亲的历史遗物，其中包括他父母从中国带回加拿大的清代丝绸袍子以及记载他父亲在西班牙内战中加拿大志愿军中作为领导的历史，以及他在加拿大工人运动中的历史相册和书籍。”

    为慎重起见，我们本着对党的历史负责，对社会和后人负责的态度，开始对照片的来历、拍摄的时间、地点等问题开展进一步调查考证。

    深入了解

    首先通过铁原了解比尔及其家庭背景，进而了解照片的来历。比尔1942年出生，现年72岁，住在安大略省伦敦市，从事物业管理工作，已经退休，至今未婚，也没有亲属，孤身一人。比尔长期热衷于社会救助等公益活动，他的父母（父亲叫塞瑟尔•史密斯，母亲叫利莲）都是白求恩的挚友。比尔的父亲出生在中国贵阳一个英国传教士家庭，少年时代在山东烟台上学，上世纪20年代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反对蒋介石的斗争”，国共关系破裂后来到加拿大，和加拿大共产党一起领导了北美的工人运动，后来又以领导者的身份，带领加拿大志愿军参加了支援西班牙反法西斯国际纵队，白求恩就是国际纵队中负责医疗的重要成员。比尔的母亲和其父亲一样出生在中国，也是上世纪30年代北美共产主义运动的积极分子，她曾得过肺病，是白求恩为其做手术并治愈了她的病。当西班牙反法西斯事业遭遇挫折时，白求恩一度感到迷惘，比尔的母亲说服白求恩到中国去，告诉他“工农革命的未来在中国”，进而与加拿大共产党及教会组织联络，帮助白求恩筹措到中国的经费和安排通行手续。这是目前了解到的白求恩到中国的最初动因和具体过程（这与史料记载白求恩在美国会见陶行知并约定到中国的情节是前后相吻合的）。白求恩在中国抗日前线曾多次给比尔母亲写信，向她介绍八路军抗日情况和他的工作感受，这张和毛泽东照片，就是白求恩送给比尔母亲利莲许多照片中的一张。

    后来想办法与比尔直接通信。比尔在给我的来信中说，“我七十一岁，由生前参加自二十世纪初上海就开始的工人运动及反帝运动的父母所生养。自五十年代起，我的工运及反帝信仰，使我付出了很大代价。我为此晚年孤苦伶仃，没有亲人。我希望能通过将父母的遗物转回中国，以使我晚年更安稳，也使这些遗物为中国的下一代人所知。如果我突然去世了，不懂得这些遗物历史价值的人可能会把它们当垃圾清理了。……我父母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共产主义运动里很活跃。我父亲是组织工会的知识分子之一。他领导了西班牙内战中的加拿大志愿军麦肯锡•帕皮努纵队。我母亲说服白求恩到中国去，并使我母亲通过她与教会及共产党的联络，主持安排白求恩到中国的资金来源和安全通行手续的。”比尔还说，我的“个人家史，既是我的福分，又是我身上的诅咒。福分，因为它们给予我对这个世界的了解，我仍对父母的信念很执着。诅咒，因为就像一个沉重的十字架压在身上一样”。

    我们完全能够想象，长期以来共产主义运动以及活动家在西方世界所遭受的歧视与打压。比尔执着地坚守父母的信念，而且一直珍藏着父母的遗物，至今仍认为应该把白求恩和毛泽东的照片等遗物送给中国。他十分清楚他的这种行为和做法“被边缘化”，知道自己会付出的代价，但是他一辈子心甘情愿，承受着来自各方面的压力，这在当今西方社会确实难能可贵。

    史实和意义

    为了弄清这张照片的真实性和拍摄的时间地点，我在北京国家图书馆、中央党史研究室查阅了大量资料，同时请中央文献研究室同志帮助查证毛泽东当时在延安重要活动的详细记载。此后又到西安拜访有关学者，到延安干部学院和延安革命纪念馆，与那里的多位专家进行深入探讨，从他们收藏的资料、图片中进行比照研究。一致认为这是一个重大成果：这张照片的真实性得到确认。我们把这张照片和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特别是1938年拍摄的数十张照片进行比照，其中有不同角度、不同场合的，同时根据着装和神态辨认，可以确认这是毛泽东当时的一张照片。尤其是白求恩在照片背后的签名，与白求恩的其他签名字体高度一致。白求恩十分珍惜这张照片，寄给加拿大最好的朋友利莲，由于利莲的影响和珍惜，使得比尔也格外重视保存这张照片，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照片的真实性和可靠性。通过这张照片，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明确，毛泽东和白求恩不止一次会面，因为大家都知道，1938年3月底，毛泽东和白求恩在凤凰山窑洞有过一次面对面的长谈，但这张照片显然不是他们对话的场景，而是他们共同参加某个活动照片。照片拍摄的时间为1938年4月。根据文献记载，1938年4月期间，毛泽东在延安参加了7次重大的活动，并发表讲话，“五一”这天没有毛泽东活动的记载，白求恩很可能是参加了毛泽东在4月间的一次活动，拍下这一珍贵照片的。另外，关于白求恩离开延安的时间，所见资料多是“五一”之后，据记载：①“医疗队和延安人民共同度过五一节后，经毛泽东批准，白求恩和布朗动身去前线”（引自《国际友人在延安》）；②“当年五一节后，经毛泽东批准，白求恩和…布朗从延安出发，巡视陕北和晋察冀根据地战地医院”（引自《陕西省志•第七十九卷•人物志》）；③“1938年5月2日，白求恩骑着一匹枣红马，率领医疗小分队从延安出发”（引自《抗日战争中的国际友人》）；④“1938年5月2日，白求恩和从河南归德来陕北的布朗一起，从延安出发，前往延安东北面的几个后方医院巡视，并准备从哪里东渡黄河去晋察冀边区”（引自《国际友人西北行记》）。这张照片是用白求恩自备相机拍摄的。这也是该照片没有在中国被发现的原因之一。据考证，1937年底，白求恩动身来中国之前，专门在加拿大买了一台“柯达莱丁娜Ⅱ型”相机。从这张照片的取景和用光等角度来看，不像是专业摄影师的正式摄影，而是白求恩让别人用自己的相机帮助拍摄（后来按照白求恩遗嘱，该相机送给摄影家沙飞）。当时胶卷比较珍贵稀少，白求恩应该是在一段时间拍摄最重要的照片，最后一起洗印，并于离开延安前的5月1日把这张照片寄给他的加拿大朋友利廉。

    白研会认为，这张珍贵历史照片的发现，是白求恩精神研究的一件重大事件，也是毛泽东、白求恩生平年谱上的一件大事。关于照片拍摄的具体时间、地点以及拍摄人、甚至所用相机等，都可以继续考证，但对这些珍贵遗物的研究利用更应给予重视。目前照片的原件和其他一些资料、遗物等，都还保存在加拿大比尔手中，他本人也希望送给中国。我们希望进一步努力，对这些宝贵资料和遗物作出妥善处理，并在整理、研究方面做出新的贡献。
　　
    白求恩给利莲的信（根据复印件翻译）

    致利莲•塞瑟尔•史密斯太太 多伦多 安大略省 加拿大
    晋察冀军区总司令部，河北西部，华北，三九年八月十五日

    亲爱的：
    我在延安、北平，到处都给你寄信，希望你能收到它们。但是好像你从没收到过。在三月和五月，我从北平寄了电报给你，希望你会去那儿。我们这从那个城两天很方便就能来到，但我的通信者却只带来了一句话“没资费了”。然后一些传教士正在回加拿大，我让一个同情者给他们捎了话。整个这段时间我都在河北中部，我们被隔绝了几个月，由于敌人的全方位封锁。
    现在我准备回家几个月。我需要很多经费来支撑我的工作。我没有得到这些经费。我不知道来自美加的钱都到哪里去了。我的卫生培训学校有两百个见习医生，每月需要一千美元来运作。
    我十一月离开这里，会在四零年二月底到家的。路途漫长。
    我发了个电报叫你不要来，待在加拿大。我必须离开这儿，如果你和我有共同想法的话，你可以明年跟我一起回来。
    我收到的你的最后一封信是七个月前到的。从那以后，没有收到任何来自美、加的消息。
    上帝，很久啦。我又累又消瘦。也许你看到了也不会喜欢我这老朋友了。
    再见亲爱的利莲。白
　　　
    （本文作者系白求恩精神研究会副会长 李深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