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菊村、苏小波、刘胜生、胡小林、谭意：关于土地改革时毛泽东家庭成分划分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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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为父母亲扫墓（中红网红色图库）

    [摘要]20世纪50年代初土地改革时毛泽东家庭成分的划分问题，近些年来受到人们的关注。当年韶山进行土地改革时，毛泽东的家庭不具备划定任何阶级成分的经济基础和实际条件，因此，土地改革工作队和地方人民政府，没有给毛泽东家庭划定任何阶级成分。实际上，毛泽东不仅为党和人民奉献了自己伟大的一生，而且献出了全部家庭财产和全家六位亲人的生命。因此，毛泽东的家庭是光荣的革命家庭。

    [关键词]毛泽东；家庭财产；阶级成分；土地改革

    [中图分类号]A841[文献标识码]A

    土地改革时毛泽东家庭成分的划分问题，近些年受到人们的关注。在新闻出版物、影视作品、导游讲解中，关于这一问题，虽然绝大多数都说是革命家庭，没有划成分，但也有极少数不同说法，有些还十分离奇。归纳起来，这些说法主要有这么四种：一说，韶山土地改革时对毛泽东家划不划成分、划什么成分，“争论”不休；二说，划什么成分，成为韶山土地改革中无法解决的一大“难题”；三说，毛泽东自己讲了划“富农”，就划了富农；四说，本来要划“地主”，只因他是党的领袖、政府主席，才未划成。那么，毛泽东家庭在1950年韶山土地改革中，究竟有没有划定阶级成分？划了什么成分？这是一个需要澄清的重要课题。

    为此，我们自2012年12月下旬至2013年7月下旬，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调查访问，采访了许多当年的参与者、知情者，包括解放前入党的党员、驻韶山乡土地改革工作队队长的亲友、引凤（今韶山）村农民协会副主席、土地改革前后在毛泽东家住过十余年的佃户的后代、毛泽东家当年的邻居等，共计38位，累计访问90余人次。同时，我们还先后16次召开专题座谈会和研讨会，18次到湖南省、湘潭市、湘潭县、韶山市、韶山乡档案馆（室）、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以下简称“毛泽东纪念馆”）、湖南省图书馆和韶山毛泽东图书馆等单位，查阅了大量文献资料。经过半年多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我们对毛泽东家庭的经济发展历史，尤其是土地改革前三年的家庭经济情况及成员生活状况，以及在土地改革中毛泽东家庭成分划分的基本情况，有了全面而真切的了解。

    （一）

    毛泽东家庭及其经济状况有一个演变和发展的过程。

    1921年前，毛泽东的家庭较为富裕。对此，毛泽东和毛泽民都有过说明。1936年，在陕北保安时，毛泽东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说：我父亲原是一个“贫农”，主要靠种田吃饭。由于他克勤克俭，变成“中农”，后来就用大部分时间，做谷米生意，“从贫苦农民那里把谷子买下来，然后加工成米，运到城里卖给商人，在那里得到个高一些的价钱”，逐渐“成了‘富农’”。（﹝美﹞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05—106页。）

    1939年12月28日，在苏联莫斯科养病的毛泽民，应共产国际干部部的要求，代毛泽东填写了一份长达数页的《履历表》，在“家庭出身”和“父母”栏里写道：“父亲是一个贫农，由于拼命节省，靠做小生意赚了一点钱，赎回了他的地田”。原有15亩田，1915年又买进“叔父7亩，但仍负债”，“每年自己耕种收获84石谷。1928年（应为1929年——引者注）全部被国民党没收充公”。父亲“三十岁以前，专为耕种；三十岁后，耕种兼农村贩卖商业。按中国苏维埃阶级分析，最后3年（指1917—1919年——引者注）是富农”。（曹宏、周燕：《寻踪毛泽民》，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302—303页。）

    1921年后，毛泽东家庭的情况发生很大变化。1921年春，毛泽东回韶山动员毛泽民及其夫人王淑兰等亲人，离开家庭，参加革命。当时，毛泽东考虑到，父母都已去世，要做到当家人毛泽民能离家干革命，就必须下定“破釜沉舟”的决心，彻底放弃家产。毛泽东对毛泽民等亲人说，家里的田土、山林和房屋，都分给贫苦农民；欠了人家的账一次性了结，现金不够，卖掉猪牛还清；人家欠了自家的宣布废除，欠条字据，当面烧毁。然而，毛泽民还没有来得及把毛泽东交办的事全部办妥，就急于要去毛泽东任主事的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任庶务，只好将部分善后事宜，委托湘乡唐家文家舅舅、表兄和毛震公祠同房族人代为处理。后经八舅文正莹、表兄文运昌和房叔祖父毛简臣、房兄毛宇居等开会决定，毛泽东家的田产和房屋，由毛震公祠代为管理，由族众推举一人具体掌管，建账立簿；田地选派佃户耕种，其佃金和租谷，概由掌管人收取入账，房屋也交给佃户居住并负责维修；毛泽东家的一切开支等，概由掌管人从收入中开支；家人的住房，责成佃户调节安排。

    1929年1月，国民党湖南省政府宣布“没收”毛泽东家的“所有财产”（湖南省政府主席鲁涤平、省民政厅厅长曾维吾颁发总字第333号《省政府训令》，1929年1月30日。），责令湘潭县地方政府执行。因其家产早已由毛震公祠公共代管，毛氏族人在地方的势力和影响较大，经内外配合和巧妙周旋，家产的归属和管理依然未变。这种状态，一直维持到1950年土地改革前。

    我们认真查阅了毛泽东纪念馆收藏的毛泽东家“义顺堂”的“清抵簿”（即账簿，下文统称“《账簿》”）。该簿共26页，前3页，记的是1924年至1927年部分支付款；末6页，写的大都是1935年查账前部分借款和佃银的重复记载；中间17页，完整地记录了1927年9月至1935年3月的收支账目。

    《账簿》对我们研究毛泽东家庭经济情况的变化极具价值。首先，从《账簿》的前两部分看，毛泽东家庭用在革命方面的经费开支确实很大，如前面3页载：“润芝室洋（室，即杨开慧，当时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洋，即光洋，又称花边或银元——引者注）八元”，“文化书社（为毛泽东所创办——引者注）花边三百元”，“织布厂（为中共湘区委员会所办——引者注）花边二百元”等，共540元，占总开支的75%以上。中间17页也有不少关于毛泽民及其夫人王淑兰、毛泽覃及其继配周文楠（又名周菊年，周陈轩之女——引者注）、毛泽建等革命活动经费的支付，如付“周母”、“周菊年”二人的费用即有29笔，谷米除外，计洋384元。其次，从整个账簿的收支情况看，总的趋势是收少支多，入不敷出。家庭的唯一收入是佃金和租谷，支出则名目繁多，如向政府交公粮和纳税，对社会各公团和公益事业交费，接待来客和人情交往及家人的日常生活费用等。特别是在国民党政府宣布没收毛泽东的家产后，族人为避免没收令真正付诸实施，每年要向地方政府和团防局官员交付不少钱粮；省、县派人来检，还要支付不少招待费和“差旅”钱，实为敲诈勒索。这样，收入有限，而支出很大，管账的族人唯一的办法，是增加佃户的佃金。可是收的佃金越多，收租就越少，甚至完全无租可收，欠债也就越来越重。

    《账簿》记载：1927年收入租谷58担多，而支出62担多，品抵亏谷4担多。到1935年3月清账时，虽“谷项无存无欠”，但“实亏洋九十八元六角伍分”。该簿末尾还记载：欠毛月迪“佃银五百二十两”，按百两银子合130个银元计算，实亏洋676元，两项合计亏洋774.65元。按当时每2.5元一担谷计算，可折谷近310担，佃户可好几年不交租谷。毛泽东家原有水田22亩，后因自家建屋和邻居买田作菜地，各占去约1亩，实为20亩，还有少量柴山、菜土，及瓦房13间半。据张庆云（其父张文峰在1941至1950年间曾是毛泽东家的佃户）回忆：“我家开始交佃银600两，后来逐渐增加到1300多两。”（张庆云回忆记录，1990年4月8日。）又据1973年春韶山区老人座谈会记录：1950年，毛泽东家除要退出的佃银外，“共欠债一千七八百两银子”（湖南省韶山区老人座谈会记录，1973年3月。）。这两项合计共欠债约3100两银子，假设仍按百两银子合130个银元计算，计洋约4030元，较1935年增加4.2倍。按当地时价每亩（包括田山屋宇）130两银子计算，就是把毛泽东家产全部卖出，也只能有2600多两银子，折洋约3380元，还差650元。这就充分证实，土地改革时，毛泽东家虽有田土和房屋，但不仅有名无实，而且资不抵债。

    家庭经济贫困，家人生活势必窘迫。这次调查中许多老人说：毛泽覃的岳母周陈轩带女儿周文楠、继子周自娱、外孙毛楚雄，于1937年底回旧居居住，周自娱身体很不好，治病花钱不少，后来病逝；周文楠1940年去延安，毛楚雄1945年参加八路军，全部费用都是自负；王淑兰出去参加革命后，经常带养子毛华初等三个烈士后代回来居住，家庭费用开支不小，更加剧了毛泽东家庭经济状况的拮据。

    1938年5月，毛泽东房兄毛宇居给毛泽东写信讲到周陈轩外婆等生活困难的情形，毛泽东在5月26复信中写道：“楚雄等已寄微款，以后可略接济一点，请督其刻苦节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研究组、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编《毛泽东致韶山亲友书信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4页。）1937年11月毛泽东曾在一信中说，我们延安“这里仅有衣穿饭吃”，“并无薪水”。（《毛泽东致韶山亲友书信集》，第11页。）在此等情形下，毛泽东还直接寄款扶助家人，可见韶山毛泽东家庭经济拮据之程度。土地改革前，佃户张文峰家大小16人，生活也有困难，只好经常帮周陈轩到屋前池塘捞鱼虾换大米度日。毛耀辉家解放前较为富裕，本人积极要求入党，他回忆说：“周外婆受尽了苦，只没沿门乞讨。”1948年底，组织上考验他，叫他去“帮困济贫”，他选择周陈轩作为救济对象，曾通过入党介绍人毛毅，“资助”她“10元”，还“送了一担谷”。（访问毛耀辉记录，2013年5月30日。）　

    1950年4月，周陈轩写信给周文楠，倾诉其苦。周文楠写信给毛泽东，并附上母亲给她的信。毛泽东看后心里很难过，5月12日，复信说：“接你母亲去东北和你一道生活一事，我认为是好的。我可以写信给湖南方面发给旅费。”（《毛泽东致韶山亲友书信集》，第42页。）　同年7月，周文楠接母亲去了哈尔滨。

    综上所述，毛泽东不仅全家亲人干革命，而且不遗余力地用家庭资产支援革命，可以说，他为革命倾家荡产。

    （二）

    1950年6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以下简称“《土改法》”）。10月，湖南省人民政府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湖南实施细则》。11月起，一场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在三湘大地展开。

    韶山乡，当时属于湖南省湘潭县第三区，该乡共辖引凤、韶悦（今韶源）、湖堤（今韶北）、铁陂、光古（今韶光）5个村，前三村在韶山冲内，毛泽东旧居名南岸上屋场，地处引凤村土地冲。中共湖南省委、长沙地委（后更名为湘潭地委）和湘潭县委，对韶山的土地改革等工作十分重视。早在1950年初，就派出以张孝尧为队长的工作队进驻韶山乡，领导当地土地改革的先期准备工作。1950年夏，湘潭县划分为13个农村区，张孝尧任第三区区委副书记，兼驻韶山乡土地改革工作队队长，他在韶山一直工作到1953年才离开。

    为了解当时土地改革的具体情况，我们重点采访了现在仍然健在的毛耀辉、汤咏梅。毛耀辉当时是第四区（棋梅乡）土地改革工作队副队长，他与张孝尧曾同在湘潭县黄龙区机关党支部，二人交往密切，因此，他知道韶山土地改革的不少内情。汤咏梅时任引凤村农民协会副主席，亲身经历和参与了韶山当年的土地改革。二人目前身体和记忆力都尚好，我们对他们进行个别访问和促成二人相互交流共18次，掌握了许多极为珍贵的史实和史料。

    当时，韶山乡土地改革工作队有成员9名，正副队长各1名，片长2名（韶山冲三村为一片，冲外两村为一片），另有5名驻村工作队员，其中驻引凤村的是夏海军，住在张旭冲口田菽丰家。当时韶山乡党支部书记是毛仁秋，乡长是孙恢先，乡农民协会主席是毛海发，引凤村农民协会主席是毛碧香。1950年11月22日，韶山乡召开土地改革动员大会。整个运动分三阶段，一是学习《土改法》，宣传发动；二是划分家庭成分，斗争地主；三是丈量土地，分田、分地、分浮财。1951年2月6日（农历辛卯年正月初一），韶山乡在毛泽东旧居前坪召开全乡土地改革胜利结束庆祝大会，毛泽东旧居也在这天正式对外开放。

    当韶山乡的土地改革工作进行到划成分阶段时，工作队与韶山乡干部遇到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即如何对待毛泽东的家庭，划不划成分，划什么成分？按《土改法》规定，凡家住农村或有家在农村者，都一律要划定阶级成分，不允许任何例外。对毛泽东家庭成分的划分问题，上面没指示，下面也没听到群众任何反映，大家都认为主席家无需划阶级成分，因为家人都投身了革命，还牺牲了毛泽民、毛泽覃、毛泽建、杨开慧、毛楚雄五位亲人（当时人们还不知道毛岸英亦已牺牲），曾在韶山居住的家人，生活也都很困难，还划什么成分？但是，张孝尧、毛仁秋等认为，还是应该充分走群众路线，悉心而广泛地征求群众意见。于是，工作队决定，由夏海军主持召集引凤村农民协会委员、小组长开会，要求大家畅所欲言，提出对毛泽东家庭划分成分的看法。会议开了三次，头两次只有一种意见：“家产实际不存在，家人生活又那么困苦，看情况像个贫雇农”，但毛泽东家“没人在家务农和出卖劳力，与‘农’字不沾边，既不能划贫雇农，又不能划中农或富农”；根据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政策规定：富农、地主都有地租、雇工或高利贷剥削，而毛泽东家虽有田出租，但无租可收，更无其他任何剥削。所以“什么成分都划不上”。（访问汤咏梅记录，2013年4月10日。）张孝尧觉得这还不够，为了使群众进一步受到党的政策教育，加深对毛泽东家庭的认识，要求他们再次召开扩大到20人的会议。“第三次开会时，绝大多数都说，‘我们的意见都提过了，没有什么说的了’。只有个别人说，‘硬要给毛主席家划个什么成分，那就只有划小土地出租’”。但这种意见一提出，当场“就遭到大家的反对”。（访问汤咏梅记录，2013年5月30日。）夏海军马上将这一情况向张孝尧汇报，张立即与毛仁秋等乡干部研究。大家一致认为，对于这种极个别人的意见，也必须高度重视，认真对待。依据《土改法》和划分阶级成分的有关政策及毛泽东家庭经济实际情况，他们着重从两个方面进行了分析研究。

    第一，《土改法》明确规定：“革命军人、烈士家属、工人、职员、自由职业者、小贩以及因从事其他职业或因缺乏劳动力而出租小量土地”，靠收租而生活者，可以划为小土地出租。但是，在土地改革前三年，毛泽东家因欠佃户佃金和他人的债太多，不仅无租可收，而且欠债数额巨大，因此不存在划成分的家庭经济基础。

    第二，《土改法》第31条规定，划定阶级成分，要“按自报公议的方法，由乡村农民大会、农民代表会，在乡人民政府领导下民主评定之。其本人未参加农民协会者，亦应邀请到会参加评定，并允许其申辩。评定后，由乡村人民政府报请区人民政府批准”。毛泽东家既无人自报，又无人参加公议，故此也就没有履行层层报批、出榜公布等后续法规程序的前提条件。

    工作队根据以上两方面的情况，经过反复考虑和研究后认为，给毛泽东家庭划成分，既没有经济实体作基础，不符合划成分的“实体法”，又没法按法定手续办事，不符合划成分的“程序法”，因此，不能将毛泽东家划定为小土地出租。这并不是因为毛泽东是党和国家的领袖，就不去考虑和进行成分划分，而是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该划什么，就划什么，不该划什么，就不划什么，给他家划什么成分都不合适。所以，不给毛泽东家划任何阶级成分，既符合《土改法》，又符合毛泽东家的实际情况，合情合理，合规合法。

    （三）

    毛泽东十分关心家乡包括土地改革在内的各项工作，与家乡人民始终保持密切联系。1949年11月至1950年11月，毛泽东给韶山乡亲的信，仅已收入《毛泽东致韶山亲友书信集》的即有40封。1949年11月12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丰泽园接见了杨开慧的表弟向三立，谈话时间达6个多小时。当毛泽东谈到父亲晚年家庭经济已达“富农”程度时，向三立笑着对毛泽东说，那是30年前的事，在即将进行的全国土地改革中，“主席家总不能划富农吧！”毛泽东说：“我们应当实事求是，按政策办事，我家该划什么成分就划什么成分。”（向端四、向鄯举：《从板仓到砖屋——记毛泽东与杨、向两家情谊》，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99页。）1950年4月10日，毛泽东在复族侄毛照秋信中指出：“家中困难，应在土地改革后在生产中去陆续解决。”（《毛泽东致韶山亲友书信集》，第26页。）

    1950年5月，毛泽东派毛岸英回韶山，看望父老乡亲，了解家乡农民生产、生活和土地改革筹备情况，向韶山的干部群众宣传土地改革的意义、介绍老解放区土地改革的经验。

    毛岸英离开韶山后，韶山乡干部研究决定，每隔两三个月，写信向毛泽东汇报一次情况。当年6月和9月，韶山乡党支部先后向毛泽东写信，报告生产、生活、土地改革筹备和民主建政等情况。

    同年秋，中共长沙地委、湘潭县委决定，准备在毛泽东旧居与南岸下屋场之间，给毛泽东另建一栋房屋，韶山群众积极参加义务劳动，地基差不多都已打好，建筑材料已部分运到，报纸也刊发了消息，毛泽东得知后，于9月20日写信给中共湖南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指出：“据说长沙地委和湘潭县委现正进行在我的家乡为我建筑一所房屋，并修一条公路通我的家乡。如果属实，请令他们立即停止，一概不要修建，以免在人民中引起不良影响。是为至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529页。）省委、省政府遵照毛泽东的指示，下令停止建房工程。

    同年底，张孝尧、毛仁秋等认为，土地改革工作进展顺利，已经到了最后阶段，应将有关情况向毛泽东汇报；再说，毛泽东三兄弟从未分家，大家只知道毛泽东身边的几位亲人和五位烈士，至于他们三兄弟的配偶、后代究竟共有多少人（家庭成员人数是分田的基本依据之一），谁也不是很清楚，因此，也需要向毛泽东请示。于是，经工作队和乡干部商量决定，由毛仁秋代表乡党支部和乡政府向毛泽东写信，信的大意是：“家乡人民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在您的亲切关怀下，土改现已进入划成分、分田的阶段了。您老是知道的，韶山人多田少，耕地不足。据初步推算，人平只有九分三左右，不知您老一家有几人分田？特向您汇报，请指示。”（董志英：《毛泽东轶事》，昆仑出版社1989年版，第36页。）

    接到家乡汇报土地改革和询问家庭成员情况的来信，毛泽东很高兴。他本准备马上回信，但想到此前毛岸青未能与毛岸英同行回湖南老家，决定派他回湘，并带口信回去。1950年隆冬时节，毛岸青首先到长沙，拜见了外婆和舅父母，然后在湖南省交际处干部、堂弟毛远翔陪同下回到韶山，住宿在毛氏宗祠。毛岸青与乡党支部、乡政府和土地改革工作队负责人进行座谈，了解家乡土地改革情况，并传达了父亲的三条嘱咐：“一、家人不参与分田，家产由政府处理；二、家庭阶级成分，实事求是，该是什么就是什么；三、人民政府执法不循私情，按政策办事，人民会拥护政府。”（访问毛耀辉记录，2013年5月30日。）

    有些人在书籍和影片中说，为解决给毛泽东家庭划成分的难题，毛仁秋向毛泽东写信，想请示划何成分；还说毛泽东回信写道：家庭“全部财产分给农民”，可“划分为富农，则无旁议，付来300元作退押金”。这是根本不可能有的事，也完全违背历史事实。上文已经阐明，毛仁秋写信的时间、目的和毛泽东回信的方式、内容，都丝毫没有这方面的话语和意思。而且，毛泽东曾亲自主持制定了《井冈山土地法》、《兴国土地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和《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等土地改革文件，对土地政策十分熟悉，对自家的经济和人员生活情况了如指掌，怎么可能会说这样有悖于政策和实际的话？怎么会给家乡政府和人民出这样的难题？

    张孝尧等对毛泽东派毛岸青回韶山喜出望外，对毛岸青传达的毛泽东指示，如获至宝。他说：“向毛主席写信是通天大事，这下子我就像从天空站到了地面上，心中有底了。”（访问毛耀辉记录，2013年5月30日。）他在毛岸青离开韶山后，立即召开乡党支部、乡政府、乡农协和各村负责人会议，传达和贯彻毛泽东的指示。干部群众都深受感动、教育和鼓舞，纷纷表示，要把土地改革后期工作搞得更好。

    1951年春节前夕，韶山的土地改革胜利结束。2月2日，乡里决定以“韶山乡全体翻身农民”名义向毛泽东写信，报告全乡土地改革和冬季生产、文化学习及支援抗美援朝等情况。（参见湘潭《建设报》，1951年2月9日。）县和区人民政府落实了毛泽东的意见，他家的田地和房屋由政府管理和安排。在毛泽东旧居住了12年的佃户张文峰，在土地改革中划为佃中农，据其后人张继尧回忆：“自土改起，我家住的房屋，种的田地就属于人民政府的了”，从前那个与“我家发生租佃关系的毛震公祠的代表，也就不再常见了，天天见到的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观者”。他还说：“从1951年春节后，毛月秋、毛伟昂等老党员干部天天与我们在一起，专门接待毛主席家的客人。”1952年秋，“乡政府派人到我家征求意见，点了四个地方供我家挑选和调换，我们选中了湖堤涧一家姓刘的地主的房屋”。那里的“水田比土地冲里的好，而且又多，人均1.27亩。同年冬，我们就离开了南岸上屋场，搬迁到那里去了”。（访问张继尧记录，2013年5月17日。）

    一切正确的观点和结论，“只能来源于调查研究”（《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2页。)。我们翻阅了韶山数十年来历次的调查访问记录，对于毛泽东家庭划分成分问题，未见片言只字；在这次调查访问所有亲历韶山土地改革的老人中，没有一个说曾给毛泽东家划过什么成分，他们也未曾看到或听到当年因要为毛泽东家庭划成分而引发“争论”的情况。由此可见，本文开头提到的那四种说法，纯属不实之词，完全违反历史实际。尤其是“富农”、“地主”之说，更是荒谬。通过认真严肃、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我们得出如下结论：毛泽东不仅为党和人民奉献了自己伟大的一生，而且献出了全部家庭财产，献出了全家六位亲人的生命，其家庭实为光荣的革命家庭；在韶山土地改革中，他的家庭不具备划定任何阶级成分的基础和条件，因此，土地改革工作队和地方人民政府，没有给毛泽东家庭划定任何阶级成分。这就是历史的真相。

    ﹝作者高菊村，湖南省韶山管理局原副局长；苏小波，湖南省韶山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刘胜生，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原副馆长；胡小林，中共韶山市委办公室副主任、史志办主任；谭意，湖南省韶山管理局宣传处副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