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育华、温如昌、江山：国之大事——汉字的稳定与一统

赤色

    近几年来汉字的繁、简之争，时有激切攻防，各有理据，亦各有偏锋。不论是挺简派，还是挺繁派，多是就字论字，视野狭窄。既无对汉字既往历史的理性总结，也少见促进汉字走向世界的理性思考。汉字曾有过长时期的独有辉煌，形成以汉字为载体的东方文化圈。我们今天研究汉字，讨论繁、简得失，目的应该只有一个：确保汉字的稳定与一统，尽快复兴盛世汉字之声威，助力“中国梦”践行得更加辉煌！

    （一）

    以形表义的汉字来源于原始图画，历代华夏先贤将图画一步步瘦化和线条化，才成为文字。甲骨文、金文、大篆和小篆，就都是这样来的。如果再将多弧线的小篆拉直，变为横、竖、撇、点、捺，也就是笔画化，便成了隶书和楷书，这就成了便于书写的方块汉字。

    汉字学上有两律，一曰“简约律”，一曰“区别律”。原始文字的瘦化、线条化和笔画化，以及后世出现的简体字、俗字和手头字，都是为了书写易约。但成千上万的汉字，如果一味简约，很多字必难区别，“己”“已”“巳”，“戎”“戌”“戍”等形近字，区别度很低，中国人死记，外国人难辨，应该说这是简约律用过了头。为了区别，就要在形体过简的字上加义符，甚至声符，这就是“区别律”。西周以前称铜为“金”，起始就画两块铜饼表示“金”字。“金”字下部的两点，就是这样来的。但它很难与土块、石块或其它硬块相区别。周人根据五行“土生金”之说，又下加“土”字。“金”字下部所从之“土”，即由此而来。同时上部又加“今”字做声符，繁化作“金”，使此字成了有形、有义又有声的智能化文字，“区别律”其实就是繁化，“金”字是“区别律”最成功的范例之一。

    汉字形体的演变发展，是用简化和繁化两条腿走路的。所以挺简、挺繁都要有个度。解放后曾设想通过五次简化将常用字和通字都简到十画以内。果真如此，将使汉字的使用与传播造成极大混乱。1956年大陆简化的1700多个汉字虽经过六十年传播，但港、澳、台及海外华人都不认可，1977年公布的第二批简化字，旋即取消，就证明汉字经过五、六千年的发展，已经进入成熟期，需要稳定，她不能总简，更不能搞运动过简化。但倘若一味以繁为是，愈古愈好，那么今天就只能使用图画字或者篆书了。如此汉字则无法上网，更无法“敲字如飞”，就只好被信息化时代所淘汰，“中国梦”也就成了泡影。所以“挺简派”和“挺繁派”，起码都是不甚理智的。

    拥简派还说，简化是汉字发展的规律，此说亦谬。汉字简化是人为的结果，而非规律本身。日本至今使用的汉字，也有简化字，但形体不同，例如“發”字，我们简化作“发”，而日本则简化作“発”。如果是规律，二者本应相同，如果简化是规律，那么许多汉字所走的繁化路，就无法解释。

    （二）

    根据我们的研究心得，汉字的发展可粗分三期。从商代中叶到秦代，时间大约一千挂零年，是汉字形体巨变期，由甲骨文而金文，由金文而大篆，由大篆而小篆，由小篆而隶书，迅速形成便于书写的方块字。从汉初到清末，时间两千二百余年，是汉字形体的超强稳定期，为世界一切文字所罕见。虽有隶、楷之别，但二者只有形态稍异，笔画结构是一样的。“楷”是端正、楷模的意思，字体端庄方正，笔画匀称，故至今仍是汉字主要的通用字体。从清末到1956年，时间大约半个世纪，是所谓“汉字革命”时期，大陆地区从此进入简化字时代。

    如今的繁、简之争虽然热闹，但都忽略掉一个大问题，即“汉字革命”或称“汉字改革运动”，是在怎样的历史背景、怎样的思想认识下产生的？直接地说吧，“汉字革命”和“汉字改革运动”，都是在中华民族失去文化自信后的产物。《汉字简化总表》和《汉语拼音方案》，就是这一革命和运动的最大成果。

    1840年鸦片战争，英帝国主义首用坚船利炮打开了国门，欧美列强接踵跟进。毛泽东诞生次年的1894年甲午战争，中国又完败日本，先后签订了 《辛丑条约》、《南京条约》、《爱晖条约》、《马关条约》等一系列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不平等条约。几千年唯我独尊的上朝天国，一下子跌入半封建半殖民地惨景，积贫积弱，国将不国。中华民族顿时从几千年的文化自信沦落为严重的文化自卑甚至文化自污，认为万事不如人，许多中华精英便积极探索民族自救之策。搞实业救国者，便发起“洋务运动”，开矿山，修铁路，办工厂；搞文化救国者，便发起新文化运动，其中之一便是“汉字革命”，设想用拼音文字代替汉字。“革命”者，革除其命之谓也。被称为文化运动主将的鲁迅先生曾说出了“汉字不死，民族必亡”的狠话。但是，用拼音文字取代以形表义的汉字，是根本行不通的死路，于是便推行简化字运动。原本设想将全部常用字或通用字简化，作为实现拼音化的过渡期文字。这一思想直至建国后依然如此。

    简化字的“临时工”性质，最显著的弊端，是在全中国大一统以前，只能在大陆地区推行，这就破坏了中华文化的大一统。港、澳、台和华侨，依然使用传统繁体字，只有大陆实行简化字。即使简化字利大于弊，起码也实施早了点。时至今日，它甚至成了全国统一的一个事前没有想到的思想文化障碍。一位台湾文化人说：“亲人无见还是‘親’吗？爱字无心能叫真‘愛’吗？恢复繁体‘親’字、‘愛’字，比唱《常回家看看》还有意义。”

    （三）

    如何认识汉字的功能与性质，是讨论繁简另一个重要问题。不明确这一认识，挺繁挺简都将失之无据。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工具”，这大约是全世界通用的文字定义。不仅我们的语文教师课堂上这样讲，很多专家在其文字学著作中也持此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大声疾呼简化汉字的领军人物钱玄同，1922年，他在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上提出《减省现行汉字笔画案》，说：“文字本是一种工具，工具应该以适用与否为优劣之标准，笔画多的难写，费时间，当然是不适用的。笔画少的，容易写，省时间，当然是适用的。”

    我们承认汉字是记录汉语的书写工具。如果从更高更深的层次去认识汉字，你就会豁然开朗，汉字不仅仅是书写工具。历史学家说：汉字是华夏历史的活化石。近年来汉字研究又开辟一个新领域，叫“汉字文化学”。历史学家用汉字解读古代历史，文字学家用汉字探求先民文化，都已取得丰硕成果。我们也曾学着用汉字考古，写过一篇《坐休两重天》短文。西周曾盛行大规模农奴耦耕制度，动辄成千上万农奴在方圆几十里农田劳作。如此众多农奴劳作，必有一批奴隶主的打手作监工，他们只监视，只督耕，农奴犯事则行刑罚。他们不劳作，选在树荫下享清闲，故“休”字作人在树下休息之形。这些人高高在上，有如夏衍写的监工头，故“休”字引申有享福、美好之意。“天休”、“美休”是先秦典籍常见的颂扬词，即来源于此。为监视农奴劳作，实行二人共用一耒制度，史称“耦耕”。耦耕的农奴们休息时二人便只能坐在土上，故“坐”字是二人坐土上形。二人共一耒，一人犯事，二人受刑罚，故引申为旧时“连坐制”用字。如果将“坐”“休”二字拍成电影，就是西周诗篇《噫嘻》所写“维三十里，亦服尔耕，十千维耦”的大规模农奴春耕纪录片了。“十千维耦”就是两万农奴在耦耕，方圆三十里，场面十分宏大。不用说，拼音文字是无此功能的。

    我国运动员出国参赛，字幕和背心上皆用拼音打出其姓名。我们由此忽地悟出汉字的浓浓诗意和巨大优越性。例如岳飞字鹏举，名与字互补，表现了英雄少年像鲲鹏一样，不飞则已，飞则冲天的人生壮志。如果只用拼音写出，那就只有读音，将壮志、诗情和英雄形象都灭尽了。拼音文字何能望其项背？

    既然享寿五千年的汉字是储藏华夏历史与文化的富矿，所以对汉字的简化就当格外慎重，不能为了少写几笔，将其历史文化价值毁掉。每当看到这样的汉字被简化，在我们心目中就像打碎一件传世文物，或拆毁一处名人故居，淹灭历史，悔之莫及。例如将“優”字简化作“优”，就毁灭了我们先贤圣哲万古长青的造字理念和人生哲理。“憂”是“忧”的繁体，凡兴家治国，经天纬地者，无不先“憂”而后“優”，故“優”字从“人”从“憂”。进入市场经济竞争剧烈时代，人要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时刻具有忧患意识和危机意识，更进一步证明了“優”字所涵哲理的永世真理和普世价值，而今为省几笔，草草简化作“优”，得不偿失，莫此为大。且“尤”字始见于甲骨文，是赘肬之“肬”的古字，引申有过失义，故处罚布告结尾常有“以儆效尤”之句。如果用六书解说，“优”乃有过失之人，救过尚不及，何能“優秀”呢？这从根本上颠覆了汉字传承千古的造字理念。

    所谓简化和繁化，其实就是对汉字的改进或改良，而改良是万事进化，以求尽善尽美的永世法则。《简化字总表》中，有不少字就简化得很理智，很高明，我们不仅欣赏，而且赞叹有加。例如“尘”字，大篆作三个品字形“鹿”上有双“土”以会群鹿奔驰、尘土飞扬之意，小篆简化为三个品字形“鹿”下有一“土”，隶变又省去双鹿，简化作“塵”，今简化作“尘”，“小”“土”不就是“尘”吗？笔画虽少，却见形知义，可称上乘佳构。再如现代群众创制的简化字“灭”，不仅是原体“滅”字中的一部分，笔画减省八画。旧时用煤炉烧饭，夜晚封火忘了捅眼，第二天就灭了。“灭”字“火”上一横，犹封火忘了捅眼，一见其字就音义全出，不禁会心一笑。我们想，如果宣传推广得法，将这样聪明的简化字推向世界，便于书写，又区划分明，洋人也会称赞有加，乐意接受的，有助于汉字走向世界。

    （四）

    “汉字革命”和“汉字简化运动”，都发生在中华民族文化自信丧失之后，起初想以拼音文字取代国宝汉字，但现实已经证明，不仅此路不通，而且买椟还珠，弄巧成拙。于是便在半个世纪里，前仆后继推进汉字简化运动。第一个提出使用简化字的是清末大学者陆费逵，1909年他在《教育杂志》创刊号上，发表《普通教育应当采用俗体字》。所谓“俗体字”，就是流行于民间的简化字，打响了汉字简化运动的第一声春雷。同年劳乃宣、汪荣宝等人在北京发起并成立“简字研究会”，是为我国第一家研究简化字的学术团体。1923年钱玄同在《国语月刊•汉字改革号》发表《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是为我国第一个简化汉字提案。1935年8月21日，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公布《简体字表》，收字324个，遭到时任政府考试院长戴季陶的反对，曾下跪蒋介石“为汉字请命”，次年2月蒋便下令教育部“不必推行”。这是第一个由政府公布而又夭折的简化字表。而真正由政府牵头，由国家推行汉字简化运动的，是1956年《简化字方案》实施。过去说：“简化汉字是顺天应人的，它合乎表意汉字发展的规律”（见王凤阳《汉字学》）。现在回头检视，似乎并非完全如此。

    1954年12月，在国务院领导下成立了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原来的想法是把通用汉字分批次全部简化。王凤阳的《汉字学》说：“如果每批简化汉字公布推行的时间的间隔是20――25年，那么汉字的简化工作要80――100年才能完成，换句话说，汉字简化工作要绵延三至四代的时间”（见该书643页）。1977年曾公布第二批简化字，没等推行旋即取消。至今六十多年了，仍不见新一批简化字出世。从国家到学者，似乎都不再关注新简化字的进展了。这起码说明，汉字简化已失去紧迫性，甚至必要性了。

    现在的问题是：世界文明古国至今独存的以形表义的汉字，还需要继续简化下去吗？我们认为，汉字发展需要的简约律和区别律，经过五千年的自我完善，已经功德圆满，不需要再简化，也无需再繁化了。当前最最需要的，是大力维护汉字的国色天香，让国人敬畏汉字，全力保护汉字的稳定与一统。若每隔20年简化一批汉字 ，使汉字长期处于运动不居状态，汉字便无法进入世界，对中华文化也必是一场灾难。

    唐太宗说：“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文字亦然。先秦是汉字的定型期，由图画文字一变为甲骨文、金文，再变为大篆、小篆，最后隶变为笔画化的隶书，从此诞生了便于书写的汉字。汉代是隶书兴盛成熟期，汉末又演化出楷书。隶书与楷书只有笔势和方扁长方之别，笔画结构无甚区别。凡识楷书者皆能识读隶书，道理就在这里。

    有了便于书写，又端正大方的隶楷，汉字便进入超强的稳定期。从汉初到清末，十多个朝代，两千二百余年，几乎没有发生过可称得上的所谓“变革”。汉字的稳定，产生了巨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有力地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大融合，更强势巩固了中华帝国的长期大一统。在此期间，现出了大汉盛唐，宋代的经济繁荣，明代的七下西洋。当时世界上版图最大的国家是康乾盛世的中国。汉字的长期稳定，极大地提升了汉字文化的征服力和同化力，入主中原的蒙元和满清，都被汉文化同化了。其时的汉字虽无走向世界，但却走向东洋和南亚，形成至今还在的东方汉字文化圈。（我们想，倘若那时有今日的高铁、高速公路和电脑网络，或许几百年前就有欧亚汉字文化圈了，因为那时美洲还未发现）。稳定的汉字，其功伟矣哉！

    几经磨难之后的今天，中华民族已阔步走向伟大复兴，社会主义祖国也已强势崛起。这就要求作为中华文化载体的汉字，一定要空前的稳定，空前的强势，汉字才能走向世界，中国才能拥抱全球。今天的中国需要与世界接轨，世界何时需要与中国接轨呢？汉字的大一统，恐怕就是这一接轨的重要条件。“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文字。”这是我国失去文化自信之后一个时代的思想意识，我们的文化精英们，先是自制了拼音字母，后又选用罗马字母，最后选定拉丁字母，殚精竭虑，一心一意要用拼音文字取代汉字。事实证明，“汉字革命”和“走拼音化道路”，起码是半个多世纪劳民伤财的瞎折腾，如今是到了恢复并弘扬我们民族文化自信的时候了，所以汉字再也不能随意革命下去了。

    （五）

    为了汉字万世永固，华人一统，我们似乎应该对所谓“汉字革命”而生的简化字，来一次理性反刍，优者存，劣者汰，尽早形成两岸四地，海外华人，甚至东方文化圈都可接受的统一而稳定的汉字。

    在反刍简化字时，似应主要反刍简化字之弊，有弊则改，恢复繁体，有利的则保留不替，但要积极宣讲，以理服人，以求尽早实现中华民族汉字大一统。大陆推行简化字，从1956年至今已经有半个多世纪，不为港、澳、台和海外华人所接受，这就说明简化字同化力和征服力是很低的，连同文同种的自己人都不接受，汉字又如何能走向世界？

    所以我们理应在反刍中多想简化字之弊，我们粗略想到以下几点，以供反刍时思考。

    第一，“笔画原则”不应成为汉字简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中华文字改革委员会，曾出台一项“笔画原则”，原计划将通用字都简化在十画以下。认为笔画愈少愈便于初学，也愈能提高汉字的应用效率。其实这是有悖汉字“区别律”的。不论是国人还是国际友人，他们学习汉字，最头疼的是那些“微殊”字。例如“己”“已”“巳”，例如“戎”“戌”“戍”，笔画至简，但区别清楚就很不容易。国人尚觉甚难，何况洋人？在礼仪之邦的政治文化和道德文化里，“義”是个极为重要的字，如“正義”、“仁義”、“大義凛然”“義务”“義工”“義不容辞”“春秋无義战”“情深義重”，其字上从“羊”，表示吉祥，凡“義”皆吉祥，故不能省，今简化作“义”，完全成了笔画符号。大陆之外的华人都难接受，只有三画，书写简易，但不啻将神圣之“義”肢解杀伤了，且又与“又”“叉”“  ”等字形体高度近似，让学人如何区别得清楚？

    第二，“识繁用简”比“识繁用繁”更麻烦。近年来两岸交往日多，交往就离不开汉字。马英九提出“识繁用简”之主张。既然“识繁”为何不去“用繁”呢？“识繁用简”，其实就是要学繁、简两套字，这不是自找麻烦，人为增加学习使用汉字困难吗？大陆人亦然，少年时学习简化字，但长大后，如果使用图书馆，学习古文化，或者赴港、澳、台，或者到国外华人圈，就都非再学习繁体字不可，而在“敲字如飞”的网络时代，汉字已经信息化，数字化，甚至比拼音文字还便利多多，一个字多几笔或少几笔，似乎都可忽略不计了。如此而还盲目拥简，不等同于自毁其宝吗？1957年夏季以前大陆推行了一千七百多个简化字，许多简化字虽古已有之，但历代都不承认是正字，今天将其法定为标准字，其实等于创制1700多个新字，增加了汉字的总量，又增多了原本想取消的异体字。笔画上是简化，字数上却又是繁化，恐怕是文化精英们始料不及的事吧。

    第三、简化字时采用八法，其中“同音兼代法”，犹不可取。例如“先後”“落後”“後来”之“後”，与“后羿”“后稷”“天后”“皇后”之“后”，本风马牛不相及，却统用“后”字兼表二义。“发展”“发生”“出发”之“发”，与“头髪”“髪廊”“美髪”之“髪”，亦本风马牛不相及，却统用“发”字兼表二义。此类情况尚多，难以枚举，改革家们还不承认这叫“破体”。所谓“破体”就是不能用造字法原理去解说汉字。请问能用“后”字去解说“後”字形义吗？能用“发”字去解说“髪”字形义吗？我们县有个篆刻家，为谷姓书法家刻送一枚闲章，却将“谷”字刻成“榖”字。许多农院，在新建的阔朗的门楣上贴着“鹏程万裏”的磁砖，就都是同音兼代法造成的令人捧腹的后果。

    汉字是超方言、超时空，可通古今、通四方的智能化文字。在全球一体化进程中，或最具优势成为地球村文字。这就最需要保持汉字长时期稳定，停止折腾，尽早统一两岸四地汉字，以利汉字早日走向世界。

    （二〇一三年十月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