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领导人出书风格各异：从政论文集到文艺作品

布袋和尚

《江泽民与扬州》画册出版发行 （视频截图）





《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出版 绝大部分内容首次公开





《立法与监督-李鹏人大日记》

人民网北京8月14日电  据媒体报道，《江泽民与扬州》画册12日上午在扬州举行首发式。同日，《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正式在京首发，而在今年五月，吴官正著作《闲来笔潭》出版发行。近10年以来，退休国家领导人出书较为频繁，每一次出书都引发广泛关注。从政论文集到文艺作品，涵盖了多种题材，诸如回忆录、散文、随笔、日记、答记者问，这些题材类型，区别于过去的文选，具有很强的个人色彩。下面，人民网读书频道为您盘点退休领导人的著作文集及部分章节：

《江泽民与扬州》画册出版发行 收录160幅图片

《江泽民与扬州》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画册以时间为序，分诗礼人家、家国情怀、翰墨情浓三个章节，收录了160余幅珍贵的图片资料，从江泽民同志与名城扬州关系的独特视角，真实记录了江泽民同志的家庭传统、文化根基和革命背景，生动诠释了江泽民同志的人格魅力、赤子之心和报国情怀。画册的出版，对于人们更加深入地了解江泽民同志，研究他的革命经历，学习他的思想、精神和品格，具有重要意义。

《立法与监督-李鹏人大日记》

节选：当选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召开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1998年

三月十六日星期一晴

今天，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召开全体会议，我以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名义主持会议，进行委员长、副委员长、秘书长、委员，国家主席、副主席的选举。江泽民当选国家主席，胡锦涛当选副主席，我当选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田纪云、谢非、姜春云、邹家华、帕巴拉·格列朗杰、王光英、程思远、布赫、铁木尔·达瓦买提、吴阶平、彭珮云、何鲁丽、周光召、曹志、丁石孙、成思危、许嘉璐、蒋正华当选副委员长，何椿霖当选秘书长，134人当选常务委员会委员。宣布后，会场掌声热烈。

补记：

我从1983年开始在国务院工作，当了5年副总理，10年总理。按照宪法规定，总理任期连续不超过两届，我现已届满，根据党中央的提名，经过全国人大代表选举，又到人大工作。人大工作对我来说，是一个全新的、不熟悉的工作。怎么办？只有通过工作，边实践，边学习，努力适应新的岗位。我今年已69岁，还让我担任这样崇高的职务，是党和人民对我莫大的信任。我将以自己的经验和精力来迎接这一新的任务。我不认为到人大工作就是退居“第二线”。全国人大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我应当在这个岗位上有所作为。毛主席诗词中所写的：“而今迈步从头越”，正是我此时此刻心情的写照。

《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出版 绝大部分内容首次公开

谈工作经历：我的信条就是独立思考

部分节选自《在上海市九届人大一次会议上的讲话》

（1988 年4 月25 日）

同志们：

根据大会的安排，现在我向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也许要超过大会规定的时间，因为如果我不讲的话，也许过不了这个关，一会儿还得提问题，还不如我主动“交代”为好。

第一，我的简历。我参加革命的时间比较晚，经历比较简单。我1928年10月出生于长沙，中学都是在湖南省念的，1947年毕业于湖南省立一中，同年在上海考取清华大学，念电机系。入大学后就参加了学生运动，1948年冬天参加中共地下党领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1年从清华大学毕业分配到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计划处，担任生产计划室副主任。当时的计划处处长先是柴树藩同志，后是袁宝华同志。1952年东北人民政府撤销后，我随马洪〔1〕、安志文〔2〕等同志到了国家计委，这时是1952年11月。在国家计委一开始是管电，1954年到工业综合局负责综合处工作，之后我担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张玺同志的秘书。后来由于张玺同志患癌症，我同时就兼任了国家计委机械工业计划局综合处负责人，直到1957年，赶上了“大鸣大放”、反右派。在“大鸣大放”的时候，同志们说，你是党组领导的秘书，你不跟党组提意见那谁提啊？一定要我提。我就在局里面讲了3分钟，但出言不慎。在10月份以前大家都觉得我的意见提得不错，到10月份以后就说你这个意见要重新考虑，到1958年1月就把我划为右派了。但是对我的处理还是非常宽的，我想是因为国家计委的领导和同志们对我都十分了解吧。因此，我被撤销副处长职务、行政降两级、开除党籍之后，还继续留在国家计委工作。在开始的一两年，我担任国家计委老干部的业余教员，教数理化，后来恢复我的工作，在国家计委国民经济综合局工业处工作。我非常感谢国家计委党组织对我的关怀，始终没有把我下放，使我有继续为党工作的机会。“文化大革命”时期，我在国家计委农场劳动了五年，这五年对我是极大的教育。尽管我们还是国家计委的干部，在一个集体农场，但终究是在农村，所以对农村的了解、对劳动的体会还是不少的。这五年，我什么都干过，种过小麦、水稻、棉花，放过牛、放过羊、养过猪，当过炊事员。1975年后，我回到了北京，当时我的关系还在国家计委，但被分配到石化部管道局电力通信工程公司工作。我就带了一支徒工队伍，从爬电线杆开始培训，一直到能安装22 万伏的高压线和11万伏的变电站。这一段有两年多一点的时间，对我也是极大的教育，使我有一点基层工作的经验。到1978 年，马洪〔3〕同志要我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担任研究室主任。不久，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纠正了错划我右派的问题，同时恢复了我的党籍，恢复了我的职务。这个时候是袁宝华同志担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康世恩同志担任主任，要我回国家经委，因为国家经委实际上是从国家计委分出去的。1982年新的国家经委成立后，我开始担任经委委员兼技术改造局局长，1983年担任经委副主任，1985年担任党组副书记、常务副主任，一直到今年年初，就到上海来了。这就是我简单的经历。

第二，同志们要求我说说政绩。这个是难以启齿，不好说啊！当然，在我30多年的工作期间，尽管在1957年以后遭受很多挫折，但在工作方面组织上对我的评价还是不错的。我自己的特点、我的信条就是独立思考，我心里是怎么想的，我认为就应该怎么讲。我是一个孤儿，我的父母很早就死了，我没有见过我的父亲，我也没有兄弟姐妹。我1947年找到了党，觉得党就是我的母亲，我是全心全意地把党当作我的母亲的。所以我讲什么话都没有顾忌，只要是认为有利于党的事情我就要讲，即使错误地处理了我，我也不计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恢复了我的政治生命，同时也可以说是焕发了我的政治青春，我始终相信我会得到我们党的正确对待。我就是有这么一个特点，或者说我是力求这么做的。

〔1〕马洪，1952年任中央人民政府国家计划委员会秘书长。

〔2〕安志文，1952年任中央人民政府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

〔3〕马洪，1978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

李岚清《突围——国门初开的岁月》

节选：“质量救国”救了日本

1979年，世界经济领域的一个热门话题，就是日本的崛起。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时，当时的盟军总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曾对美国《芝加哥论坛报》的记者说，“日本已经沦为第四流的国家，再也不可能东山再起、成为世界强国了。”1955年，我国的国民收入占世界的6.5%，当时日本只占2.5%，而到了l960年，日本就赶上了我们。尽管如此，在人们的心目中也没有把战败的日本放在眼里，尤其是那时“东洋货”就是假冒伪劣商品的代名词，仍根深蒂固地扎根在人们的心目中。

我本人就有过这样一个经历。20世纪60年代，日本在北京展览馆举办商品展览会，我参观后买了一个塑料的肥皂盒，粉红色的挺好看，但用了没有多久，就由粉红变为灰白色，连接上盖的塑料也断了，于是“东洋货”骗人的概念又加深了一次。后来我读了一位日本政要的回忆录，其中有一段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战后日本的经济很困难，他访美时，希望美国多买一些日本商品。美国人告诉他说，我们没有直接购买过日本货，但从其他国家转口过一些，因质量差，以后就停止进口了。我们有的是钱，但是我们只买优质商品，决不买劣质商品。这次访问使他很震惊，也使他找到了问题的关键。

于是，他在原来“贸易立国”战略的基础上，提出“质量救国”的号召，并采取一系列措施。经过若干年的奋斗，日本货终于甩掉了不光彩的假冒伪劣的帽子，换上了一个高质量的光环。1970年，日本复兴的象征性事件发生了。这年3月，日本政府令人惊讶地竟拿出20亿美元在大阪举办了世界博览会，全球77个国家蜂拥而至，并取得巨大成功。当时，美国未来学派创始人之一赫尔曼?康恩在《芝加哥论坛报》上甚至说：“日本已经进入世界经济强国的行列，21世纪将是日本的世纪。”

吴官正《闲来笔潭》自述退后的心态

节选：退后的心态[1]

非常感谢你们五年来对我的理解、支持和帮助。

今天和大家见面，很高兴。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心情很舒畅。

《诗经》里有这么一句诗，“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我理解说的是，作为政治人物都有开头，有个好结局不容易。新老交替是自然现象。早退晚退都要退，这把年纪了，晚下不如早下。退下来，对党、对国家有好处，对家庭、对自己也有好处。一个人上进不容易，但退下来并很快淡化，也是需要智慧和勇气的。

我在最后一次中纪委常委会上对大家说，我退下来后，拥护党中央，支持中纪委，安度晚年，保持晚节。然后马上说：“散会！”我当年离开武汉、江西、山东的时候，也只讲了很短的几句话。

人生是一个过程，有上坡、有高峰，但最终都要落幕，这是规律。唐朝诗人刘禹锡有两首很有名的看花诗，写的都是宦海沉浮。前一首《戏赠看花诸君子》，牢骚满腹；后一首《再游玄都观》，春风得意。我认为金人元好问对这两首诗的理解最深刻，他也写了一首诗：“乱后玄都失故基，看花诗在只堪悲。刘郎也是人间客，枉向东风怨菟葵。”意思是说你刘禹锡在历史长河中也是一个匆匆过客，对世事沧桑何必如此抱怨，如此感叹呢？

我们党作为执政党，我认为有几条很重要：一是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包括发展民主，健全法制，也包括干部的任期制、退休制等。二是要有个坚强的中央领导集体，其中有一些比较年轻的同志，保证我们国家沿着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开拓前进。三是我们这样一个大党大国，有本事的多得很，要创造人才辈出的条件，使各类人才脱颖而出，不断涌现，使有治党、治国本领的优秀人才实现抱负，报效国家。


我喜欢读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书都读，我认为书要越读越薄。比如说，心理学有两点给我印象很深：一是所有人共同的弱点，就是很难约束自己；二是需要引发动机，动机决定行为。经济学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是供求关系，二是纳什均衡(即博弈)。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我理解有三点：一是零的辩证法，有多少数比零大就有多少数比零小；二是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在改造自己；三是人们在征服自然的同时，往往也会遭到自然的无情报复。你们年轻，更要多读书，特别要认真研读革命导师和领袖们的著作，多思考，多讨论，相互启发，共同进步。金子能闪光，尖端能放电。你们路还长。杨巨源有一首诗《城东早春》说：“诗家清景在新春，绿柳才黄半未匀。若待上林花似锦，出门俱是看花人。”希望你们多做工作，多做贡献，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我就是“看花人”，为你们鼓鼓掌。

对一些大事，一要讲原则，二要讲多数，三要讲利害。做事要认真，但不要过头。你们搞文字工作，写材料就像“二月天”[2]，很不容易。有的时候一个人一个看法，左右为难，这是很自然的。只有左右为难，人才能逐渐成熟起来。

（2007年10月25日）

[1].这是吴官正同志同中办调研室五组同志的谈话。

[2].民间流传一段唱词：做天难做二月天，蚕要暖和麦要寒。种田哥哥要落雨，养蚕姑娘怕阴天。

本文来源：人民网 作者：黄维 王鹤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