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的“中国风”：盘点苏联汉学研究史——“俄罗斯汉学特色”学者三人谈

布袋和尚

雷丽平   柳若梅   李渤

  来源：北京日报











　　最近，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俄罗斯时，与俄罗斯汉学家进行了座谈。各个年龄段的汉学家欢聚一堂，畅谈中俄文化交流往事，共话未来。

　　俄罗斯汉学有自己的发展历史，在中俄文化和经济社会交流交往中发挥了自己独特的作用。长期以来，国内对国外汉学的关注和研究，偏重西方汉学，比如，西方汉学代表人物利玛窦、李约瑟、费正清、马悦然等，在中国广为人知，一些著述，如《剑桥中国史》、《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等，也为中国学者重视。而对俄罗斯汉学的关注和研究，相对较少。为增加人们对俄罗斯汉学研究的发展历史、特色、成果和代表性人物等情况的了解，本刊特邀请几位学者作专门的阐述。

　　俄罗斯汉学研究萌芽期的特征是什么

　　主持人：俄罗斯汉学的发展已有近三百年的历史。其汉学研究是如何开始的？最初的汉学家是如何产生的？

　　雷丽平（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教授）：汉学作为一门学科，是在西方世界认识中国之后诞生的，汉学即是研究中国的学问。传统上，人们把汉学分为三大板块：周边的国际汉学、俄罗斯汉学和西方汉学。由于地理和历史的原因，俄罗斯的汉学一方面从西方间接获得汉学资料，另一方面发展本国的汉学研究，并对国际汉学产生重要的影响。

　　17世纪末，俄国为了解中国并与之“打交道”，除有俄国商队到中国外，1618年后还多次派出使团到达北京。但由于当时中国使用的汉语、满语、蒙语，俄国无人能翻译，成为双方进行联系、交流与沟通的主要障碍。如此，消除语言障碍成为俄国了解中国，与中国顺畅交往的重要前提。那些去中国的使臣、商人，尤其是后来的传教士成为最早的汉学研究者，应该说，此时俄国的汉学已经开始“萌芽”。这一时期是俄国了解中国文化的积累时期，还没有达到从事汉学研究的程度。

　　柳若梅（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教授）：俄罗斯关于中国的最早记录来源于17世纪俄国派往中国的使团和商队。使团的出使报告和沿途见闻，极大地丰富了世界地理学知识，也为俄国实现同中国建立稳固的外交和贸易关系的愿望提供了重要参考，并为俄国汉学研究提供了先决条件。

　　17世纪中俄边境摩擦不断，雅克萨之战后有俄俘近百人先后被带到北京、归顺为清朝臣民。清政府允俄俘保持其东正教信仰，并为其安排祈祷供奉圣像之所。俄国政府借机将之与俄国东正教会联系起来。东正教在中国的存在为俄国进一步发展同中国的关系、深入了解中国打下了伏笔。1715年经与清政府协调，俄国政府和教会终于将第一届东正教使团派入了北京。1727年中俄《恰克图条约》把以语言学习为任务的俄国学生随第二届东正教驻北京使团送入北京，从此，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使团连续在北京驻扎二百余年，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俄罗斯汉学家，被称为“俄国汉学家的摇篮”。








俄罗斯的“中国风”与欧洲的“中国热”的联系与区别

　　主持人：18世纪，在欧洲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中国热”，对俄国的汉学研究有哪些影响？

　　李渤（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副教授）：16世纪后，欧洲大批传教士来华，他们回国时，把有关中国的历史文化及哲学方面的资料书籍带回欧洲，引起了欧洲对中国的极大兴趣。其后来华的传教士又把中国的哲学、宗教、科技、艺术等介绍到欧洲，并在欧洲产生很大影响。

　　18世纪的欧洲各国掀起了旨在反对封建专制和宗教束缚的“启蒙运动”，而当时的中国则是康熙、雍正、乾隆盛世繁荣时期，中国的圣贤哲学学说和人文思想与启蒙思想家们倡导的开明和理智产生了共鸣，其结果，是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欧洲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中国热”。

　　雷丽平：欧洲的“中国热”对俄国汉学热的形成起了引领作用。受其影响，18世纪的俄国形成“中国风”。大量来自欧洲的中国作品在俄罗斯翻译出版并大量发行，对俄国“中国风”和俄国汉学的诞生，以及俄罗斯社会都产生很大影响。

　　俄国“中国风”的形成还与政府的推动和民众对中国商品和艺术的向往紧密相连。

　　《恰克图条约》签订后，清政府允许俄国政府每年派遣一个不超过200人的商队来北京从事贸易，于是，茶叶贸易逐年增加。18世纪末，西伯利亚等地的农民甚至相信来自中国的砖茶可以代替金钱做交易媒介，因而在那些地方出现了“宁愿要砖茶而不要钱”的现象。

　　深受西方“中国热”影响的沙皇彼得一世和“开明君主”叶卡捷琳娜二世对中国文化情有独钟。彼得一世多次派特使郎喀来中国，将搜罗到的各种中国书画及中国皇帝的赠品运回俄国。而其中的中国书籍恰恰成为俄国进行汉学研究的重要基础条件。叶卡捷琳娜二世对中国文化更为崇尚，她在与伏尔泰的通信中对中国的社会制度赞赏不已。从1764年开始，叶卡捷琳娜二世下令在圣彼得堡建造博物馆，广泛收集世界各国文物，其中有许多是当时“中国风”的产物。

　　在这一时期，许多优秀的中华文明成果传播到了俄罗斯，在俄罗斯民众中树立了文明的中国形象。俄国“中国风”为俄国汉学的诞生创造了条件，在中俄文化交流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主持人：18世纪，俄国形成“中国风”，也出现了不少汉学家，他们都有许多的译著，为俄国汉学研究奠定了基础。可否具体介绍几位重要的汉学家？

　　柳若梅：18世纪，俄国早期汉学家翻译了大量满、汉书籍，为俄国汉学的创立作出极其重要的贡献，如罗索欣、列昂季耶夫、拜耶尔、阿加福诺夫、弗拉德金等。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使团的成员也为俄罗斯汉学留下了大量的词典手稿，为今天研究当时汉语和满语的口语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原始资料，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18世纪下半叶，诺维科夫、冯维辛、捷尔查文、拉吉舍夫等俄国思想文化的代表人物不仅在作品中关注中国，而且借助中国深入思考俄国现实。这一时期，彼得堡科学院和莫斯科大学储备了一批训练有素的翻译，他们外语娴熟，也出于工作或其它原因同东方学或汉学发生了联系，大量翻译发表了来自欧洲的、内容与中国相关的文章、书籍，丰富了俄罗斯汉学的内容。



俄罗斯汉学繁荣、滞缓和改革的成因

　　主持人：进入19世纪，中俄之间的摩擦越来越多，对俄罗斯的汉学研究产生了哪些影响？

　　雷丽平：1858年5月，沙皇政府强迫清政府签订《瑷珲条约》，1860年又签订《北京条约》，沙皇政府开始疯狂侵吞我国领土。此时俄国汉学走上了为其政府服务的使命之路。

　　19世纪下半叶起，俄国汉学经历了繁荣、滞缓与改革几个阶段。俄国汉学之所以繁荣，是因为出现了一批著名的汉学家，代表人物除大汉学家王西里院士外，还有格奥尔基耶夫斯基、巴拉第、杂哈劳、孔气等，他们均在汉学各领域取得了重要成就。之后，由于俄国官僚体制的僵化，俄国汉学发展相对滞缓，汉学家研究汉学的目的不是学术意义上的研究，而只是为沙皇政府的侵略行径进行服务，汉学改革势在必行。

　　1895—1917年是俄国汉学向苏联汉学发展的过渡阶段。由于国际局势的变化，俄国汉学受到了一定制约。此时的俄国汉学研究和教育一切听命于沙俄政府，走上了为沙俄对外政策服务之路，许多汉学家都曾为沙俄侵略中国效过力。

　　为配合其远东政策，培养所需要的通晓中国事务的行政、商业和军事人才，1899年7月9日，沙俄政府颁布了建立海参崴东方学院的法令。该学院着重现代汉语教学，强力培养学生的汉语实际应用能力。为此，该校的教师编写了大量符合那个时代实际情况的教学参考书，同时，也发表了一些有价值的学术性文章或著作。海参崴东方学院成为俄国远东的汉学研究基地，从而奠定了俄国远东汉学进一步发展的基础。

　　主持人：现代俄罗斯汉学界将比丘林、王西里和巴拉第并称为“俄罗斯汉学界三大巨匠”。他们对俄罗斯汉学的繁荣和改革作了哪些贡献？

　　柳若梅：比丘林以中国原始典籍为基础展开研究，在汉语教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西藏、蒙古学研究等领域开创了全新的局面。王西里在中国的语言文字研究方面有着开创性的贡献，发明了独创性的汉字笔画系统。巴拉第费时7年编纂《汉俄合璧韵编》，该词典成为俄罗斯学者、师生、外交贸易人员与中国交往的必备词典。

　　在比丘林支持下，1830年代在中俄边境恰克图开办了一所汉语学校，比丘林专门为该校的教学编写了教材——《汉文启蒙》。1855年喀山大学的汉语和满语教学转入彼得堡大学东方系，王西里主持汉语和满语教学。彼得堡大学东方系培养的人才遍布中俄往来的各个领域。

苏联汉学研究的四个时期的变化

　　主持人：俄国十月革命后的汉学研究，以马列主义为理论基础，从俄国旧汉学转变到苏联新汉学。苏联时期的汉学研究出现了哪些新变化？

　　雷丽平：苏联的汉学研究可分为四个时期：

　　(1)十月革命—20世纪20年代中期。苏联汉学家发表了一些有成就的著作，如巴甫洛维奇的《中国的独立斗争》。这一时期，苏联成立了一些专业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如1921年成立的全俄东方学术研究会(1924年改为全俄东方学术学会)。同时创办了《中国问题》、《新东方》、《革命的东方》等一批专业刊物。

　　(2)20世纪20年代中期—卫国战争时期。此时是苏联汉学发展和革命时期，研究的重点是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中国文学和中国革命运动、民族等几个问题。卫国战争前后是苏联汉学的艰难时期。由于斯大林大清洗运动，苏联的政治气氛凝重，许多无辜的人包括汉学家或惨遭杀害，死于非命，或遭逮捕、镇压、流放。

　　(3)卫国战争结束—1965年。1946年以后是苏联汉学蓬勃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苏联汉学家发表出版了大量有学术价值的论文和译著。其标志是1958年费德林的《中国文学》及与郭沫若合作的4卷本《中国诗集》的出版。一些大作家如鲁迅、茅盾、巴金、老舍、叶圣陶、丁玲的作品都有了俄译本。据统计，1946—1964年间，苏联有近800名从事汉学研究的学者，出版了近千种书籍。

　　(4)1966—1991年。由于中苏两国意识形态上的分歧，苏联汉学研究进入停滞时期。

　　整个苏联时期，许多中国文学名著被译成俄文。1917—1949年出版100部著作，1950—1957年出版447部。1958—1959年共出版242部。1971—1982年出版550部，文章数千篇。苏联时期的汉学研究远远超过了十月革命前的汉学研究，其丰富、卓越的成果为日后俄罗斯汉学的繁荣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主持人：1946年以后，苏联汉学逐渐进入蓬勃发展时期，出现了哪些研究团体和成果？

　　柳若梅：由于中苏两国特殊的关系，苏联学者对中国及其历史的兴趣不断增长。整个苏联时期，苏联学者发表了大量关于中国的文章，出版著作上千种。

　　新中国成立后，苏联更加重视对中国的研究。据俄罗斯学者符·尼·乌索夫介绍，他从苏共档案中发现了苏共中央书记处1956年9月14日关于组建苏联科学院中国研究所的秘密决议。决议谈到：(1)为了深入地、全面地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和经验以及中国的历史、经济、语言、文学和文化，通过苏联科学院主席团关于组建苏联科学院中国研究所的决议。(2)中国研究所的主要任务：A.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经济与文化建设及其历史、语言、文学和国际关系进行科学研究并撰写研究著作；B.翻译并筹备出版历史和文学回忆录以及中国当代的历史、经济和社会政治著作；等等。

　　1966年，根据苏共中央书记处决议，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组建。它的任务之一是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远东所从1969年开始，定期按年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书，详尽地阐述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问题。该所从1972年开始出版《远东问题》杂志，经常发表关于中国文化、经济、政治等方面的论文。

　　1968年后，苏联科学院陆续出版了三卷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可能与现实》、《中国从远古到现在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简要史纲》等。

　　从1970年开始，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每年都以“中国社会与国家”为主题举办学术研讨会，并把会议发言的提纲和论文结集出版。这个研讨会已持续了40多年。

新时期的俄罗斯汉学研究出现新曙光

　　主持人：苏联解体后，其汉学研究有哪些新成果？进入新世纪，其汉学研究又呈现出哪些新特点？

　　柳若梅：苏联科学院自20世纪70年代起至今四十余年间整理中俄关系史档案文献资料，汇集中俄关系史上重要事件的档案资料，出版大型档案文献丛书《俄中关系·资料与文献》，现已出版13卷，为世界各国学者研究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发展历史及中外文化的交流与会通提供了重要的第一手资料。

　　2006-2011年，由季塔连科主编，联合俄罗斯汉学界，出版了集俄罗斯汉学界中国文化研究成果的集大成之作——六卷本的《中国精神文化大典》，很快吸引了各国汉学研究学者的注意力。目前，中国学者正在组织翻译该套丛书。

　　苏联解体以来，中俄关系的良性发展极大地推动着俄罗斯汉学后继人才的培养。高校和科研院所的汉语教学无论是机构数量还是学生数量都有了极大的提高。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区域安全、世界格局等许多众大的国际问题都与中国相关，汉学成为更为宽泛意义上的跨学科问题，随着现代各领域学者对中国关注程度的不断加强，和中俄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俄罗斯汉学获得了更加广泛的发展空间。

　　李渤：20世纪80年代，中苏关系解冻，特别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汉学出现了新的曙光。俄罗斯汉学家摆脱了意识形态论，汉学研究方兴未艾。进入21世纪，很多俄罗斯人对中国文化产生兴趣，但是“汉学家的著作大都专业性较强且面很窄，读者主要来自学术和文化界，不适合广大民众”。根据这一情况，俄罗斯汉学界出版了一些适合大众兴趣的译著及科普读物，如《杜甫·感伤诗百首》、《李白·诗歌与人生》等，还翻译了《中国20世纪的诗歌散文》，收集了20世纪中国著名文学家老舍、戴望舒等人的优秀作品。

　　近些年，俄罗斯人对中国人的印象有好转趋势，但是对中国的发展以及在俄罗斯远东地区问题上有些人还持有戒心，更有一些媒体利用俄罗斯人所持有的对中国的复杂心理及某些问题上的偏激意识，编造关于“中国威胁论”的新闻，严重误导俄罗斯人。究其原因，是俄罗斯民众不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因此，要大力发展民间汉学研究，使广大的俄罗斯民众进一步了解中国，形成对中国人准确的民族文化定位，减少中俄两国人民间的误解，排除俄罗斯人对中国人的担忧。（主持人：张记合）

主题延伸

　　俄罗斯汉学之相关文献

　　《中文博览》，拜耶尔著。这并不是一部纯粹的汉语语言学著作，而是一本包括了当时欧洲汉学研究成果的中国文化小百科。拜耶尔编著本书的目的在于帮助未来的学者研究中国和汉语。这本书为各国的汉学研究者开辟了道路。

　　《大清会典》，列昂季耶夫翻译。1778－1779年，列昂季耶夫节译的《大清律》结成两册出版，叶卡捷琳娜二世及其僚属期望完整地了解中国的法律，因而命列昂季耶夫全文翻译《大清会典》。1781、1782、1783年，《大清会典》俄译本分三卷在圣彼得堡出版。

　　《汉俄合璧韵编》，巴拉第费时7年编纂，其手稿由俄国驻北京公使馆领事波波夫整理，于1888年在北京同文馆得以正式出版。该词典成为俄罗斯学者、师生、外交贸易人员与中国交往的必备词典。美国汉学家丁韪良说，“在俄国汉学史上产生了一部杰出的作品……尽管词典都有过时的时候，但这一部在短时间内不会被超越和遗忘。”法国的汉学家沙畹认为，这部词典常常是汉语词典所不能解决的问题所依赖的“最终的论据”。

　　《三字经》，比丘林译著，曾被俄国知识界誉为“中国的百科全书”。与其他译著相比，比丘林的《三字经》俄文译本有几个独到之处：它以诗歌体翻译原文，尽量保持中文原文的风格和韵味；它附有中文《三字经》原文，可资懂中文者阅读时对照；它增加了大量注释，对原文涉及的中国人物、事件和儒家学说作了比较详尽的阐释。

　　《中国精神文化大典》，季塔连科主编。该大典共分为6卷，编纂过程历时15年，从哲学、宗教、历史、政治、思想、科技、文学、艺术等多个领域对中国数千年博大精深的文化进行了全面诠释，集中体现了俄罗斯汉学研究的最新成果。这部巨著为俄罗斯民众特别是青少年学习汉语提供了难得的教材，也为中俄两国的文明对话与交流增添了新内容。

　　主题延伸

　　俄罗斯近代汉学家  俄罗斯汉学第一人

　　罗索欣(1717-1761)，是最早从事中国文化典籍的译介工作和满汉语教学活动的俄国人，被誉为俄国汉学第一人。译著颇丰，他的《资治通鉴纲目前编》是18世纪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译著。而16卷本的《八旗通志》，他仅译完了5卷即英年早逝。他的许多译著，如《三字经》、《千字文》、《二十四孝》、《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大清一统志》、《异域录》、《名贤集》等等，都成了俄罗斯和欧洲学者研究中亚、东亚历史、地理的工具书。

　　18世纪最重要的汉学家

　　列昂季耶夫(1716-1786)，为俄国汉学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18世纪俄国出版的中国书和论文共120种，他的译著就占了1/5。1770年2月，他在《雄蜂》杂志发表了《中国哲学家程子给皇帝的劝告》，从国君“立法”、“责任”和“求贤”几个方面提出了治国方略，意在忠告叶卡捷琳娜二世如何管理国家。1780年和1784年翻译出版了《大学》与《中庸》，还翻译了《大清律》和《大清会典》，还协助罗索欣翻译16卷本《八旗通志》，代表了18世纪俄国对华研究的最高水平。苏联斯卡奇科夫、霍赫洛夫两位汉学家给予他高度评价：“列昂季耶夫的译著为18世纪俄国社会精神生活作出了重要贡献，完全可称得上是18世纪最重要的汉学家。”

俄罗斯首位东方学院士

　　拜耶尔，出版了欧洲第一部《汉语语法》，还编辑了汉语-拉丁语词典。1730年，他在彼得堡出版了《中国学纪念集·欧洲汉学著作的历史概述》，迈出了欧洲人研究汉语的第一步。他在彼得堡出版了用汉字印刷的辞书，这是在欧洲印刷中国方块字的最初尝试。拜耶尔是个多产的汉学家。他的《中文博览》为各国的汉学研究者开辟了道路。

　　俄罗斯汉学的奠基人

　　比丘林(1777—1853)，享有“俄罗斯第一位大汉学家”、“俄罗斯汉学的奠基人”等美誉。他曾在北京生活了13年，并带走了包括四书、十三经、二十史、《三字经》、《大清一统志》、五本汉语词典、两本满语词典等在内的12大箱满、汉语书籍、一箱手稿、一箱颜料和六大卷地图、平面图。他研究兴趣广泛，共发表著作60余种，内容涉及中国汉民族和边疆少数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其中很多方面都属于开创性研究。

　　俄罗斯第一位汉学家院士

　　王西里(瓦西里耶夫，1818-1900)，俄国第一位汉学家院士。他创立了俄国汉学史上第一个汉学学派——圣彼得堡学派，其著作浩繁，著有《汉语文选》、《汉字解析》、《汉字笔画系统——首部汉俄词典试编》。首次把中国文献史作为大学课程。1880年，出版了《中国文献史纲要》。

　　百科全书式的汉学家

　　巴拉第(1817-1878)，发表了《佛陀的生活》、《古代佛教史纲》、《长春真人西游记译注》、《14世纪在中国的俄国俘虏》等诸多研究文章。编撰了《汉俄合璧韵编》辞典。当代俄罗斯汉学家霍赫洛夫评论说“他是俄罗斯汉学科学大师之一……在东方学领域里，他的知识是百科全书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