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记者与《豫灾实录》——电影《一九四二》之外的故事

布袋和尚

张刃
2012年12月18日13:35   来源：北京日报




　　▲张高峰 1988年在天津家中。



　　1943年2月1日重庆《大公报》刊登的《豫灾实录》。

　　

　　电影《一九四二》热映，使人们对70年前那场几乎被人遗忘，但却饿死几百万人，殃及三千万人的灾难有了一个直观的了解。同时，也知道了有一个美国记者白修德，曾经到灾区采访，披露了灾情。事实上，当年报道豫灾，中国记者并未缺席，并且是走在美国记者前面的。

　　记者的良知与职责

　　1942年冬，古城西安。一群群鸠形鹄面的灾民流落街头，衣食无着。他们中有人不时地向过往行人伸出枯瘦的手臂，乞求着施舍；有人无声地蜷曲在路旁，忍受着寒冬的侵袭。

　　人流中，一位年轻人，关注地审视着眼前这凄惨的景象，他想弄明白，这些人从哪儿来？为什么沦落到如此境地？

　　他叫张高峰，24岁，《大公报》派赴中原的战地记者。他从重庆经陕西去河南，在西安街头看到了这一幕。经过采访，他了解到，那些灾民都是来自河南，河南遭遇了罕见的大灾。

　　张高峰继续东行，陇海路上，西行列车载着成千上万的河南灾民逃往陕西，男女老少堆得像人山一样，“沿途遗弃子女者时有所闻，失足毙命更为常事。”

　　车到洛阳，车站内外挤满了灾民，却苦于领不到盖了赈济委员会图章的白布条而无法上车。他们偷偷地钻进月台，不论什么车，先爬上去再说，不幸遇到路警，挨上几木棍或巴掌，就苦着脸退出来。因此，许多亲人常常被冲散，又遭到骨肉离散之苦。一位年轻人哭泣着对张高峰说：“先生，我娘与老婆都上了车，巡警不准我进站，眼看那火车要开了，谁领着她们要饭哪！老爷，你给我说说情吧！”张高峰同情地领着他到“难民登记站”去向负责人交涉，不料却跟来了同样情形的三十多人，有人甚至拿出钞票来“行贿”，希望也能够被领着上车。张高峰阻止了他们，更谢绝了那诚心诚意的“贿赂”，一个人到里面询问详情。“那里围满了几百人，两张破桌子，三位先生一面骂一面盖图章，警察的一根柳条不停地敲打灾民。我挤不进那重重人群，也无法回答那三十位灾胞，便从另一条路惭愧地溜走了。”

　　洛阳街头的景象同样惨不忍睹，“苍老而无生气的乞丐群像蜜蜂一样的嗡嗡响，‘老爷，救救我吧！饿得慌啊！’他们伸出来的手，尽是一根根的血管，你再看他们的全身，会误以为是一张生理骨干挂图。‘老爷，五天没有吃东西啦！’他们的体力跟不上吃饱了的人，一个个迈着踉跄的步子，叫不应，哭无泪，无声无响地饿毙街头。”

　　从洛阳开始，张高峰先后到临汝、宝丰、叶县、鲁山、许昌、西华、淮阳等地采访，了解到当年从春到秋，河南全省旱灾、蝗灾、涝灾、风灾、雹灾、霜灾等接踵而至，加之1938年花园口黄河决口造成的水灾遗患，河南已是赤地千里，饿殍遍野，甚至出现了狗吃人，人吃人的惨剧，简直成了“人间地狱”。而政府当局却谎报灾情，不顾灾民死活，依旧征粮、征兵、征税，逼得河南百姓走投无路，甚至有灾民把妻子、女儿卖到“人肉市场”，换取一点维持生命的粮食……记者的良知与职责，使他下决心把河南灾情如实报道出去，为三千万河南百姓请命。


《豫灾实录》写了什么

　　1943年1月17日，张高峰从河南叶县寄出长篇通讯《饥饿的河南》。2月1日，重庆《大公报》改题为《豫灾实录》，未作删节，在要闻版全文刊出。他开篇写道：

　　记者首先告诉读者，今日的河南已有成千成万的人正以树皮（树叶吃光了）与野草维持着那可怜的生命，“兵役第一”的光荣再没有人提起，“哀鸿遍野”不过是吃饱穿暖了的人们形容豫灾的凄楚字眼。“早死晚不死，早死早脱生（再生的意思）。”河南人是好汉子，眼看自己要饿死，还放出豪语来。

　　河南今年（指阴历）大旱，已用不着我再说。“救济豫灾”这伟大的同情，不但中国报纸，就是同盟国家的报纸也印上了大字标题，我曾为这四个字“欣慰”，三千万同胞也引颈翘望，绝望了的眼睛里又发出了希望的光。但希望究竟是希望，时间久了，他们那饿陷了的眼眶又埋葬了所有的希望。

　　张高峰描述了他自陕西到河南的所见所闻，继而披露河南一百一十个县全境遭灾，并质疑，有人说河南省政府调查是八十余县，“我敢说，省政府没有负起详细调查的责任。况且豫北早有吃树皮甚至变卖子女的惨剧。这已经由私人通信传出，省府何能未闻？专署为何不报？”

　　他笔下对灾情这样描写道：

　　沿途灾民扶老携幼，独轮小车带着锅碗，父推子拉，或妇拉夫推，也有六七十岁老夫妻喘喘地负荷前进。子女边走边在野地里掘青草挖野菜拾干柴，这幅凄惨的逃荒图，这饥饿的路程，使我真无胆量再向豫中深入了。我紧闭起眼睛，静听着路旁吱吱的独轮车声，像压在我的身上一样。一路上的村庄，十室九空了，几条饿狗畏缩着尾巴，在村口绕来绕去也找不到食物，不通人性的牲畜却吃起自己主人的饿殍。……牛早就快杀光了，猪尽是骨头，鸡的眼睛都饿得睁不开。树叶吃光了，村口的杵臼，每天有人在那里捣花生皮与榆树皮，然后蒸着吃。一位小朋友对我说：“先生！这家伙刺嗓子，什么时候官家放粮呢？”“月内就放”，我只可用谎话来安慰他。……今天小四饿死了，明天又听说友来吃野草中毒不起，后天又看见小宝冻死在寨外。可怜哪，这些正活泼乱跳的下一代，如今却陆续的离开了人间。

　　最近我更发现灾民每人的脸部浮肿起来，鼻孔与眼角发黑，起初我以为是饿而得的病症，后来才知是因为吃了一种名叫“霉花”的野草中毒而肿起来。这种草没有一点水分，磨出来是绿色，我曾尝试过，一股土腥味，据说猪吃了都要四肢麻痹，人怎能吃下去！灾民明知是毒物，他们还说：“先生，就这还没有呢！我们的牙脸手脚都吃得麻痛。”现在叶县一带灾民真的没有霉花吃了，他们正在吃一种干柴，一种无法用杵臼捣碎的干柴，好的是吃了不肿脸不麻手脚。一位老农夫说：“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吃柴火！真不如早死！”

　　即便如此，地方政府为征粮还在勒索，“据说比去年还逼得紧，把人带到县政府几天不给饭吃，还要痛打一顿，放回来叫他卖地。肥地一亩可卖五六百元，不值一斗麦的价钱，坏地根本无人要。灾旱的河南，吃树皮的人民，直到今天还忙着纳粮。”

　　张高峰批评地方政府救灾不力，他写道：

　　省府去年八月规定了各县地方救灾办法十二条，条条是道，但迄今灾民未得到半两（粮食）。九月中旬，民政厅又公布禁止酿酒，以节省食粮，可惜了这庄严的命令，没有收到半点效果。各县救灾会只能募到自己的开销。省府见灾情日重，将原定为以工代赈之三百万元，全盘拿出，分配给各县，有的分到四万元，有的分到一万五千元，这真是车薪杯水，而且在我住的叶县寺庄，灾民还没有分到一分钱。

　　严冬到了，雪花飘落，灾民无柴无米，无衣无食，冻饿交迫，那薄命的雪花，正象征着他们的命运。救灾刻不容缓了！

　　文末注明的“豫西叶县”，正是当时国民党三十一集团军汤恩伯的司令部所在地。可见，张高峰揭露河南灾情，并没有想到会触怒政府和驻军，更不知道自己“闯祸”了。

　停刊与被逮捕的背后

　　《豫灾实录》见报当晚，总编辑王芸生激于义愤，挥笔写下了那篇著名社评《看重庆，念中原》，于次日刊出。评论说：

　　……读了那篇通讯，任何硬汉，都得掉泪。……这惨绝人寰的描写，实在令人不忍卒读。而尤其令人不解的，河南的灾情，中央早已注意，中央的查灾大员也早已公毕归来，我们也听到中央拨了相当数额的赈款，如此纷纭半载，而截至本报通讯员上月十七日发信时，尚未见发放赈款之事，千万灾民还在眼巴巴的盼望。这是何故？尤其令人不忍的，灾荒如此，粮苛依然，县衙门捉人逼拶，饿着肚纳粮，卖了田纳粮。忆童时读杜甫所咏叹的《石壕吏》，辄为之掩卷太息，乃不意竟依稀见之于今日的事实。

　　今天报载中央社鲁山电，谓“豫省三十年度之征实征购，虽在灾情严重下，进行亦颇顺利。”并谓：“据省田管处负责人谈，征购情形极为良好，各地人民均罄其所有，贡献国家。”这“罄其所有”四个字，实出诸血泪之笔！

　　我们生活在天堂一般的重庆，重庆无冬，人们已感近几天的寒冷。尽管米珠薪桂，重庆还很少听到饿死人，一般人家已升起熊熊的炭火；而在河南，朔风吹雪，饥民瑟缩，缺衣无食，又有多少同胞冻馁而死！……现时的重庆，正近旧年，虽在限价令下，而百物跳涨，……一般摩登的食品店，卖空了架子还有人买，人们宁愿今天先撂下花花绿绿的钞票明天再来拿货。尽管贵，总有人买。这情形若叫河南灾民听见，不知作何感想？

　　……目前重庆的情形，价是限了，限高了的就合法的高了，限低了的也跟着高了，纷纭复纷纭，买者卖者，遍市廛尽是违法之人。……河南的灾民卖田卖人甚至饿死，还照纳国苛，为什么政府就不可以征发豪商巨富的资产并限制一般富有者“满不在乎”的购买力？看重庆，念中原，实在令人感慨万千！

　　《大公报》的报道与社评引起社会强烈反响，人民咒骂“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前方马瘦，后方猪肥”，表达了对重庆花天酒地、河南民不聊生怪现状的不满。这一切竟触怒了当局，2月2日当晚，军委会即下令《大公报》停刊三天，以示“惩戒”，造成了当年轰动后方的一段新闻公案。

　　重庆《大公报》停刊，河南当局抓人。1943年3月某日，张高峰在漯河突然被逮捕，当夜提审，才知道自己的罪名是“共党嫌疑”。张高峰拒不承认。后又被押送叶县。途中，押解特务连夜把他绑起吊打，企图逼出口供去邀功，张高峰坚不吐口。最后由汤恩伯亲自过堂。汤明确提出了张高峰写豫灾报道和曾在重庆《新华日报》发稿的问题，张高峰据实回答，但不承认自己有共产党员身份，因为他确实不是共产党。由于查无实据，不能定罪，只好把他羁押起来。6月间，汤恩伯找张高峰谈话，答应释放他，但要求他继续留在河南采访、报道。张高峰回答：“如此一番，我在河南已很难工作。如果总司令放我，保证三天之内离开河南地界。以中国之大，哪里都可以给国家做事。”汤见张不给面子，竟勃然拍案道：“你这种态度，就是共产党!”遂命令将他遣送至皖西北临泉县的鲁苏豫皖边区总部，虽然允许他采访、发稿，但不准离开汤部辖区，实际上被监管起来。

　　《大公报》停刊与张高峰被捕事件，后来被许多人称道，以致有些夸大其词了。例如，逮捕张高峰被称为所谓“张高峰事件”、“蒋介石侍从室曾过问张的下落”、张高峰回到重庆后《大公报》曾“以盛大酒会欢迎”等，都是子虚乌有的。

　　事实上，《豫灾实录》并不是《大公报》发表的第一篇和唯一一篇有关豫灾的报道，《看重庆，念中原》也不是王芸生写的有关豫灾的唯一社评。当时，无论《大公报》、《新华日报》，还是河南当地的报纸，都发表过一些豫灾报道，但当局并没有给予处罚。

　　那么，为什么发生了《大公报》停刊与张高峰被捕的事件呢？关键在于报道与社评不仅披露了灾情，更抨击了政府。这在报道与社评的字里行间随处可见，王芸生更借题发挥，批评了政府“限价”政策的失败，加之《大公报》的社会影响、舆论地位，颇令政府难堪，才招致当局的公然迫害。而张高峰被捕，则有更深的背景。早在武汉大学读书时，他就因从事进步活动（包括给《新华日报》投稿）被当局列为“危险分子”，教育部、军委会曾几次密令监视。他赴中原采访及后来脱险回到重庆，还曾三遭拘捕，便是证明。

　　“文革”中，张高峰被打成“反动文人”，为了自辩，也为了给受到牵连的子女一个交代，他重提此事，也只是想说明，自己虽未“革命”，却也并非“反动”。他始终认为，自己报道豫灾，只是出于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尽了一个记者的职业责任而已。

　续写饥饿的河南

　　尽管因报道豫灾而被捕、监管，但目睹大灾之年，洛阳、漯河等地的官员、富人依然寻欢作乐，妓院、饭馆照样灯红酒绿，而街头弃婴身上拴着“敬请仁人君子收养，弃婴父母感恩不尽”的布条，可叹仁人君子未到，弃婴已被寻食的野狗叼走……的现实，张高峰不改关注百姓疾苦、以笔为之请命的初衷，继续从豫皖不断发回相关报道。

　　1943年5月，他在软禁中从漯河向重庆发回通讯《灾后话农情》，报道了新麦登场，农民期盼丰收的情形。其中写道：

　　……五月的太阳，晒熟了许多果实，麦子转瞬间变成黄金色，已经迈到我的腰间，茁壮可爱。风可以吹倒灾民，却吹不断麦秆，似乎它比灾民还健康。麦穗像小孩的发辫一样，随风摇曳，向着每个行人点头，好像说“麦子快熟了！”农民的大人孩子都跑到地里去，看守着将收割的麦子，……我几乎每天也到田里去，时常指着麦子开玩笑：“老乡！这就是金子！”看麦子人都笑起来，“反正饿不死人啦！”他很相信我这句开玩笑的实话，半步也不肯离开麦地，纵然是昼夜不睡，因为他们有一个希望，谁也不觉得疲乏。当他们饿得慌的时候，不要再向那些吃饱了的人去求救，可以顺手折几根麦穗吃。也正因为麦子这样容易的被人折掉，所以家家户户都在麦地里布岗守卫。

　　今年的麦子，一根麦穗有二寸长，最多的能打一百个麦粒。我常在田里与老农夫们谈天，他们说：“这是十年来没有的收成。”我说：“这实在等于中原大地上铺着二寸厚的麦子。”大家听了我的话，不约而同的发出笑声。我到河南将近半年，尽听到灾民悲惨无力的哭泣，从没有看到有人放声大笑过，愿从今天起，河南永远有农民的笑声！

　　小学生纷纷请假，回到家中去帮助父母农忙。在各村庄的寨外，你可以看到许多平坦的压麦场，老牛破车从不远的麦地，载着高高的麦岛，向麦场咯扭咯扭的赶来。麦场上铺满新的麦秆，面黄肌瘦的老头，小孩，妇女，赶着比人更瘦的牲口，他们都气喘喘的，那饥饿的可怕还留在人间！

　　收割麦子的没有多少年青人，都是老弱妇孺，往年赶牲口“压场”的小伙子也见不到几个，我又想起河南“兵役第一”的光荣。不由的伸过我的两手去帮他们割麦。“先生，谢谢你，我们自己能割。”母亲把儿子放在腿的旁边，两手抓着麦穗，向我谢绝了。河南人是我们最能吃苦的人民，是老实可爱的民众。

　　河南的麦子丰收已无问题，灾民愁苦的脸上露出笑容。

　　“老乡，你的地可以收多少麦？”我每见到一位农民就这样问，他们说：“收的并不少，还还账，纳纳粮，够吃四五个月的。”

　　我算一算，一年有十二个月，月月要吃饭，收的麦子不够一年吃的。心中不免又为饥饿恐慌起来，再追问一句“不够一年吃的怎么办？”他们说：“主要靠秋收，有包谷、高粱、小米和各种豆类。”农民是清苦的，往年也是以杂粮为主食，战时他们更艰巨的负担着中原X万大兵的军粮。我默祷天助秋季也丰收。

　　新麦登场也只能给人们带来短暂的欣喜。张高峰在中原一年多，大部分时间看到的，仍是百姓的艰辛。1944年3月，与报道豫灾被捕时隔一年，张高峰再次报道河南农情称：

　　立春前后，豫境普遍落雪，郑州一带且深达二尺，据老于农事者谈：春间如无雾雹等灾，麦子“养花”时不起大风，河南的麦收就有八成希望了。这样看来，豫灾似乎不严重，但如更深刻的研究一下，就会发现问题并不如此简单。因为今年旧历闰月，麦至后四月方能收获，所以，乐观的现象只能属于目前，等旧历三月、四月到来的时候，情形依然可虑。

　　据豫中某县县长告记者，他们只在报上看到省方配发赈款，却从没领过分文，赈款哪里去了呢？他说，大半都是被移作差款用了。去年河南征购征实，中央恩准核减一百万石，豫人方在欣慰，委购抢购以及配额即相继而来。据悉：豫北灾情甚于豫中，故豫中粮食乃大量北渡。去年春荒时节，有钱人多争相购地，今年他们不但不争着买地，反而欲将去年所买之地让卖赎回。若问原因何在，所收粮食尚不够支差。在广大的河南农村中，佃农们多强制地主减租一半，否则即不予耕种：“谁的地多谁遭殃！”

　　农业建设应该是河南一切经济建设的核心。整理残破的农村经济和焦头烂额的农业建设，将残破的河南农村经济加以整理，以支持抗战最艰苦的现局，以维持人民最简单的生活。

　　可惜，这只是张高峰的一种美好的愿望。一个月后，中原会战爆发，河南人民不仅要面对天灾，更要经受人祸与战乱。

迟到的黄泛区报道

　　《豫灾实录》并没有写尽河南人民的苦难。那篇通讯所涉及到的灾情主要指旱灾、蝗灾，且大多是写豫西、豫中，而豫东黄泛区的水灾遗患同样严重，情景十分悲惨。而且，据有关研究指，黄泛区的出现，对于中原地区生态平衡破坏极大，与旱灾、蝗灾等不无关联。但是，当时黄泛区的地理位置与军事有密切关系，当局不准有公开的报道或记载，日军也在利用黄泛区谋划军事上的攻守。因此，尽管张高峰对黄泛区曾经有过深入的采访，却不能做公开报道。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公布了有关黄泛灾区的报告，透露了部分事实真相，张高峰也才有机会写出了一篇“迟到”的报道——《淹死了三十二万人》，刊于1946年2月23日的天津《大公报》。

　　通讯开头写道：“‘黄泛’依字意解释，即黄河的泛滥。泛滥的实情以及为何泛滥？那为抗战而被淹死的三十二万多人是怎样淹死的？那被大水冲走的六十三万多难民是怎么过着逃难的生活？那留在泛区的几百万人民又是怎样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我们应该知道抗战中这件惨绝的牺牲。”

　　河南的水患并非天灾，而是人祸。1938年6月9日，当局在并未组织人民疏散的情况下，炸开了中牟县花园口的黄河大堤，试图以水淹大片土地的代价阻止日军快速南进。如此，滚滚黄河水迅速溃决，水势避高就低，犹如万千脱缰的野马，从西北直向东南奔泻，任其泛滥，不可收拾，结果豫东的中牟、尉氏、扶沟、鄢陵、通许、西华、淮阳、太康、柘县、鹿邑、商水、项城、 洵川等十三县，皖北的亳县、太和、涡阳都被黄水吞没了，不知多少人葬身黄水……“豫东十三县就这样变成了水底地狱，这地狱保卫了中原半壁破碎的河山，却淹毙了三十二万五千多无辜的河南人，六百多万人的家园陆沉在水底，河南平添了一个五千八百多平方公里‘内湖’。”

　　在泛区中的西华县，张高峰翻过城墙进城。因为黄水浸过了城门，城门早就用沙包与泥土堵上了。城外的水面已经高过城里的房顶，城里的人民被水包围着，随时都可能葬身水里。

　　西华县长张维明名义上维持地方行政，实际上已成为修堤防水的工头，每天拿着一根小棍，到城墙上或城外一两里的河堤上，督促百姓抢修堤坝。他向张高峰诉苦说：“这水里的县长真难当啊！”他所说的难，不是难于防水，而是难在出丁、出粮。西华全县的土地被淹了三分之二，壮丁跑了百分之八十，却仍要按照原有的土地、人口出粮出丁，哪里去找？哪里去征？没有办法了，只好把灾情上报省府，请求减免。等到批文回来，却指责说“谎报灾情”，但粮丁多少还能核减一些。即使如此，县里本来留着抢修河堤的少数年轻人也慢慢地被征光了。

　　张高峰写道：“那些被黄水泡霉了的麦子，老百姓自己也吃不成，每天等太阳出来的时候，晒晒捡捡，干了的都送缴到集中仓库里去了。没有存粮的人家，大人小孩饿得脸都发青，还要卖人或卖地，给国家完上那份‘应负担’的军粮。他们说，‘能早一点喂了黄河鲤鱼，还算是有造化的人呢。’泛区的人民太惨了！谁为他们想过？他们为谁入了地狱？！”

　　“抗战八年，黄泛区的人民就过了八年朝不保夕的日子。他们怎样挨到今天？！请原谅我这支不会哭的秃笔，假若它会哭，那从头到尾写出来的应该全是灾胞的泪水。现在抗战胜利了，死的三十几万人已经死了，逃亡的六十万泛区灾民，政府应该设法帮助使他们回家，泡在水里八年的五千八百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也应该早点捞出来了。”

　　抗战八年，河南多灾多难，人民太苦了！

　　(作者系张高峰先生之子，现为《工人日报》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