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兰：在周恩来身边的童年岁月（组图）

赤色

图1，赴重庆前作者在延安的留影



图2，杨汉秀烈士遗像



图3，由魏传统代王维舟书写的介绍信



图4，父亲魏传统的题诗



图5，1984年父母（右1、2）重访红岩村时与杨超夫妇合影



图6、我母亲当年留影



图7，我父亲当年留影



图8，从重庆回延安的一群人

    1946年初，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发动了反共内战，东北四平战役已打响。中央派我父亲魏传统作为四川省委秘书长随副书记王维舟受命赴重庆，开展团结各党派，反对内战，倡导组建联合政府。在随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我跟随父母从延安到重庆，从重庆到南京，又从南京返回延安。这段经历，在我（5岁）幼小心灵里留下深刻的印象。

    （一）我乘周伯伯的飞机去重庆

    父亲去重庆走了没几天，母亲刘超领我在延河边上散步，恰好碰上原在女大七班的同学吴铭阿姨，她告诉母亲后天准备乘周副主席的飞机去重庆，母亲对她说：“我现在走不了，请她把女儿兰兰一同带去。”吴阿姨同意了。当时我站在母亲身后，听到这事后紧紧拉着母亲的衣角表示不愿离开。后来母亲告诉我是去找父亲，並说庆生（王维舟的大儿子）也一起去，我才答应了。

    三月二十五日，我记得，母亲送我到延安飞机场，朱总司令、康妈妈（即康克清）和王老伯（即王维舟）到机场送行，我还看见康妈妈把自己的大衣脱下披在吴阿姨身上，吴阿姨显得很激动。那天的天气还算晴朗，机场显得宽阔而空旷，除了少数送行的人外，只见一架大飞机停在那里，一个胖胖的大肚子，两个翅膀上还长出像花样的圆盘，听大人们说，那叫螺旋漿。飞机头部旁边站着几个穿着皮茄克，带着墨镜的人。吴铭阿姨牵着我的手上飞机，我好奇地钻进飞机的肚子里。我和吴铭阿姨、庆生坐在同一排，吴阿姨靠窗，庆生在中间。一个叔叔给我们一人发一个纸口袋，我问：“这是干什么用的？”叔叔回答说是吐脏东西的。吴阿姨帮我和庆生扣好安全带，周伯伯就来到我身边，用大手抚摸我的头，给我和庆生每人两块花纸包着的糖，我很髙兴，看了又看，舍不得吃。周伯伯一边再给我重新系紧安全带，一边说：“飞机飞起来不要怕，用手抓住扶手。”我会意地点点头。不一会，飞机在隆隆声中上天了，我并不害怕，只觉得一切是那么新鲜。又过了一会，飞机开始颠箥起来，我看见吴铭阿姨和庆生东倒西歪直呕吐，我也感到难受但没有吐。飞机平稳后，周伯伯又来看我们，吴阿姨不好意思说她头晕吐了，周伯伯看着我诙谐地说：“还是这小家伙厉害，不晕机！”他稳稳地站在机舱中间，谈笑风生。至今，周伯伯的音容笑貌还像在我眼前。

    我们乘坐接周伯伯的汽车到红岩村。我见到父亲有说不出的高兴，父亲给我两件礼物：一盒方糖，我立即尝一块，可甜了！另一件礼物是一双红色的小皮鞋，好漂亮，我穿上皮鞋在屋子里欢跑。吴阿姨与我们分别了，此后我再也沒有见到过她。只听母亲说过，在红岩村时还见过一次吴铭阿姨，她是来汇报工作，接受新任务的。母亲送她出城，在化龙桥帮她雇了马车离去。

    等我长大了，母亲才告诉我吴铭阿姨原名叫杨汉秀，是四川大军阀杨森的侄女，她是朱德总司令把她引上革命之路，她坚决与旧军阀家庭决裂，奔向延安投身于抗日救国的革命洪流之中。杨汉秀这次到重庆，是朱老总和王维舟派她来的，利用她的家庭关系作掩护，开展党的地下工作，筹集活动经费，说服杨森不与共产党作对。杨汉秀曾两次被捕入狱，坚贞不屈，她勇敢揭发杨森“九二”重庆纵火暴行，杨森恼羞成怒，1949年9月17日再次将吴铭抓捕，于当月底被军统特务秘密杀害于歌乐山金刚坡的松林里（图2）。当时，人们都不知道这个“带着手铐的无名女尸”是什么人。直至1975年夏天，渣滓洞歌乐山革命历史纪念馆开展揭发美蒋在中美合作所的罪行时，展览馆的同志才从封存的国民党档案里查出两份材料，一份是王维舟写给周恩来副主席的介绍信（由魏传统书写，见图3），周副主席于当日批示（左上侧）：龙潜同志，吴铭同志下次和我一道走，又批示（右下角）：金处长，兹介绍吴铭同志前往你处。另一份是原在南方局工作的龙潜同志寻找吴铭下落的文字记载和一首悼念诗。这时，才弄清“带着手铐的无名女尸”的身份是吴铭烈士，她的遗骨被安放在歌乐山烈士陵园。淹没了近三十年的女英烈，终于重见天日。1984年，甘犁著书《女英烈杨汉秀》，记录了杨汉秀光辉短暂的一生，我父亲赋诗一首（见图4）盛赞女英烈：转战中条向宝塔，攻读马列振中华。无名英雄巾帼秀，热血浇灌自由花。杨汉秀烈士用热血和生命迎来新中国诞生的曙光，我们永远纪念她，让吴铭的英雄事迹、血红的历史告知未来吧！
　　　
    （二）在红岩村为“四八”烈士戴黑纱

    我和父亲刚到红岩村不久，母亲也来了。在一个阴雨绵绵的日子，我看到大人们脸上流露着悲痛的表情，好多阿姨在抹眼淚，屋子里楼上楼下笼罩着肃穆的悲哀气氛。父亲忙着写文章、写对联（即挽联），母亲和阿姨们连夜赶制黑纱和白花，给每个大人的左臂上戴上黑纱。母亲对我说：“兰兰，你也要悼念‘四八’烈士。”随后就把一个黑纱圈套在我小小的臂膀上，虽然用别针扎住，但黑纱宽宽的老是往下掉。第二天，大人们聚在一个大房间里开会，悼念“四八”烈士，会上的气氛十分庄重，我默黙地站在父亲身边。周伯伯在会上讲话，他悲痛的神情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会后，父亲给我一份新华日报，我只认识“四八”和王老伯的王字（那时父亲工作忙，沒有时间教我识字）。以后长大了才知道，那天新华日报登载了父亲以王维舟的名义写的一幅挽联，

    上联是：整编正待进展，宪章正待商谈，方期两地平等，国事协商深有赖。

    下联是：和平尚未完成，民主尚未实现，又别一群战士，巴山凭吊不胜想。

    同时，我父亲还书写《追悼飞延遇难先生》诗一首，发表在新华日报副刋上。那时我父亲化悲痛为力量，除了担负省委的日常工作外，还兼任新华日报言论委员会委员，每周除了为新华日报写一篇专稿外，还要撰写和编辑社论和文章。我经常看到父亲与傅钟伯伯坐在一起头靠头地研究推敲文章。他一人承担几个人的工作，白天忙着与国民党周旋，“在国民党枪眼下过日子”，晚上写文章，常常是几天几夜不睡觉。

    长大后我才理解当时父辈们的沉重心情。“四八”遇难的烈士：秦邦宪、王若飞、邓发、叶挺等，于当年二月，作为中共代表团代表再赴重庆参加同国民党談判，在返回延安飞过黑茶山时飞机失事不幸遇难，他们个个都是民族精英、党和国家的栋梁之才，国难当头，在人民最需要他们的时候，却意外陨落，是多么大的损失！他们是红岩南方局同志常年战斗在一起的親密战友，革命情谊深似海，一旦不幸走了，该是多么悲痛！父亲跟随周总理与国民党反动派展开针锋相对地斗争，度过了人生中最难忘的日子，他在《周总理的愤怒》一首诗中写道：愤怒在重庆，江水泛哀鸣。阵阵噩耗至，振臂奋笔书。新华日报似利剑，利剑指向抗敌路。四八烈士惊寰宇，山城轰动万家户。

    这是当年重庆形势的真实写照。

    （三）在周公馆的日子

    我们在红岩村住了一段日子，不久就搬往周公馆（图6、我母当年在周公馆时留影）。周公馆是周恩来在重庆的办事处，大家习惯称之周公馆，它位于重庆曾家岩50号，是一栋四周封闭的灰色三层楼房，前面只有很窄的两扇木门，中间是一个方正的院子，院子靠边处有一口井。因为父亲是中共四川省委机关公开的留守工作人员，经常要接待来访者，所以我们一家就住在进门院子左边楼下一层的一间房子里，为的是出入方便。

    当时的重庆气氛沉闷，到处是白色恐布，阴森森的。我感觉最深的是不准唱歌。那时候我在延安学会了不少歌：《东方红》、陕北民歌、黄河大合唱中的歌词。只要我一开口唱歌，母亲就来捂我的嘴：“叫你莫唱，怎么又忘了？！”我只好撅着小嘴不吭声了。听妈妈说，房子四周都是国民党的“毒眼”（侦察哨所），只要出了院门就被特务们跟踪、盯梢。所以父母出门总是捂上大口罩，或者换衣服化妆一下才出门去。在周公馆这个革命大家庭里，大人们亲密无间，情意浓浓很温暖，与院子外相比完全是两重天。母亲是中共四川省委群工部妇女委员和新华日报副刊《妇女之路》的编辑，在邓妈妈（邓颖超）和赵大姐阿姨（名为赵世兰即李鹏的姨妈、老共产党员赵世炎的姐姐）领导下工作。在此期间，母亲克服了种种困难，在严酷的白色恐怖下，积极努力地完成了党交给的各项任务，受到邓颖超的表扬；因怀孕在身，生活上受到阿姨们的热心帮助，特别是受到赵大姐的特殊关照，有什么好吃的先优待妈妈，我经常听她喊：“大肚子，来喝汤啰！”，有时我也跟着沾光。我还在厨房见到过周伯伯挽着袖子给大家做好吃的红烧狮子头。在这里还有许多小朋友做伴，记得有傅小钟和他妹妹乐乐（付鈡的子女），“小米子”（王直哲的大女儿），“石胖子”（石西民的女儿），“鸡蛋”（陈家康的儿子）等。要是小朋友一起玩耍起来，院子里就显得十分热闹。

    有一天，我正在院子里玩，看见从木门走进一个看似疲劳不堪之人，父亲接待了他，我在旁边看到那人从西装衣缝中取出一个小纸卷交给父亲。还听到他对父亲说是从新疆来的，几经周折才找到这里，并说有个坏人（指盛世才）翻了脸，把延安派往新疆的共产党都抓进监獄。后来父亲告诉我，当时那个陌生人是从乌鲁木齐市来的大学生，他送的纸卷是新疆被关押在狱中的共产党人的名单，这渉及他们生命安危之大事。父亲立即把名单交给吴玉章，当晚就报告周副主席。后经党中央及时采取措施，由陈云同志出面将他们保释，营救出獄，送往延安。

    在周公馆里，工作人员通常到厨房打饭吃。因为父亲经常陪客人与周伯伯一起在歺厅吃饭，平时我跟着妈妈到厨房吃饭。四月末的一天，父亲突然开恩了，竟带我到歺厅与客人们同桌吃饭。我记得，进进出出的人很多，我认识的人有王老伯（王维舟）、吴老伯（吴玉章）、董老伯（董必武）等，还有许多不认识的人，他们与延安穿着八路军服的人不一样，有穿长袍大褂的，有穿白色、深色西服的，还有提着拐杖，长着长胡子的人，他们一进门就从衣服口袋里拿出一张小纸片（即名片）递给父亲，父亲也有礼貌的送还一张，我在一旁看着可真新鲜，奇怪大人们这是干什么呢？周伯伯热情的招呼客人，等大人们说完话入席就坐，我挨着父亲坐在桌子边角上，他们边吃边说着我听不懂的话，父亲替我夹菜、夹肉，我吃了一口菜，好香！我只顾埋头大口吃饭，吃得很快，不知怎么嗓子发痒，忍不住咔咔地咳起来，并从小嘴中喷出半口米饭，父亲很生气地拍了我一下，立刻把我拉走。我很伤心，好饭没吃完还让父亲丟了面子。

    以后我才知道，因为国民党政府要迁都南京，党中央决定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同时迁往南京，以便进行统战工作。这次宴请，是周恩来去南京前在重庆举行的最后一次招待会。会上公开了四川省委並介绍了吴玉章、王维舟、傅钟、魏传统、杨超等省委成员，从此四川省委由秘密转向公开，进一步扩大合法斗争。

    到了五月，天气逐渐热起来，我也慢慢熟悉了院子的环境。国民党特务为了加强对共产党的监视，在院外开起茶舘和小商店，路口的店舖、比邻的楼房都是特务机关的岗哨。在院内楼房三层打开窗户，就能看见戴笠公舘和远处的嘉陵江。这个驻地门口来往人多而杂乱，经常清楚地听见门外小孩儿大声的叫卖声：卖报！卖报！这时我就跟父亲说：我也要去卖新华日报，父亲说：“你不能去，你不会讲四川话，出去危险。”我说我会唱卖报歌：“啦啦啦！我是卖报的小行家，一个铜板就买两份报…父亲笑了。”有一天，大人们出去忙工作了，院子里只有我一个人，天气热得难受，墙外不时传来吆喝声：冰糕凉快！冰糕凉快！我忍不住开了院门出去张望，沒有钱买，只好在墙角等父亲母亲回来，等了好久也不见他们人影，我馋得口水直流，正在这时，王家泽叔叔回来了，他看了我一眼，二话沒说一下就把我抱进院子，关紧了门。当父亲母亲知道此事后，狠狠地骂了我一顿，从此我再也不敢一个人出门。解放后，每当王家泽叔叔到我家来时，总要提起这件事，我深感愧疚。

    还有一次，刚吃过早饭，大人们又都出去工作了，院子里只剩我和一个带婴儿的保姆。保姆阿姨对我说：“我要出去买菜，一会儿有人送牛奶来，你帮我拿回来。”我点头答应了。不一会，我听到咚！咚！敲门声，我打开院门上的小窗子，掂着脚尖学着大人的样子往外看，我问：“是送牛奶的吗？”只见那人的一张臉，瞪大眼睛对着小门直向里面看，並不停地环視四周，回答说：“一会送来！”说完就走了。当时我不知道这实际是特务探子在侦察院内情况。又过了一会儿，只听到乒乓的敲门声和快开门！快开门！的粗嗓子声，我问：“是送奶的吗？”回答：“是，别噜苏！快开门！”我想这送奶的为何那么凶，猶豫一下，开了门。接着冲进两个头戴大盖帽背着枪凶神恶煞的警察，他们一进院子就大声嚷嚷：“我们是查户口的，院子里的人都站出来！”接着问我叫什么名字，有多大？我不吭声，一个大胡子还威胁我：“你不说，我把你带走！”这时保姆阿姨回来了，她很机灵的应付这些“黑狗子”。我乘机跑到藏在歺厅楼上办公的母亲，她一只手把我搂在怀里，另一只手捂住我的嘴，不许我出声。这时我很恐惧，生怕母亲被抓走，以后再也不敢开院门了。两个警察在院子里吵吵好一阵才走了。我生平第一次感受到国统区的凶险，过的是担惊受怕的日子。后来才知道，那时国共两党斗争十分尖锐，国民党不讲信义，时常找各种借口来破坏我党公开机关的工作秩序，他们常常对共产党人使出突然威胁、秘密抓捕、欲盖弥彰等卑劣伎俩。

    （四）回达县蒲家场老家遇险

    父亲母亲考虑到当时恶劣的环境，跟着他们孩子不安全，同时也便于他们集中精力搞好党的工作，决定把我和苗妹送回老家。苗妹当时只有八个月，任由我的大姨抱走。我不愿意走，但经不住父母的劝说，被老家的一位堂哥，连哄带骗地用背篓背了回去。

    与重庆相比，老家的环境让我感到很新鲜。一开始，我被送到蒲家场的外婆家，没过几天，又把我送到髙家坝大姨家。大姨长得像妈妈，好在重庆也见过一面，我感到很亲切。大姨家的女儿叫永华，活泼开朗，她领我认院子里的指甲花，告诉我怎么染红指甲，还跟我讲怎么采集鸡冠花的籽；她还领我看大姨醃的咸菜，还用筷子夹一根让我尝尝，味道鲜不鲜。有一天，我高兴了，教永华妹唱“东方红，太阳升…”大姨听见了，吓一跳，赶紧跑来叫我：“莫唱，莫唱！”她叫永华教我唱当地的儿歌：“黄蚂蚁，黄蚂蚁，过河来喫（吃）嘎嘎（肉），先来的喫肥肉，后来的喫不着…”我很快就会唱了。在大姨家里，有永华妹与我做伴，我很开心。

    在大姨家住了十几天后，又把我送到山区李家大院的三姨家。三姨家境况不好，她男人已去世，还要供养两个孩子上学，生活很困难，很少有笑脸。三姨家穷，粮食不够吃，成天吃胡豆（蚕豆），既当菜又当饭，把我吃厌了（长大了我再也不想吃）。我常常跟邻居家一个叫“哈鸡母”的小男孩一起上山，看大人们砍又粗又高的竹子，有些竹筒中有甲壳虫，从筒中倒出放在小锅里，架在火上烤，烤熟了，拿几个让我尝尝，味道好香。我们还上山坡，找野草腾上长出类似小南瓜的小红果，可好吃了。由于水土不伏，加上天气热，平时在山里乱跑，又不洗澡，身上长出许多黄水泡（黄水疮），痒得我钻心，遭了大罪（后来回到爸妈身边才治好）。

    在三姨家，我第一次见到同父异母的大姐魏心荃，她妈妈李国兰烈士是我父亲的前妻（三姨是李国兰的双胞胎妹妹），是当地搞地下工作的老共产党员，红军撤离后，被国民党反动派残害致死。大姐比我大9岁，已经上住校的初中，暑假她知道我回来了，一个人躲在房间里哭泣，不愿见我（当时我怎么也不理解她的心情）。后来我们慢慢熟悉了，她就经常领我到山里玩。记得有一天，天气炎热，大姐领我到一个山清水秀有瀑布的岩洞去避暑，我很高兴，一路走去，我很快就走不动了，大姐背一段我走一段，到了岩洞真凉快！我和姐姐赤脚在水里走，抓小鱼，检石子，开心极了，玩着玩着，我就跟大姐捉起迷藏来，我闭着眼睛把头埋在水里，屁股撅老髙，叫大姐找我，把她乐坏了，她拍了一下我的小屁股说：“我找到你了！”后来我们长大在北京相聚，这个小故事常成为我们谈话的笑料。

    住在三姨家的时间最长，令我最难忘的一件事是“抓小八路”。蒲家场街上有我的一个姑婆，听说我回老家了，再三托人捎信，要领我到家中去见面。起初三姨不让去，怕我出事。后来因老人非常想见我，再三催促，三姨就带我上街了，我看到街上摆着各种食品小摊，卖各种各样花花绿绿的东西，我东张西望，眼睛看不够。我这一上街，真惹来了杀身大祸。蒲家场街上传开了，把魏传统的女儿回来了，说成是魏传统回来了，八路军、共产党要在这里打国民党了…。刚回到三姨家没几天，就传来消息，说国民党大军和乡里民团来搜山，来抓共产党了！这时，大人们也不敢去山里劳动，白天都跑沒影了。三姨对我说：“兰兰，你跑不动，躲到屋后茅厕去，不要出来！”果然，我在厕所里听到国民党大兵的喊叫声：“有人吗？共产党出来！”我吓得一动也不动。他们到处搜查，看不见人影，只好灰溜溜地走了。我一个“小共产党”竟然把李家大院那一带弄得惶恐不安，鸡犬不宁！那时国共分裂日趋白热化，反动派制造反苏、反共游行，捣毁新华日报营业部等事件，山城形势严峻。父母知道我留在老家很危险，捎信来让老家人把我和大姐魏心荃一起送回重庆（大姐要上学，没有走）。三姨用背篓背着我，走了三、四个小时把我送出山。送到外婆家后再返回重庆。

    （五）重返曾家岩周公馆

    回到周公馆，父亲母亲看着又黑又瘦的我，又惊又喜。我送给他们两件“礼物”：一件是一口浓重蒲家土腔的四川话，我当即用土腔土调给他们唱“吃嘎嘎”的四川儿歌，逗得他们哈哈大笑。另一件是长了一身的浓疱疥疮。这可难为了他们，经医生诊疗是传染性强的黄水疮。幸亏父亲每天晚上用开水泡中药为我擦洗，在他精心照料下，很快痊愈了，可我却把父亲传染上了，直至解放后到北京医院才治愈。

    听母亲说，我回老家期间，父亲因日夜操劳，身体累垮了。躺倒了不省人事，不吃不喝，昏睡十天十夜，到了第十一天居然醒过来了。好在父亲是经历了长征考验的红军钢铁汉命大，慢慢地恢复了。我回到周公馆时，父亲刚恢复过来沒几天，难怪我见到父亲颧骨变高了，眼眶凹下去，身材又瘦又高。可父亲却不以为然，又全身心投入工作中去了。

    七月，国民党反派为了破坏国共合作，制造分裂，国民党四川特委会不断造谣，发训令，称：“王维舟、魏传统要 组织搞大暴动，不欢迎他们在重庆，要求他们尽快离开四川！”在这样情况下，党组织考虑到王、魏的安全，经请示周副主席同意，王老伯和父亲带着我们一行人于8月7日乘飞机由重庆转至南京。我们住在梅园新村，又见到了周副主席和邓妈妈。父亲他们向周副主席汇报工作，几天后搬到新华社去住。十月，经周副主席同意，我跟着这一行人又回到延安。父亲母亲带着我，又开始了面对胡宗南进攻延安撤退行军的战斗新里程！

   （2012年2月18日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