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淑英：李大钊报告文学系列（二）

赤色

    张作霖政府，不顾社会舆论和各界人士的谴责，组织特别法庭，判处了父亲和一同被捕的十九名同志的绞刑。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八日下午二时，父亲和其他十九位革命者一起，被敌人押到西郊民巷京师看守所的临时刑场。父亲第一个泰然自若地走上绞架。他翘首仰望天际，对着满目疮痍的神州大地，慷慨地做了最后一次演说。他说：“不能因为你们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遍洒各地！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最后，父亲高呼着“共产党万岁”的口号，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牺牲的时候，年仅三十八岁。

    反动派杀害了父亲又不准安葬，灵柩寄于宣武门外妙光阁浙寺内达六年之久。一九三三年四月，党组织通过北京大学师生和父亲的生前好友，发起为父亲举行公葬的活动。那一年我刚满十岁，听说，鲁迅、李四光等一百多人为我父亲的公葬捐款。当时，参加父亲公葬活动的各界人士不下万余人。表明了人民群众对我父亲的深切怀念和爱戴。

    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三日清晨，送葬的队伍从浙寺出发，在白色恐怖中，为我父亲举行路葬。送殡的队伍越聚越多，人群堵塞了马路，车辆断绝通行。人民群众胸前挂着蓝色或白色的花朵，臂上佩戴着青纱。母亲和星华姐姐、炎华姐姐、欣华弟弟我们这些遗属，乘坐了两辆马车走在送殡队伍前面。向后望去，只见一眼望不到头的群众队伍组成了浩浩荡荡的洪流。花圈接着花圈，挽联连着挽联。他们时而高呼口号“李大钊先烈精神不死”、“共产党万岁”，时而唱起悲壮的《国际歌》。送殡的队伍每到一处，就有许多群众团体沿路公祭，祭桌上摆满了水果、糕点和醇酒。反动派互相勾结残杀了父亲又多年不许安葬，群众早就为此愤愤不平，又加上当时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东北，国民党卖国投降、镇压人民的爱国行动，群众怒不可遏。送殡的群众边走边撒纸钱，纸钱上印着抗日救国口号。送殡变成了示威，变成了对反动派的抗议行动。

    反动派害怕了。他们在西四一带布置了大批军、警、宪、特。当送葬队伍行至西四时，遭到敌人的枪击和抓捕。后来，成千的革命者先后被投入监狱，被杀害的就达四五百人。

    当父亲的灵柩被送到香山万安公墓时，只见一辆骡子车飞驰赶来，车上拉的是用棉袄和花圈覆盖着的石碑。记得碑额上镌刻着镰刀和斧头，碑文记述了父亲的生平和功绩。这是党和人民对我父亲的最高奖赏。但是，在那白色恐怖的年代里，共产党人的墓碑是不能在墓地公开竖立的，这块珍贵的石碑只能与我父亲同埋于地下。

    我父亲的灵柩下葬的时候，几十个工人铲土培墓，当他们听说我父亲是为工人阶级及劳动大众的切身利益英勇牺牲时，都感动得痛哭起来，一个个都不要工钱，含悲而去。

    当我问到埋在大钊烈士墓中的墓志铭时，光华同志回答说，被掩埋的碑文他已经记不清了，据说当年的北大教授刘半农先生曾受人委托，起草了一篇碑文，碑文中说：

    “君温良长厚，处己以约，接物以诚，为学不疲，诲人不倦，是以从游日众，名满城中。会张作霖自称大元帅于北京，政出武夫，儒冠可溺，遂逮君及同游六十余众，而令何丰林按其狱。君与路友于、张伯华、邓文辉等二十人罹于难。风凄雨横，摧此英贤，呜呼伤哉！”

    光华同志接着说道：“就是这样一篇对烈士寄予同情而对反动军阀表示义愤的碑文，国民党反动派不允许公开发表。所以，刘半农先生虽起草了这篇碑文，却不能够采用。后来由刘半农先生书写了一块仅有父亲的姓名、生卒年月和子女署名的简单墓碑，树立在父亲的墓前。在文化大革命中，那个‘理论权威’勾结叛徒江青对父亲横加诬蔑，所示所谓‘造反派’，推倒了那块简单的墓碑。”

    讲到这里，李光华同志心情很激动，意味深长地说：“曾经无耻攻击父亲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林彪、四人帮，已经受到历史的无情惩罚，而父亲的英明却是永存的。父亲在生活的征途上，只迈过了短促的三十八个年头，而他那坚实的步伐和崇高的革命精神，却始终成为我们后来人所效仿的榜样。父亲为了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英勇捐躯已经半个世纪了，而他的雄文和事业却是永存的。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他的遗文却将永在，因为这是先驱者的遗产，革命史上的丰碑。’”

    当我告别李光华同志的时候，西山上飘起了灿烂的晚霞，映照着山坡上的枫叶，天上地上一片殷红。李大钊烈士临刑前讲的话又响在耳边：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是啊，烈士的鲜血浇灌的红花开遍了祖国的原野，烈士的伟大革命功绩将与青山共存，将鼓舞着新的一代胜利地跨进光辉的二十一世纪。

    4、共产主义者的本色——记李大钊烈士的生活片段

    在李大钊烈士诞辰九十周年的前夕，拜访了大钊烈士的一些亲属，他们讲了许多烈士生平事迹的动人佳话，使人感受很深。我整理和记述了烈士生活中的几个片段，让我们从中学习这位共产主义革命先驱的伟大精神。

    “两袖清风”

    李大钊同志担任北京大学教授，北大付于他每月的工资是一百二十元，他同时还兼任当时北京师大等四五所大学的十多门课程，每月的薪水不算少，可是他却一直过着清贫如洗的生活。他的衣食非常简单。平日吃的是夫人赵纫兰做的农家便饭；他常常穿一件洗褪了色的布长袍。他没有包月车，天天从家里步行到学校。租赁的房屋也很简陋，一直不肯置买房产。他不会吸烟，一生没有任何嗜好。
   
    那么，他那优厚的薪水用在何处呢？大钊同志为了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如饥似渴地读书，购买各种中外书籍，是他的一大笔开支。可惜，他那大量的藏书，在他被捕的时候全部落在反动政府的手中。大钊同志在监狱里，提起那些书籍来，非常痛惜，要求当局把他平日搜集的书籍保存起来，他认为那些书籍对于发展我国的文化事业是有好处的。可是，这善良的愿望，遭到了那个根本不要科学文化的野蛮的军阀政府的拒绝。
   
    大钊同志的薪水除了用于购买书籍之外，他还以工资的一半用来资助革命活动和穷苦民众。一次，他从天津乘船去南方办事情，见船卫正在毒打一个买不起船票的老人。大钊走上前去，一面制止船卫的暴行，一面掏出自己的全部钞票为那个老人买了船票。下船后，大钊同志没有钱雇用车辆，只好步行寻友，到达亲友家里时，已经筋疲力尽，气喘吁吁了。
北京大学每月发薪的时候，往往给大钊同志送来一大叠借条，当月的薪水所剩无几。这些借条，大都因革命工作临时急需，或是周济穷苦学生借支的。后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以后，他又以自己工资的三分之二作为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经费。所以，他不但没有积蓄，家里的生活往往也很困难，使得他的妻子经常为柴米油盐发愁。当时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曾经吩咐会计科的职员，每月发薪的时候给大钊扣下五十元，直接送给大钊的夫人。蔡元培说：“李先生吧钱大都周济了贫困学生，李夫人不好生活呵！”

    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大钊同志被捕的那一天，他的妻子以及星华，炎华两个女儿一同被捕。当警察局进行搜查的时候，只从他妻子身上搜出了一块钱和一个金戒指。这枚金戒指是他家唯一的一件首饰；这一块钱，也是家里仅有的一块钱，连当时的反动报纸也说他：“身后萧条，两袖清风”，“在狱二十余日，绝不提家事。”

    进攻在前

    一九二六年的三月十八日，北京市的十余万群众和二百对个团体在天安门举行示威大会，反对日、英、美、法等八国公使，强令中国军队撤除大沽口的一切防御工事，向段祺瑞政府发出的最后通牒。会后，两千多人组成请愿团，向段祺瑞的国务院进发。当队伍行进到铁狮子胡同广场时，遭到军阀段祺瑞军警的枪杀，当场惨死四十七人，伤者二百多人，造成了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

    惨案发生的第二天，反动报纸登出一条造谣新闻，说：“三.一八”李大钊没有到现场，还胡说李大钊乘坐小汽车带着老婆、孩子逃到六国饭店去了。

    李大钊看了这条消息，只是嗤之以鼻，讥笑那是“墨写的谎言”。许多革命群众都唾骂这家报纸是造谣报纸。敌人妄图离间大钊同志与群众的关系，完全落了空。

    “三.一八”大钊同志在哪儿呢？成千上万的群众听到了他在天安门作的长篇演讲。此后，又同请愿团一起游行，还亲自打起一面大旗，走在队伍最前面，在枪弹纷飞的街头，他沉着地指挥群众同反动军警进行斗争。以后，他在执政府门外的影壁跟前，从容镇定的指挥群众撤退。在撤退中，他被挤倒在路边的水沟里，额上受了轻伤。在他站起来时，敌人发现了他，正要向他开枪，一个警察连忙喊：“抓活的！抓活的！”这个警察跑到大钊跟前，却对着他往东一挥手：“朝那边跑，快！快！”就这样，他奇迹般地最后一个离开发生惨案的现场。

    当大钊同志走出铁狮子胡同的时候，天已经黑茫茫了。大街上戒了严，商店都上了门板，街上除了警察和侦缉队来回巡逻外，一个行人的影子也不见了。大钊同志沿着墙往前走，眼前的一个小店铺的板门忽然透出一道亮光，有人探头朝外看。大钊问那人说：“我可以进去休息一下吗？”那人说：“赶快进来！”店铺的伙计发现这个来客只穿了一只鞋，脸上带着伤，便知道是白天参加游行请愿的。于是，端来一碗炒饭请他吃。伙计们热情地问起了请愿情形，大钊同志向伙计们讲述了请愿的真情，揭露段祺瑞政府的暴行，阐述了争取民族解放的革命主张。伙计们听了点头称是，保护大钊同志直到脱险。

    大钊同志就是这样爱护群众，密切联系群众，与群众在斗争中同生死，共患难，为群众所衷心爱戴。表现了共产党人进攻在前，退却在后的高尚品格。

    做列宁的好学生

    大钊同志非常推崇列宁的伟大人格，他多次向人们介绍列宁崇高的革命精神和“刻苦俭朴”的生活作风。他向亲友们称赞列宁是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伟大战士，是弱小民族的良友，是被压迫者的忠仆。他说列宁对于人民的功绩，就象“日月柄天，江河行地”一样。他不只一次地赞扬列宁自奉菲薄的高贵品质。他说：“俄国革命后，非常困苦，常人只有一餐过日，列宁同志也一样。由俄国回国的朋友说，列宁同志自被人枪击后，病中需多些调养费，但薪水甚薄，不得已增加——但还没有两百元，其刻苦勤俭精神，真可谓无计国民革命者的模范！”他还说：“列宁为共产主义而遭狙击，连年卧病，其薪酬之薄，至不足以维持他病中的生活。国家虽屡为增加，而迄死之日，每月薪俸终不过二百元左右。就此一点，已足使我们惭愧无地。”大钊同志艰苦朴素，数十年如一日，但他还是感到“惭愧无地”，还是责备自己享受得太多了。他就是这样时时刻刻以列宁为楷模，真不愧为列宁的好学生。

    4、“西山红枫叶红”

    在李大钊烈士诞辰九十周年的前夕，我受托赴北京拜访了李大钊烈士的一些亲属，当我将要完成任务向有关亲友告别的时候，我少年时代在冀东革命第三中学读书时的老校长——李大钊烈士的同乡，时任文化部人事处长的李晓光同志，手里捧着一本精装的《李大钊选集》对我说：“李大钊烈士的遗作在白色恐怖下能够保存下来，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有一位老妈妈，早在三十年代初期，便接受我北平地下党的委托，保存了李大钊烈士的遗著，为革命事业建树了功绩。老妈妈今年已经八十九岁了，在漫长的生活道路上，几经颠簸，但革命锐气不减当年…..”这引起了我亲身拜访这位老妈妈的强烈愿望。
   
    一个晚霞如火的傍晚，我的老校长引我来到了距“北大红楼”旧址不远的一座四合院里，在一间宽敞明亮的房间里，等候着我们所敬仰的赵妈妈。
赵妈妈以稳重的步履，沉着的姿态走进来。那如霜的白发，深陷的眼睛，刀刻的皱纹，记录了这位革命老人的艰辛历程。

    我们说明了来意，老人非常兴奋，她以炽热的感情向我们介绍了她当年保存李大钊烈士遗著的经过——她说：“我终身没有子嗣，生下一个女儿叫赵文兰。我母女两人自一九三二年开始，跟随女婿李月光做北平地下党组织的交通员工作。”

    我的老校长怕我听不明白，便插话解释说：“李月光是我同胞兄长，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是中共北平市委主要负责人之一，也曾担任中共河北省文委书记。全国解放后担任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长。一九五五年三月在北京病故了，”

    赵妈妈点点头接着说下去：“月光和晓光同志的父亲和大钊烈士一同在永平府中学读书，两人非常要好。大钊同志任北京大学教授传播马列主义期间，乐光正在清华大学读书。他在大钊同志革命思想的熏陶下，投身革命。大钊同志英勇就以后，乐光挥泪发誓继承烈士的遗志，搜集整理和出版李大钊的文集。乐光那时一面进行革命活动，一面抄录编选大钊烈士的文稿。”

    这位年近九旬的赵妈妈，谈吐是那样从容，记忆清晰，思绪缜密。她生动的叙述了事情的经过。

    ——在那白色恐怖的年代，出版李大钊的文集，就是宣传共产主义，这是一件很艰巨也是很危险的革命工作。开始乐光不敢把这些文稿放到家里。先是在清华大学的地窖里抄录，编选，后来藏到一位西医司药的朋友家里，每天抽空到那里去整理。环境越来越恶劣了，乐光感到天天出入司药的家里很不方便，赵妈妈就帮他把那些文稿取回家来，用一张大油纸包好，埋在院子南墙根的向日葵下面。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再把它取出来。乐光常常工作到很晚很晚，赵妈妈等到他停手，再帮他把文稿埋起来。这样，埋进取出，持续了几十天 。在那些日子里，每当有人敲门，赵妈妈心里就扑通扑通直跳，老是惦念着向日葵下面埋藏的文稿。

    一九三三年七月三十日的夜晚，天阴沉沉的，死寂的大地毫无声息。突然狂风大作，雷电交加。乐光等待着约好的一位女同志，但等到深夜，一直未来。风停了，雨息了，门外依旧是令人窒息的寂静。乐光料定是出事了，他非常从容地把大钊的文稿最后整理了一遍，交给了赵妈妈，照例把它埋进南墙根的向日葵下面，准备第二天转移出去，交给地下党组织。

    一九三三年八月一日早晨，天刚麻麻亮，国民党宪兵第三团的三个特务，穿着便衣，闯进家里，把乐光和赵妈妈的女儿押走了。家里还留下一个特务等着捉捕前来街头的地下党员。赵妈妈急得心里就像火烧着一般：惦记着乐光和女儿，也惦记着向日葵下的烈士文稿，更惦记着赶来接头的同志。决不能让敌人的阴谋得逞！趁敌人不注意，她迅速的把危险信号发了出去，即在门前撒一堆花生皮。

    那个特务从书架上抄出一本书，一面看书，一面嘟囔着：

    “老太太，你不要难过，你的闺女不要紧，你的姑爷可得枪毙，他是共产党！”

    赵妈妈质问他：“你们说他是共产党，有什么凭据？”

    特务说：“他不光是共产党，还是共产党的官哩。”

    赵妈妈嘴上应付着特务，心里总是七上八下的，不知道怎么办才好。那个特务在家等了一天，毫无结果。第二天又等了一天，还是一样。等到第五天，仍然没有等到什么人，第六天便撤走了。

    宪兵一走，赵妈妈就想把文稿取出看看，因为只包着一层油纸，时间长了会受潮的。但又想到院子浅，墙外就是马路，院子里有什么动静，外面都听得见，万一特务一下子冲进来……

    第三天，她才从向日葵下扒出文稿。一看，坏了，稿纸上的红格已经洇模糊了，幸好字迹还清楚。心想，一定设法把它保存好。想到有个盛米的绿坛子可以腾出来，如果把文稿装进坛子里，封好，埋在房檐下，雨水流不进去，不是更稳妥吗？

    就在这天晚上，当更深人静的时候，赵妈妈把文稿往坛子里装。可是坛子小，塞不进去。她就用剪子把稿纸边剪掉，一叠一叠剪好，按顺序放进去，结结实实装了满满一坛子。深夜挖坑埋好……

    两个月以后，赵妈妈又到北平钱粮胡同宪兵三团探望乐光和女儿。因为正碰上乐光和其他一些战友要被押解到南京，宪兵排长特别关照，叫他们一家三口单独相会，并让她把女儿文兰领回家来。

    在很短的会面时间里，要交谈的主要还是关于大钊烈士文稿的事情。赵妈妈问乐光：“那些文稿怎么办？”

    “你把它送给李大钊同志的二女儿李炎华吧，她在艺文中学读书。”

    第二天，她在中山公园附近找到了艺文中学，见到了李炎华。可是李炎华在学校里过的是集体生活，文稿交给她并不安全。

    李炎华说：“还是请伯母把文稿送给星华姐姐吧。”

    赵妈妈谈到这里，看了看窗外那一抹晚霞，若有所思地说道：“记得三十六年前，我把文稿送到李星华手里的那天，也是这个节令。那一天，天灰暗，阴冷，北风呼啸着，把红叶吹落下来。在回家的路上，我不由地躬身捡了一枚红叶，把它珍藏在书本里，永作纪念。”

    后来，她保存的那些文稿辗转送到上海，在国民党的书报检查制度下，久久未能印行。直到一九三九年，才在“左联”的支持下，出版了一本《守常全集》，鲁迅先生还为这本书写了序言，高度评价李大钊同志遗文说：“血是流得太多了，不过热血之外，守常先生还有遗文在。……他的遗文却将永生，因为这是先驱者的遗产，革命史上的丰碑。”

    赵妈妈还告诉我，全国解放之后，又出版了《守常文集》，还出版了《李大钊选集》，这些“文集”和“选集”出版单位，都送给赵妈妈一些样书，作为对赵妈妈的“奖赏”。

    当我告别赵妈妈时，西面青山吸尽最后一缕艳红的光线。赵妈妈的一番谈话，给我的教诲太深刻了，激起我思绪万千，我无心搭乘人声嘈杂的公共汽车，径直向住所走去。边走边品味着赵妈妈那质朴的话语。这位崇高的革命老人，心地是那样善良，性格却是那样坚强。她一生以服从于党，听命于党为乐。

    我心事重重地走着，不觉夜空已缀满闪光的星斗。突然，一颗明亮的星，带着燃烧的孤光,划过长空损落了——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先驱李大钊烈士英勇就义已经五十二个年头了，他的生命是短暂的，但先烈的伟大革命精神是永存的。他的光辉名字和遗作，将永远活在人民的心里。每当人们捧起烈士遗作的时候，一定会记起烈士的光辉业绩，也会记起我们的赵妈妈……

    借着明亮的华灯，我信手拾起一枚红叶，不由地想起了赵妈妈当年珍藏红叶的情景。我手里举着这枚彤红蜡亮的红叶，吟咏着陈毅同志的名句：

    “西山红叶好，
    霜重色愈浓，
    革命亦如此，
    斗争见英雄。”

    6、李大钊扶持下的《西北日报》

    《西北日报》，以后改为《中山日报》，创刊于一九二五年十月下旬。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当时的中共北方区委负责人李大钊同志帮助西北国民革命军冯玉祥创办了机关报——西北日报。报社的社长、主笔、以至编辑、记者，大都是李大钊同志从北方各高等学校抽调的共产党员。报纸以很大的篇幅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所以，西北日报虽然是西北军的机关报，但实际上具有党报的性质。

    为了解西北日报的始末，我们最近访问了当年西北日报的记者、老一辈共产党员刘贯一同志。现将刘贯一同志的谈话记录整理如下：

    创办西北日报的历史背景
   
    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六年，是中国近代史上动荡最激烈的年代。军阀混战，穷兵黩武，涂炭生灵。

    一九二四年，北方直系中的冯玉祥、胡景翼、孙岳等联合发动了北方政变，帅师回京，倒曹败吴，驱逐满清皇帝溥仪及宫廷遗老遗少，组成了国民革命军。

    北京政变之后，奉系由关外向关里大举进攻，首先占据了河北；而后，长驱直下，肆意扩张。这是，整个国民革命军每况愈下，冯玉祥处境最为困难。吴佩孚、阎锡山、张作霖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冯玉祥。冯玉祥三面受敌。他的军队退距西北，西北贫瘠落后，没有巩固的大后方，西北军的存在和发展受到很大影响。

    当时冯玉祥的处境已是“山穷水尽”。他急切地盼望有“柳暗花明”的转机，只好求助于刚刚革命成功的苏联和中国共产党。

    他在北京期间，曾接近李大钊和《京报》的社长邵飘萍。当时，李大钊创办和扶植的北京报刊，如《政治生活》、《向导周报》、《京报》、《妇女周刊》等，对于冯玉祥提出的“劳工神圣”等主张给予充分的肯定和赞赏。一九二五年二月，《京报》创办了《西北周刊》，周刊的头一篇文章就是《开发西北之重要关系》，在社会上震动很大。由此，冯玉祥看到了报纸的宣传鼓动作用。他开始以西北为后方经营报纸。在张家口市出版的《察哈尔日报》，是西北军最早的机关报。社长李广横，天津人，基督教徒；总编辑牛敏飞，山西人，无党派人士；副总编辑赵惜时，河南开封人，无党派人士。由这三个旧文人办起了一张超阶级的报纸，他们为办报而办报，没有方向，没有目标，没有群众的支持，没有社会影响。为顺乎时代潮流，冯玉祥求助于李大钊，决定启用具有政治头脑的青年知识分子，创办一张有社会影响的机关报。

    当时，冯玉祥自称“是一个武人，力图救国，无奈才识短浅，对于革命的方法不得要领”，因此，在国内他推崇李大钊；在国外，他倾向苏联，热心向苏联求教。

    李大钊派来共产党人

    冯玉祥所属国民革命军西北军是较进步的军队。当时，李大钊同志对西北军予以积极赞扬，从政治上予以帮助。他先后派出三百多名共产党员充实西北军。并且从各高等学校文科院派出十多名青年党员，帮助冯玉祥创办一份风貌全新的机关报。

     一九二五年的初冬季节，西北军的新生机关报《西北日报》在包头出版了。

    冯玉祥为了表示他对新生的机关报的重视和关怀，在《西北日报》编辑部的毗邻筹建了一所印刷厂，地址设在包头前街西小格。

    报纸的篇幅为四开四版，担任社长的是共产党员蒋挺松，浙江诸暨县人，毕业于上海东吴大学文学院。蒋挺松在学生时代便积极投身于新文化运动，诗词歌赋非常出色，也擅长白话文的写作。大学毕业后投身革命，投靠李大钊同志。大钊同志对他非常赏识，把他介绍给冯玉祥，成为《西北日报》的骨干。

    李大钊介绍给冯玉祥创办《西北日报》的共产党员还有：总编辑马吉良，浙江省诸暨县人；副总编辑胡英初，江西省婺县人；编辑彭振刚。这些人多是大学毕业生，文笔很好，党性强，共产主义信念非常坚定。

    因为当时是国共合作时期，这些人既是共产党员，也是国民党员。他们一方面办报，一方面办党。报社设有党支部，支部书记是蒋挺松，他也是包头一带党组织的负责人。他们同张家口、京绥铁路党组织始终保持密切联系。

    蒋挺松、马吉良、胡英初、彭振刚，都是中共包头市委的负责人，也是国民党包头市党委的负责人。他们先后在包头市发展党员二百多人，基层支部纷纷建立。他们一面写稿，一面参加党的活动，经常出席支部会议，出席工人集会，开展讲演活动，宣传共产主义，介绍十月革命的道路。当时的编辑、记者，都是出色的社会活动家。

    编辑、记者的队伍也在逐渐扩大。当时，包头市永升厚商号的青年职员刘贯一，积极为《西北日报》撰写杂文，思想激进，作风正派。蒋挺松、马吉良亲自介绍刘贯一加入中国共产党。又于一九二六年二月调他到《西北日报》担任记者。

    《西北日报》的总务工作，也由共产党员丁保钰担任。

    所以，《西北日报》这一阵地，始终为共产党人所掌握，所控制，所利用，成为我党在西北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工具。

    《西北日报》的战斗风貌

    《西北日报》始终同李大钊同志领导的北方区党委保持密切联系。北方区党委对报纸的要求是很严格的，要求报纸要有科学的主义，革新的文字，批评的精神。当时，报纸的宣传方向是“劳工神圣”、“妇女解放”、“社会改造”。这样的口号，冯玉祥是可以接受的。所以，当时的办报思想是较为一致的。

    《西北日报》虽然是西北军的机关报，但却是面向社会各阶层，读者对象除西北军广大将士外，还偏重于工人、农民和小知识分子，如教师、学生和商号、银号的职员等等。

    蒋挺松和胡英初轮流为每天的报纸撰写社论，宣传党的主张。他们写的社论，理论新颖，既有鲜明的党性，又有适应社会各方面读者要求的灵活性、鼓动性，号召力很强。北京“三•一八”惨案发生后，《西北日报》很快发表社会论，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声讨段政府，在西北地区震动很大。四月二十日，广东中山舰事件以后，《西北日报》也发表了社论，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西北日报》的副刊办得非常出色。理论副刊发表共产主义浅说；系统介绍巴黎公社、十月革命的资料；介绍马、恩、列、斯的生平；介绍第一、第二、第三国际；漫话考茨基；介绍李卜克内西的功与过；系统介绍科学社会主义，把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民党西山会议派驳得体无完肤。

    文艺副刊办得生动活泼。当时由于社会动乱，流传着种种神话传说；占命算卦非常流行。什么“未卜先知术”、“百灵书”等在社会上非常流行。针对这些社会现象，文艺副刊文艺形式，宣传唯物主义的基本思想，宣传科学，破除迷信。也时常向读者介绍优秀的外国文学，推荐白话文佳作。

    因为《西北日报》是西北军的机关报，当地政府无权过问，没有检查制度，所以报纸办得生动活泼，尖锐泼辣，内容丰富，旗帜鲜明，在西北一带，享有很高的权威。西北地区的各学校、各群众团体，以致北京各高等学校也争相订阅。发行量在西北各报刊中居首位。往往是一人订报，同乡、同学都来争相借阅，而后再寄给远方的亲友传阅。如此一传十，十传百，由近及远，由西而东，由北而南，影响颇大。

    它的突出作用，还在于引导广大青年一代，逐步学习共产主义。当时，很多青年人感到了阶级的压迫，经纪上受剥削，政治上没有出路。这时候，报纸成了他们的“引路人”，帮助他们找到了向导。刘贯一同志告诉我们，他自己便是在《西北日报》的引导下，奔向共产党，奔向革命道路的。

    《西北日报》改为《中山日报》

    一九二五年底，直系军阀吴佩孚和奉系军阀张作霖对冯玉祥的国民革命军联合发起进攻。山西的阎锡山也和直系合作；段祺瑞表面上同冯玉祥合作，暗中捣鬼，使冯玉祥陷于腹背受敌的险境。一九二六年元旦，冯玉祥向段祺瑞提出辞职，西北军交托给张之江。元月四日，冯玉祥宣布下野出洋，取道库伦赴苏游历。

    在冯玉祥出国期间，西北军节节败退，撤出南口，舍弃大同，最后只剩下十几万人集中包头。士兵穿不上军衣，领不到军饷，部队濒于阶梯状态。西北军司令部于一九二六年七月根据绥远省的五原县，《西北日报》也随军移至五原。
九月初，冯玉祥从苏联回国。当时，他亮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旗帜，得到了苏联的经济援助，受到西北人民的热情支持。一九二六年九月十七日，冯玉祥同韩复榘等人在五原会师。为全军将士补发了欠饷，补充了弹药。十八日，他在五原发表了就职宣言，声称要遵奉孙中山的遗嘱，“与苏联亲善”，“资助工农”，“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压迫，提倡平民政治”。

    在五原誓师会上，刘贯一同志代表《西北日报》发表讲话，祝贺冯玉祥找到了正确的革命道路，表示要举起刀笔同帝国主义血战到底。

    冯玉祥为了表示遵奉孙中山先生遗训的决心，把《西北日报》改名为《中山日报》，报馆的组成人员也作了相应的变动。

    西北军全军上下都知道蒋挺松有一支锋利的笔。冯玉祥看中了蒋挺松的才华，调他到集团军司令部担任副秘书长。秘书长为何其红。当时，冯玉祥发出的宣告、通电，很多出自蒋挺松的手笔。

    接着，李大钊同志又派来了北大文科院学生贾午（又名贾丽南，河北唐县人），担任《中山日报》的社长，共产党员李子光担任编辑。包头市银行青年党员郭博瑞也参加了《中山日报》的工作。

    冯玉祥推行西行入陕的战略，但又不肯放弃包头。因为包头接近蒙古，是同苏联取得联系的战略要道。为此，西北军司令部又移至包头。《中山日报》也由绥远迁回。由一支庞大的骆驼队载着这支新闻队伍北上，晓行夜宿四百余里，刘天以后，到达包头市西门外乌兰淖包村定居，这就是《中山日报》报馆的新址。

    改版后的《中山日报》，宣传共产主义更公开了。第三国际为西北军派来的党代表刘伯坚非常支持这张报纸，并善于利用报纸及时宣传党的主张。刘伯坚还时常为报纸撰写社论，画漫画，配打油诗。编辑、记者白天采访，晚上撰稿，深夜校对，十多个人办一张内容非常丰富、为社会各界所欢迎的日报。

    当时为《中山日报》撰稿的通讯队伍，有教师、职员、将官和士兵，还有李大钊同志派到西北军的几百名青年学生。这些人主义鲜明，学识渊博，写出的稿件质量很高，给报纸以极大的支持。

    一九二六年，奉系军阀的骑兵团逼近包头，报馆在枪林弹雨中第二次撤出包头市。西北军司令部特意送给报馆一只载重五百斤的大骆驼，运送编辑人员。他们沿黄河西行，渴了，向黄河凿冰，拾牛马粪燃火化水；饿了，把和好的玉米面放在燃烧的马粪堆上烤饼吃。困了，轮流在驼背上憩睡。整整八个昼夜脚步未停，到达银川。因为银川没有印刷厂，《中山日报》由铅印为油印，由日报改为三日刊。在边远地区办报，交通不便，纸张匮缺，报纸的出版和发行非常艰难。

    《中山日报》的特殊使命

    《中山日报》同李大钊及其领导的北方区党委始终保持着密切联系。报馆成了北方区党委同西北军的联络机关，成为李大钊领导大西北党组织的总枢纽，总联络站。

    当时，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公开，组织不公开。冯玉祥于五原宣誓就职后，李大钊及北方区党委先后派往西北军的共产党员达三百多名，很多由《中山日报》接洽后，分别介绍给西北军各部。那些来自北京，来自各大、中城市的共产党员，有穿长袍的，有着西装的，纷纷云集报馆，报馆的宿舍、办公室搭满了地铺，天天都在接待来自远方的客人。其中著名的有王若飞、王一飞、方仲如和陈独秀的长子陈延年。

    《中山日报》定期向李大钊同志报告工作。如西北军的动向，冯玉祥的政治态度，苏联的援助，西北地区党组织的发展情况等等。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高潮到来，工人纷纷举行罢工，农民举行暴动，各种平民协会，风起云涌。冯玉祥由于阶级的局限性，接受不了我党的政治路线，害怕工农运动，终于倒向蒋介石。徐州会议以后，蒋汪合作，宁汉河流。冯玉祥背叛了“联俄、联共”的宣言，把共产党员集中起来，全面“审查”，许多共产党员被迫离开了西北军。一部分人奔赴九江，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一部分人取到库伦赴苏联求学。《中山日报》从此停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