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干之传》出版

布袋和尚

高 放
2012年08月06日10:48   来源：北京日报





《何干之传》，耿化敏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

最近出版的《何干之传》，对何干之波澜起伏、悲欢离合的一生作了完整的生动的素描，对其作为20世纪30-60年代中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史学家和教育家的贡献，作了系统的深刻的论述。

《何干之传》展现了传主作为理论家所作的独到贡献

作为理论家，何干之早从1936年春第二次留学日本回国之后，即开始从中国社会发展实际需要出发，著书立说，成一家之言。他理论联系实际，当时提出的一系列政治观点，当今看来的确是具有前瞻性、先见性的远见卓识。例如，他在1936年西安事变前就提出“人民抗敌统一战线”的思想，认为除汉奸以外的全民族大联合的抗敌阵线，是目前中国革命形势的特点。同时，他还提出中国要进行“持久性”抗战，批驳了“三日亡国论”、“五十年准备论”、“绝对服从首领说”等等谬论。他从1934年起就不断论证了中国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不是有人所说的“前资本主义”或“资本主义”社会等等。关于社会性质决定革命性质，1936年何干之就明确认定：中国革命是“新的民主革命”，它不是过去那种由市民阶层主导的国民党鼓吹的“召开国民会议”式的民主革命，也不是托派主张的英美式的民主革命，也不是 “毕其功于一役”的社会主义革命。他认为这种“新的民主革命”的主体将由工农民众担当，是“工农民主主义”，是为将来过渡到社会主义做准备的特定发展阶段。仅从他于1934年-1937年间所提出的统一战线论、持久抗战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论和新式民主革命论这四个政治理论观点来看，就足以说明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的独立创见和卓越建树。

何干之是中国现代史与中共党史的主要奠基人与开拓者，书中深入考察了他的史学观点和学术贡献

作为史学家，何干之对中国古代史、近代史和现代史都提出了自己的独立见解。他认为中国的封建国家不采取分权制而建立集权制，是由于古代封建社会“残留着许多自称小天地的公社”，“分散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需要高度集权的国家来集中统一管理”；再加上“水利要设施，外敌要防御，贸易要管理，粮食要调节”等等多种原因造成的。1936年何干之发表文章并且出版《中国经济读本》、《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二书，提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的历史根源在于农村公社的残余和中央集权制的专制制度对手工业和商业的压制。然而中国的封建社会发展到19世纪40年代毕竟开始崩溃。正在这时外国资本主义列强加紧入侵，更加速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压迫下，中国的民族资本是“死路一条”，所以中国不可能走西方的资本主义道路，而只有进行“新式的民主革命”，将来过渡到社会主义。这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中国历史观。1937年他应党中央调令从上海到延安后，30多年中一直在大学从事中国近现代史与中共党史的教研工作，是中国现代史与中共党史的主要奠基人与开拓者。他的五本著作，即《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三民主义研究》、《鲁迅思想研究》和《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从经济、政治、文化、思想、理论五个方面为中国现代史作了较为深入而深刻地探究。他主编的《中国现代革命史》是上个世纪50-60年代中国高等院校普遍使用的教材。1954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后，又经过3次修订，累计印数达160余万册，还被译为英、俄、越南等国文字出版。《中国现代革命史》的中心内容是中共党史，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一直写到1956年6月。总之，何干之的史学研究成果是相当丰硕的。


何干之早年就怀有“教育救国”理想，书中对“红色教授”终生从教的历程亦有完整描述

作为教育家，本书讲到何干之早年就怀有“教育救国”理想。1923年他才17岁多，正在广州读中学四年级，因其父在美国经营的油业公司破产，无力为之缴纳学费，他只好辍学回到台山县老家谋职，在昌明小学当教员、校长两年多，同时刻苦自学，1926年他终于以优异成绩考取广州中山大学教育系。1929年春经亲戚资助，他东渡日本留学。有了当小学教员和中学教员的经历和体验，他更增强了终生从教的愿望。所以1937年夏天党中央要调他从上海到延安在陕北公学执教时，他是如愿以偿，乐于接受的。何干之于1937年11月1日参加陕北公学开学典礼时，鲜明地提出“理论的中国化和大众化”的观点。这表明他在“陕公”要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和大众化而奋斗。从陕北公学，经华北联合大学、华北大学，到全国解放后新成立的中国人民大学，何干之在共产党创办的这四所大学执教30年。他从1947年起，在华北联大开始带研究生。我是1948年8月从晋冀鲁豫地区的北方大学合并到华北解放区的华北大学时，被他选拔为他直接指导的中国社会史研究组当研究生的。1949年3月华北大学迁进北京城后，我又在他领导下担任学习助理员（即助教），先后得到他的很多教诲和帮助。1956年，他和何思敬教授被高等教育部评定为中国人民大学仅有的两位一级教授。从1937年到1966年近30年中，他通过讲坛和论著，不懈宣传马克思主义、中国现代史和中共党史。他是名实相副的一代宗师、“红色教授”，可谓：桃李满天下，育才遍神州。

文末填词一首述怀。

桃源忆故人（感念恩师）

宗师一代培桃李，矢志坚传真理，红色江山更美，赖有新人起。

终生革命教国史，历遇蹉跌不弛，舌鼓笔耕不辍，总探求不止。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本文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