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在八路军五台总部》

布袋和尚

徐城北





我的父母是原《大公报》著名记者徐盈和彭子冈。我母亲主要采访政治新闻和文化新闻，写过《毛泽东到重庆》和《重庆百笺》，我父亲则为著名工商业者写过很长的研究性文章，很多老报人都认为这是他最大的成就。但他也不是没有写过时政之作，比如他1936年进入《大公报》，1937年就去山西五台访问，访问了著名的朱德总司令与任弼时同志，这历来也被新闻界认为是他的名篇。生长在这样家庭中的我，本来在中学时期就立定长大要学新闻的志向，不料1957年的风波一起，我父母被政治浪涛打下去了，我也没能进入学新闻的行列。在父母的晚年，他俩得到了改正，我也重新回到了他们身边，但可惜“男怕入错行”，我已不能再以同行的身份与他们谈论问题了。在母亲去世后，我曾协助出版过几本母亲的书，因为她写了政坛与文坛的许多事，新时代的读者关心这些，有卖点，于是出版社就态度积极。而父亲写过的那一大批工商业者，尽管也相当著名，但长期受到冷落，而且父亲所写多是七八千字的长文，缺少今天的读者，没有出版社愿意担此风险。父亲重点采写过的范旭东、李烛尘、卢作孚、吴蕴初、颜耀秋、胡厥文、张嘉璈和侯德榜、茅以升等，这些爱国工商业者曾对抗战中大后方的经济事业起到过重要作用。但他们也受到长期的冷落。这在我们经济改革日渐成为新时期工作主轴的今天，已经越来越得到了证明。父亲的老同事萧乾，曾再三嘱咐过我：“你父亲作为记者最大的成就，是对这些工商业者的采写，希望你如果得到可能，帮你父亲搞一本这样的集子出来……”现在我已退休多年，但两年前患上脑血栓，看来要想完成这任务，难矣。最近，又看到父亲的一本集子《共和国前夜》问世，发现有他早期的《在八路军五台总部》，这也算是他的早期名篇，于是重新阅读，不禁浮想联翩。那次，父亲实际在五台只住了一夜，但他却带回来一张白纸，上面有朱德、彭德怀、贺龙直至萧克等战将的签名，这张纸我一直保存着。非常难得的是，这些元勋解放后居然还记得我父亲，因为他们不能忘怀，在开始抗战仅仅两个月的时候，就有《大公报》的记者专程造访，并且回去就一连写出好几篇大大小小的文章。并且就是这个人，很快在次年就加入了党，随后又在力所能及的各条战线上，为党工作了一生。我很看重这份感情，现在就准备先写这样一篇小稿，谈谈“重新阅读”的感受。就在打腹稿的前两天，我去北京的三联书店，参加著名学者金克木先生全集的首发仪式。会上三联书店负责人说：“明年，是金先生的百年大寿。愿这套全集，成为我们对他的最好纪念。”我突然联想到自己的父亲，他与金先生同庚，明年也是百年，我应该怎么做呢？不妨从容去编写父亲的那一专集。萧乾曾说：“国家现代化正以搞经济为中心，回忆六十年前的那一批爱国的工商企业家们，对于开展新闻研究的深度与广度，肯定是非常重要的。”

下面，我就开始对我父亲这篇文章进行点评。父亲写它时仅26岁，此前他基本只是个文学青年，经常给周扬主编的《小说月报》投稿，所以新闻稿子当中也不免有些文学笔法。

秋天五台山的台地里，比平原地带冷得早些。总部派了一个交通员来迎接我，在台地里走了三十里路，薄暮时光，我们到了一个地方。交通员高叫一声：“到了。”夜色中大地像是睡熟了，到处连个人影都看不见。敌机在空中飞翔，逐渐增多。交通员先是朝飞机啐了口唾沫，然后领我一口气冲进了沙河岸边的树林子。

“口令！”

交通员朝树上的岗哨做了回答。

“什么人？”

“新闻记者。”

……


白杨林中有一所砖砌的小楼，那里是朱总司令办公的地方。那里是八路军的心脏。八路军在人民的海洋中成长着，反侵略的人民的脉搏和八路军的脉搏息息相通着，这里的每一个胜利都直接震撼着世界。那小楼的风门一动，朱总司令穿着一套旧的灰布军服进来了，两眼打量我一下，就握了握手，要我在木凳上坐下，他问我敌机一路上狂轰滥炸的情况，“我们的总部就安然地在这里。”他亮亮的眼睛先笑着，然后眉头一松，就纵声大笑起来。

他从上衣口袋中掏出一个旧式的眼镜盒子，戴上一副黑框的老花眼镜，仔细把我的几个问题看了一过，点点头，连说“好的”。他说，“第一，后方应当如何支援前方，这问题对于胜利是重要的。在今天的战场上，哪里是前方与后方的界线呢？抗战两个月了，我们已有了一些经验。我们相信全民抗战一定会取得最后胜利的。”

我数着八路军的一月来的胜利：平型关大战，阳明堡的奇袭，都重创了“无敌皇军”的“气焰”，使中国人民向全世界表露了自己的战斗力量。炮声一响，日寇以为有了华北特殊化，就可以长驱直入了。敌人在我们内部做了长时间分裂活动，于是有那么多的战败分子，不仅望风而逃，而且资敌助敌，这个被动的形势由于八路军的胜利正在开始扭转了。

“我们要接受这个血的教训。牺牲很大，也许敌人的比我们的还要大。我们的这个就是，抗日的战略战术，不能再用老一套。要用侧面战，游击战。人民不甘做亡国奴，人民要打下去，打得敌人无法还手，草木皆兵。就是这样打下去，我们天天缴获敌人的辎重，天天破坏敌人的运输，天天都能射死它的兵员，而敌人天天打不着我们的人。这就是人民对侵略者的战争，这就是弱小国家对一个有现代化武器的国家的战争，要胜利就非这样不可。”

勤务员捧了一盆梨子和一包纸烟进来，在总司令耳边说了几句话，总司令点点头。一会儿，有个满面病容的瘦汉子轻轻地走进来，向总司令打了个招呼，就到大炕上去睡了。总司令继续谈着全民的战争，弱国的战争，都是全世界没有现成的经验，必须用自己的血汗创造出一套来。总司令看了大炕上那瘦瘦的人一眼，说道，“自然，战争是有足够的艰苦的。”

总司令提高嗓音热情地说：“希望多一些朋友来前方、敌后参观，你替我们记下这句话，我们欢迎一切抗日的人到我们地区来。”

夜深了，总司令去到大炕边上替那微微呻吟的人盖上那条军毯，后面来了勤务员，把一件旧的短棉袄披在朱总司令的钢铁双肩上。总司令回看一眼，母亲似的微笑着。

……

这一夜，住在组织部的客室中，谈话一直到破晓。我兴奋地把总司令的谈话，向候车的年轻人谈着，其中还有给任弼时同志送棉袄的那个青年，现在那旧棉袄就披在他的肩头。大家思想开阔了，就像我们的抗日战争已胜利结束似的，谁也不想睡。


在白杨林的边沿上，有一辆从“皇军”那里缴获的中型运输车。车内装的是医疗器械，很仔细地用绿布包着，体积很大，车已装得满满的。昨夜在总司令屋里看到的那个睡觉的人，早已坐在司机旁边的位置上，他认出了我，很有感情地看了我一下，很快又低下头休息了。我猜他可能是一位高级的伤员，不肯在后方休息，坚持着要到第一线去，但发现身体又不能支持似的。

就是这么人与货物的混合的一车，在天没破晓的时分启程了。这汽车也在战争中负过伤，机器有些怪声响，沿着沙河的边沿走的时候，一路摇摆着。我有些留恋地望着向后倒去的白杨树，以及在白杨树下的那不平凡的会见。我问交通员：“这就是昨天夜里走过的那片林子？”他半天不搭理，过了半天才恶狠狠地说：“就是这片林子，汉奸给敌机报信，敌机轰炸了林子里的岗哨，真是狠哪！”

……

下面文章还有一小段，写汽车受到敌机的空袭，坐在驾驶室中的病人，也显出了高级指挥员的本色，他指挥大家躲避空袭，尽量减少不必要的牺牲，充满了和平的戏剧性。这篇发表于当年《大公报》的文章，也就适时地结束了。我父亲徐盈出生于1912年，1937年到了《大公报》，当年就访问山西五台八路军总部。

此篇我从前读过，是从一本合集中读到他的单篇。如今我有机会又重读了数遍。不禁感慨极深。那时《大公报》记者都是既自由又艰难，自己在生活中发现选题，然后上报，老板给你发路费。你写完了老板审查，觉得好，社会反响也大的，给你加薪水；一回不行，还有第二回。要是回回都不行，老板无话，但您就自己卷铺盖走了吧。进《大公报》不容易，后来的路，更要靠自己走，走得好，老板给你加薪水，干得不好，自己卷铺盖走人。

我回想起父亲的一生，有得有失，更在被动中丧失了不少时光。最后总还是等到了最好的时光。我记起三联书店老总要给过百岁诞辰的话，如今我也到了最后的时候。给我们老爸编那本书的思路是想了很久的，而且立意本身很清楚，就是如何做的问题了。我愿意和搞新闻的中青年朋友联手，得麻烦他们跑几趟图书馆，利用人家那儿最先进的报纸阅读功能，查阅一下上世纪40年代的《大公报》，找一找我父亲当年写过哪几位的文章，然后复印下来，再最后汇编成书。这本来是顺风顺水的好事，可我又偏偏听到一个消息：这家图书馆近期整修内部，有关部门要停业三年！我有些害怕了，三年对我未免太长，不知北京除了这家图书馆之外，哪里还有长期储存报纸的机构？最好的办法则是和新闻研究所合作，把这本书也纳入到他们的计划之中，同时请派出得力的研究生与我合作，我担任编外的导师（之一）。这样的话，一切师出有名，事情还容易做好。我这辈子虽然没干过一天的新闻，但涉及到新闻的事情可不少。研究新闻的后生能遇到像我这样的师傅，也算他三生有幸。写到这里，真有些为编书投石问路的意思了。抱歉抱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