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笔杆：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活动侧记（组图）

赤色

来源：中红网—中国红色旅游网

作者：红笔杆

在热烈的会场，与会者高唱国歌。（中红网王忱摄）



肖衍庆说：“一个人在顺利的时候，坚持理想信念是比较容易的；一旦遇到逆境，能否坚持就是一个很大的考验。”（中红网王忱摄）



李定凯说：“《讲话》的精神不但没有过时，反而被70年来历史发展的实践证明，它的真理光芒更加显得耀眼了。”（中红网王忱摄）



韩西雅说：“在毛泽东时代的社会土壤里，只要有才能，就能够破土成长起来。”（中红网王忱摄）



张德坤说：“《新国风》绝对是面向工农兵的。”（中红网王忱摄）



各人民文艺团体为本次会议献上精彩的文艺表演。（中红网王忱摄）



王忱说：“《讲话》问世后对革命文艺事业的指引和产生的巨大推动作用。”（田野摄）

    中红网北京2012年5月24日电（红笔杆）由首都多家毛泽东思想研究单位组织的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周年活动，于2012年5月19日上午十点一刻在北京陶然大厦三层多功能厅举行。与会者共计二百余人，表示要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

    今天，恰逢《讲话》发表七十周年，本站特选在此日推出关于本次活动的报导。

    为了把此次纪念活动筹备好，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会、中国毛泽东研究院、毛泽东旗帜网、乌有之乡网、《新国风》杂志社、中国红色历程研究会、东方红网、红色中国网以及中红网—中国红色旅游网，早在三月初即开始了紧张的筹备工作。从组织写作班子、写稿、修改稿子、会议各项分工到会场准备、文艺节目彩排，这些单位付出了许许多多的心血。
在5月19日这天，一切组织是有条不紊的，虽然因为种种原因，活动无法在原定的位于弘燕东路的山水米兰文化沙龙召开。但是，组委会有充分准备，三辆大轿车拉着参加会议的所有人，来到了陶然大厦，这里也是之前就选定的本活动补充选址。

    在会场正中，悬挂着斯诺在延安为毛主席拍摄的那张著名的戴着红军帽的像片，两侧是国旗与党旗。正中的横幅上写着：“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

    会议一开始，全场首先高唱《东方红》和《义勇军进行曲》。在热血沸腾中，会议主持人、中国毛泽东研究院院长、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马青柯有感而发地说：“大家看看，现在举行一个纪念毛主席的活动是多么的困难，还要转战。”此话引起了观众们的共鸣。

    接着，马青柯介绍了参加本次会议的有关单位及个人的情况，并说明他们做了哪些工作来迎接本次会议的举行。台下纷纷鼓掌，向这些热心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单位和个人致敬。

    会议共有五个主要发言人。第一位发言的是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会原会长、现名誉会长肖衍庆同志。他虽然70多岁了，但是声若洪钟。他首先说：“在这春意盎然的季节，我们聚集一堂，纪念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我的心情格外激动。世界上的伟人很多，但是，因一篇讲话而引起人们年年纪念的，只有毛主席……”

    话音未落，台下就响起了一片热烈而认同的掌声。

    肖衍庆接着用生动而富有感染力的语言，讲述了解放区文学研究会老名誉会长丁玲和老会长巍巍的故事。肖衍庆认为，这两位老人都是用《讲话》精神改造世界观，终生坚持革命的典范。

    谈及当前，肖衍庆振聋发聩地说：“如今，劳动人民，首先是广大的工人和农民，不仅在政治和经济上重新沦为‘弱势群体’，而且在文化教育上更沦为了‘弱势群体’。弱肉强食，卑鄙者冒充高尚成了我们这个社会司空见惯的现象。在文艺界，不少名人不但不深入中国的社会底层，不与工农兵结合，不为工农兵服务，反而纷纷放弃中国国籍，争当外国人去了。文艺作品成了一般的商品，成了获取利润和名利的工具，在市场上高声叫卖。文艺工作被作为一种创造GDP的产业被大力推动着。美国的好莱坞用行贿的手段打进中国的电影市场，而中国的电影界正在举起双臂拥抱好莱坞。从这些无穷无尽的乱象中我们认识到，《讲话》早就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最后肖衍庆总结道：“《讲话》第一次用完整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即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最喜爱的、最动感情的认识领域——文学艺术的基本规律。让我们以《讲话》为座右铭，为恢复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路线作出不懈的努力和奋斗吧！”

    随后发言的按原计划应该是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作家陶冶同志，但是他因病无法出席纪念大会，改由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会会长李定凯同志替他做主题发言。陶冶的文章很长也很细致，讲述了《讲话》产生的背景以及召开的过程。他高度评价道：“这是中共建党以来第一次由党中央召开的革命文艺工作者的盛会，标志着党领导下的文武两支军队的正式结合。从此革命的文艺大军就像乘坐在一艘大海中的航船上，找到了指引正确前进方向的灯塔，拨开了眼前的层层雾障，向着胜利的目标奋进。点燃这座灯塔的，就是党和人民的领袖毛泽东同志。”

    陶冶本文还引用了毛主席《讲话》中的十段论述，基本完整地反映了《讲话》所阐明的在中国条件下产生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路线、方向、道路、方针和政策，延安文艺界所要解决的问题和怎样解决问题，即解决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文艺纲领，《讲话》有着光辉的意义，但是时至今日，却面临着一些势力的挑战。对此陶冶文中指出：“在毛主席去世以后，《讲话》不断地受到公开的、集中的、疯狂的质疑、贬低、歪曲、篡改、攻击、诋毁和否定，直至被抛弃。党内外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资产阶级的反动文艺学术权威，把反对《讲话》或者散布‘过时论’作为他们反对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事业的一部分……三十多年来对《讲话》否定和妖魔化的结果是什么，只要是抱着实事求是态度的人们，看一看我国文艺界的现状就不难得出正确的结论。”

    社会主义文艺的光明前途是要靠斗争来实现的，对此陶冶认为：“当年是进入革命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要按照他们的面貌改造党，今天则是混进共产党的资产阶级正在按照资产阶级的面貌改造党和整个社会。对于一切为恢复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而斗争的革命者来说，《讲话》就是指引我们在文艺战线上反对党内外资产阶级的永不熄灭的灯塔。”

    第三个发言的是中红网的年轻记者王忱同志。他因为觉得文章比较书面，当做主题演讲未免复杂，于是脱稿而谈，采取了全口语的叙述。他所讲的，主要是《讲话》问世后对革命文艺事业的指引和产生的巨大推动作用。为了更好地由细节见精神，以小见大，他从他的爷爷王炎同志在延安鲁艺学习期间，受到《讲话》精神影响后的创作经历谈起。

   王炎同志当年作为一个鲁艺的学生，在《讲话》后实现了自身的一个巨变，懂得了文艺的价值并懂得了文艺创作的方法。本是鲁艺打架大王的他像换了一个人，先后在鲁艺秧歌队、战斗剧社、东影厂、长影厂以及北影厂进行他的艺术实践，取得了颇为丰富的成果。

    从自编自演秧歌剧《二流子转变》到编写《三个女婿拜年》、《劳动英雄回家》、《还是好好干》、《南山顶战斗》等广场剧，再到参与拍摄东北土改和人民解放战争，出演电影《赵一曼》，乃至建国后导演《战火中的青春》、《独立大队》、《奇袭白虎团》、《从奴隶到将军》、《许茂和他的女儿》等电影，王炎一直以延安鲁艺作风和《讲话》精神自勉。他拍摄电影之前，往往要用几个月、一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去深入生活，到群众中交知心朋友，王忱也说到他小时亲眼见到一些老乡到爷爷家中来“串门儿”的情景。

    王忱还说到爷爷去世前的一段往事：“爷爷最好的一个朋友是拍摄电影《董存瑞》的郭维爷爷。他们一起看《中流》，也谈文艺界的现状。他们不解地说：‘不理解现在这些小年青儿，他们为什么要把电影拍得让人看不懂呢？他们到底是想拍给谁看的？’”

    对此，王忱总结说：“现在很多电影导演，包括一些第五代、第六代的，当然也有其它一些文艺工作者，他们认为自己很‘屌’，而群众很‘没文化’。群众不是因为没文化而不去电影院看电影，而恰恰是因为这些人站在小资的立场上，拍小资的故事，宣扬小资的思想，鄙视人民。我们要想顶住好莱坞的进攻，让我们民族的艺术有容身之地，就必须坚持学习《讲话》，坚持走文艺的群众路线。”

    第四个做主题发言的是中华全国总工会原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旗帜网和东方红网老顾问韩西雅同志。严谨而认真的他颇有学者之风。他系统地回顾了解放后文艺事业在《讲话》指引下的发展，介绍了大批于此时所涌现出来的不朽作品。对此他自豪地宣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文化艺术领域如春花初放，朝气蓬勃，充满生机，给中国人民留下了永不磨灭的美好记忆，同时也为如何发展为人民服务的，尤其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事业创造了宝贵的经验和借鉴。”

    韩西雅同志还特别地介绍了十年“文化大革命”时代的艺术，这段时间往往被某些艺术史家看做是新中国文艺事业的空白期，这当然是不对的。韩西雅说：“文化大革命，更是无产阶级革命文艺大发展。人们创作了许多歌颂党、歌颂毛主席的歌曲，青年学生、工农兵群众，引吭高歌，高举红旗战斗。文化大革命本身就是从文艺、戏剧改革入手的。现代革命京剧《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海港》、《沂蒙颂》、《龙江颂》、《杜鹃山》、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和《白毛女》，交响音乐《沙家浜》，钢琴协奏曲《黄河》等，都是在精益求精的创作中，完美成功，都是向人民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提高爱国主义、社会主义觉悟的光辉教材，成为20世纪中华文艺宝库中的精品。”

    现场再次响起了掌声，许多与会者纷纷表示“革命样板戏好！”

    最后，韩西雅总结道：“现在中国内外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中国共产党内还存在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力量。这股势力在国内资产阶级和国际帝国主义的驱使之下，搞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搞卖国投降主义。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再次面临两个前途、两种命运的抉择和斗争。让我们记住毛主席的诗——《七律•和郭沫若同志》：‘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

    最后一个发言的，按计划应该是《新国风》杂志社主编丁慨然，他因故没来，改由《新国风》副主编张德坤同志发言。张德坤脱稿而谈，富有激情，颇有诗人之风。他刚刚上来，下面就有与会者问：“《新国风》是属于什么性质的。”

    张德坤回答道：“我们主张群众兴诗，诗为群众，民族化，群众化，现代化，多样化，时代性，现实性，人民性，艺术性。中国作风，中国气派，中国风格，中国特色，这四化，四性，四中，一直是《新国风》诗刊的宗旨，突出贯彻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主席讲话的精神，努力实现党的文艺方针、政策，为社会主义的诗歌奋斗！”

    随后，张德坤系统地回顾了《新国风》的发展历程和里程碑事件，向老一辈革命诗人致以崇高的敬意。面对今日诗歌所面临的局面，张德坤认为远不能这样悲观，可以写的题材是很多的，诗的时代精神，正需要蕴藏在伟大作品里。诗言志，言了人民大众之志，民族之志；诗抒情，抒了革命之情，正义之情。

    最后，张德坤还指出了诗歌的希望所在。他表示，《新国风》早已开始注意到青年诗人的发掘和培养了。他用不容置辩的坚定语气讲到：“在座的大家一定会在未来看到新的，优秀的青年诗人的出现。”

    五个主题发言之后，是自由发言时间。与会者们直抒胸臆，表达了自己对于《讲话》精神的理解和对现状的忧思，讨论是热火朝天的，观点更是针砭时弊的。

    下午，乌有之乡红色经典艺术团等近十个人民群众演出团体，为本次会议献上了精彩的文艺演出，也为本次活动画上了圆满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