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北京高校是怎样处理不合格党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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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报业网 陈徒手



1950年代初，经思想改造运动，高校教授地位下降，普遍感受到很大压力。图为1950年北大部分教授合影，左起：曾昭伦、杨振声、袁翰青、罗常培等。(资料图片)

积极发展教授入党

1956年教授及讲师入党骤然间形成井喷之势，北大1月至9月共接收党员339人，相当于前两年发展党员总数的一倍多。

1956年4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内刊《组织工作》披露中央最新指示精神：要在高级知识分子中积极开展吸收新党员的工作，在今后7年内，使高级知识分子的党员数量，达到高级知识分子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在同期刊发的评论文章中，还对一些地方发展党员过左、苛责的做法进行了批评：“要求高级知识分子的社会关系像一般工人、农民一样简单，就等于主张不要发展高级知识分子入党，这是一种非历史的观点。”

1956年1月8日，市高校党委组织部召开建党问题座谈会，着重研究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的问题，与会者披露了不少学校建党不易的内情：

中央及市委组织部过去关于入党问题的控制规定也有些偏严，如北大29个教授培养对象中，按市委组织部控制规定计算，有7人因有海外反革命社会关系及历史问题而不能入党。清华最近准备发展的6个教授中也有一半因海外反革命社会关系而被控制，电机系25个讲师中就有21人属控制范围。（1956年1月20日，《高等学校动态简报》第117期）

北大历史系教授周一良申请入党时才四十出头，属于左派少壮代表人物。他的入党受困于1940年左右在哈佛读书时曾见过战犯陈立夫以及为美陆军特别训练班教过一年日文。为此，周一良写过冗长的解释文字，说明他只是代表中国留学生出面，要求陈立夫和美方交涉，免服中国留学生兵役；而他给美军上课，只是专为美军训练对日作战的翻译，并无其他政治活动。1955年周随翦伯赞到荷兰参加汉学家会议，意外见到三十年未见的堂姑母周仲锦，周仲锦请吃饭，周一良生怕以后说不清自己，不敢前往，回国后即向组织汇报。

作为出色的泌尿科专家，四十岁的吴阶平已经担任北医第二附属医院副院长。他的入党卡在他的姐夫和老师身上，姐夫高凌南与陈立夫关系密切，曾当过国民党政府驻新加坡总领事，但与吴自1935年后就不来往了。娄克思为协和医学院的美籍教授，有关部门认为他是美国特务分子，吴与他有过来往，调查后也认定只是一般师生关系。1949年后吴批判崇美思想，在抗美援朝志愿手术队中表现刻苦，主动靠近党，入党态度非常坚决，但就因上述细节反复查证，拖延五六年而不得而入。

北大西语系教授季羡林1935年始留学德国十年，当时正值希特勒统治期间。季虽于1950年就提出了入党申请，但过去一直认为这段历史情况复杂，无法搞清，长期不能获准入党。1956年北大专门派人做了近两个月的调查，收集三十几份证明材料，又研究了他当时的著作和经济生活情况，证明季当时就反蒋爱国，反对希特勒，因而为季作出明确的结论。季羡林心急之下，曾向校方提供了留德日记原本，供党组织查证时使用。日记中必然有年轻时经历的男女感情、人际评价等隐私内容，原本不便公开却变相成了党务人员的阅读物。

1955年底，市高校党委内部宣布，已经作为党员培养对象的全市教授、副教授共135人，占教授、副教授总数的8 .8%.到了1956年教授及讲师入党骤然间形成井喷之势，北大1月至9月共接收党员339人，相当于1954、55年两年发展党员总数的一倍多，一口气接收了15名教授，14个系中有10个系有了教授党员。北京贸易学院党委反复批判右倾保守思想，2月7日至10日的四日内，竟一下子通过40人入党，而1955年全年只接收13人入党。

1956年4月2日，市高校党委组织部草拟出1956-1957学年度教授中发展党的培养对象，其中最为耀眼的是13位科学院学部委员，计有周培源、汤用彤、金岳霖、冯至、黄昆、张维、张光斗、王竹溪、魏建功、江泽涵、戴芳澜、段学复、梁思成。

据市高校党委组织部统计，截至1956年9月底，已批准146名高级知识分子入党，完成年度计划的65%，其中批准了62名教授入党，完成年度计划的84.9%.现有教授党员共有164名，比例由原来8.5%增至13.6%.（见1956年10月18日《北京市高等学校接收高级知识分子入党的情况》）

态度与政策的调整

1957年“反右”运动一经展开，各级党组织发现不少新党员难以通过反右斗争的考验，尤其以1956年大面积突击入党的新党员最为严重。

但这种入党热潮颇令党内部分高层官员担忧，一次次采取慢刹车的方式。到1956年底，有的高校开始陆续反映新接收的党员存在一些问题，归之于有些预备党员因为入党时审查得不够严格细致，思想问题未能很好解决。

年底，中央突然作出了一个紧急决定：“在明年（1957年）基本上停止接收新党员。”细究起来，这蕴含着中共高层对1956年势不可挡的入党热潮有所不满和反思。

1957年“反右”运动一经展开，各级党组织发现不少新党员难以通过反右斗争的考验，尤其以1956年大面积突击入党、政治上不够条件的新党员最为严重。1956年北京市高校共接收六千余名新党员，“反右”运动后大约有20%的人被清洗出党。1956年以来各校共接收130名教授入党，后因系“右派”分子或严重右倾等被取消预备党员资格的8人，延长预备期的16人，尚未最后确定的22人。

北师大教授马特入党时，曾提出入党后不参加党的组织生活作为条件，校党委当初并不了解这个情况，被基层支部因凑数之故“糊涂地”拉入党内。鸣放时马特同情右派言论，主张教授治校，很快即被清除出党。

北大中文系教授、老作家吴组湘也被取消预备党员资格，理由是入党时检讨了自己的民主个人主义思想，但现在却又不认账了；不按期交党费，反责怪支部组织委员不通知他，并说：“明知我忘交党费，又不提醒，过几个月开除出党，岂不是在党内造成恐怖气氛？”

外国语学院党委上报说，教授许国璋自我感觉入党仿佛是谋士入幕，我与党应平起平坐，在教育问题上党应听我的。对“右派的猖狂进攻”认为是“民主生活空前繁荣”。更让人诟病的是，“许的生活作风欠朴实，资产阶级趣味比较突出，吃得好。”许国璋被延长预备期一年，从1958年11月23日算起。（见1959年7月7日《外国语许国璋转正》）

1958年决定延长预备期的还有清华张光斗、外国语学院周珏良等，尚未确定的有北大冯至、虞福春，清华李酉山、王英杰、史国衡，师大白寿彝等，这些著名教授都因各自一时之误而处于飘摇之中。

1959年，据北大、师大等七校调查，在预备期满的763名预备党员中，超过预备期两年以上的就有100多人，占13%，其中有的已超过预备期已达四五年之久。

50年代对不适党员的组织处理

自1952年5月到1955年2月，北京市高校共清洗隐瞒历史的不忠实分子、阶级异己分子、觉悟很低及消极蜕化分子等88人出党。

中共在五十年代对不适党员的组织处理是极为严厉的。据1955年市高校党委《北京市高等学校两年多以来清洗党员的情况》介绍，自1952年5月到1955年2月，通过“三反”、整党、忠诚老实运动及办理候补党员转正等工作，北京市高校共清洗隐瞒历史的不忠实分子、阶级异己分子、觉悟很低及消极蜕化分子等88人出党。

1956年中共虽然对高级知识分子采取的多是温和政策，但内中依然还是葆有刚性的本质。如北大党委报告称呼冯友兰、侯仁之为“投机取巧分子”，企图混入党内。侯仁之为北大副教务长，申请入党一直艰难，主要在于他与一多年好友（托派重要分子）的关系未能查清。1956年底北大物理系教授入党一直是空白，唯一的积极分子、老教授王竹溪迟迟不能获准，就是因为校党委认为王对解放前拥蒋反苏的政治态度缺乏认识批判。

1957年“反右”运动及1958年“交心”、“拨白旗”运动对不少高级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个个的难关。清华大学副校长张维涉险过关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1957年张维教授刚刚四十出头，风华正茂，出任清华副校长、科学院学部委员，已于1956年4月入党。他在整风鸣放时的言行被党委视为有极为严重的错误，比如他参加1957年5月16日“右派”分子曾昭伦召集的民盟中央宣传委员会，在会上提出北京市八大高校还未鸣放，应当推动一下。事后张未向组织汇报此会议情况。再如5月24日参加章伯钧借民盟中央名义召开的座谈会，张维对钱伟长攻击党的言论未加任何反驳，事后也未向组织汇报。

最让清华党委不满的是，1957年6月1日，在清华大学学生会主办的自由论坛上，张维应邀到会并发表意见：第一认为过去学校在干部政策上过于强调政治，今后再留助教时应当留那些学术上最精锐的人；第二要求副校长和系主任由选举办法产生，由教授轮换。同时在会上还批评学校学术空气不浓。（见1959年11月7日市委大学部、市委组织部《关于张维同志的转正材料》）

“反右”开始后，张维很快成为各方关注的“升降式”重点人物。校党委副书记陈舜瑶几次找他谈话，言辞相当严厉，要求他如实汇报、深刻检讨，有“悬崖勒马”之意。甚至提到他在解放前反苏反共，说苏联专制独裁，中共是尾巴等，解放后思想转变比较突然，不肯暴露思想，让人生疑。重压之下，张维为了自救先后多次在大小会上反复批判自己的糊涂言行，上纲上线极高。

稍后，在校方的布置下，他作为当事者参加与钱伟长面对面的斗争会，调子定得颇高，阐述很多“事实”加以回击。钱伟长认为只是教育思想论争，造成使人误解的局面，张维等与会者一条条予以驳斥。事后清华党委在向市委大学部的汇报中说，张维“同钱伟长的斗争很坚决”。

1957年12月11日，清华大学党委决定延长张维的入党预备期一年，但到了1958年仍未见动静，直到1959年4月16日，清华党委才决定同意转正，上报市委批准。张维至此才真正获得稍许平安的心境，其间已经过长达三年的时事磨难和内心煎熬。

截至1961年7月12日，市委大学部统计全市高等学校中党员人数已达四万余名，约占高校总人数的20%，为解放初期全市高等学校党员总数（1314人）的30倍。其中相当多的老教授身处思想风暴的中心眼，不由自主地裹拥在汹涌潮流中时浮时沉，他们集体向左转向、信服和深深依赖，应该说是中国高级知识分子群体五十年代最耐人寻味的标志动向之一，他们所有的付出和不对称的代价值得后人细细回味。

◎陈徒手，著有《人有病，天知否》等，现居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