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三位学者谈中国改革实质：外国经验中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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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世纪的最后20 年，有关社会主义问题的争论在全世界范围内蓬勃兴起，有关它在各民族命运中的作用问题，引发了广泛的讨论。有人诅咒共产主义，拒绝研究；有人热忱捍卫并要求在实践中毫不妥协地追随；也有人在与市场化社会的“人人为自己”相比较后，既承认共产主义“大家为大家”思想的巨大吸引力、承认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也对过去在实践中碰到的某些负面问题进行指责。


　　俄罗斯学者普遍认为，在这场争论中，中共占据了特殊地位。上世纪80 年代，对中国来说，是理论、实践上积极探寻以消除经济和文化落后面貌的时期。虽然经过30 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但那种不尽如人意的状况却仍然保持着。中共的探寻是在经济体制改革中进行的，它开始于1970 年代末，最近20 年一直持续不断。中共指出，为了探索这条道路，他们依靠的不仅是前人的实践经验，还包括在经济体制改革中获得的、中国经济学家重新提出的一系列有关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在此基础上，中共设计了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宏伟蓝图，确立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我们通过介绍俄罗斯三位著名“中国学”学者的近著，来了解他们心目中的中国改革实质，其中包括理论设计、意识形态进化等方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质是将外国经验中国化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俄中友好协会会长、哲学博士М. 季塔连科（1934— ) 在《中国: 文明与改革》一书中提出：中国改革选择的不是追赶，而是超前式的发展模式。М. 季塔连科认为，中华民族是一个文化民族，5000 年的古国文明是他们最宝贵的财富、最深厚的生存基础与振兴根基。中国人始终把自己祖国悠久的历史文明看成是发展科学、文化、教育和发挥传统创造力的源泉。中国经验证明，现代化基础的构筑，并非仅仅只是借鉴西方价值体系，而应该在保持民族文化同一性和文明独立性的前提下，将西方技术、治理文化和东方传统精神文化相综合。 中国人民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根据本国文明的独特性，在改革进程中善于充分发挥带有自身特点的作用。


　　М. 季塔连科发现，中共领导的经济改革不仅没有摧毁传统文化，相反还使这一文明得以全面保持、发扬和巩固。他生动地描述了中国人民如何将孔子伦理原则和西方市场管理经验创造性结合、如何将传统文明中的自力更生精神在建设事业中得以最大限度的发挥，深刻挖掘了中国人民如何万众一心克服危机，积极支持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民族心理因素，其中，中国文明中同心协力的精神，让М. 季塔连科深深折服。他承认，这个经历过数千年文明积淀，诞生过儒家、道家思想的古老国度，人民拥有强大的自我修复和自我发展潜力，拥有经得起任何严峻考验的承受能力，拥有始终维系尊重传统、尊重独立思考的学习习惯。事实证明，中国根深蒂固的文明底蕴，对保持国家的稳定和国际威望的提高，的确起到了特殊的促进作用。如孔孟学说和邓小平理论没有原则冲突，前者讲究德政仁治 、追求安定，后者强调改革开放、共同富裕，完全是一脉相传的继承关系；再如江泽民在制定“依法治国”方略的同时，也强调道德建设, 更是深得儒家重视伦常、提倡和谐思想的精髓。


　　另外，他觉得，中国人从不轻易照搬、照抄外国的发展模式，而是习惯于将外国经验“中国化”，让它演化成适合本民族特点的思路，为我所用。在他看来，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就是指不同的时代，将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即在掌握本民族丰富遗产的基础上，利用外来经验为国家建设服务。


　　中共在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指引下，从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可能性和历史必然性出发，从中国现实的具体国情出发，在国家实行宏观调控的基础上，推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因素长期共存的多元经济运行模式。M. 季塔连柯认为，邓小平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构想，实质上是来源于毛泽东思想，是向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回归。毛泽东、邓小平都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拥有“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共识，这一构想使中国摆脱了贫穷落后，使建立现代繁荣国家变得具体可行。


　　M. 季塔连柯相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绝非空洞口号，而是中国走向21 世纪实实在在的发展模式。它将会不断得以完善、不断展示强劲的生命力，因为在古老的中国文明中，蕴涵着高度统一、不断自我更新的民族意识，它是中国社会团结一致、最终完成把中国变为现代化、高度发达文明国家任务的可靠保证。


　　M. 季塔连柯认为，中共领导人善于在广泛借鉴外国经验的同时，避免引进有违中国文化特征、削弱民族凝聚力、破坏国家稳定的所谓外国经验。这是取得成功的关键。

国民经济发展建立在明智的改革理论设计上


　　俄罗斯自然科学院常任院务委员、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经济学博士Э. 皮沃瓦罗娃撰写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总结》一书。她试图通过这一著作，来寻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根源和它的实际操作路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蓝图，为发展市场经济加力；1989 年面对国内政治风波，中共中央及时调整经济改革步伐，以谨慎、适度为主。


　　Э. 皮沃瓦罗娃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试图要解决5 大难题：商品经济的发展、收入差距的拉大、私营经济的发展、所有制形式的多元化、国际舞台上的竞争等。这些难题的提出，是基于当时有观点认为，中国的官僚政治体制固若金汤、中国经济基本瘫痪。Э. 皮沃瓦罗娃认为，难题所讨论的状况完全是“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结果，是过去的因，导致今天的果。而中共针对这些难题，在改革初期就已强调要以创新的态度对待社会主义的具体形式问题，要求总结本国30 年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研究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走过的道路，以及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发展经济和科学技术方面的优势长处，学习一切有益的国际经验。


　　1979 年，邓小平就中国人口众多、经济落后、资源有限的实际状况，果断地批评了过去经济政策的诸多失误，如经济结构不合理、管理制度欠完善等。从此，中国政府开始纠正不加批判地借用他国经验的思想倾向，强调注重本国特点，明确提出“中国国情”的概念。接着，在把发展生产作为经济政策主导任务后，中国政府决定发展多种所有制形式经济，并将市场规则逐步运用到经济建设中去。最后在短短的20 年时间内，中共当局取得了明显的社会报酬，得到了广大人民的交口称赞。


　　Э. 皮沃瓦罗娃不无感慨地把俄罗斯和中国进行比较。她在书中引用俄罗斯帝国工业化进程重要政策制定人谢尔盖·维特的一句名言“社会主义者往往注重摧毁，轻视兴建”，由此挖掘前苏联解体的理论原因，并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案例予以比较，说明中共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弱化了否定功能，而强化了创新功能。


　　改革以前，当中共领导人发现马列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思想不适合国情后，立即转向研究无产阶级导师有关提高经济效益的理论，以及有关劳动成本、社会再生产等学术思想，因为马克思和列宁对落后的小农经济国家如何发展资本主义的问题，都曾有过十分完整的基础性研究。


　　在该书中，Э. 皮沃瓦罗娃把“混合经济”看成是中国发展的最好模式，并预测中共将继续进行这方面卓有成效的探索，以找到国家最有效的发展道路。在她看来，这一发展进程所要形成的文明社会，将被定性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还是其他什么指称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能给亿万中国人民带来更加无愧于人的小康生活。显然，为建成这样的文明社会，中共的理论印证了中国的一句古语“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实质上这是马基雅维利“目的可以证明手段之正确”原则的翻版，显示了中共的务实精神。


　　Э. 皮沃瓦罗夫注意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提出，说明中共在改革开放中从未背离社会主义的大方向，只是在实现社会主义理想的方式上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她提醒俄罗斯学界，尽管中国的一些做法源自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思想遗产，但研究者不能因此而回避对新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深入研究，也不能忽视对这一理论如何适应变化了的社会环境的深入研究，否则既不能了解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也无法有根据地预测中国的未来。
国家意识形态进化的新阶段体现在“三个代表思想”中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俄罗斯科学院主席团顾问С. 齐赫文斯基教授（1918.9—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期间，曾以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身份，参与了苏联承认新中国政权的全部工作，并受邀参加开国大典。2004 年，他主编了《文明对话中的中国》文集。该书由中俄两国学者共同参与撰写。我们从关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的文章中，能清晰了解到俄罗斯学者对近阶段中国共产党的某些看法：中国新一代领导人胡锦涛，在纪念中共成立82 周年时的讲话中，重点强调“三个代表思想”是未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党的建设”的“主要思想基础”；江泽民的功劳在于，提出并诠释了“三个代表思想”。胡锦涛将这一思想定性为“面向21 世纪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俄罗斯学者的主要论点建立在，“三个代表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发展新阶段的创新理论，和中国历史发展新时期的国家意识形态。


　　作者首先分析国家意识形态体系发生变化的背景：昔日社会发展的皇权政治思想体系，时至21 世纪初，已不再是中共追求的目的（改革前，中国的意识形态曾属这一体系），而在中国特色国家政治基础上，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基础的国家有效管理，才是他们的最终理想。中共所有社会政治理论思想体现在：确保经济的顺利持续增长。伴随这一经济增长同时进行的是，社会政治稳定下的深层次结构改革。“三个代表思想”是为保持作为稳定基石的中共绝对掌权而提出的。


　　为了减缓和解决积累在中国新社会结构中的诸多矛盾，“三个代表思想”是想建立这样一种国家意识形态体系：1，能将新社会阶层人士的思想观念整合到现存的、建立在全民利益统一基础上的社会理念中，避免人民的分裂，并为解决台湾问题创造有利条件；2，能进一步化解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期内，由于利益格局的调整和碰撞，产生的许多群体性社会矛盾。接着，他对造成这些矛盾的性质、缘由进行了梳理。1，优先发展先进生产力、最大限度提高国际竞争力为一方；不可避免的社会消耗、各阶层利益关系间（特别是那些由于生产现代化而遭到利益损害人群心存不满）为另一方，产生了两者间矛盾；2，党内的自身矛盾，表现在传统派和既得利益者之间。前者坚守传统观点：工农大众始终是中共核心力量；后者主张对部分人利用行政权力，从国有资产侵夺、积聚来的资本合法化。社会各阶层由于缺少共同的利益目标，面对中共的社会开放政策，很可能产生认识分化：一部分人满意当今方针，而另一部分人满腹牢骚，无法排斥这些人迟早会不顾一切，站出来捍卫自身的集团（阶级）利益，客观上构成了中国社会的不稳定。最后，他在分析国家意识形态体系建立利弊条件时，十分乐观地判断：中共党史多次证明，中共党内的派别争斗，最终总能在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的观点上达成共识，重新走向高度统一之路。


　　与此同时，他也不忘提醒：中国如今处于相当复杂的历史环境中：1，以往相对单一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社会正在急剧分化；2，政治体制民主化的诉求，已经不是以口号形式，而是通过具体的经济、政治利益诉求予以表达；3，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过去的意识形态对抗，被各民族为在残酷争夺世界资源和市场过程中求存活的斗争所取代。中共不能就此掉以轻心，最后的胜利将取决于国内的具体现实状况、国外因素、台湾和海外因素等多方面关系的演变，而首先起作用的是，中国社会的分化程度、对改革持批评态度群众的心态等。所有这些矛盾能得到“调和”的关键在于，执政党能否坚持稳健的经济发展政策，并同时确保经济上的社会公平和利益平衡。（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信息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