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老夫妇的罗曼史 下乡知青的农场开荒经历

逝去的梦幻

来源：《南方日报》 雷  雨





复旦大学学子获得本次大赛的一等奖。 南方日报记者 雷雨 摄

　　革命时期的爱情，要反对什么观念？知青在农村从事什么劳动最让人羡慕？什么叫“医生司机猪肉佬”？面对这些“八卦”味十足的问题，即使是严肃的历史学者也许只有挠头的份儿。不过，在一群另类的90后“达人”口中，这些历史故事变得津津有味。他们是首届中山大学全国大学生口述史成果交流赛决赛的选手。这些故事并不是只从典籍文献中查找得来，而是他们采访一个个历史事件亲历者的口述资料。

　　历史的图景不是教科书上一两句话能描绘而成，那些悲欢离合、喜怒哀乐，有待更多小人物来讲述。上周六，中山大学永芳堂讲学厅里，来自全国各地高校的历史学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组成一支支调查小组展示了他们历时半年多的成果。通过采访“大历史”下的小人物，他们发现，原来每一个个人的历史都有非常鲜活有趣的一面。

　　在这种“有趣”体验的背后，大学生们的思考更进了一步：广东是非遗大省，面对大量濒于失传且藏于民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口述史能做些什么？

　　革命爱情最真挚

　　在很多人的思维定势里，新四军老战士的生活就只有战争状态下的小米加步枪，但热血澎湃的革命儿女也有一段罗曼史。90后的复旦大学学生张希如对此非常好奇，革命时期的爱情可以因革命者的家庭出身、战场地点和意识形态而充满了无限的可能。“他们的恋爱史也就折射出民族历程。”

　　带着这样的问题意识，张希采访了新四军夫妻陈宜南先生和君青女士，获得了更加有意思的历史细节。陈宜南当年家庭窘困、又曾被日本宪兵队刻意羞辱，因此愤然从戎；而君青女士的家庭相当优越，但她却愿意改名换姓、离家出走，在革命浪漫主义驱动下，奔赴解放区。“两人的社会经历如此不同，却因为战争给中国带来的震荡，最终殊途同归。”革命的血色浪漫让张希倍感震撼，于是她历时半年，终于完成了《新四军老夫妇的“家庭罗曼史”》口述记录。

　　在比赛举行的上午，张希作为第1组，展示了采访时的音频录像，讲述起做口述史的心得与困惑。时空在抗战时期、解放前后和文革年代交叉穿越，中大历史系的永芳堂讲学厅不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恋爱期间，老同志会主动和君青女士分享恋爱经历，进行‘树立正确的恋爱观’的教育，千万不能有‘一杯水主义’。”

　　其实，所谓“一杯水主义”，就是不能把谈恋爱看得像喝一杯水那么容易、爱喝不喝。张希说：“作为革命军人，谈恋爱自然不能随随便便，这背后隐藏的革命志向与时代意味，引人深思。”

　　赤脚医生最受欢迎

　　历史的图景不是教科书上一两句话能描绘而成，那些悲欢离合、喜怒哀乐，有待更多小人物来讲述。

　　比如，下乡知青武夷山回忆起那个战天斗地的年代，提及起当时最为羡慕的工种——理发师。当时，农村最缺理发师，因为有位知青懂理发，所以领导要求他每天一个村一个村转悠看谁有需要，“我们整个知青最羡慕他，他的活没有农活那么重，拿的钱却比农活多。”想起那时的艰辛与磨难，武夷山最念念不忘的竟是这个细节。

　　而要说社会地位，当时赤脚医生是最高的。文革时期有句“医生司机猪肉佬”的俗语，就是指在医疗条件不发达的环境下，赤脚医生因为会新法接生、懂医治常见病，受到村民的尊重与欢迎。当过赤脚医生的周女士在录口述史时，说当时想到外面上赤脚医生大学是会遭到村里的反对的，因为村民把赤脚医生当做宝贵资源，怕她嫁到外面，会造成人才外流。

　　知青生活最惊心动魄
　　知青生活最惊心动魄

　　更多的历史细节，随着10支队伍的逐一展示而浮出水面。10支队伍中，有3支研究知青史。最后，以云南勐龙东风农场上海知青生活为主题的复旦大学学子摘得一等奖。

　　30多年前，围绕这个农场以及数万名上海知青，上演了一段历史上一段极其悲壮的故事。该队伍的选题聚焦知青在东方农场开垦原始森林种植橡胶的经历，一直到1978年知青选择逃离、留守、返城三种方式后的人生。

　　在1978年知青返城中，有200多名知青因为与当地人结为家庭而留在当地农村，但除了嫁给当地的干部生活尚可，其他人的生活都不是很如意。“几十年后再相见，他们经济和处境比较差，所以都不愿意作交流。”录音中，返城的知青周公正回忆往事，感慨万千。

　　当年有一批女同志为了逃离知青生活，中途退缩，选择嫁给上海附近地区的农民。结果后来没有受到知青的待遇，只能一辈子留在农村，更多的还因为与伴侣不是真心相爱，一生的遭遇都十分悲惨。

　　一次惊心动魄的口述史，让参与其中的队员邓爽觉得此行不虚，“知青们是在理想与现实的交锋中谱写人生经历，其中的得与失、其中的生活都是书籍中触摸不到的东西，对当下有借鉴意义。”

　　□专家支招

　　不要把口述史与文献完全分开

　　在采访过程中，热情十足的同学也遇到了诸多烦恼。比如采访时，应与被采访者保持何种距离等，如何才能不“入戏太深”，让大学生们大呼口述史这种创新性实践方式“伤不起”。

　　获得二等奖的《行走在田间的医生——赤脚医生口述》是中大、华南理工大学、暨南大学学生共同组成的一支队伍，他们邀请到的赤脚医生对访谈多有顾虑。由于涉及到医疗事故和医患关系的问题，这些依然在农村卫生站从事基层医疗服务工作的群体对某些问题会有顾忌。

　　“这个问题是不可避免的。”暨南大学历史学系主任张晓辉说，他以自己为例，说起曾经做过抗战时期西南“中药”口述史的研究，结果由于时代久远，老人们大多已过世，而几位健在者却因诸多顾忌，而婉言拒绝采访。“这对抢救型的口述史研究非常不利，但我们可以尊重被采访者的意见，询问被采访者是否希望保留使用、复制和出版访谈录的权利，直至其去世或之前的某个指定日期”，张晓辉说建议，写成文字稿形式的口述史料，要再经被采访者审查签名同意，才可以为研究者使用或者编辑公开发表。

　　还有另一支获得二等奖的中大队伍采访的是1966—1979届大学生文革前后的经历，队员提出自己的困惑，“双方本来就对中大充满深厚的感情，在接触中自己也对“老五届”的青春历程产生共鸣，我应该如何避免这种天性的同情？”

　　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姚昱却认为，这种同情正好说明被采访者能理解被采访者的境遇，使双方的代沟能通过口述史来弥合。这也体现了历史故事的开放与包容，因此不能简单地以对或错来划分。

　　对此，中山大学副校长陈春声教授在开幕致辞时向同学们建议，“千万不要把口述史与文献分太开。”中山大学历史学系主任吴义雄教授说，一定要把采访得来的口述资料与文献相互印证。起码一些常识性的错误能得到纠正，如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
　　点评

　　学生的口述史实际操作稍显稚嫩

　　问及参与口述史研究的收获，张希和邓爽都不约而同地提及一个词——有趣。相较于“躲在阁楼成一统”的传统治史方法，张希认为，口述史以其故事的趣味性与原创性，使得触摸中共党史和中共现代史，不再是一项枯燥的政治任务了，“同时也是一种社会关怀。”

　　“我们小组既要通读史料，又要破除传统思维定势的影响，不断解除对意识形态的敏感和紧张”，邓爽形容做口述史的过程是一种博弈，文献会有遗漏，被采访者也会有记忆的主观色彩，因此要学会从各类历史叙述编制的网中挣脱出来。

　　这正是口述史被引入历史教学后的意义所在，“学生不仅能找到珍贵的历史记录，还能在采访过程中获得做历史研究的方法。”吴义雄说。

　　当然，口述史作为创新性实践方式，同学们的实际操作还是稍显稚嫩。“比如请事件参与者后人、亲戚代述，虽然获得了相关资料，但严格说来这种他人的转述已经算不上口述史了。”张晓辉指出在本次比赛中不少队伍陷入的这个误区，“外人可能自己上网查资料才转告给采访者的，知道的可能还没采访者多呢。”

　　因此，做好口述史研究，需要采访者有基本的史学素养和足够的近代史知识，以及严格的操作训练。特别是用来抢救那些濒于失传的藏于民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时，从被采访者的个人经历到风土人情等各方面的知识有所了解，更需要绣花针的细密功夫。

　　“建议同学们在做口述史研究前，要意识到肩上责任重大，其成果是要对人类历史负责的。”张晓辉的话语重心长。

　　□知多D

　　何谓口述史？

　　何为口述史？记者现场随机采访听众，同学们仅能从字面意思推测其义，对其近年为何这么火仅一知半解。张晓辉告诉记者，口述史是采用双方谈话的录音，将原录音整理成文字稿，再经研究加工，可以写成各种口述历史专著。在欧美等国，史学家认为口述史不是历史学家的专利，而被应用在现代各个学科，同时被视为对青少年有重要的教育文本。

　　“以前的历史研究主要通过档案、报刊、考古等。20世纪40年代后，口述史成为了一个新领域研究，是关注社会底层、边缘人物的重要途径”，张晓辉说，“口述史基于当事人对于过去的叙述，因此部分回忆录就是口述史，人人都可参与口述史。”

　　姚昱也认为，以往的历史叙述偏向于帝王将相史的精英式历史，但却因为口述史门槛低、来源多，边缘人物的追述往往能提供不同的视角来理解历史。准确的口述史记录，完全可以成为信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然，目前学术界对人物是否口述出来的就是历史的观点，依然存在争议。张晓辉认为，做口述史尤为强调“三亲”，即口述者要亲历、亲见、亲闻。但问题依然存在，因为口述者的记忆会不可靠、或有意夸张。因此越是具体的情节越要注意，除非受到了重大刺激，不然不可能记得那么清晰。

　　“记录者最好通过讲述录音或摄像手段变为为音像资料保留下来，供研究者提取资料和研究，也便于后人甄别。”张晓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