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争政治者的命运：英雄气概也可能沦为自我陶醉

中红论坛 · 发表于 2011-5-24 17:27:11

来源：人民网-文史频道

本文摘自《“气”与抗争政治：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稳定问题研究》，应星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3

　　抗争政治对抗争者自身的影响

　　（一）抗争政治对草根行动者的影响

　　除了抗争政治的社会影响外，抗争政治对参与抗争者特别是组织抗争的草根行动者很可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抗争政治会改变其观点、信念和交往，影响到他们的心灵、思想和社会身份，甚至成为其人生的分水岭（欧博文、李连江，2009）。这种影响体现在草根行动者今后对抗争行动的选择上，有三种路向。

　　1退隐

　　退隐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功成而身退。一场抗争行动要取得成功，必然经历诸多曲折和磨难，尤其是草根行动者不仅个人有身心疲惫之感，而且多有拖累家庭。草根行动者深感“告官打虎”之难。对于那些意欲补偿家庭或者准备到家乡外谋生计的人来说，他们可能不再愿意卷入乡村的抗争政治。《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里的草根领袖王升平就是这类人。

　　另一种情况则是面对挫折而悲观绝望，偃旗息鼓。一些人认为胳膊扭不过大腿，地方官僚的关系网太强大，上访根本不管用。

　　但是，退隐的情况在草根行动者那里并不多见，因为在很多时候，由于乡村社会关系的紧密性，即使草根行动者想退，也未必退得出来。更常见的影响是另外两种情况。

　　2续进

　　续进有两种非常不同的表现形态。一种形态表现为草根行动者投入抗争行动的不断再生产过程，此可称为“连锁反应的续进”。抗争行动要获得成功何其艰难，而不肯服输的草根行动者常常为气所驱使，咬牙坚持把抗争行动推展下去。在这个过程中，草根行动者常常遭到打压。就此，草根行动者的主要抗争目标由民众的利益诉求变成他们自己申诉在其过程中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而一旦涉及人的案子，无论是涉及要求对基层政府“揭盖子”，对贪腐或报复草根行动者的官员进行处理，还是涉及要求重审草根行动者的案子，都远比实现经济利益的抗争目标要困难得多。许多时候，草根行动者由此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他们逐渐演化为上访专业户，其原来的人生道路包括家庭生活的轨迹被完全改变。我们在山阳镇周克旺身上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年逾70的老人是如何成为一个上访专业户的。2009年，山阳镇两名草根领袖周克旺与杜定秋先后在贫病交加中去世。他们在逝前念念不忘的就是要为他们的案子平反。

　　另一种形态表现为草根行动者开始从具体的抗争行动上升到抽象的权利斗争，此可称为“抽象提升的续进”。这种形态主要是草根行动者根据所置身的抗争政治的遭遇，开始从最一般意义上的公民权利来思考问题，有的甚至提出了一些政治激进主义的主张。如于建嵘（2007a）所研究的湖南衡阳的一些草根行动者就属于这种类型。不过，这种政治上比较激进的表现形态在全国层面尚不多见。

　　3待机而动

　　最通常的情况是，抗争政治引发了草根行动者整个私人生活的变化。即使抗争行动取得成功，即使他们没有遭到报复打击，他们仍处于待机而动的状态。本书在第五章对两类草根领袖在抗争行动中挺身而出的性格因素和社会因素已经作了分析。而在一次艰难的抗争行动结束后，对于那些既未身陷囹圄、惨遭报复又非胸怀大志、以政治为业的草根行动者来说，他们为什么不退回到原初的日常生活世界中去？尤其是那些本来就是突然被“推”到抗争政治前台来的第二类草根领袖，他们为什么还愿意待机重返动荡不安、风险四伏的抗争生活呢？

　　对此可以有两种解释思路。一种是霍弗的思路。霍弗（2008：28）认为，抗争者完全厌弃自己，认为自己的日常生活了无生趣，他们愿意投身一项神圣的事业，以获得自豪、信心和价值感。这种解释认为抗争者是从根本上否定自己，并以一种神圣事业来拯救自己。然而，从中国乡村抗争的经验来看，那些抗争者非但没有把自己看做失败者，反而认为自己是英雄。霍弗并没有注重抗争者的“自我重要性”。

　　另一种思路以麦克亚当为代表。他在对美国1960年代的“自由之夏”运动的研究中指出，运动积极分子通过接触到新的生活方式（跨种族关系、共同的居处、更开放的性行为）、新的政治意识形态、对美国政府新的激进批判视角，从而经历了自由的感受，这对他们的生活产生了持续的影响（McAdam，1988：5）。麦克亚当的研究富有启发性，他看到了抗争政治本身在生活方式和伦理观念上对抗争者的生活的深刻塑造。与霍弗更为注重个体相比，麦克亚当更为注重组织。但是，事实上，麦克亚当所论述的正规的社会运动组织，在中国乡村抗争中并不存在。正如本书第六章所指出的，中国乡村抗争组织是临时性的而非正式的，虽有组织之名却无组织之实，它与其说是政治性的，不如说是去政治性的。因此，草根行动者很难对这样的组织产生持久而深刻的认同。故此，我们很难想象如此去政治化的、非正式的、成员缺乏持久认同感的抗争组织会让抗争者感受到麦克亚当意义上的生活方式和伦理观念的强烈震撼。

　　我们可以认同霍弗对于“自我”的强调，但他对于“自我厌弃”的观点并不适用于中国乡村抗争政治的草根行动者。我们也认同麦克亚当关于抗争政治对积极分子的生活方式和伦理观念的塑造，但他对抗争组织在其中作用的强调并不适合中国的情况。中国乡村的抗争政治塑造了草根行动者一种特殊的个人气质，即“英雄气概”。无论是抗争行动过程中的英雄气概，还是抗争行动结束后持续表现的英雄气概，都以一种相对自主的伦理形态支配着草根行动者的生活（吴长青，2010）。

　　本书第五章的分析揭示了英雄气概在抗争政治的开端出现时的性格成因和社会成因。而我们通过第六章的分析，可以看到英雄气概在抗争政治展开过程中的再生产机制。这种再生产机制从基层政府的影响因素来说，在于草根行动者所遭受的打压反而坚定了他们抗争的决心和勇气，草根行动者所面临的拉拢反而考验了他们抗争的正义性和公益心。再从普通的行动参与者的影响因素来说，这种再生产机制在于草根行动者一旦坚持抗争而将获得的嘉许和社会地位，以及一旦因懦弱或私心而退出抗争甚至背叛抗争而将受到的鄙夷，同时强化了他们对自己的英雄气概和道义形象的维护。最后，从草根行动者共同体的内部影响因素来说，这种再生产机制在于草根行动者之间勇气的相互激荡，对大智大勇的草根首领的追随，已经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氛围：绝不妥协。
　　那么，在抗争行动告一段落后，这种英雄气概又是如何得以延续的呢？可以说，仍然是以上这三方面的因素在推动着英雄气概的惯性运作。

　　从基层政府的影响因素来说，抗争行动的结束并不意味着其对草根行动者打压的结束，反而可能是新的开始。因为基层政府大多会因为这一次的抗争行动而将草根行动者标定为“刁民”，而对“刁民”的整治在抗争行动的进行过程中时常有所不便或有所顾忌，在抗争行动结束后反而更容易找到其他的借口。比如，我们在《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中可以看到，上访的主要领袖许老师因为上访得罪了乡政府，结果被乡政府以其妻子“超生”的名义进行了报复（应星，2001：79～80）。因此，草根行动者必须在一次抗争行动结束后依然保持着对基层政府可能以各种名义实施的报复的高度警惕。有的时候，他们只有通过继续领导抗争来保持对农民的动员能力，才能更好地保护自己。而且，对草根行动者而言，他们坚持抗争所经历的并不只是痛苦，如果在与基层政府力量悬殊的对峙中实现了形势的扭转，他们就会体验到巨大的愉悦感。

　　而从周边普通农民的影响因素来说，草根行动者在身边人中所获得的拥戴使他们获得了自信，得到了“自我重要性”的证明或暗示。他们在抗争结束后自觉不自觉地要使这种“自我重要性”不断再生产下去，或者说要使他们已获得的社会地位更加巩固，就需要坚持抗争的姿态。即使那些已被纳入常规政治（当选为村干部或地方人大代表）的草根行动者，仍然可能被“英雄气概”推着向前走。比如，青山村主要的草根领袖在抗争行动中当选为村委会干部。而在带领村民成功获得土地赔偿后，他们又领着村民与基层政府打起了林木官司。

　　最后，从草根行动者共同体的影响因素来说，一次抗争行动的结束之时往往就是临时的草根行动组织解散之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草根行动者共同体的消失。相反，这次抗争行动所产生的影响，常常使草根行动者特别是草根领袖声名远扬，从而使他们有机会结识周边乡村乃至周边县市的同类人群。这些有着类似经历的草根行动者虽然不构成一个组织，却形成一种圈子。这种圈子逐渐推展出一种特定的生活方式，他们在其中互通信息，共享资源，联络感情。在这种圈子中，勇敢理所当然地成为最被推崇的德性。比如，我们在S省的田野调查中就发现一个名叫王炳山的抗争积极分子，他每天出外活动时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而自行车的后架上总是别着一把雪亮的长柄斧头（吴长青，2010）。别着斧子去会友，可谓这种圈子的精神气质的鲜明写照。

　　当然，草根行动者的英雄气概有的时候也会沦为一种自我独占式的陶醉心态，而无法发展为公共援助机制。建立在英雄气概基础上的草根行动者共同体即使建立了公共援助机制，但是由于对“自我重要性”的过分强调，则又会陷入自我的吹嘘和相互拆台的内讧（吴长青，2010）。同时，这种英雄气概常常也使草根行动者无法在自我与他人之间摆正位置，无法在抗争行动与日常生活之间建立起平衡，使他们的心态过于峻急，生活过于戏剧性。

　　（二）抗争政治对其他农民的影响

　　对于普通参与者或观望者来说，抗争政治对其人生的影响不及对草根行动者的影响那样大，但仍可能产生重要的影响。这些影响包括如下方面。

　　首先，通过成功地参与抗争行动，许多农民认识到权利和尊严不是赐予的，而是通过斗争获得的。抗争政治的成功会激励他们学会抗争，吸取经验教训，增强抗争信心，磨炼抗争行动的技术。这些人从而成为下一轮抗争政治中被召唤的基本群众。抗争政治在社区内产生扩散效应，使更多人的政治观念发生变化，变得敢于参与，从而形成了一种有利于维护农民基本权益和尊严的社会及政治压力。

　　其次，当抗争行动失利时，尽管这使许多农民沮丧，但他们仍会通过赋予草根行动者以道义支持或人身保护，来表达其不甘屈服的决心。比如，当平县警察来抓与县委领导发生顶撞的刘建西夫妇时，后者就得到了移民的合力营救。山阳镇的抗争尽管遭到了当地政府的打压，但草根领袖周克旺出狱的那天，当地农民自发组织了盛大的欢迎仪式，鸣放鞭炮，授予锦旗。这实际上成为抗争政治的又一次潜在的动员。

　　再次，在抗争政治风起云涌的地方，草根行动者可能呈现前赴后继之势。当第一类草根领袖被囚禁时，第二类草根领袖可能挺身而出，起而替之。而当前两类草根领袖都遭到打压时，某些普通群众可能在抗争文化的感召下通过某次突然的政治遭遇而成长为草根积极分子。我们在山阳村的抗争接力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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