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借枪》触摸民国天津：九国租界业主多是富庶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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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人民网-文史频道  文｜周冉

摘自《文史参考》杂志2011年第7期



    2011年3月，《借枪》这部另类谍战剧闯入人们视野，大家最开始关注它，是因为这个剧的主创源自那部被公认制作虽糙，却好评如潮的国产谍战剧——《潜伏》，《潜伏》里让人无法喘息的紧凑剧情和跌宕的人物命运，让小眼睛孙红雷和傻大姐姚晨大火了一把。“忘记《潜伏》吧，我们来看《借枪》。”虽然导演姜伟、编剧林黎胜，原著作者龙一都表示不在乎是否超越前作，但人们却无法不拿它去和《潜伏》作比较。

　　《借枪》讲述了中共天津地下党情报组熊阔海，在行动组刺杀任务失败后，毅然扛起暗杀日军头目的大任，无奈之下他将暗杀演变为一场明杀，在众目睽睽下举枪射向日本驻屯军司令加藤敬二。之所以说这个地下党另类，是因为剧中的这位“天下第四条好汉”每天东奔西跑、谎话连篇，只为了一件事——找钱。

　　熊阔海每天一睁眼，面对的就是各种欠债和开销，连刺杀行动的机枪都是租来的。他只能拆了东墙补西墙，为了弥补亏空极尽油腔滑调之能事，有观众甚至感言，自己晚上做梦都在替熊阔海筹钱的事犯愁。看惯了《潜潜》中余则成在鸡窝里藏金条，刘新杰在《黎明之前》中每天把威士忌当水喝，《风声》里的顾晓梦穿着手工缝制的真丝旗袍，观众一时还真没法接受这个史上最窘迫间谍。龙一在接受本刊采访时却一再强调，《借枪》的人物是虚构的，剧情是虚构的，但熊阔海代表了城市大多数底层地下党的真实状态。城市的“大多数”究竟什么样？我们可以先来看看这座“城”。

　　九国租界的业主多是富庶华人

　　《借枪》把故事放在了民国28年（1939年）的天津，电视剧中的熊阔海穿梭在日租界和法租界之间，精心编织着自己颇为得意的情报网络。从1860年开埠以来，天津就有了租界，1948年10月租界收回事宜才尘埃落定，历时近90年，这意味着很多天津人从出生到死去都伴随着租界的存在。上世纪初，天津已经有英、法、美、日、德、俄、奥、意、比九国租界，是我国租界数量最多的城市，九国租界的面积总和达到旧城区的9.82倍。

　　西方国家在中国开辟租界，起初是要建立独立于中国主权、形成天津旧城区的洋人居住区。20世纪最初的30年间，数以万计的西方移民来到天津，包括官员、商人、传教士等，他们来中国开设洋行，传教布道，管理事务，却与中国人相隔离，形成一道独特的景象。

　　大批洋人的到来无形中把西方文化、建筑、绘画、音乐等元素带到这座海滨城市，自来水、电灯、有轨电车、开启式铁桥、跑马场一一出现。当时西方的新鲜玩意儿最先传到南部的上海，其次就来到天津，这里绝对是中国北部的时尚之都。电视剧中的时髦女郎裴艳玲走马灯似地换着令人惊艳的西式服装，那些款式即使在今天也不过时。熊阔海的西服现在看来极为普通，在当时却算得上摩登。1929年天津利顺德饭店还举办过一届“万国服装大会”，轰动津城。

　　天津的外国侨民最多时达到7万人，当时天津的人口不过150万。如今的解放北路上依然矗立着一座座欧洲复兴主义的银行建筑，漫步在“五大道”别墅区，这些地中海风格的建筑无一不昭示着天津往昔那段恍若地球村的历史。

　　1922年至1928年，各派军阀轮番占领天津，老城区炮火连天，租界却别有一番太平。为了躲避战火，大批华人富户从旧城区逃难过来，租界出于税收考虑，开始接收这些民国时期的中国有钱人。日子久了，临时避难的富户们越来越倾心于租界的楼房建筑和上下水道的方便，大批百姓和商店陆续迁移过来谋生。编剧为熊阔海一家设置了曲艺世家的身份，早年也是名角儿，能够在法租界购置房产家境也算殷实。熊阔海的掩护职业是法租界洋行的职员，外国老板菲利普卷款逃跑，才使他由小白领从此陷入兜里只有七分钱的窘境，他们一家算不上天津真正的穷人。

　　迁居租界的人中还包括一些清朝遗老遗少，最著名的莫过于被赶出紫禁城的末代皇帝溥仪。为了生计，溥仪在天津时没少往市面上抛售清宫旧藏，很多著名的书画文物，包括王羲之的作品和著名的《清明上河图》等都是在这里流入市场的。另外一些北洋军政要人，如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等也都在天津租界购置过房屋，如今的天津多名人故居与此有很大关系。
   20世纪初，天津的小洋楼多是洋人的公共建筑和私人住宅，而到了30年代，在著名的“五大道”，洋人的住宅已经相当可观，这里2000栋左右洋房的主人，绝大多数是华人。拥有巨大财富的华人成为租界中最主要的纳税人。

　　这些人中纳税最得力的当然是富商，以银行家和实业家为最。1932年出版的《中国经济年鉴》统计，那时天津的华资银行已达到56家。《借枪》中的国民党军统间谍杨小菊表面的掩饰身份就是金城银行总经理。金城银行在历史上真实存在，1917年成立，由中国近代金融界知名人士周作民创办，资本达到200万元，股东多为军阀官僚，是中国重要的私人银行之一。金城二字取金城汤池，永久坚固之意。它与盐业、中南、大陆通并称为“北四行”，是天津近代银行业的领头羊。1952年，该行参加天津金融业公私合营，与其它银行合并组成公私合营银行。原金城银行大楼现位于解放北路110号，属于天津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日本人封锁英法租界

　　这么多国中国在一起，必然麻烦不断，各国租界之间无时无刻不交织着利益和矛盾，特别是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租界的跋扈行为日渐嚣张。剧中日本驻屯军为抓捕抗日分子，在法租界开枪杀人，甚至包围英法租界，租界巡捕敢怒不敢言，法国人也多忍气吞声。历史上，日本包围英租界的事件曾经轰动一时，源头正是因为天津抗日组织的暗杀活动激怒了日伪当局。

　　1937年7月天津被日本侵略军占领，中共天津党组织大部分党员先后撤往农村或大后方，只有少数留在市内坚持地下工作。市内基层组织分别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及所属冀中、冀东等根据地党组织领导下，独立坚持斗争，互不发生横向联系。

　　1939年毛泽东为秘密工作总结出16字方针：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隐蔽精干。这时期蒋介石政府强调的是防敌防奸，敌是日本，奸是指共产党，对付日本和共产党是并重的。所以剧中熊阔海面对国民党特务杨小菊的一再质问，始终不承认自己的身份，也是有道理的。

　　当时在英、法租界开展抗日活动的组织有：中共河北省委领导的华北人民抗日自卫委员会，中共天津市委领导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民先”)，国民党军统系统的抗日锄奸团，第三国际天津地下爆破组等。

　　国防大学教授徐焰少将说，“中共地下工作的原则就是：不许打公开的特务，像国民党有名的特务头子戴笠、毛人凤等，共产党从来没派人暗杀过他们。不许搞绑票，不然变成恐怖组织了。”中共这时期的地下工作处于十分隐蔽的状态，不会出现什么大规模的集会、罢工，更别说大肆的暗杀了。用作家龙一的话说就是“中共特工在城里的工作主要是出版地下报纸、往外国通讯社发消息，再就是发动铁路职工家属偷日本车皮上的东西。甭管车上拉什么，有什么算什么，抬出去卖。??一场战争的胜利，是最微小的点点滴滴积累起来的，不是光靠大兵。”

　　“不计成本的暗杀恰恰是军统特工爱干的事情。但在所有的刺杀行动中，真正由军统动手的就是刺杀汉奸军阀张敬尧，其他都是军统策动，由爱国青年组成的民间团体‘抗日杀奸团’执行，就像《色，戒》表现的那样。”龙一说。

　　1939年4月9日，在英租界大光明电影院，抗日锄奸团暗杀了卖身投靠日本的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天津支行经理、伪天津海关监督程锡庚(程莲士)，极大震动了日伪当局。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协助日本宪兵队在英租界抓捕了四名华人。日本宪兵队一口咬定他们就是杀程锡庚的凶手，要求引渡。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审讯查明他们虽然在广东参加过抗日活动，但与刺杀事件无关，拒绝向日方引渡。为此，日本驻屯军司令部6月14日封锁英、法两租界，每天从上午8时到下午20时，对过往人员进行盘问和检查。

　　英、法租界被封锁后，粮食、蔬菜供应变得十分紧张，物价一涨再涨。要出入租界一早就得去排队，被百般刁难盘问，检查居住证和有关证件，男女分开逐个走进一间席棚子(有的是小木屋)，放下携带的物品，脱光衣服，走到另一间席棚子受询检，搜妇女身的是女伪警。若稍有不满或反抗，就会遭到枪把子戳打，不论严寒酷暑。《借枪》中周书真所说，邻居家大姐被搜身侮辱，回家后上吊自杀的事也有一定事实依据。
剧中核心刺杀线索源于刺杀汪精卫

　　抗战时期国民党刺杀汪精卫的事情尤为著名，电视剧中共产党人前仆后继刺杀加藤敬二，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主线情节，在某种程度上简直是它的翻版。

　　1938年12月18日，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从昆明乘飞机出走河内，29日即发表了臭名昭著的“艳电”，公开向日本投降。蒋介石对此十分恼怒，密令戴笠派人前往越南河内，刺杀汪精卫。

　　陈恭澍亲自到高朗街27号汪的住宅侦查，并派军统特务朝夕对汪寓所遥窥监视。他们先是在汪精卫每天吃的面包里下毒，由行动员化妆送进去，不料汪精卫这天偏不吃面包。后来又派人冒充修理工到汪宅浴室安放毒气罐，不料汪精卫三天没进浴室。得知汪精卫要到离河内80里的丹道镇三岛山麓旅游，陈恭澍、唐英杰立即率人尾随追击，但警备车紧随其后，戒备森严根本无从下手。

　　多次失败后，陈恭澍决定闯入寓所刺杀。1939年3月20日夜，刺杀人员进入寓所后，以利斧劈开楼房前面的门，飞身上楼，用枪控制住寓所内的其他人员，汪的侍卫们出境后无法携带武器，不敢轻举妄动。其他人冲上三楼，发现汪精卫居住的北屋被反锁了。情急之下，行动人员王鲁翘将房门劈了个洞，把枪伸进洞里对准床的方向连开几枪，屋中男子当场倒地。行动组准备下楼离去时，与闻声上楼的护卫发生枪战，双方各有死伤。但是，国民党千方百计策划的暗杀却杀错了人，死的人不是汪精卫而是曾仲鸣。

　　原来当晚汪精卫把最好的主卧室让给了刚从郊外旅馆搬来的曾仲鸣夫妇，自己和妻子睡在了另一间房，曾仲鸣夫妇二人却因此送命。国民党军统并没有停止追杀汪精卫这个中国现代史上“天字第一号”大汉奸，戴笠此后又连续5次策划暗杀行动，皆以失败告终。他们从国外追到国内，屡次失手却从未放弃。电视剧中加藤被当众一枪毙命，大快人心，而汪精卫却最终躲过了无数次的暗杀，1944年因旧伤复发不治而亡，也有一说是被戴笠派人毒死的。

　　英租界电话局的“抗交”运动

　　电视剧中的裴艳玲工作在英租界电话局，因为参与一次暗杀被日本人盯上，熊阔海深夜找到电话局另一位“抗交”领袖，劝其离开，转移了日本人的注意力，裴成功脱险。历史上，天津沦陷后，位于英租界的电话局为抵制日本侵略者强行接收电话局，进行了历时三年之久的“抗交”斗争。

　　天津电话局坐落在英租界内比尔道(现四川路)，同时也是电话三局(亦称南局)所在地。天津沦陷后，日本多方企图强行接管电话局，以实现其统治天津电讯业的目的。地下党员朱其文和以地下党员为核心的电话工人救国会，发动广大职工奋起抵制日本侵略者，全局职工一致表示“绝不把电话局交给日本侵略者”，“抗交”斗争也得到电话局局长张子奇的支持。张子奇应该就是剧中裴艳玲口中她的“上级”张局长。

　　日本先是授意天津伪政权派人带着“关防”大印到电话局企图强行接管，随后又派特务破坏电话线路，绑架、劫持坚持“抗交”斗争的电话局职工，企图借以瓦解“抗交”斗争。

　　1938年3月16日，电话局职工召开大会，一致表示“抗交”到底，决不屈服。日本人又再三向英租界当局施加压力，扬言武力接收，张子奇局长被迫离职。日伪当局派人对坚持“抗交”斗争的电话局总工程师朱彭寿游说利诱，遭严词拒绝，朱彭寿入狱后被折磨致死。

　　当时的宪兵队刑具甚多，一般常使用的有：坐电椅子，灌辣椒水，轧杠子，赤身泼凉水(冬天)，光身站雪地里，抽皮鞭子，狼狗咬，悬空倒吊，烫火筷子，针刺指甲肉，铜丝捅尿道等，过堂一次不知昏死多少回。不仅如此，经办备案的翻译还会跑到被害人家中去敲诈，终致倾家荡产死而后已。1940年9月，英法意租界当局最终向日伪当局妥协，把电话三、四分局管理权全部交出，一部分职工毅然辞职，拒绝为日本侵略者服务。
算算民国的经济账

　　剧中的熊阔海月收入37块，女儿学费1元，两个月房租12元，一个二手旧娃娃1毛钱，情报经费 200块??这些详细的数字让一些观众开始饶有兴趣地计算起民国的经济账。

　　资料显示，1938年西南联大教授如闻一多、朱自清等，月薪高达300多元甚至400元法币。1941年出版的《社会月刊》中，天津一个理发师的工资约为15元到70元，一个西服缝纫师傅的月工资则在40到80元。这一时期物价还比较稳定，一斤面粉约为0.395－0.46元，猪肉是1.225元左右，棉花最贵，达到每斤2.208元。

　　编剧林黎胜表示，1939年左右，一个月挣三四十元钱工资应该算是中低收入者，最多也就相当于现在的一个白领。当时天津普通工人家庭平均每月开销约为31元，熊阔海37元工资还要维持抗战活动，实在是有些捉襟见肘，编剧把熊阔海的经济窘迫描绘到了极致，基本上他的钱包长期只有7分钱。

　　一个共产党特工拮据到这个份上，让观众难以置信，但这种困顿在龙一看来却是历史的实情。“苏联过去支援孙中山的时候有广州港，共产党初期的时候，有上海港。1930年代顾顺章叛变之后，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又遭到两次更严重的破坏，撤到江西，从那以后，苏联的援助就基本断绝了。”龙一说，“抗战期间，苏联是给过一些支援，但路途遥远，再加上从新疆运到陕西，中途还得经过盛世才、马步芳，难度非常大。中下层地下工作者是见不到经费的。”

　　混乱的货币单位也成为当时天津的一大怪现象。巡捕安德森的收入是每月55法郎，熊阔海领的是37块法币，在日军司令部潜伏的季德平使用的则是银联券，剧中一座城市同时流通了3种货币。

　　当时的中国是银本位制，货币处于自由兑换状态。抗日战争爆发以前，华北流通的货币种类很多，除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行的“法币”外，还有一些地方银行如河北、山西、山东民生以及冀东、中南、中国实业等银行发行的各种钞票，大约有30余种，发行额约5.1亿元。法币流通额约有4.3亿，约占华北货币流通量的84％。

　　1938年3月，日本将所属银行和中国原有一些银行整顿合并，建立了“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发行银联券，试图统治华北金融体制，各租界内也流通各国发行的币种。1939年5月间，1000元法币可兑换伪联银券1300至1400元。

　　沦陷时期，天津物价上涨、商品匮乏，沦陷8年间，天津批发物价总指数上涨了1000多倍，食品批发物价指数上涨了700多倍，战乱时的民国经济让人唏嘘不已。

　　《借枪》这个混杂着生活剧和谍战元素的杂合体，在无数争议声中完成了第一轮播放，收视率靠前。且不说这个饿着肚子、潦倒落魄却油腔滑调的底层革命者熊阔海有几分可信，我们却多少透过他，看到了旧时的天津，触摸到了那段影响天津近百年的特殊历史。  


    链接：电视剧与历史

    1．剧中党组织决定在加藤出席国荣公馆举行的市长就职典礼上进行刺杀。国荣公馆就是历史悠久的国民饭店(原名国民大饭店)，建于1923年，是当时上流社会人员留宿和聚会的场所。现坐落于和平区赤峰道58号，是近现代天津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

    2． 编剧林黎胜在描写用抗日骗钱、骗色的杨小菊时，为了突出他的语言特点，专门翻出了蒋介石的“庐山讲话”和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作为参考。  

    3．剧中有句台词称赞周书真的大鼓技艺：“在天津，除了小彩舞就是您了”，“小彩舞”就是天津著名的京韵大鼓表演艺术家骆玉笙。  

    4．剧中共产党人联络方式就是在《庸报》上登暗号。私人报纸《庸报》1935年被日本特务机关接收，成为其宣传政策的工具。

    5. 剧中熊阔海和安德森即兴表演的相声《报菜名》和《大保镖》；安德森的“数来宝”；周书真重操旧业表演的京韵大鼓《大西厢》等，都是天津人最为熟悉的市井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