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虎队抗战老兵：可以饶恕日本 但不能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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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郑仲兵 李宇锋 虞为

[导读]我1964年－1971年任驻日本大使馆新闻参赞，东京七年多，常常讲日本侵华时候的暴行，日本新闻记者总会问我：“你为什么老讲这些？”我说：“我们可以forgive，但是我们不能forget”

　　作者 郑仲兵 李宇锋

口述 虞为

　　抗日战争的前几年，日本凭借它庞大的军事力量，很快占据了中国的沿海各地，并且控制住中国的港口和空中的绝对优势。当时有一个美国陆军航空队的退役上尉陈纳德（Clare Lee Chennault）应聘来华，担任中国政府航空委员会顾问。他除了帮助训练中国的飞行员，并设法在美国招募美国的预备役和退役人员，组成志愿队来华协助作战。1941年8月1日，中国空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正式成立，共有人员二百多人，其中一百人是飞行员。他们驾驶着破旧的飞机，机头上画着张开大嘴、露出尖牙的鲨鱼头，在恶劣的后勤和物质条件下奋勇抗击日军，取得了极为优异的战果。由于他们的肩章和队徽是一只插翅的老虎，飞虎队的英名从此不胫而走。画在飞机上的鲨鱼头后来就一直沿用下去。

　　1942年7月，志愿援华航空队并入美国陆军航空队。1943年3月成立第14航空队，任命陈纳德为少将司令。在他的建议下，同年10月正式成立中美空军混合团，从中国空军中抽调人员，充实第14航空队的兵力。混合团由中美双方人员组成，从司令到分队长都由双方各派一人。但美方的飞行员人数不多，部队的骨干是中国飞行员。他们是中国空军官校第12到第16期的毕业生，到美国接受将近一年的严格训练之后，回国参战。日本投降后，混合团于1945年9月21日解散。

　　中美空军混合团的飞行员健在的已经不多。以下口述者虞为先生就是中国飞虎队的一员。

　　——编者

文章目录：

加入空军，到美国受训

到美国是1942年年初，在纽约上岸。接待的人用卡车载着我们在纽约兜了一圈，然后把我们送到中央火车站，坐火车去亚利桑那州的Williams Field。因为是新建的训练基地，只能把我们安排在帐篷里住。天气热，我们在帐篷里头没法睡觉。每天下午，有消防队过来，把整个帐篷都浇湿，等晚上干了，我们才能睡觉。后来建好了铝制的营房，有通风设备，就舒服多了。

我们打垮了日本空军

在徐蚌会战中，我与僚机一同侦察敌情，看到高粱地里密密麻麻都是共军，便立刻回报基地，以阻止敌军的偷袭，却意外和僚机发生擦撞，被迫跳伞。当时风很大，飞机也坏了，跳伞前看了高度表，八百呎，非常低，我被风一吹，降落在一个山坡上滚下来，抬头看到一个人，正是蒋纬国将军。原来当时蒋纬国将军正在前方视察阵地，凭着高度的警觉，听出飞机坠落的声音，立即驾着吉普车前去救援。正因为感谢蒋纬国将军，我在台北几十年，每次和蒋纬国将军吃饭，第一杯酒一定先敬他。

与美军共同作战，不分彼此

有一次，我跟特纳去俯冲轰炸许昌，我下去扫射的时候，中弹落在洛宁旁边的小河沟里，被游击队救起，在附近村庄里躲藏。最后跑到卢氏村，打电话回基地。一天，在约定地点来了一架P-40机，是队长特纳的座机，我在地面向他招手，他在空中摆动机翼，危境之中喜相逢，一言难尽战友情。他丢下了一个包裹，里面有四包香烟﹑消炎片﹑钱及老酒一壶，我心中泛起一股股的暖流，再一次向天空的P-40挥手。原本以为他投完救济品就走，没想到一个回头他降落了。

可以饶恕，但是不能忘记

我1964年－1971年任驻日本大使馆新闻参赞，东京七年多，常常讲日本侵华时候的暴行，日本新闻记者总会问我：“你为什么老讲这些？”我说：“我们可以forgive（饶恕），但是我们不能forget（忘记）。”日本得像德国那样，彻底地道歉忏悔。日本人到现在还没有，所以说中国人应该好好干，将来日本要付代价的。


　　加入空军，到美国受训

　　我是苏州人，1920年在上海出生，8岁离开上海到天津，18岁离开天津。我离开天津那年是1938年，而1937年已经开始全民抗战。

　　我在天津耀华中学参加一个地下组织叫“抗日杀奸团”，是现在在台北的我的老同学孙湘德组织的。孙湘德的父亲是鼎鼎有名的孙连仲将军，抗战初期台儿庄大捷的英雄。有一天晚上，我们听了广播，油印作战报，拿着到日本租界去发传单，警察一来，我们撒腿就跑。后来杀日本记者，打汉奸，烧棉花店、日本百货公司。用铁丝网缠上棉花，点了汽油，然后一点火。“哇，炸弹哦。”之后日本人要抓我们，只好跑。我跑到昆明进了军校，以后再进空军。进空军后被送到美国受训，回来参加抗战。

　　那时候从天津到昆明，路途相当曲折，因为已经全民抗战了。先从天津坐船偷渡到上海，再到香港，到香港后又同流亡学生一同坐船到海防，再到河内，只剩一点点路了，就坐火车到昆明。

　　我很幸运，1938年10月1日离开天津，11月1日就进了昆明的陆军军官学校第五分校，以前叫讲武堂，朱德就是在那里毕业的。我当时先报考的是西南联大。西南联大先修班就接受了我，但我已不想念书，只想打仗，于是就进了军校，我是考第一名进军校的。我先念的是炮兵科，读了一年就毕业。我去军校是高中三年级，我是十六期炮兵队。住在军校里，真的很苦，八个人一锅汤，一碟盐、一盘土豆或黄芽菜，根本吃不饱。薪水也不行，一个月的薪水，大概可以换三块到五块美金。现在台湾一个少尉五千多美金，一年七八万美金，根本没法比。

　　我炮兵毕业以后，被派到绥靖公署的炮兵团，当见习排长。我学的是七五山炮，到部队后一看，什么都没有。就只有一排兵，一个人一块砖头做枕头，一张毯子破得都看得见天了。我想这怎么打仗啊。

　　但是巧合就在这里，那个炮兵团在昆明的巫家坝，即现在的机场，这边是炮兵团，后面就是空军军官学校。我想炮兵团不像打仗的样子，就索性进了那个后门去看看，一看就看到一个牌上写着教育处，一个军官坐在那里。我就向他敬礼，简单跟他报告我的情况。当时我是跟一个姓邱的同学一起去的。我跟他们说，我们从内地出来，一心想投考空军，我要为国效劳。这个军官看着我，二话不说，拿起电话就说：“总机！ 叫医务科长来。”医务科长来了后，那军官说：“这两个军官，马上给我检查身体。”我当天检查及格，就进了空军。我的同学因为眼睛不够好，没有录取。这个军官后来做了空军军官教育处处长，再后来成了总司令，他叫王叔铭，绰号王老虎，是黄埔一期的。他后来在台湾做空军总司令的时候，推荐我做他的空军联络官，所以说我这一生充满各种巧合。

　　空军十三期也是在陆军军官学校受训，一年就毕业了，之后到昆明西北的云南驿，也就是后来中美混合团的基地。我在云南驿受初级训练，后来没有飞机可以训练了，就把我们送到美国受训。我们从昆明飞越驼峰，到加尔各答，坐火车到孟买，在孟买等了一两个月，再坐运兵的船从孟买到南非的开普敦。在开普敦与一个护航船队一起出发，因为日本跟德国广播要炸掉我们全船。后来到了百慕大有飞机护航。船很大，有游泳池，也可以跑步做运动，而且吃得也好。

　　到美国是1942年年初，在纽约上岸。接待的人用卡车载着我们在纽约兜了一圈，然后把我们送到中央火车站，坐火车去亚利桑那州的Williams Field。因为是新建的训练基地，只能把我们安排在帐篷里住。天气热，我们在帐篷里头没法睡觉。每天下午，有消防队过来，把整个帐篷都浇湿，等晚上干了，我们才能睡觉。后来建好了铝制的营房，有通风设备，就舒服多了。

　　1943年3月，在美国训练结束。我们是第三批去的，头两批去的第十二期没有轰炸训练，从我们这一期开始有轰炸训练。我们第十三期去美国的同学有150人，毕业的只有六七十人。没有毕业的主要原因是飞行淘汰。

　　在美国训练一天飞四个钟头以上。在国内大约一个星期只能飞一个钟头，一共飞了七八十个钟头，后来到了昆明又飞了几个钟头，总共不到一百个钟头。到了美国，飞完初级、中级，毕业的时候，就有差不多四百个钟头。


　　我们打垮了日本空军

　　我从美国回中国是坐运输机，从亚利桑那州菲尼克斯飞到迈阿密，再飞南美洲，越过大西洋飞到印度的卡拉奇美军基地，马上就编入刚刚成立的中美空军混合团。中美混合团是美国空军第十四航空队下的编制，由中美双方派人混合组成。混合团下有一、三、五三个大队。第一大队是轰炸机队；第三和第五大队都是驱逐机队。大队与中队各有中美双方的副队长、作战参谋、情报官、机务长与机械士。每一任务实施之前，必须经过中美两方队长的同意。这种组织方式，表面上看来似乎不合原则，事实上中美双方却是合作无间，而且工作效率特别强，任何问题似乎在机场旁边休息室喝一杯咖啡便全部解决了。

　　混合团在战术编制上是美军第十四航空队的一部分，作战时直接受陈纳德将军指挥，团中较高级的情报官及军需官均为美国人，其他则大部分由中国人负责。美国队的飞行员很少，我们中国的飞行员比较多，大概占了四分之三。

　　我被编在32中队，队长是美国人比尔·特纳（Bill Turner）。我们编队之后就回国作战了，一直合作到停战。从印度回来时，28队有一架飞机，机上有4个飞行员，两个十三期、两个十四期，还有28队二十几个军械师、机械师，由一个姓井的教官飞，撞在喜马拉雅山上。出师未捷身先死，真是很惨。我是自己开飞机飞回来的，跟比尔·特纳飞P－40。后来我又飞了几次，飞P－51等。那个山大概有一万多尺，要攀爬到一定高度才能飞过去，云太多，强风，天气很坏。在驼峰航线撞在山上的飞机，共有一千多架，中国的、美军的，牺牲很重。那个时候，所有一切后勤供应都要从印度飞越这个驼峰，飞到昆明。

　　当时我从印度飞桂林，是先飞到昆明，然后再飞到沾益，在沾益住了几个礼拜。我刚落地，就有警报，头一次作战任务就在沾益，因为我的英文比较好，就在队长旁边帮助翻译。我英文是在天津耀华中学学的，那个学校的中英文程度都相当好。

　　在沾益没多久就去了桂林。我们在桂林共有二十几个人，16个殉职。我们打了一年仗，美国人死了十几个，中国人死了25个。我们32队，殉职的几乎占了总数的一半。跟我同房的一个姓周的进了医院，我一个人不敢睡。就对队长王广英说：“我……我孬种。”他说：“好，来我房间睡。”他当时是我们32队队长，不过老早不在了。

　　在桂林大概过了半个月，我们就跟28队分开了，我们32队到汉中，他们到芷江、零陵等。后来停战的时候，他们在芷江，我们在陕西安康。

　　在徐蚌会战中，我与僚机一同侦察敌情，看到高粱地里密密麻麻都是共军，便立刻回报基地，以阻止敌军的偷袭，却意外和僚机发生擦撞，被迫跳伞。当时风很大，飞机也坏了，跳伞前看了高度表，八百呎，非常低，我被风一吹，降落在一个山坡上滚下来，抬头看到一个人，正是蒋纬国将军。原来当时蒋纬国将军正在前方视察阵地，凭着高度的警觉，听出飞机坠落的声音，立即驾着吉普车前去救援。正因为感谢蒋纬国将军，我在台北几十年，每次和蒋纬国将军吃饭，第一杯酒一定先敬他。

　　从美国回来以后，作战任务很多，就是地面扫射、俯冲轰炸，轰炸完了就走。我有八次空战，但没有正式击落敌机的记录。反正每次一打，很乱的，就立刻跑，然后开始我追你，你追我，一下子跑着打。到战争后期，日本飞机已经不行了，被我们掌握了制空权。不过我有两次追得很近，但机关枪不响，要不然至少有两次击落记录。

　　到1944年年底，我们开始飞P－51以后，就没有空战了，日本空军给我们打垮了。我们当时牺牲的飞行员，主要是在进行地面攻击时殉职的。我每次都飞机中弹回来。飞行员后背有个钢板，要不是有这么厚的钢板，我想我们大部分人都不在了。在郑州炸黄河铁桥，我们就炸了几次。这个地面的火力很强，我去了几次，每次飞机上都是弹痕。


　　与美军共同作战，不分彼此

　　在机场待命作战的时候也很辛苦。日本飞机来得很快。天气很热，我们从一大早就坐在跑道上等着，警报一响，马上就起飞，三分钟就爬到七八千尺，要不然就来不及了。地面很热，但是你飞到一万多尺的高空又冷得要命，暖气也只暖腿脚，其他地方都冷。那时候身体好，不在乎。坐在那里待命时，我们那个美国队长比尔·特纳就丢一包香烟过来，从那时候开始就抽了50年。我现在已经戒了十几年了。我喝酒、抽烟都怪老美，因为每次作战之后美国人都会给烟给酒。我现在每天还要喝两杯。

　　有一次，我跟特纳去俯冲轰炸许昌，我下去扫射的时候，中弹落在洛宁旁边的小河沟里，被游击队救起，在附近村庄里躲藏。最后跑到卢氏村，打电话回基地。一天，在约定地点来了一架P-40机，是队长特纳的座机，我在地面向他招手，他在空中摆动机翼，危境之中喜相逢，一言难尽战友情。他丢下了一个包裹，里面有四包香烟﹑消炎片﹑钱及老酒一壶，我心中泛起一股股的暖流，再一次向天空的P-40挥手。原本以为他投完救济品就走，没想到一个回头他降落了。当时地面泥泞，不利于降落，P-40机轮连蹦带跳地接地了。一落地，他迅速跳下飞机，用半生不熟的汉语说：“虞，快！快！”我快步跑过去才想起P-40是单人座的战斗机，如何能载两个人﹖他跳上机背，费力地在座椅后面拆卸什么东西，手忙脚乱地硬拉硬捣。我弯着身硬塞进狭窄的装无线电的位置。P-40引擎轰鸣着，费力地在泥地中慢慢地挪动，我紧紧贴在特纳身后，P-40像负重过多的老牛般缓慢地加速。驶过了跑道三分之二，若在平时早已该升空了，可是现在它仿佛就是不愿意离开地面，特纳一边咒骂一边加大油门。螺旋桨拼命地转动，20米、10米、5米……眼看飞机就要冲出跑道那一瞬间，P-40终于腾空而起。他转过头，对着我做出OK的手式。世界上惟一一个坐在P-40肚子里飞离险境的就是我。我问队长为什么要这样做，他回答：“看你一脸痛苦地站在那里，我受不了。”

　　抗战时期，中美混合团战绩彪炳。自从成立中美联军以后，我们跟美军一起作战，不分彼此，彼此之间的交情非常密切。往往为了争一个作战任务，两个战友会吵架，当时大家都不管什么叫死。

　　说到抢出任务，使我想起一件事。我在32队的一位战友叫董斐成，他是空军官校十四期的。1945年5月，他妈妈从湖北竹溪到安康来看他。我们都没有母亲在旁边，看到他妈妈来了，都帮忙接待。我们几个人在机场旁边弄了个房子，贴上纸，挂上蚊帐，板凳、碗筷都是竹子做的。我们的赵厨子做了一桌菜请她吃，大家都很高兴。董伯母睡觉了以后，我们也累了一天，各自回帐篷休息。一个姓仲的分队长说：“董斐成，明天出任务。”我说：“他妈妈来了，我替他去。”仲却不答应，说：“你有别的任务，不要来抢。”一句话把我给堵住了。董斐成这次出任务，低空扫射时被地面炮火击落，就没回来。我从安康开车开了一天，把董伯母送回竹溪。那个老太太真伟大，她是裹小脚后来才放大的，走路都不很方便。儿子阵亡了，她却还能不动声色。我把她送回家后，自己坐在车子里面忍不住哭了出来。这个董伯母真是让我终身难忘。

　　可以饶恕，但是不能忘记

　　我在抗战期间一共执行任务六七十次，具体我已经不记得了。因为我的这些记录存在我哥哥那里，文化大革命一把火统统烧了，我的勋章和毕业证书，什么都没有了。

　　我在八年抗战期间都没有跟家里联系，也没有托朋友给家里人带去什么。我是回到了上海后才跟他们联系上的。当时我在上海，他们在浦东，生活很苦。我父亲原来在天津，事业做得不错，本来薪水高得很，他受雇的公司转成日资后，他就决定不干了，回到上海。所以家里很苦很苦。我到了上海后才慢慢找到家人。但没多久又调去了徐州，又分开了。不过，父亲、母亲在苏州的坟我都去祭拜过。他们在1949年以后还是留在上海，直到去世。

　　抗日时美国在中国作战的空军人员，后来成立了许多联谊性质的协会。1982年，我收到美国十四航空队协会的信，邀请我们抗日时第三驱逐大队的飞行员到西雅图参加他们的年会。我们因此派出代表团参加，并就此成立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空军联合作战部队中国空军退役人员协会”，经常去美国，也邀请他们到台湾访问。

　　我跟比尔·特纳最熟，在快停战时，他做了大队长，有一次跳伞，脚踝摔断了，后来我就很少见到了。胜利后我在徐州，那时我已经是上尉分队长。有一天他突然来个电话，约我去南京。我就驾飞机过去了，他住在南京机场司令官的家里。本来他要请我吃饭，但是有几个大官找他吃饭，他就把车子的钥匙丢给我说：“You get lost”。从那以后，就再没有见过他。二十八队的队长Strickland，我也很熟。他后来做到旧金山附近的空军基地指挥官。他几年前得了癌症走了，临走前，我特地到美国陪了他三天。

　　1995年，我到南京紫金山参加抗日航空烈士纪念碑的落成典礼，碑上刻着美国和中国的许多老战友的名字，真是感慨万千。

　　我1964年－1971年任驻日本大使馆新闻参赞，东京七年多，常常讲日本侵华时候的暴行，日本新闻记者总会问我：“你为什么老讲这些？”我说：“我们可以forgive（饶恕），但是我们不能forget（忘记）。”日本得像德国那样，彻底地道歉忏悔。日本人到现在还没有，所以说中国人应该好好干，将来日本要付代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