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成着的传统——试谈《子夜》的现实性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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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程思嘉 文章来源：当代文化研究网

任何一种思想、观念，倘若被置于一个历时态秩序中进行观察，它的孕育产生必定有其来源。同样，在一个历时的时间秩序中，它不会完全消逝，而是作为传统构成了我们今天的思想资源，并总是伴着新的认识、解读和阐释。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指的“传统”，并非古典的涵义，即是说历代相传、至今不绝的某种根本性的东西1，而是作为一种已经丧失内在结构的连续性而又因诸多外在解释性而延续着的思想资料。也就是说，思想和观念是在历史中不断形成着的，当我们把一种思想或观念作为传统来考察的时候，不得不考虑到这种不断运动生成的状态。<BR>　　对于《子夜》这样一部文学作品，放在文学史乃至思想史的语境中，它的产生有其缘由，只有在一个更大的语境中才能获得广阔的意义。同时，《子夜》在内容和形式上也构成了一种现代文学的传统，本文试图从《子夜》的现实性叙事这一角度，将《子夜》传统的生成纳入对《子夜》的解读之中。<BR>　　20世纪的茅盾文学研究是伴随着茅盾文学的出现而兴起的，茅盾作品在它还未完全成为“传统”之前，甚至可以说它能否具备内在的连续性意义还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同时代的《子夜》解读是建立在共时的时态上的。1933年3月，《子夜》由开明书店出版，3个月再版四次。在《子夜》出版两个月后，瞿秋白在《申报·自由谈》发表评论说：“差不多要反映中国的全社会，不过是以大都市作中心的，是1930年的两个月中间的‘片断’而相当地暗示着过去和未来的联系。这是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的成功长篇小说。”又指出，“应用真正的社会科学，在文艺上表现中国的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在《子夜》不能够不说是很大的成绩”2。就《子夜》反映社会现实的这一角度来讲，瞿秋白的评论可以说是代表了当时的较高水准和真实性，我们今天审视《子夜》时不得不注意到这一点。<BR>　　以1945年6月重庆文化界举行的庆祝茅盾创作二十五年和五十大寿的活动为标志，中国共产党给予茅盾高度评价，视其为文艺界的旗帜，在很大程度上主导了这一时期的茅盾思想研究。其中党中央代表王若飞在发表的贺文《中国文化界的光荣，中国知识分子的光荣》中谈到《子夜》，他认为“反映了内战时期大都市的金融与民族工业的混乱。从茅盾先生的创作历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社会的大变动，也可以看到中国人民解放运动的起落消长。茅盾先生的最大成功处，正是他的创作反映了中国大时代的动态，而且更重要的是他的创作内容，与中国人民解放运动是相联系着的。”3<BR>　　50年代学院派对茅盾及《子夜》的评估和定位，大多是将其置于历史长河中考察，尽管带有明显的时代印迹，但仍规范地确立了作品的地位和贡献。《中国新文学史稿中》里写到《子夜》：“1932年作者写出了长篇名作《子夜》，这是《呐喊》以后最成功的创作，是这一时期创作的最大收获”，“由于作者丰富的经历和见闻，实际的工作经验和敏锐的观察，对于中国社会性质的科学认识又加深了了作品的思想意义，有助于揭示作品所概括的的广阔的社会现象的本质”4。在这部建国之后的第一部现代文学史著作中，王瑶认为《子夜》的深刻性在于记录反映社会现实上。而究竟是怎样地反映了社会现实、这种所谓“现实主义”是如何产生的，没有具有说服力的论证。这一时期的国内研究重评概念化的味道较浓，缺乏深入性，或者说是很大程度上遮蔽了《子夜》的个体意义。《子夜》生动的个体性和其创作的内在价值体系得不到有效呈现，规范化的诠释拘囿于前二十年诸如阶级斗争、社会现实等等的评论框架。这一时期的研究也更加注意到了《子夜》存在的不足，比如对很多城市革命工作和农民的描写不够生动和真实。5这即是对子夜传统本身的反思，也是对过去的评价研究的再思考，尽管不是盲目地走向另一种极端的解构和批评，但这时的反思并未成熟。<BR>　　六七十年代，国内的茅盾研究几乎空白，而80年代以后国内外的茅盾研究更加广阔深入。1981年茅盾逝世，茅盾作品的思想已完全成为了“传统”。新时期的茅盾研究与80年代后期国内提出的“重写文学史”是紧密相连的，同时也深受海外研究的影响，给茅盾传统的研究开启了诸多更为宽广的视域。<BR>　　茅盾传统的个体意义被更多的挖掘出来，而不是仅仅限于简单的历史定位性质的评价。挑战历史固有诠释的激情带来更多理性客观的思考，茅盾传统也在逐渐回归到它本来的真实意义中去。汪晖1989年发表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文章中，认为《子夜》在对中国社会现实广阔而准确的描写以及全新人物形象体系的铸造上有着“独特而有力的表现”，“使之成为一种不同于鲁迅所代表的‘五四’艺术传统的‘范式’”。但他同时也指出，“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里，茅盾传统，特别的《子夜》形成的艺术范式，始终在‘现实主义’的名义下，被作为鲁迅传统的历史延续来看待。这种重视‘延续性’而忽视‘分离性’、‘叛逆性’或‘革命性’的文学史方法，无法深刻地揭示‘新文学’格局的内在变动过程”6。 <BR>　　今天当我们置身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发展脉络中理解茅盾的作品时，我们认为他之所以成为二十世纪上半叶现代文学极具代表的作家，在于他开创了一种新的文学范式，和“五四”时期的文学范式有所分别。“‘五四’文学的激情、它的张扬个性、离不开个人性见闻感受的特质，被茅盾的大规模的、全景式的反映刚刚逝去的不久的、甚至是正在发生中的社会现实，表现各种矛盾斗争中的阶级和人的创造气魄所代替”7。而作为茅盾代表作的《子夜》，它在现代文学史上的里程碑意义也是由于作品蕴含的现实性、史诗性的特征而确立的。 <BR>　　以上的内容，给我们对茅盾及《子夜》思想的审读提供了一个宽广的背景。但正如上面试图呈现的一样，茅盾传统是在不断的再认识和诠释中生成着的。作为对茅盾传统的研究本身形成了一种历史语境，它本身的真实性是无可质疑的，而茅盾传统应该被还原到历史中的状态与之是相区别开来的，尽管前者是我们进入到后者的一条路径。在这个生成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在《子夜》的现实性叙事这一问题上，自其诞生以来就是受到肯定的。而问题并非就此定论，这样的现实性叙事究竟如何在作品中显现出来、呈现出一种怎样的状态，在这个地方还有可挖掘之处。<BR>　　深入到《子夜》的文本，读者首先的确会为它展现的“广阔的社会生活”感到震惊。首先在形式上来说，且不论它在小说描写的技巧方法、故事情结的逻辑有序的展开、生动富于个性的人物形象上所达到的高度，作为一部几十万言的长篇小说，同当时同等题材形式的作品相较，《子夜》的艺术地位是无须质疑的。《子夜》是茅盾于1931年10月到1932年12月写成的，通过巨大场面描绘了1930年春夏之交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危机。小说以吴荪甫为主线，把人物不仅仅置于虚构的小说结构而更是复杂的社会关系中，通过人物悲剧来反映当时中国社会的状况，从而使得小说突破了人为构造而拥有客观化的现实色彩。<BR>　　那么，这样的“现实”是如何体现的呢？<BR>　　《子夜》的写作直接背景是当时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茅盾回忆《子夜》的写作过程说：“我写这部小说想用形象的表现来回答托派和资产阶级学者：中国没有走向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中国的民族阶级中虽有些如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性格的人，但是1930年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不同于18世纪的法国，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前途是非常暗淡的。”8可见，小说首先就自置于一个宏大的场景，力图超越个人经验的描写，表现社会现实，从题材到情感上，《子夜》都表现出这一点。与那些哀伤低吟个人情感波澜的作家不同，茅盾竭力反映大时代语境下的个人主体命运，并影射出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思考。<BR>　　《子夜》开头第一章，写吴老太爷从农村到城市，在上海患脑充血而死。第二章借吴老太爷的丧事，引出重要人物。按茅盾自己的说法，接下来“把好几个线索的头，同时提出然后来交错地发展下去……在结构技巧上要竭力避免平淡，但是太巧了也便显得不自然了。”9在茅盾的小说中，结构技巧的编织和对现实真实的描绘之间充满了张力。小说只有19章，我们会发现，在小说情节的发展过程中“好几个线索的头”不断随着人物的活动而浮现，工人罢工的线索、吴赵斗法的线索、女性线索等等，在起初作者是尽力地编织逻辑的密网，人物事件有条不紊地排列显现。但是线头多了之后，结构的编织便明显让位于对现实特征的瞬时的、典型的描写。可是在结尾这些线头却似乎并没有收束到一起。也就是说，小说情节在还没有发展到高潮的时候就草草结束了，吴荪甫作为一个失败的民族资本家的悲剧并没有通过故事的发展表现而来，他的悲剧仿佛是由于某种全能的人掌握，是命中注定的，却又无法让人通过小说真正感到扼腕痛心、甚至是嘲笑他。《子夜》读来让人感觉充满了冷静和拘谨，现实性的悲剧需要借助艺术化的表达，可是又时常被反映现实这一尺度给自我否定。在《子夜》中，小说的叙述呈现出现实性、客观性的特征，是通过消解作家的主观性和感情性造成的。<BR>　　需要注意的是，《子夜》的整个描写，叙述者是完全抽身在外的，以一个全知全能的角度打量作品中人物生存的世界，“叙事者被现代叙事作品的第一人称所取代，它并不局限在一个人或地点，而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见，而且观察问题的角度也在随时变化着”10。站在在这个角度，可以俯瞰一切人物和事态的发展，也正是这样一个叙事角度“提供了将一切主观经验客观化的条件”11。汪晖认为，《子夜》的写作是在作家的社会政治意识形态已经得到澄清的状况下进行的，“态度”的问题已经解决，重要的是社会分析，理论分析的结论构成了小说的思想阐发的前提和基础。12而这种看似被“科学分析”包裹着的“客观再现”并不是说《子夜》的现实性叙事不具主观性、绝对地反映了现实，“只是这种主观性不来自于个人经验，而是来自于作家用以分析社会的理论体系”13。这种科学体系性的结论其实是蕴藏了一种看似合理的主观性，对作品的现实性表达产生影响。<BR>    在茅盾的笔下，以吴荪甫为例。尽管他的身份是既定规范了的，但是他的形象时常也会溢出既定的民族资本家“本质特征”，他的冷酷与无奈、偶尔显示出的温情和令人怜悯的地方、他的乱梦、他和赵伯韬的斗法、与女性之间纠葛的情感交流等等，作者的情感记忆和宣泄也融入其中，更使得人物活灵活现地展现，更具有历史真实感，而不仅仅限于一个抽象化的人物。正如王晓明所说，“《子夜》绝不仅是某个抽象命题的图解，尽管其中确有图解的成分”14。<BR>　　也就是说，体系性的叙述并不意味着客观真实，直觉的描绘也不都是主观地表达。茅盾笔下所呈现的现实性叙事，正是在这两股力量的牵引下而形成的曲折的轨迹。那些被肯定为是现实性叙事的地方也包含着主观性的预设而造成的“失真”，而那些被否定其现实性叙事的地方也大量存在着直觉到的现实。<BR>　　《子夜》尽管作为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但它本身的不完满性是明显存在着的。就本文谈到的关于现实性叙事的这一点，与作者力图达到的目标、主题概念的预先设置、实际的表达形式和方法、作品呈现出的样态以及被阅读阐释等等维度都相关。在《子夜》发表后，茅盾对自己的作品也有不满意的地方。《子夜》中描述了三种人：买办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革命者和工人群众。前两种人茅盾坦言“有直接的接触，对人和事颇熟悉。至于第三种人，就只好靠二手材料，如见闻、口述之类，前两种人写得较实在、生动，革命者和工人群众显得薄弱”15。对工人形象的描绘，多少显得有些苍白无力，这在十三到十五章对罢工领袖蔡真、玛金、苏伦等人的对话可以看出。<BR>　　与《子夜》完成的时间相同，茅盾的《我的回顾》一文可以作为我们审识《子夜》的窥孔之一。他自己“所能自信的，只有两点：一、未尝敢‘粗制滥造’；二、未尝为要创作而创作，——换言之，未尝敢忘记了文学的社会的意义”，“至于我的观察究竟深刻到怎样，我的技术究竟有没有独创的地方，那我自己是一点也不敢自信！”茅盾回首自己五年的创作经历，觉得自己“进步不多”“离那真正的深刻和独创还很远”，一个写小说的人“不但须有广博的生活经验，亦必须有一个训练过的头能够分析复杂的社会现象，尤其是我们这转变中的社会，而社会对于我们作家的迫切要求，也就是那社会现象的正确而有为的反映”16。在茅盾的很多回顾自己创作的文字中，如《回顾》《回忆之类》我们都可以看到他的这种并不矫饰的谦逊。即使是在谈到《子夜》的写作时，那些关于自己身体的疾病、天气的恶劣等等看似托辞的文字，也都是告诉读者他的有限性的表现。茅盾时刻保持着对自己作品需要企及的目标的不懈追求，同时谨慎地对待外界的溢美之辞。在他的心中存在着一段距离，那就是他心目中所期望的和实际写下的作品之间的空白地带。正是这距离让他不停下创作的脚步，不放下向更高处仰望探索的姿态，也正因为这距离，让那些过分赞美或贬低的价值定位都显得苍白没有灵魂。<BR>　　“如果现在是子夜，那么将来是什么？将来当然是黎明，现在所处的是黎明前的漫漫长夜。”茅盾的时代已经离我们远去了，可是这个时代的我们真的迎来了黎明吗？漫漫长夜里，思想者们祷告着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的我们，应该如何审视茅盾所创造的传统，这关乎传统本身，也关乎我们的未来。使传统回归到历史的真实原点，并让它保持生成、转化、创造的活力，是我们被赋予的使命。</P>
<>注释：<BR>1 参看朱维铮：《壶里春秋》，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年4月，2-4页<BR>2 转引自钟桂松：《二十世纪茅盾研究史》，杭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3月，23页<BR>3 孙中田、査国华编：《茅盾研究资料（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5月，465、466页<BR>4 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11月，255-257页<BR>5 参看《二十世纪茅盾研究史》，122-129页有关邵伯周和叶子铭的部分<BR>6 汪晖：《关于<子夜>的几个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1989年1月<BR>7 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6月，171页<BR>8 茅盾：《<子夜>是怎样写成的》，摘自《茅盾研究资料集》，1979年6月，49页<BR>9  茅盾：《<子夜>是怎样写成的》，摘自《茅盾研究资料集》，1979年6月，51页<BR>10 （捷）雅罗斯拉夫·普实克（李燕乔等译）《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论文集》，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BR>8月，135页<BR>11 汪晖：《关于<子夜>的几个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1989年1月<BR>12 同上<BR>13 同上<BR>14 王晓明：《王晓明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9月，150页<BR>15 茅盾：《茅盾谈<子夜>》，摘自《茅盾研究资料集》，1979年6月，62页<BR>16 茅盾：《我的回顾》，摘自《茅盾研究资料（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5月，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