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二路
目 录
序
一、性格相异志向同
二、相逢初识在广州
三、两封来信始相知
四、携手并肩遵义城
五、风雨同舟长征路
六、披肝沥胆除外患
七、运筹帷幄大决战
八、呕心沥血建中华
九、相牵相挂夕照红
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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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翻开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可以说毛泽东、周恩来是最具个人魅力的两位政治家。一对如影随形、相辅相成的政治搭档合作长达近半个世纪，这在世界政治史上都是一个奇迹。在历史影响上，他们的名字、精神、思想和功绩都将永久地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常常有两人并称的例子。譬如太平天国的洪杨（洪秀全、杨秀清）、戊戌维新运动的康梁（康有为、梁启超）、辛亥革命时期的孙黄（孙中山、黄兴）、中国共产党建党前后的“南陈北李”（陈独秀、李大钊）等。两个人中总是以一个为主，另一个也有别人难以替代的作用，往往是相互补充和相互依存。但他们与“毛、周”相比，其逊色之处便不难立见。
毛泽东和周恩来既是杰出和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战略家、革命家，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杰出的、最高级的领袖人物，更是二十世纪叱咤风云的世界著名无产阶级政治家和思想家。生于1893年12月26日的毛泽东同出生于1898年3月5日的周恩来，两人在中国革命乃至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道路上，以及在为中国乃至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探索中，彼此之间无论是在艰苦岁月面对残酷的国内外敌人，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艰苦岁月中，始终保持真诚相待和亲密合作关系，两人围绕着共同的共产主义事业日以继夜、兢兢业业，顽强拼搏、鞠躬尽瘁，彼此所展现的信任和信赖，既是共产党人之间的深厚同志感情，也是光辉的、永世长存的无产阶级战士典范，更留下了动人的、不朽的思想和业绩。
一、性格相异志向同
韶山毛氏家族是典型的移民家族。元朝末年，始祖毛太华为避战乱，从江西吉水迁移到云南澜沧江畔，娶当地女子王氏为妻，生育八个儿子，并参加了朱元璋平定边疆的战争。明洪武十三年（1380），毛太华携长子毛清一、四子毛清四从云南来楚，定居湘乡北门外之绯紫桥。十余年后，毛清一、毛清四兄弟复卜居韶山，从此开始了在韶山艰难的创业史。“韶山风气，自鸡鸣而起，至篝灯不缀，习以为常”，一代一代的毛家人以此为发家兴族之本，硬是把一个陌生而蛮荒的地方变成了子子孙孙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家园。到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氏家族已衍派到第22代。毛泽东属家族的第20代传人。据湖南省图书馆古籍部保存的1948年的《韶山地方毛姓氏概况调查表》所载，此时毛氏家族共有七千余人。
韶山毛氏家族的最大特点是具有从军打仗的传统，尚武精神十分突出。其始祖毛太华便是“以军功拔入楚省”。此后，他的子孙秉承他的刚毅与血性，投身行伍、闯荡天下者所在多有。特别是近代湘军的兴起，更把家族的尚武精神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韶山毗邻曾国藩的家乡，得风气之先，故从湘军兴起时便有大批毛氏子弟加入其中。1881年《韶山毛氏二修族谱·凡例》记载：“自咸丰初起，小丑犯颜，兵戈扰攘，招募堵巢。吾族有志应募随征者不少，效力沙场，捐躯异地。”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毛氏子弟从军的情况。据查毛氏族谱，毛氏子弟参加了从湘军初兴，到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历次重大战役，并有63人在此过程中获得不同等级的军衔。清代军衔分提督、总兵、副将、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千总、把总和外委十级，除总兵和游击外，其他军衔均在毛氏子弟获得过。其中毛正明、毛有庆、毛恩毅三人获提督衔。1868年，同治皇帝颁发诏命，称毛正明“智既深沉，才兼恢宏”，追封其父亲毛祖蕴以上三代为“武功将军”，其母王氏以上三代为“夫人”。在后来的甲午战争以及民国初年的护国运动和护法运动中，又有毛家子弟“乘时而起”，为民族独立和民主共和而奋斗。
毛泽东便是在这样一个具有从军打仗传统的家族中成长起来的。他的父亲毛顺生、私塾老师毛麓钟、毛简臣、毛宇居等也有从军的经历。因此，家族的尚武精神对毛泽东性格的塑造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他儿时便喜欢玩打仗的游戏，对《水浒传》、《说唐》、《三国演义》等描写战争的书爱不释手。一般来说，在尚武论兵习为风气的家族中更容易产生强烈的英雄崇拜倾向，这一点在毛泽东身上反映得尤为显著。在湘乡东山小学堂读书时，他对华盛顿、拿破仑等世界一流的英雄豪杰倾慕不已，认为中国也需要有这样的人物。锻炼体魄、热衷体力竞赛是他在东山学校读书时的一大特点。20世纪50年代，当年湘乡东山学校的同学去北京看望他，他饶有兴致地回忆说：“那时，我人虽然瘦，但个子高，打耍架时一般人还不敢轻易拢我的边。我和班上力气最大的某同学交战，他也只占了个平手。”这个细节活现出毛泽东当年尚武好斗的性格。
到长沙求学后，毛泽东的尚武精神更加突出了。为援助辛亥革命，他毅然投笔从戎，在湖南新军中当了半年兵。1917年，他在《新青年》发表《体育之研究》一文，开篇即云：“国力茶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同年，他还组织同学智缴了部分北洋军阀败兵的枪支。毛泽东无疑是一介书生出身，但又极其推崇武勇，热衷体力活动，敢于进击和冒险，这是他与一般知识分子的不同之处。美国学者施拉姆在研究毛泽东时发现：“尚武，无疑是毛泽东个人性格中一个根本的特征。这个特征我们在毛泽东一生每个转折关头都能看到。”撇开特定的家族背景，我们就难以全面理解毛泽东强烈的尚武精神。
家庭生活环境对毛泽东思想性格的塑造也有重大的影响。他生长在一个典型的严父慈母的家庭。父亲毛顺生精明强干，性格刚毅而倔强。凭借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他逐步跻身为韶山冲的“小财东”。母亲文氏性情温良，恺恻（kǎi cè）慈祥，随时愿意接济和帮助穷人。毛顺生在强悍的同时也失之褊狭，表现在家庭生活中，态度专横而粗暴，妻儿对他只能言听计从。毛泽东回忆说：“我刚识了几个字，父亲就让我开始给家里记账。他要我学珠算。既然我父亲坚持，我就在晚上记起账来。他是一个严厉的监工，看不得我闲着：如果没有账要记，就要我去做农活。他性情暴躁，常常打我和两个弟弟。”表现在发家手段上，毛顺生严抠细算，有时自私到不顾亲情。他有个堂弟叫毛菊生，穷困潦倒，不得已要将赖以活命的七亩田产出卖。见有利可图，父亲急于要买进，而毛泽东和母亲认为这是不道德的，但他不顾反对，执意买下了这七亩田产。
毛泽东因为压抑和对父亲自私的不满，滋长了浓厚的反叛意识，常常与父亲闹独立情绪。13岁那年，有一次父亲设宴款待生意场上的客人，嘱咐毛泽东殷勤待客。毛泽东讨厌那些繁文缛节，不愿奉迎。父亲当众骂他“懒而无用”，这激怒了毛泽东。父子间发生了争吵。父亲更加恼怒，要动手打人。他愤然出走，父亲边骂边追上来。他跑到一个池塘边，恫吓说如果父亲再走近一步，他就跳塘。在这种情况下，双方提出了停止内战的要求与反要求。父亲坚持要他磕头认错，毛泽东表示如果不再打他，可以跪一条腿磕头。战争就这样结束了。毛泽东由此得到一个重要的启示：“如果公开反抗，保卫自己的权利，我父亲就软下来；可是如果我仍温顺驯服，他反而打骂我更厉害。”
正是在与父亲的冲突中所形成的反叛意识和家族尚武精神的结合，奠定了毛泽东一生性格的基本色调。这种进击、外张、不愿牺牲真我的性格，在青年时代展现得更为鲜明和丰满。他无所畏惧，劲直尚气，极度地张扬个性，呈现出浓烈的舍我其谁的英雄主义气概。“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这一豪迈的誓言装点了毛泽东绚丽的人生。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期间，他常对同学说，丈夫要为天下奇，即读奇书，交奇友，创奇事，做个奇男子。同学们用谐音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毛奇”。毛奇是普鲁士一个很有学问的将领。青年毛泽东经常表现出惊世骇俗的举动和言论，他因故带头驱逐第一师范校长张干，险些被开除了学籍；他将征友启事散发到女子学校，一时竟被误认为是不善之徒所为。中国的文化传统有一种轻视和挫折少年热情的根性，而青年毛泽东却大胆陈言：“老先生最不喜欢的是狂妄。岂知道古今真确的学理，伟大的事业，都系一些被人加着狂妄名号的狂妄人所发明创造出来的。”其推倒一时，开创新局之气概，跃然纸上。毛泽东终身爱好游泳，尤其喜欢在大江大海中搏击风浪，这倒不仅是为了锻炼身体，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借助这种方式表达生存意志，确证和张扬自己的本质力量。
当然，一个人性格的优点也总是伴随着某些缺点。对于自己性格上的缺点，青年毛泽东有过严格的自省。1920年6月7日，他在给黎锦熙的信中说：“我因易被感情驱使，总难励行规则的生活。”1921年1月28日，毛泽东在给彭璜的信中又承认自己“论理喜极端，论人喜苛评”，“略有骄气”，并说：“我平日态度不对，向人总是或谓为意强，实则正是我弱的表现。天下惟至柔者至刚，久知此理，而自己没有这等本领，故明知故犯，不惜反其道而行之，思之悚栗。”1988年，宋任穷在参观韶山时，回忆了他在江西中央苏区亲眼所见的一件事：毛泽东和弟弟毛泽覃争论一个问题，毛泽覃不服，毛泽东很生气，像是要打人的样子。但毛泽覃也毫不示弱地说：这里又不是毛氏宗祠。可见，一旦人的性格形成，无论其优点抑或是缺点都会不经意地流露出来。
周恩来祖籍浙江绍兴，其所属宝皊桥周氏尊周庆为始祖。周庆为迁绍始祖周茂第四代，殁后与妻合葬绍兴破塘殷家坞山麓，所以记载绍兴宝皊桥周氏族史的祭簿，称《周氏破塘祖茔祭簿》。据该祭簿记载，周庆字德芳，赠文林郎，曾任山西道监察御史。从周庆到周恩来共历18代。1939年3月，周恩来在绍兴宝皊桥周氏《老八房祭簿》中续写之谱系中写道：“恩来，字翔宇，五十房，樵水公曾孙，云门公长孙，懋臣长子，出继簪臣公为子，生于光绪戊戌年二月十三日卯时，妻邓颖超。”其中的“五十房”属绍兴宝皊桥周氏的一个支房。
如果说韶山毛氏家族呈现出“武略之美”的话，那么绍兴周氏家族则表现为“文事之优”，两者适成明显的对照。绍兴乃人文荟萃之地，仅周恩来所属的宝皊桥周氏在清代就出过两个进士，五个举人。在五个举人中，有四位是周恩来的堂伯父，即周騄鼐、周嵩尧、周嘉琛和周嘉英。周氏家族有外出当师爷的传统，推崇一种“温、良、恭、俭、让”的人文精神，幕僚文化十分发达。元明以降，全国师爷大都出自绍兴，故有所谓“无绍不成衙”的说法。师爷虽然不算官，只是幕僚，却在中国行政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明代理学家陈几亭，作文送他的朋友去绍兴当知县，文中说到，天下治乱在六部，而六部胥吏全出自绍兴，胥吏的父兄教化好了，他们就可以教化好胥吏，从而做到天下大治。于此可见绍兴儒家教化的深厚传统。周恩来的祖父周攀龙在清咸丰年间追随二哥周昂骏北上淮安，随馆学幕，并在此定居下来。周恩来回忆说：“我的家庭近几代祖先也是绍兴师爷，外祖父原籍江西南昌，也是师爷。到了祖代，两家都搬到江苏淮阴、淮安当县官，因此结了姻亲。”
淮安周家的绍兴气氛是很浓的，所以周恩来总是强调自己“原籍绍兴”。对师爷的思想、工作作风、生活习俗等，周恩来非常熟悉。他在一次家庭会议上说：“我们没有土地，为什么说是封建家庭呢？过去绍兴人靠什么为生？一靠土地，二靠当绍兴师爷。师爷很厉害的，给县官出主意的，现在叫‘秘书’。县官都用两个师爷，一个管收税，多数是沧州师爷（沧州师爷也是绍兴人迁到那儿定居的），一个管判案子，多数是绍兴师爷，都可以剥削人。”另据周恩来的秘书马列回忆，周恩来曾向他们介绍过师爷的工作方法：为主管准备材料齐而全，并提出几种处理方案，供主管选择。
在周恩来身上，我们不难看出其家族前辈某些群体性格的影子，如谦恭有礼、勤恳谨慎、精明干练以及成人之美的胸怀等。周恩来的堂伯父周騄鼐为人忠厚，不善逢迎，也不喜欢做官，“名不求高但近情”，以做幕僚为人生归宿。他1907年做江苏巡抚陈夔龙的总文案，1917年又到南京督军李纯处当主任秘书。周恩来与他的交往颇为密切。周騄鼐的长孙周尔流说：“我们周家是个受儒教影响比较深的家庭，我祖父作为清末举人，在思想上、文化上，乃至经济上给七伯（即周恩来）一定的影响和支持，这都是肯定的。”英国作家威尔逊在研究周恩来时有一个困惑不解的问题，即为什么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半个多世纪的领导中，他一贯地帮助别人升到顶端，而自己却拒绝这顶桂冠”。的确，周恩来在其政治生涯中从来没有谋求最高领导地位的愿望，尽管历史上不乏这样的机会。他一贯能够使自己的政治才能为新的领袖所器重，成为领袖的一个有价值的甚至是不可缺少的助手。周恩来这种政治性格的形成，一方面固然是他意识到自己的某些局限性，另一方面是否也与他的家族传统有一定的精神勾连呢？这是一个值得人们思考的问题。
除了家族传统，家庭生活对周恩来思想性格的影响更为直接。他自己回忆说：“我出生后……把我过继给叔父，由守寡的叔母抚养。叔母即嗣母陈氏，是受过教育的女子，在我五岁时就常给我讲故事，如《天雨花》、《再生缘》等七唱词。嗣母终日守在房中不出门，我的好静的性格是从她身上承继下来的。但我的生母是个爽朗的人，因此，我的性格也有她的这一部分。”周恩来的父亲周劭纲，早年曾向舅舅鲁小和学做师爷，但未学成。他后来长期奔波在外，谋一些小差事，一个月的工资从未超过二十元。因此，周恩来是在浓厚的母教氛围中长大的。他以后多次说过：母教的过分仁慈和礼让，对他的性格是有影响的。
周恩来虽然出身在一个封建官宦家庭，但到他的父辈已经衰落，家中的进益甚至不能维持生活。从6岁开始，他就随两位母亲一次又一次地搬迁漂泊。而且家中的变故也尤为剧烈，在9岁到10岁间，其生母和嗣母先后去世。幼小的他带着两个弟弟在亲族人的帮助和接济下靠借债、典当度日，受了不少屈辱。这种家庭境状与毛泽东那个向上走的家庭也大为不同。周恩来说：“我从小就懂得生活艰难。父亲常外出，我十岁、十一岁即开始当家，照管家里柴米油盐，外出应酬，在这方面，给了我一些锻炼。”金冲及先生主编的《周恩来传》还提供了一个细节：少年周恩来在家中墙上贴了一张纸，按封建家庭的习俗，“把亲戚们的生日、死期都记下来。到时候还要借钱送礼。东家西家都要去，还要到处磕头”。幼承家计的经历使周恩来积累了一定的办事和协调能力，同时也培养了他柔中带刚，愈挫愈奋的心理品质。当年南开中学的校董严修便称赞周恩来有“宰相之才”。明乎此，有助于理解周恩来后来成为国务活动家的角色定位。
走出淮安的周恩来，常常被浓烈的怀乡思亲之苦所折磨。1916年秋，他在一篇作文中写道，“余幼失怙恃，依于从父，津辽七载，所系梦寐者，亦仅思瞻我乡土，乐我兄弟，首我伯叔而已。乃境遇所困，卒难遂愿。”有年除夕，同学们大都回家，他的这种感情更难抑制，写道，“今日何日耶？非家庭团聚时耶？余也何如父母双亡，北堂久不闻唤子之声”，“令人泪盈枕席，竟夜不能寐矣”。翻阅周恩来的旅日日记，这种怀乡思亲的文字更是俯拾皆是。如他在1918年2月12日日记中写道：“想起来这个年，我们家里可以说是难堪极了。东西南北，分散各处。比着说，还是我处境稍优呢。扪心自问，我实在是不安，翻来覆去，也睡不着了。”与之比较，走出韶山的毛泽东体验到的主要是一种摆脱了束缚的自由感，以及探索外部世界的乐趣。他很少写家信，假期更愿意与同学一道去游学，而不是首先想到回家，尽管他对父亲尤其是母亲也怀有很深的感情。
不同的家族传统精神和家庭生活境遇塑造了不同的基本性格。如果说走出韶山的毛泽东时常表现出一股英雄之气的话，那么走出淮安的周恩来则更多地表现出“服役”的精神。这种“服役”的精神，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家族伦理情感渴求的一种转换。在南开求学期间，周恩来说过：“人之立于世，既不克效禽兽草木之自为生活，要必有赖于公众之扶持，而服役之事，乃为人类所不可免。”所以他在学校总是甘于默默地为公众做“服役”的事情，从不吝惜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正如他在给友人的信中所说的：“课外事务，则如蹳集。东南西北，殆无时无地而不有责任系诸身。人视之以为愚，弟当之尚觉倍有乐趣存于中。”毕业时，《同学录》中对他作了这样一段评语：“君性温和诚实，最富于感情，挚于友谊，凡朋友及公益事，无不尽力。”与“服役”精神相应照的，是那种谦抑虚受的品性。他从不锋芒毕露，而是事事处处想到“藏拙”。他和张瑞峰、常策欧发起成立“敬业乐群会”，大家公认他出力最多，但周恩来却坚持推举张瑞峰担任会长。1916年初，他在送给友人的一首诗中写道：“同侪争疾走，君独著先鞭。作嫁怜侬拙，急流让尔贤。”这与毛泽东“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的差别是很明显的。
一个人的性格除了受家庭背景的影响之外，还受到广泛的社会生活实践的影响。所以，尽管毛泽东、周恩来性格的基本特征分别偏于“刚”和“柔”，但是后来长期政治生活的锤炼也极大地丰富了他们的性格结构，因而构成十分复杂的多侧面的性格统一体。毛泽东曾以“虎气”和“猴气”自喻，而日本学者梨本佑平认为“鹰和鸽的极为不同的双重性格”潜伏在周恩来的体内，他待人接物的彬彬有礼和恰如其分的温和迷住了任何一个见他的人，但他有时也是“尖锐严厉的”。从总体上看，毛泽东、周恩来都是刚柔相济之人，毛泽东刚中带柔，周恩来柔中带韧，这正是他们能够在互补互济中成就大业的性格基础。
毫无疑问，毛泽东、周恩来在文化性格上各具特色，绽放异彩，但有一个大的共同点也是不容置疑的，即在早年均怀救国救民之志。
二、相逢初识在广州
毛泽东和周恩来还有一个共同点，即都经历过“五四”爱国民主运动的洗礼。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有着深远的影响，是中国被西方列强打开国门后，被迫开始自己向现代化过渡的艰难进程中嬗变的关节点。由于中国政府在战后巴黎和会上对山东权益交涉的失败，极大地刺伤了中国人特别是知识界的民族自尊心，整个社会情绪急遽左转，救亡取代了启蒙，倡导民主(德先生)和科学(赛先生)的新文化运动无疾而终。国人在极度失望之余，认为西方国家所标榜的民主自由完全是骗人的把戏，于是掉头而去，完全改变了一直以英美为师的原有的历史演进方向，转而以俄为师，拥抱激进的社会主义思潮。
“五四”运动在救亡图存的号召下，激发了中国社会各阶层极大的爱国热诚，吸引了一大批知识精英和激进青年投身其中。这批人随后成为中国共产党诞生的中坚力量。前者如陈独秀和李大钊，后者如毛泽东和周恩来，成为其中有代表性的人物。毛、周二人虽然出身、经历迥异，却在“五四”运动中风云际会，一南一北，遥相呼应，双双成为时代的弄潮儿。在“五四”前后，毛在湖南创立的新民学会以及所主持的《湘江评论》，与周在天津创立的觉悟社以及社刊《觉悟》，都是当时国内有名的社团和刊物。尽管当时毛泽东与周恩来还没有一面之交，但他们以文会友，志同道合，互相知名，彼此仰慕，则是可以肯定的。
与周恩来相比，毛泽东在中共的出道更早一些。他先是参加了中共一大，成为党的创始人之一；后又以领导自己家乡湖南工农运动的出色表现，受到中共党内的第一位大家长、人称“老头子”陈独秀的赏识，被选为中共三大中央局(相当于后来的政治局)的五人成员之一，并兼任中央局秘书，协助总书记处理中央日常工作。当时，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也很看重毛泽东，视为自己的人，在讲话中经常把他挂在嘴边上。不过好景不长，大概是由于跟马林太紧的缘故，再加上毛本人个性也太强，不愿甘居于人下，一年多后随着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的换马，毛也黯然地离开了中共的领导核心圈子，“告病”还乡疗养。
对于自己这段最初的政治沉浮，毛泽东在日后回首往事时，曾经语带调侃地作过这样的评论：“第一次代表大会我到了。第二次代表大会没有到。第三次代表大会又到了，被选为中央委员。第四次代表大会又没有到，丢了中央委员。大概我这个人逢双不吉利。”
周恩来的政治生涯起步虽然稍晚一些，却一帆风顺，后来居上。周恩来东渡日本求学，屡考不中后，一度灰头土脸，无奈之下，只好“返国图他兴”，寻找出路。适逢国内“五四”大潮的兴起，他因缘际会，投身政治运动，成为时代的弄潮儿。“五四”运动后，他随国内兴起的旅法勤工俭学的热潮，赴欧求学。在为个人寻找谋生之道的同时，深为“五四”大潮所激荡的周氏已经把此行的目的更多地放在寻求如何挽救国家危亡的解决办法上。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惟在求实学以谋自立，虔心考查以求了解彼邦社会真相暨解决诸道，而思所以应用之于吾民族间者。”经过短暂的踌躇徘徊之后，周恩来如同当时中国大多数的热血青年一样，面对国难深重的时局和战后欧洲百业凋敝的双重现实，放弃了原先一度倾心的英式渐变道路，在当时流行的各种社会思潮中，选择了最为激进的俄式革命道路，作为拯救中国的手段，成为职业革命家。他先是加入了中共八个发起组之一的巴黎共产主义小组，后又筹组了旅欧少年共产党，是中共旅欧党组织的主要领袖之一。1924年7月，他在国共合作的形势下奉命回国，就任国民党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由此奠定了周氏一生在国共两党的历史地位。
黄埔军校不仅是蒋介石的嫡系，由他亲自兼任校长，而且也是培养中共军事人才最初的摇篮。国共两党的许多高级将领都是黄埔出身，因此与周恩来有着师生之谊。更重要的是，这一经历使得周氏脱颖而出，成为中共领袖中实际掌握军事武装的第一人。在这一点上，中共党内其他人包括毛泽东在内都无法与其相比，正是凭借这样的资本，周恩来先后出掌中共广东区委和中共中央的军事部长，成为早期中共领袖中的实力派人物，是中共军队的创建人，与军队众多将帅有着很深的关系。
1925年10月，毛泽东从长沙到广州担任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周恩来当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兼任第一军第一师党代表、广东东江各属行政委员。
至于毛泽东、周恩来初次会面的确切日期，则是在1926年的中山舰事件(又称"三二O事件)之后。中山舰事件是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蜜月的结束和两党分道扬镳的开始。事变的起因，国共双方各有不同的说法，大致经过是：国民党二大后，蒋介石深感国民党大权旁落，又在党内对手中受到苏联顾问和汪精卫联合打压，遂在国民党右派的推动下，决意展开反击，护党自卫。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借口由中共党员担任舰长的中山舰异动，汪精卫与苏联顾问合谋准备将他绑架到苏联海参崴的流言，在广州宣布戒严，派兵解除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包围苏联顾问团住地，并要求所有中共党员退出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此后，蒋氏完全掌握了国民政府的军事实权。事变发生后，当时正在广州的毛泽东和周恩来一起分析了当时的形势，都主张进行反击。周后来在延安整风期间这样回忆道：
“三月二十号事变是国共关系的一个关键，这以前广东省委主张进攻，上海中央主张退守。事变打击的主要对象是俄顾问、黄埔共产党、省港纠察队。我在富春家遇毛，毛问各军力量，主张反击。”“我听了毛的话，找季山嘉(苏联顾问)，他说不能破裂。而当时的军事力量是可以反蒋的”。
由于当时作为中共太上皇的苏联顾问主张退让妥协，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也只好听命。这样，中共党员被迫全体退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和黄埔军校，周恩来本人则被免去第一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的职务。
毛泽东、周恩来之间的这次邂逅相遇，虽然来去匆匆，商讨出来的对策也没有被上面所采纳，从而影响时局，但却成为毛、周两人日后在政治上几乎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合作的开端。
三、两封来信始相知
1927年中国的大革命失败后，中共被迫转入地下，在以牙还牙，武装反抗国民党屠杀政策的同时，摸索探求重新复兴中国革命的道路。从这时起，毛泽东、周恩来二人开始在政治上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
毛泽东在湖南领导秋收暴动失败后，率部开赴井冈山，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建立了中国的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做“革命的山大王”。
作为一个农家子弟，毛泽东对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中国国情自然有着一种比他人更为深切的领悟。他首先认识到中国的共产革命实质上是一场农民革命，而国民党统治最薄弱的环节也恰恰在农村。中国革命的道路必须适合这一国情。基于这种认识，毛在以后的实践中开始离经叛道，大胆向俄国十月革命的模式挑战，逐步形成了自己一整套的关于中国革命发展战略的主张：中国革命应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而不是像十月革命那样一味搞城市的武装暴动。
与毛泽东的离经叛道相比，周恩来则显得循规蹈矩得多，缺少毛的那种特立独行，大开大阖的领袖气魄。他在领导南昌起义一炮打响后，并没有跳出“城市中心论”的窠臼，像毛那样深入农村，就地闹革命，而是率军劳师远征，南下广东，打算攻占海口城市，取得苏联的援助，再举行第二次北伐，结果兵败潮汕，不得不乘一叶扁舟逃往香港。
不过，南昌起义的失败，并没有使周恩来从此在政治上一蹶不起。相反，他在这一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革命精神、组织才干，特别是善于求同存异，团结各种人一道工作的品格，在中共党内得到了一致公认。当时，共产党内聚集了一大批富有理想、勇于献身的有志青年。但问题是当这些人聚集在一起时，就难免争强好胜，磕磕碰碰，互不服气。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的克己忍让，顾全大局，善于同各种人打交道的为人，就格外被人们所看重。这也是他能够脱颖而出，并长期留在中共的领导核心圈中的重要原因之一。
正因为如此，在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十一月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和周恩来虽然同为领导暴动失败而受到惩办，但毛却是被撤销了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而周则只是受到了党内警告处分，然后又被委以重任，被增选为政治局常委，从此正式参与中共中央的核心领导。在稍后举行的中共六大上被继续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兼常委秘书长和中央组织部长。在此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周恩来是中共中央工作的实际主持者。
这样，周恩来便成为毛泽东的顶头上司，前后大约有八年的光景。由于他们两人在中共党内所处的地位不同，因此两人看问题的角度和出发点大不相同。毛所领导的红军由于一直处在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包围之中，因而事事处处必须一切从实际出发，容不得半点马虎大意，稍有不慎，就会招致重大挫败乃至全军覆灭。周恩来则被夹在莫斯科的指令和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之间，考虑更多的是如何贯彻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决议，至少也是把两者如何结合起来的问题。这固然是和周本人天性柔弱，富于调和有关，做事总是奉命唯谨，习惯于围绕着共产国际的指挥棒转，用他后来在延安整风中检讨自己的话来说是“党内奴性”作祟；但更多的应该说是当时形格势禁的结果——中共是共产国际下属的一个支部。按照组织原则，中共必须绝对听命于共产国际。因此，中共手里的自主权少得可怜。
共产国际是根据苏联的国家利益制定其策略的。且不说这样势必脱离各国革命的实际，而且又总是根据联共党内斗争的风向，指令各国共产党开展各种反倾向斗争；也就是说，莫斯科刮什么风，中共党内就下什么雨。因此，毛泽东的种种离经叛道的言行，自然为共产国际所不容而成为党内反倾向斗争的目标。
在这种情况下，毛、周之间的角色冲突就变得不可避免，尽管这并非是周恩来的本意，他只是在奉命行事。再加上当时中共党内开展的反倾向斗争往往实行在政治上置人于死地的做法，用当时流行的党内斗争术语，叫做“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就使得事情变得更加雪上加霜。
1929年6月，在中共红四军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的前委书记落选，被迫离开自己一手创建的红四军。这对于视枪杆子为命根子的毛来说，无疑是政治上的一大打击。这种下级党组织内部的斗争，远在上海中共中央的周恩来并没有直接卷入，按说对此不应该负什么责任。不过，事情的起因却与他起草的那封中央“二月来信”多少有些干系。
还在中共六大期间，共产国际代表布哈林提出分散红军的主张，认为如果集中，不仅目标大，容易被敌人消灭，而且难于保障部队的给养，“会吃光农村里的最后一只母鸡”。回国后，周恩来便根据这一意见，于1929年2月间起草了中央致毛泽东、朱德并转湘赣边特委的指示信。信中除了要求他们将主力红军分成小股部队，“散入湘、赣边境各乡村中进行和深入土地革命”，以“避免敌人目标的集中和便于给养与持久”外，还提出调朱德、毛泽东离开红军，说：“两同志得到中央的决定后，不应图于一时群众的依依而忽略了更重大更艰苦的责任，应毅然地脱离部队，速来中央。”作为相应措施，随后周恩来还指派刚从苏联回国的刘安恭参加红四军的领导工作，担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兼临时军委书记。
应该说，中央的“二月来信”显然是典型的高高在上，不切实际的照搬主义。问题还不仅仅于此，更糟糕的是此举致使红四军领导内部早已存在的分歧表面化，形成了激烈的争论。从表面上看，争论的焦点是围绕着党和军队的关系等建军原则问题进行的，但实际上却是人们对身为党代表的毛泽东大权独揽，搞“书记专政”的家长制作风表示不满。
当时还是红军初创时期，毛泽东在政治上的高明之处还没有充分显露出来，因而人们对他还不大服气；另一方面却对他脾气暴躁，说话刻薄，喜欢独断专行的作风颇有怨言。相形之下，朱德既有带兵经验，人缘又好，作风民主，平易近人，所以更受人拥戴。在这种情况下，自恃有中央作靠山，并怀有个人企图的刘安恭又浑水摸鱼，以中央“二月来信”为尚方宝剑，四处活动，挑动舆论，指责毛泽东不服从中央分兵游击的决定，散布红四军领导中分为两派：一为拥护中央派，一为反中央派，指责毛所主持的红四军前委“管得太多”，“权力过大”，逼其交出军权。这就使得情况变得更加复杂，红四军七大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召开的，毛泽东落选后，一气之下索性撂挑子，跑到蛟洋“养病”。后来红四军曾几次三番请他回去主持工作，但遭到毛的拒绝，理由是在没有分清是非前，不能轻易回去。毛还复信挖苦了接替他担任前委书记的陈毅一顿，说：“我平生精密考察事情，严正督促工作，这是陈毅主义的眼中钉。陈毅要我做八面美人，四方讨好，我办不到。我不能够随便回来，这个路线问题不解决，我就不能回来。”
这样，在缺少了毛这个主心骨后，红四军军心涣散，连吃败仗，陷入了严重的危机之中。事情后来没有闹到完全不可收拾的地步，还是靠周恩来居中调解，化解了这场风波。不然的话，由毛泽东唱主角的中国现代历史大概就要重新改写了。因为成为“光杆司令”的毛本人纵使再有雄才大略，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无法演出日后的”天翻地覆慨而慷”的历史活剧来了。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先是毛泽东在四月间以红四军前委的名义复信中共中央，批评中央的“二月来信”对客观形势及主观力量的估计“都太悲观”，“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当时下级党组织像这样毫不客气地批评中央的作法是不多见的。这显示了毛蔑视权威，敢于抗上的个性。而作为中共党内最高军事首脑的周恩来在六月间收到毛的这封辗转来信后，表现出相当的民主作风，并不认为这是在违忤抗命，相反还觉得毛的申述意见不无道理，便站在中央的角度作了自我批评，承认中央“二月来信”中让红军分散等问题“是有些毛病” ，并且不再坚持让朱、毛离开部队，而改为希望红四军前委指派一得力人员前来中央讨论问题。
在解决红四军领导内部的分歧时，周恩来充分显示了善于调解党内矛盾的本事。对毛泽东与朱德之间的纠纷，他不偏袒任何一方，而是采取了息事宁人的态度，各打五十大板。尽管他作为朱德的入党介绍人，与朱德的个人关系更熟一些。因为在周看来，这种在大敌当前，“放任内部斗争，关门闹纠纷”的作法，只会使亲者痛、仇者快。
为了维护已经形成的毛泽东作为红四军政治领导中心的地位，周恩来首先批评了红四军七次大会对毛泽东的处置，强调“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机关，这是正确的，绝不能动摇。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同时也批评了毛泽东落选后撂挑子不干的作法，指出这是“不应有的消极观念”。最后代表中央宣布仍然由毛继续担任红四军的前委书记。
根据周恩来的意见，中共中央在九月间发出了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史称“九月来信”。信中对红四军领导内部的这场风波作了结论，并要求前委做到：第一，应该团结全体同志努力向敌人斗争，实现红军所负的任务：第二，前委要加强领导机关的威信与一切非无产阶级意识作坚决的斗争：第三，前委应纠正朱、毛两同志的错误，要恢复朱、毛两同志在群众中的信仰；第四，朱、毛两同志仍留前委工作。经过前委会议，朱，毛两同志诚恳接受中央指示后，毛同志仍为前委书记，并须使红军全体同志了解而接受。
中央“九月来信”虽然对毛泽东也作了某些批评，但更多的还是在政治上为毛撑了腰。这与其说是周恩来对毛本人有多大的好感，不如说是着眼于大局的考虑。而毛本人也识时务地趁机转圆，重返军中。借贯彻中央”九月来信”精神之机，毛泽东在红四军中重新站稳了脚跟，由此确立了更加牢固的领导地位。这对毛以后的政治生涯产生了莫大的影响。因为红四军是当时中共军队中最精锐的一部分，也是毛日后赖以打下红色江山的最大本钱。
四、携手并肩遵义城
红军长征前，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军事上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是红一方面军的领导人。周恩来对毛泽东军事上的才能是非常信任和倚重的。
1932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要求中央苏区的红军攻占南昌等中心城市。毛泽东找周恩来谈了自己的意见，认为以目前红军的力量不应打大城市，可以打一些地主土豪的寨子。周恩来听取了毛泽东的意见，并致电中央说明红军目前攻打中心城市的困难。但王明路线的执行者们坚持要红军攻打城市。结果红军打赣州久攻不克，只好撤回。周恩来派项英去请被王明一伙闲置在一边的毛泽东。毛泽东在听到“恩来同志请你下山”的口信时，不顾贺子珍要他等雨停了再走的劝告，冒着倾盆大雨匆匆下山了。
自此以后，周恩来对毛泽东的军事才能更加信任，也更注意发挥他的作用。
1932年3月30日，率红军东路军行动的毛泽东根据敌我情况作出一个正确判断，他致电周恩来，提议攻打福建的漳州、泉州，开创革命根据地新局面。周恩来同意毛泽东的提议，并亲自前往长汀，负责调动兵力，筹集给养，保障前线需要。4月，在毛泽东、朱德领导下，红军取得了漳州大捷，歼敌约四个团，缴获了大量物资。
周恩来到中央苏区后没有按照王明路线办事，而是多次听取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使临时中央感到十分不满。1932年10月上旬，中共召开了历史上著名的宁都会议。会上，一些人提出要把毛泽东召回后方，专门负责中央政府的工作，而由周恩来负军事全责。周恩来不同意这个意见，他认为：“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贡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
1932年10月后，周恩来担任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1933年春，他和朱德指挥红军粉碎了国民党军对苏区的第四次大规模“围剿”。在指挥红军转战南北，连连获胜时，他仍思考着如何发挥毛泽东的军事才能问题，他一再致电临时中央，力主恢复毛泽东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他认为“毛泽东的经验与长处，还须尽量使他发展”，并强调“有泽东负责，可能指挥适宜”，恳请中央再三考虑前方意见。在周恩来的坚持下，毛泽东终被恢复了军中的职务。
1933年12月20日，王明一伙就以统一前后方指挥为名，将周恩来、朱德调回后方，取消“前方总部”。广昌战役后成立了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政治上由博古作主，军事上由李德作主，周恩来只是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实行。周恩来曾经说,当时“李德成了总司令，我连参谋长都不如，只是一个参谋处长”。博古、李德等人多次否定了周恩来、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在他们的错误指挥下，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大片根据地丧失，红军不得不进行长征。
1934年10月，红军主力被迫离开中央苏区，向湘鄂西地区转移。红军这次反“围剿”的失利主要是王明“左”倾错误路线造成的，但他们不但没有丝毫反省，而且继续打击毛泽东等人，不让毛泽东随军行动。毛泽东坚持要与红军一起长征，周恩来在关键时刻支持了毛泽东的意见，从而为一代伟人后来纵横政坛、叱咤风云提供了最基本的条件。
1934年12月18日，红军到达黎平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著名的黎平会议。这次会议仍由周恩来主持，毛泽东阐述了他的改变行军方向的主张，周恩来继续支持毛泽东的意见，而博古仍坚持按原计划执行。会议经过争论，最终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决定挥师抢渡乌江，然后向敌人统治力量相对薄弱的贵州进军。会后，周恩来把黎平会议决定告知没参加会议的李德，李仍不同意,两人吵得很厉害,引起了周恩来少有的震怒。据周恩来警卫员回忆,周恩来气得把桌子一拍，桌上的马灯被震得跳起来，灯火都熄灭了，这才把一向自以为是的李德镇住了。正是由于采纳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正是周恩来在关键时刻发挥了作用，黎平会议后，中央红军赢得了主动，挥戈西指，不仅打乱了国民党军的原有部署，而且连战连捷，极大地重振了士气。
1935年1月，红军攻占黔北重镇遵义，1月15日至17日在遵义召开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周恩来和大多数人都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积极拥护毛泽东在党中央领导地位的确立。
周恩来在这次会议中对毛泽东的复出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他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军事领导人之一，在党内和军内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威望，在遵义会议上正是因为他与“左”倾教条主义者坚决斗争，积极支持毛泽东进入中央决策核心层，从而为确立毛泽东在党内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创造了根本条件。毛泽东对周恩来在遵义会议上的作用有过很高的评价，后来曾经对贺子珍说过：“那时争取到周恩来的支持很重要，如果周恩来不同意，遵义会议是开不起来的。”
五、风雨同舟长征路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与周恩来共同组织指挥了工农红军的长征。
遵义会议纠正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但长征红军的出路问题仍尖锐地摆在新的领导人面前，最重要的问题是红军要有明确的战略方针指引战略方向。遵义会议后党中央关于红军战略方针曾经有过几次变化，直到两河口会议上才确定了北上川陕甘的战略方针。这个战略方针是根据形势变化，以有利红军，有利创建新根据地而确定的，它由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中央和军委领导人酝酿提出。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为统一战略思想，讨论和决定战略方针而召开的两河口会议上，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作了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提出并详细解释了北上川陕甘的战略方针。会议经充分讨论，肯定并通过了周恩来提出的战略方针。正是在这一战略方针的指导下，红军继续北上。这与红军长征的战略总方针——“北上抗日”正相吻合。在北上过程中，根据新的形势，经沙窝会议和毛儿盖会议将战略方针做了具体调整，将战略方向放在西北，并最终经俄界会议和榜罗镇会议决定立足陕北。长征万里，无后方，流动作战一年之久的红军终于找到了战略转移的落脚点，同时完成了中国革命重心的北移，得到了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并因而得到了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前进根据地。
遵义会议后，红军的重大行动都是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共同指挥下进行并取得胜利的。中央三人指挥小组成立后，周恩来不仅是红军行动的决策者，而且是战役战斗的具体准备和组织实施者。当时担任红九军团政治部主任的黄火青回忆说：“我们打胜仗靠的是毛主席战略方针路线，但每次战役布置，使战争胜利是靠周副主席指挥的。”当毛泽东的主张还不被大家理解和接受时，周恩来则出面进行协调，作说服工作。由于周恩来在红军干部中有很高威信和较大影响，他又谦虚、诚恳、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加上他天才的协调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和语言艺术，他的工作使红军行动的重大决策得以顺利实施。在毛泽东与周恩来共同指挥下，中央红军通过四渡赤水战役、大渡河战役而迅速北上，实现了与红四方面军的胜利会师，以后继续北进，战胜了严酷恶劣的自然环境，实现了红军的战略方针。周恩来还坚强地战胜了疾病，以自己战胜疾病与自然的意志和精神，鼓舞、激励着红军战士，胜利完成了长征。
两河口会议确定了北上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认为这是抗日的需要，红军发展的需要，也是切实可行的。6月29日，周恩来根据这一战略方针代表中革军委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但张国焘会后却在暗中酝酿和推行他的南下主张，他还以“组织问题”为借口，向党中央伸手要官要权，并拖延执行北上方针和战役计划。周恩来从顾全大局，加强两军团结，实现北上方针出发，主动提出辞去红军总政委的职务，让与张国焘。但张国焘仍借故拒绝执行《松潘战役计划》，致使红军失去了夺取松潘的有利时机，不得不改变北上路线。
1935年7月21日至22日，为增强党和两大主力红军的团结，统一部队的组织与指挥，中共中央召开了芦花政治局会议，回顾红四方面军的历史，总结其经验与教训。周恩来在发言中肯定了红四方面军取得的成绩，同时也诚恳严肃地对张国焘的错误提出了批评，督促张国焘在总结经验教训中认识中央的正确主张，执行中央的战略方针。张国焘勉强率红四方面军北上。
当红一、四方面军进至毛儿盖时，中央政治局在沙窝召开会议，重申北上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周恩来在会上明确指出，我们的最高原则是作战胜利，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一致，所以要将问题尽量提高到最高原则上来解决。针对张国焘的错误，周恩来强调，从今以后，全党全军要有一致的行动，坚决维护和执行党中央的战略方针。周恩来本人则模范地维护和执行了党中央的战略方针。以后，周恩来因病未能出席毛儿盖会议，但他坚决执行了党中央的决定，按中央要求，率领右路军北上占领了包座，打开了向甘南进军的门户，为创建川陕甘根据地打下了基础。当张国焘拒不执行中央北上战略方针而一意南下时，周恩来与之坚决斗争，他同毛泽东等人讨论后联名电告张国焘，“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极端不利” 。由于周恩来立场坚定，态度鲜明，坚决执行中央的战略方针，被中央委以指挥右路军的责任，又在俄界会议上被一致推举为负责军事领导的中央五人团成员之一。当张国焘公然分裂党和红军时，周恩来同中央领导人一起，采取果断的措施，及时的行动，脱离了危险。以后在周恩来及党中央领导人的多次挽救和积极争取下，张国焘终于率领红四方面军北上，从而使两支主力红军保持了团结和统一。
在执行北上战略方针过程中，中央根据形势的变化，对战略方针做了相应的积极的调整，最后确定红军落脚陕北，建立巩固的陕北根据地。毛泽东、周恩来为红军落脚陕北，主力红军会师，粉碎国民党对红军的军事围剿政策，从而胜利完成长征；为建立西北统战局面，使陕北成为民族解放战争的根据地，从而开始国内革命战争向民族解放战争的转变做了大量工作。
首先，毛泽东与周恩来等领导人一起，指挥了粉碎敌人围剿陕北的直罗镇战役，为党中央把全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一个奠基礼。在下寺湾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分工负责组织局，主要做党的工作，在军事行动中负责后方军事工作。但毛泽东坚持认为前方需要周恩来，于是中央同意周恩来暂与毛泽东一起到前线。在随即成立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周恩来担任副主席，与毛泽东一起指挥了直罗镇战役。战前，周恩来参与了军事决策和战役部署，组织团以上干部实地察看战场地形，他亲自组织制定了作战部署，并亲自布置战役打响后的救护、后勤保障等工作。战斗打响后，他与毛泽东等亲临前线指挥作战，甚至亲临前沿阵地。这次战役的胜利，打乱了蒋介石进攻陕北的计划，粉碎了蒋介石对陕甘苏区的围剿。
其次，毛泽东与周恩来一起纠正了陕甘苏区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和红二十五军中遗留的鄂豫皖苏区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克服了内部的政治危机，团结了十五军团和陕北的干部群众。党中央专门组织了领导小组，调查处理，平反冤案。周恩来陪同毛泽东一起看望了被释放的红军指战员，他还专门就刘志丹被捕一事作了说明，高度赞扬了刘志丹等同志的功绩，赞扬了陕北根据地的军民，他号召大家要吸取教训，同时要胸怀宽广，顾全大局，加强团结，一致对敌。此后，周恩来又受党中央委托，分别找受过委屈的同志谈话，鼓励他们为革命、为人民顾大局，建功勋。
第三，毛泽东与周恩来一起决策指挥了东征和西征，使陕北根据地在发展中得到了巩固。进入陕北，虽然得到了根据地，但根据地的条件是有限的，仍有许多困难，党中央决策在发展中求巩固，为此组织了中国人民抗日先锋军，由毛泽东亲率东渡黄河，抗击日寇。周恩来负责后方工作，为东征胜利及回师做了许多细致的策应工作，如主持做好东北军的工作，消除东征红军的后顾之忧，指挥留守部队保护渡口，准备船只，迎接东征军胜利回师。东征军回师不久，周恩来又协助毛泽东指挥了西征，迎接红二、四方面军，终于在1936年10月，实现了三大主力红军会师。
第四，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迎接二、四方面军，为会师后的三大主力红军团结一致，开拓革命新局面作出了贡献。迎接二、四方面军的任务非常艰巨，一是经过长途跋涉的二、四方面军十分疲惫，而敌情却紧急又严重，蒋介石调集重兵进攻，欲乘红军立足未稳给以歼灭性打击，特别是兵强马壮，装备精良的胡宗南军已逼至山城堡地区。二是由于张国焘长期欺骗宣传，四方面军一部分指战员对中央缺乏了解，有的甚至心存疑惧，张国焘更是心怀叵测，处理稍有不慎，后果不堪设想。周恩来首先部署指挥一、二、四方面军相互配合进行了山城堡战斗。经一昼夜激战，歼敌一个多旅，余敌仓皇后撤。山城堡战斗是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的第一仗，也是三大主力红军结束长征的一仗，打好这一仗对红军长征划上圆满句号意义重大。完全粉碎了国民党对红军的军事围剿政策，为最终结束国内战争创造了条件。张国焘说：“这次战争，周恩来的贡献最大。”周恩来还花费了大量时间看望四方面军指战员，利用一切机会向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介绍中央红军到陕北一年来形势的巨大变化，使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了解了中央和中央的精神，解除了他们的疑惧，理解了中央的政策，使会师的红军消除了隔阂，增进了团结，形成了执行中央政策的力量，形成了夺取胜利的力量。
抗日是我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东北时就提出并向全国公布的主张，“北上抗日”是红军长征的出发宣言，是红军长征的战略总方针，红军由此走向抗日的前沿。1935年6月15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共同发布了《为反对日本并吞华北和蒋介石卖国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华北，反对蒋贼等卖国，坚决对日作战，恢复一切失地，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当红军东征时，周恩来坐镇陕北，一方面做东征后方工作，另一方面积极做张学良的工作，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劳作。周恩来执行瓦窑堡会议确定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对东北军被俘官兵做了大量教育工作。为了争取和团结张学良，周恩来还冒着生命危险，前往国民党暗探和土顽武装密布的东北军防地延安，同张学良进行秘密会谈。通过开诚布公地交换意见、交流思想，张学良迅速走上了联共抗日的道路，西北统战局面迅速形成。同时在会谈中，周恩来也敏锐地意识到蒋介石在各方敦促和逼迫下亦有抗日可能，而且只要蒋介石不公开降日，对蒋介石的态度将关系到能否建立全国范围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根据周恩来的分析和建议，中共中央开始放弃“抗日必须反蒋”的口号，逐渐改反蒋抗日为逼蒋抗日，向联蒋抗日以及国共合作迈进，从而使全民族统一战线走上了现实的实现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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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1-29 16:4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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