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选择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布袋和尚

作者：蒲国良
来源：《科学社会主义》2009年第1期


    摘要：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与实践的探索过程，就是一个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不断选择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选择的逻辑结果，它既是对世界上既有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与发展模式进行反复比较之后的一种自觉选择，也是对中国自身现代化建设长期探索历程中各种建设方案与建设道路反复比较之后的一种自觉选择。我们要适应国内外形势新变化，坚持改革创新，不断完善适合我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

关键词：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社会主义发展模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一、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与实践探索的过程就是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不断选择的过程

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各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便是选择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各自的国情，对这一重大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可以说，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与实践的探索过程，就是一个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不断选择过程。

在列宁时期，首先就遇到了走军事共产主义道路还是走新经济政策道路的艰难抉择。军事共产主义一方面是战争环境下应对战争的临时性选择，另一方面又被俄共(布)领导人视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捷径，因为军事共产主义所实行的广泛的国有化，高度的计划化以及废除货币，实行义务劳动制等，都与当时十分流行的社会主义观念相契合。加上弥漫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中急于奔向共产主义的理想主义与急切心理，以及战争环境中一系列非常措施成效卓著，军事共产主义政策一度被看成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正常途径和正确道路。列宁后来也承认，“我们为热情浪潮所激励”，“计划(说我们计划欠周地设想也许较确切)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分配。”①事实表明，在战争结束之后，仍然固守军事共产主义政策，便会脱离俄国的实际，脱离广大农民的要求，必然招致广大人民群众的抵制和反抗。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列宁适时转向新经济政策，开始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路。这是一种全新的战略选择。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就是承认和利用商品货币关系，承认和利用市场的积极作用，允许多种经济成份并存。“新经济政策的最深刻的意义在于”，它“第一次开辟了各种经济力量、各种经济成分互相繁荣的可能性，而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得到经济的增长”。②在军事共产主义与新经济政策这两条建设道路的比较中，列宁最终选择了新经济政策道路。

列宁去世后，是沿着列宁的新经济政策道路继续探索，还是改弦易辙，另辟蹊径，联共(布)党内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当时比较成型的方案有三个，即托洛茨基方案、布哈林方案和斯大林方案。③对于以新经济政策取代军事共产主义，托洛茨基是赞成和支持的，他也从来没有否定过新经济政策的必要性。但是，当新经济政策的探索逐步深化之后，托洛茨基越来越关注新经济政策的消极后果，认为继续实行新经济政策，国家将会发展到资本主义去。为了防止这种危险，应该消灭私人资本，实行计划经济。他强调发展国营工业和超高速实现工业化，强调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一切以工业为中心，严格服从国营工业的利益，实行“工业专政”。布哈林把新经济政策看成是列宁晚年所设想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宏大的发展战略，并进一步发挥和发展了列宁晚年的思想，更加突出市场机制的作用，鼓励而不是限制农民走向富裕，强调以“乌龟速度爬行”的方式建设社会主义，主张工业和农业、工业内部各部门之间与农业内部各部门之间、积累和消费之间的协调发展。在斯大林看来，新经济政策是战争结束后恢复时期的一种特殊政策，当经济恢复达到一定程度后，当苏联有了建设的初步积累之后，就应当果断中止这种缓慢的、不正常的发展战略，转而采取高速度的发展战略，而且要不断地加速度，直到赶上和超过已经工业化了的西方列强。斯大林的加速发展是指工业的发展，而且主要是指重工业首先是军事工业的发展，他强调重工业可以脱离农业和轻工业而依靠其自身的扩展。为了解决工业化的资金来源问题，斯大林主张实行“贡税”政策，即利用工农业的剪刀差从农民那里攫取更多的资金。在列宁去世后至20世纪30年代初的这段时间里，在党内各种政治力量的反复较量中，斯大林成了胜利者，斯大林的建设方案随之成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苏联最终形成了后人所称的斯大林模式，即社会主义的苏联模式。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1948年经济基本恢复到战前水平后，苏联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在国际上，这时的苏联已不再是资本主义包围中的孤岛。在国内，一方面，苏联的经济文化水平较之20世纪30年代有了相当大的发展和提高；另一方面，过度集权体制的弊病日益暴露，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国家亟需步入和平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的正常轨道。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党内外的改革呼声愈来愈强烈，并在经济和政治生活的各个领域表现出来。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又面临着一次新的抉择：是固守还是改革?斯大林最终选择了前者。结果一大批改革的倡导者、推动者、实践者受到整肃，斯大林模式日益凝固化、僵化，并由社会主义建设的非常模式演变成了正常模式，甚至被视为是惟一正确的模式。这不仅堵死了苏联自身的改革之路，而且阻断了东欧国家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多样化选择。20世纪50—80年代，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都进行了改革传统模式，探索新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尝试。在苏联有赫鲁晓夫、柯西金的改革；东欧国家有南斯拉夫、波兰、匈牙利等国家的探索，甚至出现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中国也提出“以苏为鉴”，试图找到一条符合自己国情的建设道路。改革打破了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神话，也深化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促进了各社会主义国家对建设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虽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各国的探索都程度不同地受到苏联模式的打压，但通过一次又一次改革浪潮的冲击，“走自己的路”已经基本成为各国的共识。也正是在改革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南斯拉夫模式、匈牙利模式、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等等。但总体上看， 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社会主义改革普遍存在着不全面、不配套、不协调的弊病，始终受到苏联模式的钳制和束缚。这主要表现在经济改革没有其他方面改革的相互配合，经济体制内部的各项改革互不协调，理论与实践的探索没能形成良性互动关系，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改革探索也没能形成相互推动、协同前进的局面。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探索虽然因为苏联东欧国家的剧变而使得社会主义国家在总体发展上遭到重大挫折，但它也为现实社会主义彻底挣脱苏联模式的束缚提供了契机。在经历了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多次比较、鉴别、选择之后，在深刻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自身经验与国际经验的基础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终于脱颖而出，成为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一道亮丽风景。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选择的逻辑结果　　

从横向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世界上既有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与发展模式进行反复比较之后的一种自觉选择。

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影响最大的是苏联模式，即斯大林模式。但事实表明，“这个模式在苏联也不是很成功”④，还在1980年3月，邓小平就明确指出，“苏联搞社会主义，从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算起，已经六十三年了。但怎么搞社会主义，它也吹不起牛皮”。⑤后来又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⑥也就是说，第一，在苏联的发展历程中，斯大林模式也不是惟一的选择，除了这个模式之外还曾经存在着一个“比较好”的“列宁的思路”，即新经济政策的思路。第二，苏联模式搞了很多年，在苏联本国也不是很成功的。第三，我们过去曾经照搬的是一种在其母国本来就不是很成功的模式。第四，“即使在苏联是百分之百的成功，但是它能够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吗?”⑦回答显然是否定的，因为各国的实际情况是不相同的。

东欧的南斯拉夫、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家曾经为冲破斯大林模式进行过艰苦的努力，甚至付出过血的代价，其中尤以南斯拉夫的自治社会主义独树一帜。我们曾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沿袭斯大林的观念，认为南斯拉夫搞的是修正主义。文革结束后，中国共产党曾派出专门的代表团考察南斯拉夫。考察所得出的结论是南斯拉夫虽然坚决拒绝了斯大林企图强加给他们的社会主义模式，但南斯拉夫所走的仍然是社会主义道路。⑧在改革开放之初的特定历史背景下，中国曾经以极大的热情介绍了南斯拉夫、匈牙利等国的建设与改革成就，对南斯拉夫的自治社会主义和匈牙利道路等一度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但站在改革开放潮头的中国很快便发现，无论是南斯拉夫还是匈牙利，不管它较之苏联走多远，但都不足效法，不仅是因为中国与这些东欧小国没有多少可比性，更重要的是因为即便是在改革斯大林模式方面走得最远的南斯拉夫和匈牙利，也都没能够彻底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和束缚。

不仅如此，在历经文化大革命的劫难之后，中国对于世界上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各种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都进行了认真的考察与比较，并且开始从积极的方面肯定包括民主社会主义乃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好的经验，切切实实地体会到：“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⑨

当然，经历了革命和建设的多次挫折与成功的洗礼之后，我们同时也认识到，“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的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⑩

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视野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已远远跳出了传统科学社会主义的窠臼，但它显然也不属于民主社会主义的发展谱系，更不是要走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包括传统科学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以及其它各种主义之科学成果的吸收、借鉴与扬弃，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新发展，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道路，是社会主义实践的新探索，是社会主义理论的新阐发，凸显了当代社会主义的新形态，正在形成社会主义的新模式。11

从纵向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中国自身现代化建设长期探索历程中对各种建设方案与建设道路反复比较、借鉴、扬弃后所做出的历史性选择。

自鸦片战争以后，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才能摆脱积弱，走向富强，成了中国先进分子苦苦求解的难题。从最初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到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一次次探索都以失败告终。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最终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但辛亥革命也没能从根本上改革中国的落后状态。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失败直接导致了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迅速发展，从而在知识界掀起了一个更加广泛地向西方寻找真理以改造中国的热潮。各种设计、方案纷至沓来，并进行着激烈的争论和斗争，其背后的各种政治势力也进行着反复的较量，结果是中国人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第一个方案是通过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创造性的现代化建设模式。12经过广泛的理论宣传与实践效应，到新中国成立前后，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理论已为各阶层人民广泛接受，其基本精神载入了作为新中国临时宪章的《共同纲领》，并指导了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的短暂实践中，在生产力低下、经济文化落后、民主化程度不高的情况下，经济、政治、文化的各种因素及社会各系统却达到了相当有效的功能整合，从而创造了在极短时间内修复战争创伤、生产恢复发展的奇迹。其基本经验便是创造一种国营、合作和私人经济相互影响以及市场和计划相互作用的混合经济，鼓励多种经济成分的共同繁荣。但遗憾的是，这种模式未经广泛的实践就被轻率地抛弃了。1952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明确提出了“十年到十五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不是十年以后才过渡到社会主义”13的新观点，标志着毛泽东关于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步骤、方法与原来的设想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随后，通过对“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论的严厉批评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中国共产党完成了对原本意义上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重大的带有实质性的修正。社会发展战略嬗变的结果便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建设任务被移植到过渡时期以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

在新民主主义建设的理论与实践都没能充分展开，而对社会主义的思索还处于几乎空白的条件下突然转向社会主义改造，使得毛泽东及中国共产党人来不及在政治哲学的层次上进行应有的独立的理性创造，而是直接继承了经典作家的原则性理论设定以及苏联实践中出现的发展模式，并把它作为中国社会政治关系根本变迁之后无须论证的当然的理论逻辑前提和实践趋向。由于在当时的宣传中和大多数人的意念中，“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苏联过去所走过的路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榜样”，这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中国共产党人理论的再创造和再思考。虽然斯大林去世后苏联模式弊病的自我暴露为毛泽东在“以苏为鉴”的总题目下思考中国自己的建设道路提供了契机，对苏联过早终结新经济政策的失误有所觉察，甚至提出了诸如“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一类思想，14希望找到一条不同于苏联的、更好的建设社会主义的路子，15但在此后中苏论战的大背景下，毛泽东始终没能走出斯大林模式的阴影。不仅如此，这一探索后来更是逐步走向反面，走上了一条比苏联的斯大林模式更“左”的发展道路。这是非常令人惋惜的。正如邓小平后来所说，“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16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与实践探索的最大成就，就是彻底打破了苏联模式的束缚，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里的关键是既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17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艰苦的理论与实践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大体勾勒出社会主义新生形态的基本轮廓。18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以自身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在这一视野下，社会主义不再是为了批判和否定资本主义而存在，相反，批判和否定资本主义是为了社会主义更好的发展。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以实践为基点的社会主义，是立足于现实实践而大胆探索的产物，而不是任何理论与教条的逻辑演绎的结果。也就是邓小平所反复强调的：“社会主义者必须用自己的实践回答新情况下出现的新问题，即讲“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新话”。19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开放与兼容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上能够用开放和包容的心态对待当代资本主义这个“天敌”，开始更多地从共性方面看待对方，强调剥离资本主义所创造的属于人类文明成果的东西；强调全球化背景下两种主义和两种制度之间的和平共存、合作交流与和平竞争。

三、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选择的历史启示

首先，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与发展模式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样的。就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进程而言，没有付诸实践或没有经过实践检验的理论设计只能算是理论方案。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人们通过对各种理论方案进行比较之后会做出某种具有决定性的选择，这种选择对于一个国家或民族往往具有重大的甚至是转折性的意义。当一个国家或民族通过比较鉴别而选择了某种理论设计之后，便会按照这种战略设计去构建一整套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建设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这便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建设道路。当一个国家和民族沿着某种既定的道路逐渐形成自己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以及外交制度时，就形成了人们所说的社会发展模式。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人们习惯用单一的、纯粹的发展模式，而且主要是苏联模式来评价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理论与实践，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多样性，否定了选择的可能性。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历史表明，这种看法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正如波兰的哥穆尔卡所说：社会主义可以有不同的模式，“它可以是在苏联产生的那种模式，也可以是像我们在南斯拉夫看到的那种模式，它还可以有别的不同模式，只有通过各个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和成就，才能产生在一定条件下最好模式的社会主义。”20虽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各国的探索都程度不同地受到苏联模式的打压或掣肘，但通过一次又一次改革浪潮的冲击，“走自己的路”基本成了各国的共识。正是一次又一次独立探索基础上的历史选择，造就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不同道路和不同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是这种选择的一个合逻辑的结果。

其次，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选择的过程中，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完善的民主决策机制至关重要。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是决定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命运的大事，需要进行充分、全面、科学的论证，需要对各种方案进行认真的比较、鉴别、取舍。在这里，完善、健全的民主决策机制极端重要。如果没有制度化的保证，没有健全的、良性的民主运行机制，一些正确的东西往往不能坚持下去，一些错误的东西也不能得到及时的纠正，甚至会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历史地看，列宁时期之所以在多数时候能够做出正确的抉择，或者能够对不恰当的决策做出适时的调整，言路的畅通，党内民主生活的健全，都是不可或缺的条件。斯大林肆意践踏苏维埃稚嫩的民主制度，结果造成许多重大的决策没有经过充分的酝酿和科学的论证就根据少数人甚至一个人的意志决定了。具有到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选择，在列宁去世之后复杂的国际国内背景下，苏联最终选择了斯大林方案，这是当时各种历史合力作用的结果。但是，即便是选择了斯大林方案，更多地吸收布哈林方案中的合理成份，而不是简单地抛弃它，并不是不可能的。列宁时期，党曾不止一次地发生过激烈的争论，结果总是得到一个相对较好的、大家都比较能够接受的方案。而斯大林没有这样做。他没有列宁的胸襟和胆识，他用组织的手段把反对自己的人一个个地清除掉，对他们的思想也采取了一棍子打死的办法。没有民主机制，斯大林方案中内涵的重大的甚至是致命的弊病也就不可能及时得到修正，斯大林模式在被神圣化的同时也一步步地走向了僵化。就中国共产党而言，在新民主主义建设道路的形成过程中，毛泽东本人固然做出了重大贡献，但其中也吸收了刘少奇、周恩来、张闻天等许多人的光辉思想。新中国选择这条发展道路是经过充分酝酿的，是众望所归，民心所向。相比较而言，后来放弃这一道路时，在没有充分民主讨论的情况下，毛泽东个人的主观因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选择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也因此埋下了此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曲折坎坷的种子。邓小平在反思毛泽东晚年错误时曾非常深刻地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21他非常遗憾地说，中国共产党党内民主的好传统没有能够坚持下来，“也没有形成严格的完善的制度。例如，党内讨论重大问题，不少时候发扬民主、充分酝酿不够，由个人或少数人匆忙做出决定，很少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实行投票表决”，以至于“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一类家长制现象，不断滋长。”22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告诉我们，健全、完善的民主制度是选择正确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要保证。

第三，社会主义建设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需要各国共产党尤其是执政的共产党通力合作，协力前进，共同探索。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最沉痛的教训之一，就是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不仅各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各种政治力量之间在发展与改革的探索中相互掣肘，而且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没能就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与发展模式的共同探索形成良性互动。南斯拉夫因为与苏联发生冲突便被革出教门，它的自治社会主义实验长期被指为修正主义，面临巨大的政治压力。苏联因担心东欧国家出现第二个南斯拉夫而加强了控制，甚至不惜刀兵相向，以武力扑灭“布拉格之春”，致使一些国家因惧怕重蹈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的覆辙而如履薄冰，甚至干脆无所作为。中苏两国意识形成论战的焦点之一便是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赫鲁晓夫在改革探索中因屡屡被毛泽东批为修正主义而进退失据，毛泽东则在同赫鲁晓夫的争吵中走上了一条比斯大林更“左”的路子。中苏两个社会主义大国，两个大党不仅没能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艰辛探索中携手共进，反而彼此攻讦，直至反目成仇。反过头来看，假如当初各社会主义国家在建设与改革探索中能够戮力合作，形成相互推动、彼此促进的局面，或许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乃至整个世界历史都会改写。只是历史不能假设，我们也只能在回望历史中扼腕叹惜了。

最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选择不是一劳永逸的，任何发展模式都有其时空的局限性。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历史的选择不是也不可能是一劳永逸的。囿于一时一地的条件，人们在做出某种选择的时候往往不一定能够得到一种最佳的方案。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能不能建立起一种机制来保证及时地、不断地校正自己的选择，及时地不断地进行改革和创新，保持社会的健康、持续发展。斯大林模式的最大症结就在于：它把特定时空条件下的选择凝固化、神圣化、永恒化、封闭化，最终失去了生机和活力。而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一个重大理论成果，就是认识到：“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我们既不能把书本上的个别论断当作束缚自己思想和手脚的教条，也不能把实践中已见成效的东西看成完善无缺的模式。”23实践永无止境，探索和创新也永无止境。我们要适应国内外形势新变化、顺应人民新期待，坚持不懈地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的改革创新，加快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步伐，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不断完善适合我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

注释：

①《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76页。

②《布哈林文选》上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57页。

③蒲国良：《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托洛茨基与布哈林方案评析》，《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2第4期。

④⑥⑦⑨⑩1619《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8、139、178、373、2-3、261、91页。

⑤2122《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0、333、330页。

⑧于光远：《我亲历的那次历史转折》，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年版，第69页。

11蒲国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视阈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学与研究》2008年第8期。

12蒲国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历史地位》，《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6年第1期。

1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36页，

14 15《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0、23页。

17胡锦涛：《高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国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1页。

18蒲国良：《浅论社会主义的当代形态》，《科学社会主义》2007年第3期。

20转引自《关于波兰目前局势》，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23页。

23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 2008年12月19日。

作者简介：蒲国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