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的人与政治关系理论探析

布袋和尚

作者：刘俊祥


    摘  要：现实的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的逻辑起点与历史起点。人与政治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的核心内容之一。“政治是人内在的本质需要”是对马克思、恩格斯人与政治关系理论基本精神的精要概括。劳动人本论也是马克思、恩格斯人与政治关系理论的思想基础。因此，通过“劳动人”与政治的关系的分析，可以对人在本质上需要政治有一个总体的把握。
    关键词：劳动人；利益人；政治人；社会人；发展人；人本政治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劳动人本论的基础上创立了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政治观[1]。同时，也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人与政治关系的理论。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论犹太人问题》、《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及《自然辩证法》等重要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对有关人与政治关系的劳动人本、人的本质与政治的性质、人的利益与政治的功能、人的社会状态与政治的地位以及人的发展与政治的发展等主要问题，进行了广范地论述。本文试图以劳人本论作为理论基础和分析框架，从“劳动人”与政治的角度，对“政治是人内在的本质需要”的观点进行范式性论证。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劳动创造人，劳动创造人类社会，劳动是人本质活动的思想，作者认为，人类文明、社会历史和政治活动都是在“劳动人”劳动实践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因此，观察、分析人与政治的关系，首先必须对人类劳动、“劳动人”进行解剖。在此基础上对“劳动人”与政治的本质关系进行分析。当然，劳动的特性决定了“劳动人”的多面性。在不同的社会关系中，“劳动人”往往又具体化为“政治人”、“利益人”、“社会人”和“发展人”等。因此，研究“劳动人”与政治的本质关系又具体化为研究“政治人”、“利益人”、“社会人”和“发展人”等与政治的关系。

       一、“劳动人”决定政治的基础

       劳动人本论即“劳动人”理论，其核心意义在于：劳动是人的本质活动，劳动创造人，劳动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据。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劳动是人的本质，这是马克思关于人的全局性的定义”。[1]因为，马克思说，作为劳动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2]也就是说，“一当人们自己开始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时候（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决定的），他们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3]恩格斯说得更明确，即“劳动创造了人身”，“人同其他动物最终的本质的差别”、“人类社会区别于猿群的特征”[4]都在于劳动。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使用了“劳动人”概念，指出“人作为单纯的劳动人的抽象存在，因而这种劳动人每天都可能由他的充实的无沦为绝对的无，沦为他的社会的因而也是现实的非存在”。[5]这里的“劳动人”实际上就是指体现人的本质、与动物相区别的一般的人。

       “劳动人”的劳动，是人的需要、交往和意识的有机统一，因此，人在本性上就具有自然性、社会性和意识性。（1）人的自然性是指“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是“自然存在物”，“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6]因为，虽然劳动能将人与动物相区别，但并不能将人与自然界割裂开来，人与其他动物一样，无法摆脱自然界及其必然性。承认人的自然特性和生物本能，有助于分析人类社会、政治活动中非人性方面的现象。（2）人的社会性是指，人是“天生的社会动物”、人是“社会存在物”，“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7]具体而言，“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8]由于人的社会性才形成社会、政治关系，也只有在人的社会性基础上，才能把握社会、政治的内在本质。（3）人的意识性意味着劳动是人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人是“有意识的存在物”。因此，人类是通过有目的的、有意识的生产劳动创造社会，选择政治的。当然，人的自然性、社会性和意识性，不是相互分裂、各自独立的存在物。实际上，它们以人与自然、人与人（社会）以及人与意识的关系相互依存、有机统一于现实的人，其统一的基础就是作为社会实践的劳动。

       劳动不仅创造人的本质与属性，而且也发展人的本质与属性。因为，整个人类历史是一个双重过程，一方面是人改造自然，另一方面是人改造人。即人通过劳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9]因此，人类的“历史是人的真正的自然史”。[10]随着社会生产劳动所推动的人类历史的发展，人的本质和属性也会发生变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恩格斯的“劳动人”不仅是实践的人、现实的人，而且是发展的人、具体的人。不同于亚里士多德的理性人、黑格尔哲学中观念的人或者费尔巴哈设想的抽象的人。因此，“劳动人”的人性就不是因理性而天生的，而是后天的劳动实践造就的；人性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体现在现实的社会关系中；人性不是永恒不变的，随着社会关系的变化人性也要变异。

    马克思、恩格斯的“劳动人”理论，为分析人与政治的关系提供了思想基础和方法论基础。因此，通过对“劳动人”本质及其多种属性的分析，可以找到认识人与政治本质联系的理论方法。

       二、“政治人”决定政治的本质

       “政治人”决定政治的本质，意指政治是人的本质需要，人在自己的本质活动中即劳动中必然需要政治，政治产生于人的内在需要，不是外部强加给人的，因此，政治的本质最终决定于人的劳动本质。从这个意义上讲，“劳动人”也必然是“政治人”。

       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使用了“政治人”概念，指出，“作为市民社会成员的人是本来的人，这是和Citoyen (公民)不同的homme (人 )，因为他是有感觉的、有个性的、直接存在的人，而政治人只是抽象的、人为的人，寓言的人，法人。只有利已主义的个人才是现实的人，只有抽象的Citoyen（公民）才是真正的人。”[11]马克思这里的“政治人”，是相对于“非政治的人”、私人、自然人即市民并在法律上获得政治权利的公人、公民。马克思说，反对封建统治的“政治解放一方面把人变成市民社会的成员，变成利己的、独立的个人，另一方面把人变成公民、变成法人。”[12]因此，“政治人”就是当时在革命中获得政治解放的资产阶级。

       对于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中对人性论述的一句话，译者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上译为“人是最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13]从实质内容看，马克思这里的“政治动物”是“社会动物”即“社会人”的含义。因此，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2卷上，译者直接译成了“人是最名副其实的社会动物”。[14]

       可见，人在本质上需要政治的“政治人”概念，在意义上不同于马克思使用的“政治人”、“政治动物”概念。而且，也不同于亚里士多德的“政治人”即“政治动物”概念。

       亚里士多德在分析城邦的自然形成时指出，“由此可以明白城邦出于自然的演化，而人类自然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人类在本性上，也正是一个政治动物）。凡人由于本性或由于偶然而不归属于任何城邦的，他如果不是一个鄙夫，那就是一个超人”，因为，“人类生来就有合群的性情”。[15]而本杰明所译的《亚里士多德基本著作》（纽约，兰登公司，1941年）中，明确地翻译成了“人生来就是政治动物”、“人生来就具有社会性”。对于这两者的“矛盾”，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给予了解答。马克思说，在希腊，国家、共和国即公共事务“是市民的真正的私人事务，是他们的活动的真正内容。而私人则是奴隶，在这里，政治国家本身是市民的生活和意志的真正的唯一的内容”。即使在中世纪，“财产、商业、社会团体和每一个人都有政治性质”，“在这里，一切私人领域都有政治性质，或者都是政治领域，换句话说，政治也是私人领域的特性”。因此，“在中世纪，人民的生活和国家的生活是同一的”。[16]在古希腊甚至中世纪，由于人民的生活和国家的生活、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是同一的，那么，如果人天生是社会的人，也必然同时是政治人。这是并不矛盾的。因此，亚里士多德“政治动物”即“政治人”概念，表明人既是社会人又是政治人；是天生的，顺乎自然的；其原因在于人是有理性的。

       马克思恩格斯则从“劳动人”理论逻辑地形成了“政治人”理论，提示了人与社会政治内在的、本质的联系，即“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与此相适应，“社会结构和国家经常是从一定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17]因此，对于亚里士多德的“政治人”理论，马克思并不批判他的人既是社会人又是政治人的观点，因为在希腊和中世纪，事实上就如此。需要否定的在于，认为人因为理性而天生就是社会人和政治人的观点。因为马克思主张人是通过劳动这一社会实践而成为社会人、政治人的。理性也是在劳动中形成的。

       当然，在近代，由于市民社会和国家彼此分离。因此，国家的公民和作为市民社会成员的市民也是彼此分离的。所以，人就不能不使自己在本质上二重化。[18]也就是说，“在政治国家真正发达的地方，人不仅在思想中，在意识中，而且在现实中，在生活中，都过着双重的生活——天国的生活和尘世的生活。前一种是政治共同体中的生活，在这个共同体中，人把自己看做社会存在物；后一种是市民社会中的生活，在这个社会中，人作为私人进行活动”。[19]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人与政治人之间发生了分裂。现实生活中的市民可能未取得公民资格，不能参与政治生活。这种现状就可能使人忘记了人与政治本质的、内在的联系，而看到政治与人的表面的、具体的或特殊的关系，如阶级斗争。

       总之，马克思、恩格斯的“政治人”思想，揭示了人与政治之间的内在本质联系，直接表明人在本质上是需要政治的、政治是人的劳动本质的现实反映。因此，政治和国家决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国家也不象黑格所断言的是、“伦理观念的现实”、“理性的形象和现实”，而是人通过劳动和社会的一种必然选择。因此，政治在本质上就是相对于市民社会私人生活而言的、人类的社会公共生活。

       三、“利益人”决定政治的功能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20]“在宗教狂热的背后，每次都隐藏有实实在在的现世利益”。[21]因此，“应该承认仅仅是利益把我们大家联系起来”。[22]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就是基于人的利益，为了人的利益，并指导劳动者争取利益，以实现人类解放这一最终利益的理论。因此，“劳动人”也必然是“利益人”。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利益分析法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分析方法”，[23]当然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的根本分析方法。因此，分析人与政治的关系，就是分析政治对人的利益关系，就是分析政治对“利益人”实现利益的功能与作用问题。

       “利益人”不同于亚当·斯密所假设的“经济人”，他是“劳动人”的现实化和具体化。人类不同于动物之处，是通过劳动创造性地满足自身的生存与发展需要，在劳动中必然形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涉及众人的需要和满足问题，由此也就产生了如何满足人们需要的利益问题。因此“劳动人”在劳动实践中演生为“利益人”，形成了利益观，产生了个人之间、阶级之间、民族之间、种族之间、地区之间以及其他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利益矛盾以及利益冲突。并且，随着社会生产劳动的发展，人的利益不断得到满足的同时，又不断产生新的利益需要、利益关系和利益矛盾。因此，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人类通过社会生产劳动谋求生存与发展的历史，也就是人类利益需要与利益满足的辩证发展的历史。所以，只有坚持利益分析法，才能领会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只有还“利益人”以本来面目，才是坚持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站在“劳动人”肩上的“利益人”，不象“经济人”那样是自私自利的“单面人”，而是兼有利己与利他倾向的社会人。因为，劳动是人类共同生存、发展的社会方式。在劳动中，首先可以实现人利己的需要。同时，劳动又是人本能、能力的外化和对象化，是人对他人和社会价值的证明，因此，人在劳动中又能够创造价值以满足他人和社会的利益需要，实现利他的倾向。正因为如此，劳动是人的利己倾向和利他倾向的统一；劳动既是人的社会权利又是人的社会义务；劳动既是评价个人利益合理性的标准，又是人对于他人和社会具有存在合理性与价值的依据。

       正是劳动，使马克思、恩格斯强调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辩证统一。首先，个人利益是其他利益的基础，“‘共同利益’在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是由作为‘私’的个人造成的”。[24]而人又是社会的人，在社会生活中又必然产生社会公共利益。马克思指出：“我们的需要和享受是由社会产生的，因此，我们在衡量需要和享受时是以社会为尺度，而不是以满足它们的物品为尺度的。因为我们的需要和享受具有社会性质，所以它们是相对的”。[25]因此，马克思、恩格斯既反对绝对个人主义的自私自利，因为人毕竟是社会的人；又不赞成将个人利益消溶于集体利益中。相反，他们认为：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和人类的解放的前提条件。

       马克思、恩格斯的“利益人”，因为生存的需要而首先追求的是经济利益。恩格斯说：“每一个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是作为利益表现出来。”[26]“法律应该是社会共同的，由一定物质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利益的需要的表现”。[27]当然，马克思、恩格斯不是“经济决定论者”，他们仅仅把经济利益作为首要的基础，而更强调人的平等、自由、全面发展以及人类解放这些高层次的精神利益。在共产主义社会里，“自由人”实际上是经济利益和精神利益得到自由全面满足的人。这是他们所希望的人的利益满足的理想状态。

    亚当·斯密认为，一种自然的、“看不见的手”调整着人们的利益关系，这只手能够解决一切的利益矛盾和冲突。因此，不需要政治和政府的干预。但历史和现实证明了，这只手不是全能的，市场也有失败。于是，具有社会性和意识性的“利益人”在劳动和社会生活中，试图自我调整相互间的利益关系，解决利益矛盾和冲突。这样，就产生了人们之间的协商、合作，产生了公共机关，一句话，也就是产生了社会政治。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对原始社会的社会政治——原始民主制进行的详细的分析。在人类发展史上，“曾经有过不需要国家，而且根本不知国家和国家权力为何物的社会”[28]即原始社会。在这个社会，建立了氏族制度，设立了氏族公共管理机关、行使公共权力，出现了“自然长成的民主制”。而由社会自我调控利益关系的“这种十分单纯质朴的氏族制度是多么美妙的制度呵！没有军队、宪兵和警察，没有贵族、国王、总督、地方官和法官，没有监狱，没有诉讼，而一切都是有条有理的。一切争端和纠纷，都由当事人的全体即氏族或部落来解决，或都由各个氏族相互解决，……虽然当时的公共事务比今日更多，……可是，丝毫没有今天这样臃肿复杂的管理机关。一切问题都由当事人自己解决，在大多数情况下，历来的习俗就把一切调整好了。”[29]

但是，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利益关系的多元化、复杂化，“由于生产条件的变革及其所引起的社会结构中的变化，又产生了新的需要和利益，这些新的需要和利益不仅同旧的氏族制度格格不入，而且在各方面都是同它对立的。”于是，“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合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30]因此，国家的产生意味着国家政治代替社会政治成为社会最权威的利益调控方式。

因此，“利益人”决定了政治——不论是社会政治还是国家政治——根本的功能和作用，就是通过公共管理，调控社会利益关系，把阶级等利益群体的利益矛盾、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因此，“社会创立一个机关来保护自己的共同利益，免遭内部和外部的侵犯。这种机关就是国家政权。”[31]

总之，“利益人”需要政治，并不要求通过政治权威消灭人们之内的利益矛盾、冲突或者利益斗争，实际上，这不可能。当然，更不会要求通过政治国家任意激化他们之间的利益矛盾、冲突和斗争，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因此，任何政治的具体功能都在于建立一种机制、制度和规则，保护人们之间的利益竞争，并指导社会高效地创造和公平地分配利益，以保障“利益人”利益的全面实现。

四、“社会人”决定政治的地位

劳动的社会表现形式是社会生产活动，在社会生产活动中“劳动人”也演化为“社会人”。由于生产劳动的社会发展必然导致生产分工和社会分化，因此，“社会人”也就逐渐成为独具个性的、专门从事某项社会活动的专业化的人，履行着“劳动人”的某一部分功能，人们之间不得不通过相互交往、依存、合作才能生存与发展。因此，分工——合作就成为“社会人”的社会特性。

“社会人”在生产劳动中并通过生产的分工和社会的分化构建了社会——政治结构。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政治结构的形成、运行以及政治的社会地位的基本思想。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以及一系列书信中作了集中的论述。

马克思认为，人类生产最初是在“家庭”这种“唯一的社会关系”中进行的，后来在扩大了的家庭即氏族和部落中进行。而且，人类第一个社会生产活动就包含了物质生产、人自身生产、精神生产和制度生产的原始的、萌芽形式。随着生产的发展和分工的展开，形成了市民社会，生产就在市民社会中全面展开。社会生产也就相继从“家庭”中分化出来，形成相对独立的物质生产、人自身生产、精神生产和制度生产这四种社会生产形态。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历史地论述了“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生产物质生活本身”；“他人生活的生产（通过生育）”；“精神生产”、“意识的生产”；“交往形式本身的生产”等。对于交往形式本身的生产，马克思认为，“现存制度只不过是个人之间迄今所存的交往的产物。”“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所制约，同时也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因此，“‘市民社会’这一名称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32]由此可见，交往形式本身的生产，实际上就是社会制度的生产、社会组织的创立，也就是社会公共管理即社会政治活动。那么，这四种生产形态的社会存在形式就表现为社会经济结构、社会生活结构、社会文化结构和社会政治结构。

社会经济结构、社会生活结构、社会文化结构和社会政治结构相互并存、交互作用形成了有机的社会结构。对于这四种结构要素的相互关系（见社会结构模型图），马克思、恩格斯是运用唯物主义因果决定论、交互作用论和结构合力论进行分析的。

E


1．社会生活结构、经济结构和社会文化结构、政治结构，有产生形成的先后顺序，前两者是前项、原因，后两者是后项、结果。从这个意义上，社会经济基础决定政治文化上层建筑。但它们的萌芽状态和原始形态都共存于人类最初的生产劳动中。

2．社会经济、生活、文化和政治结构都是相对独立的，都有各自的发展历史。社会经济生活如此，政治、文化也不例外。因为，政治国家“是追求尽可能多的独立性并且一经产生也有了自己的运动的新的政治权力。”[33]“否认在历史起作用的各种思想领域有独立的历史发展”[34]是荒谬的。

3．构成社会有机体的经济、生活、文化、政治要素是平行的互动关系。即是说，“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影响，并不是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而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这是在归根到底不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相互作用。”[35]

4．在社会运行和历史发展中，经济要素在归根到底的意义上具有决定作用。“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因此，“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但是第一，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条件下进行创造的。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36]当然，经济要素的决定性是从归根到底意义上讲的，是一种必然性，是前提条件和原因，而不是单向的“经济决定论”。

5．推动社会运行和历史发展的是经济、文化、政治和社会生活各要素互动作用的“合力”（即社会结构模型图中的E点）。可以运用结构一功能方法进行分析。恩格斯说：“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所以以往的历史总是象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规律的。但是，各个人的意志……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地，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37]总之，社会的运行和发展，因为经济因素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而具有必然性、规律性。同时，由于是各要素的互动合力，又呈现出偶然性，相对性。

综上所述，政治的地位实际上就是政治结构在社会有机结构中的角色和位置或者与其它结构要素之间的关系状况。因此，从“社会人”的分工一合作特性，从经济结构、生活结构、文化结构和社会有机结构中，可以说明政治的社会地位。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政治结构是“社会内部分工的一个新部门”，是相对于社会生活结构、经济结构和文化结构而言的，专门履行社会公共管理功能的社会部门。具体而言，“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随着城市的出现也就需要行政机关、警察、赋税等等。一句话，就是需要有公共的政治机构，也就是说需要一般政治”[38]即社会政治。当然，这种“一般政治”还要发展到国家政治。马克思指出：“问题从分工的观点来看是最容易理解的，社会产生着它所不能缺少的某些共同职能。被指定去执行这种职能的人，就形成社会内部分工的一个新部门。这样，他们就获得了也和授权给他们的人相对立的特殊利益，他们在对这些人的关系上成为独立的人，于是就出现了国家。”[39]也就产生了国家政治。因此，政治结构是适应“社会人”分工——合作的社会需要而产生的。

并且，政治结构与其它社会结构要素之间是并存的平行关系、互动的作用关系。它们在各自的功能领域都具有统辖性和权威性。如果以物质生产为分析坐标，那么，经济结构对于其它结构要素就具有决定意义；如果以精神生产为分析坐标，那么，文化结构相对而言就具有决定意义。同样，如果以制度生产为分析坐标，那么，政治结构就具有决定意义。因此，在社会公共管理方面，政治结构就必然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支配意识形态的力量”，是“社会的正式代表”。

最后，政治结构只是社会有机体的一个构成要素，其角色地位的显现、功能作用的发挥，都只有在现实的社会运行和历史发展中才能真正实现。

五、“发展人”决定政治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史观，即是人类宏观的社会——政治发展理论。根据该理论，劳动创造人，劳动也发展人，随着生产劳动的发展，人的本质、属性、利益需求、能力等都要随之发生变化。因此，“劳动人”在社会历史过程中也必然是“发展人”。人类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有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政治形态，因此，政治发展的过程就必然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人类解放的历史进程。这就是“发展人”决定政治发展的理论。

马克思在1857-1858年写的《经济学手稿》中说：“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和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40]在这里，马克思将人的发展概括为人的依赖性状态、物的依赖性状态和个人全面发展状态。根据马克思五种社会——政治形态划分法，与人的依赖性状态相适应的是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政治发展形态；与物的依赖性状态相适应的是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发展形态；而与个人全面发展状态相适应的是共产主义社会的政治发展形态。

在这个理论前提下，马克思建立了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者关于人类解放的政治发展理论。这主要集中在他《论犹太人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共产党宣言》、《资本论》、《法兰西内战》和《哥达纲领批判》等重要著作中。对于其理论精神，刘德厚老师在《对马克思人类解放历史进程学说的再认识》一文中，首创性地概括为：“人类解放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必须经历阶级的政治解放、经济的社会解放和人的自我解放三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发展阶段。”[2]这就是人类政治发展的历史逻辑。

    综上所述，根据劳动人本论的理论分析方法，可以认为，马克思、恩格斯人与政治关系理论的精神实质是：政治是人内在的本质需要。而且，“劳动人”与政治内在的本质联系，又具体而现实地体现为“政治人”、“利益人”、“社会人”和“发展人”与政治的本质、功能、地位和发展等之间的必然联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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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劳动人本论是马克思、恩格斯政治观的思想基础的观点，是我的博士导师、武汉大学政治学教授刘德厚老师的理论概括。他认为，人是通过劳动谋求生存和发展的动物。人在劳动中必然要形成利益关系。为了调控人们之间的这种利益关系，必需社会公共机关的公共管理活动，于是，产生了社会政治。现实的人是在劳动过程中形成利益观和政治观的。因此，政治不是天生的，也不是外部强加于人类的。政治是人内在的本质需要。政治是对人类生存、发展利益的调控活动。政治现象只不过是人内在需要的外在表现。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他的广义政治观和经济政治学理论。这篇文章也是在刘老师指导下写成的。

[2] 详细的论述见《武汉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年第6期第7-14页。

   原载：《现代法学》2000年专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