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毛泽东时代

布袋和尚

作者：钱初颖



　　我写下这些文字，为纪念那个渐行渐远，却真实存在过的，现在依然影响着中国前进步伐的年代。

　　1976年的9月9日

　　这是一个对我来说无法忘记的日子。那年我在农村插队，9月9日是中秋节，虽然艰苦和压抑，但那天中午村子里家家都准备了酒和菜。

　　下午，公社广播里播出了“伟大领袖逝世”的消息。忽然有一种心中石头终于落地的感觉，为毛泽东，也为自己。

　　1975年开始，虽然没有互联网，和便捷的通讯设备，但是从北京高层传出的“政治谣言”却多了起来。在上海可以听到满街的“小道消息”。在农村，群体事件也多起来。我插队的地方，甚至连“臭老九”的教师，也敢和自称“代表党”的大队书记对抗，还取得了胜利。1976年，更是发生了周恩来、朱德逝世、天安门事件、唐山地震等事情，总有一种会发生什么大事感觉。

　　从我出生到那一天，都是在“红太阳”的照耀下生活着。尽管报纸广播经常告诉我们，伟大领袖神采熠熠，红光满面，能活100岁，尽管我们天天高呼“万岁，万万岁”，但是按照唯物主义的观点，毛泽东比我的年纪大那么多，总有一天会先行离开。对我来说，没有太阳是不可想象的，没有毛泽东也是不可想象的。

　　然而，那天的下午，当我们听到广播的时候，毛泽东离开我们有好几个小时了。抬头看，蓝天、白云、红日，依然是那么的真实。我们今后的日子，还是需要劳动、吃饭、睡觉，似乎不会有变化。但是心底又似乎感觉，知青生活会因此发生变化。

　　一个月后，“四人帮”倒台，我领到了招工表。以后的几年中，我实现了插队期间梦寐以求的愿望：当上了工人，读上了大学，评上了技术职称……。

　　一切都如毛泽东自己所说：没有了毛泽东，地球还在照样转。

　　毛主席的话

　　中国有句形容说话技巧的话：“一句话把人说得笑起来，一句话把人说得跳起来”。而毛泽东说的话，可以将工人说得自豪无比，将知识分子说得激情燃烧，将农民说得无话可说。毛泽东的话，基本是没有错误的。毛泽东的话，基本可以被任何人采用。

　　文革时，知识分子和干部都被打倒后，造反派内部的纷争激烈地开展起来，每一派都用毛主席语录来攻击对手，每个人都高唱“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今天，依然有人将毛泽东“论拆迁”整理出来，来针对拆迁，也是很有道理。

　　林彪说，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那个时代，毛主席语录人手一本，我们可以大段地背诵，每个人有了问题都可以从中得到求解。对立的双方，用毛泽东的话来反毛泽东的话，结果就如毛泽东自己所说，他的话“有的时候一句也不顶“。例如，“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千头万绪，归结为一句话，造反有理”。难道什么反都能造吗？所以，这句话不能顶一万句，顶了就要出事。在毛泽东时代，真正要取得胜利，不是靠语录，靠的还是实力。现在也是这样，我们这代人，遇见问题，谁都可以突口将语录背诵出来，似乎也没有什么真正的效果。

　　以阶级斗争为纲

　　毛泽东时代，中国按阶级划分人群。

　　工人阶级非但自己工作稳定，生老病死有保障，直系亲属看病也有大劳保的福利保证。工人分8级，享受不同的工资待遇。文革中，绝大多数工人并没有得到更多的实惠，自己的子女反而被取消了“顶替”，送到农村当了农民。

　　国家干部包括军官、政府官员、教师、医生、企业领导和企业技术、管理人员。按23级划分，13级以上进入高干。国家干部按级别高低享受不同的工资、住房、医疗待遇。国家干部的经济待遇远远高于相应级别的工人，但是政治上却要承受相当高的压力。文革初期，这个阶级中许多人都无法躲过这场浩劫。

　　农民是社会的最低层，政治上没有地位，生活上没有保障，子女没有出路。在现实中他们很清楚自己的“斤两”。过去农民不会积极参加文革，今天，他们也很清楚自己到底要的是什么。

　　“阶级敌人”是社会下层的下层，没有人生保障。解放以来，随时间的推移，“敌人”越来越多。“三反、五反”反出一大堆反革命分子，接着是高饶反党集团、胡风分子、右派分子、四清“分子”、反动学术权威、“二月逆流”、叛徒集团、工贼、走资派、5.16分子、反动学生、林彪集团等等、等等。还有高危人群：属于臭老九的知识分子，需要接受教育的知识青年等。解放27年，政治运动没有停止过。用今天的流行语，革命者一夜之中会“被反革命”，谁也无法预防和逃避。

　　毛泽东说自己“无法无天”，他废除了法制，用阶级斗争的形式来治理国家。“以阶级斗争为纲，纲举目张”是他的法宝。简单明了，开始似乎很有效。但随着“阶级敌人”的增多，毛泽东身边的大多数也变成了敌人。最后的岁月中，毛泽东身边能够支撑场面的“干净”人，只有毛远新、王海蓉、唐文深、张玉凤了。“目”不健全了，纲再怎么举，下面也张不开了。

　　毛泽东时代和今天的幸福感

　　经济上过得去，就业压力小，社会治安好是人们最基本的、实质上的幸福。然而，精神上的幸福感也不可小视。

　　毛泽东时代，物质匮乏，城市居民无论如何也比“乡下人”有优越感，至少每月可以有廉价的，定量供应的粮食可买。由于就业困难，大多数的人只能做农民。虽然粮食是农民种出来的，农民却经常吃不饱饭。那时因为闭关锁国，生活再艰难困苦，只要想到“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一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精神上就能得到无比的安慰。

　　其实毛泽东时代，经济上的差距也很大。“三名三高”的演员月收入1000多元，相同等级的干部比工人收入高得多。而农民呢？我插队落户的几年中，收入最低的一年，年收入12元。最高的一年，年收入180元。但这是国家规定的，人民反对的想法都不敢有。而且在那个时代，权比钱更解决问题。插队的那些年，经常看到新的权贵和“被解放”了的老干部，通过工农兵大学生、参军、招工，将子女从农村“捞”出去。那时知青中流行一句话“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说明了权的力量之大。

　　那时工人的住房不用买，大多数人奋斗多年依然分不到住房。那时无房可分，现在是有房买不起。那时一般职工看病不要钱，却没有好医生和好药品。那时是缺医少药，现在是看病贵。城市孩子读到初中毕业问题不大，考高中、大学竞争激烈。那时是学校少，招生名额少，现在是读书贵。

　　为什么今天中国人的物质生活过去好，幸福感却极大的降低了？看得到的先进发达国家与中国的差距、看得到的贫富差距、看得到的腐败是幸福感降低的最大原因。

　　其实现在的“看得到”问题已经比过去的“看不到”问题进步了许多，如何解决问题才是关键。今天，有人希望回到毛泽东时代，有人希望走发达国家的道路，思想永远不可能统一。

　　中国今后的走向，并不已个人意志为转移。大多数人的觉悟，对中国的前进可以起到推动作用。鲁迅笔下的阿Q，羡慕城市生活，却用批评城里人的方式掩盖自卑。他希望通过造反改变生活，却挤不进利益圈。自己生活在底层，却欺负更弱势的吴妈。最后成为政治的“替罪羊”，落得悲惨的下场。中国的进步，需要走出历史的怪圈。只有建立健全法制，才能依法行政，民主监督，才能遏止腐败。

　　作为我们，在毛泽东时代生活过的人，将自己对那个时代的亲身感受写出来，作为历史的见证，也是对社会进步做一点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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