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饶事件的新史料——《国史札记》读后

布袋和尚

林蕴晖教授的新作《国史札记》，充分利用近年来的新史料，钩沉梳理了建国以来党史上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廓清了一些历史之谜。该书虽以国史冠名，实则论述的还是建国后的中共党史，而且主要是关于党内高层一些重大事件的诸多问题。作者解读历史，从建国伊始一直伸延到1992年的邓小平南方之行，时间跨度很大。主要集中于这几个问题：1、毛泽东与刘少奇政见分歧的发端与发展；2、高岗、饶漱石事件的前因后果；3、1950年代围绕工会工作方针的两次争论；4、中苏两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分歧和关系破裂；5、1958年军队反教条主义事件和1959年的庐山会议；6、“大跃进”运动与1960年代的中国政治走向；7、个人崇拜与“文化大革命”关系等等。
  在这本书中，作者特别把1954年党内高层发生的高、饶事件作为解读建国后党内分歧和斗争的轴心问题，披露了一些新史料，发表了一些新观点。高、饶事件是建国以后第一次重大的党内斗争。长期以来，党史上一直把这一事件作为党内一次重大的“路线斗争”，称为“高、饶反党联盟”。“文革”之后的拨乱反正中，因高、饶事件被错误处理的一批领导干部得到平反，重新安排了工作。邓小平否定了高、饶事件是“路线斗争”的传统说法，但认为当时对高、饶的处理是正确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虽然称高、饶是 “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野心家，但过去路线斗争的说法是没有了。
  近些年来，随着更多的史料浮出水面，对高、饶事件的再研究也重新提到了学者们的案头。一些在高岗事件中的历史当事人，出于对历史负责的责任感，相继写了他们的回忆史料。其中，张明远的《我的回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出版）、张秀山的《我的八十五年》（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出版）和高岗秘书赵家梁等人的回忆，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情况，有非常重要的存史价值。我们从中得知，高、饶事件中的两次关键会议，1953年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和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比以往公布的情况复杂得多；高岗和饶漱石，各有各的问题，是很难“联盟”在一起的。特别是张秀山的回忆录中，首次披露了毛泽东在1953年初密令高岗调查刘少奇1929年在奉天被捕的事情。
  作者在书中根据多年收集的文献资料，对这些新史料进行了梳理，澄清了关于高、饶事件中的一些关键问题，提出了自己新的认识和解读，比如，建国后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建国方略上发生政见分歧，使毛泽东产生重选接班人的想法，意欲高岗为接班人；“批薄射刘”的财经会议，是毛泽东以新税制为靶子，通过批薄一波，达到把中央高层思想统一到过渡时期总路线上的结果；高、饶事件的处理，今天来看，并不是“比较宽的”，牵连了不少高级干部，如东北局一批领导干部的张张赵马郭“五虎将”冤案，如山东分局书记向明错案和上海公安局长扬帆冤案，都是违背实事求是原则的。据此，人们可以弄清高、饶事件发生的基本脉络。
  高、饶事件是有极其深刻的历史教训的。这个教训是如何建立党内民主的协商机制，用民主的方法解决党内不同的意见分歧。正是因为党内没有健全的民主机制，才有了1957年反冒进的批周恩来、陈云，才有了1959年庐山会议的彭德怀“反党集团”，才有了“文革”的打倒刘少奇，才有了……。前车之鉴，读史者不得不深思。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国史札记》（事件篇），林蕴晖著，东方出版中心2008年8月出版
   (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