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亲友交往“三原则”——读《毛泽东致韶山亲友书信集》

布袋和尚

桌了摆着的那本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韶山亲友书信集》，读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这一束乡书，可能并不引人注目，但这集中反映了毛泽东同志在亲友交往中“恋亲，但不为亲友循私；念旧，但不为谋利；济亲，但不以公济私”的崇高风范，是我们进行艰苦奋斗、反腐倡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今天，我们同样可以从中得到不少有益的启示。

故土萦怀，亲情依依。毛泽东同志1910年离开家乡韶山外出求学，随后参加革命。他自1927年在湖南农村考察农民运动回过韶山以后，直到1959年才又回家乡看看。在阔别家乡的漫长岁月里，他深深地眷念着养他的这一方土地，思念着家乡的亲友。1937年11 月，他在给表兄文运昌的信中曾这样满怀深情地说：“我为全社会出一些力，是把我十分敬爱的外家及家乡一切[穷苦人包括在内的，我十分眷念着我外家诸兄弟子侄，及一切穷苦同乡”，表示非常希望家乡亲友与他通信，即使是得到他们的“片言只字都是欢喜的”。1954年4 月29日，他在给石城乡党支部、乡政府的信中也说：故乡的亲友，“因为他们是劳动人民，是我的亲戚，我是爱他们的。”正因为如此，他不仅在各个时期都通过书信，对远在家乡的长辈、少年时代的老师和同学、同族兄弟子侄和表兄弟、朋友及邻居表示关心和问候。他还在50年代邀请韶山的一些亲友、革命老人、烈士亲属和旧时的老师到北京叙旧，参观游览。

毛泽东同志挚爱家乡、挚爱亲友，但却从不利用自己的地位、权力和影响为家乡和亲友谋取特殊的利益和照顾。新中国成立后，他曾经要进京的亲友捎过话：我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主席，不是韶山毛家的主席，乡间亲友要勤耕守法，好自为之。凡会见来北京的亲友，他都讲他的三条交往原则：“恋亲，但不为亲循私；念旧，但不为旧谋利；济亲，但以公济私。”他在给石城乡党支部、乡政府的信中也说：因为我爱他们，我就希望他们进步，勤耕守法，参加互助合作组织，完全和众人一样，不能有任何特殊。如有落后行为，应受批评。不应因他们是我的亲戚不批评他们的缺点错误。韶山人民为中国的革命事业作出了很大的牺牲和贡献，有140多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建国后，韶山的一些烈士亲属给毛泽东同志写信要求对其生活给予照顾。他复信称烈士们为国牺牲“极为光荣”，“极为痛惜”，对烈士亲属生活困难表示关切。但他同时又指出：“对烈属的照顾是全国范围内的事，全国有几百万户烈属，都要照顾，自末便单独地照顾少数地方。”他在给当时的湘乡县人民政府县长刘亚南的信中也提到，“至于文家（我的舅家）生活困难要求救济一节，只能从减租和土改中照顾一般农民那样去解决，不能给予特殊救济，以免引起一般人民不满。”

建国初期，韶山不少亲友写信给毛泽东，要求他帮助调上北京，安排工作，以及要求解决求学、入党等问题，毛泽东同志都按照亲友交往“三原则”进行了妥善处理。他先后给韶山的亲友写了14 封信，坦诚地向他们说明，不便为他们的工作问题“形诸荐牍”，劝诫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及其他正常途径求得工作。文运昌是毛泽东同志的表兄，早年毕业于湘乡简易师范学校，是毛泽东同志在韶山文化程度最高、交往密切的一个亲戚，曾帮助毛泽东同志进入湘乡东山小学读书。建国后他要求毛泽东同志出面为他介绍工作，毛泽东同志婉言拒绝。他在写给另一位表兄文南松的信中明确说：“运昌兄的工作，不宜由我推荐，宜由他自己在人民中有所表现，取得信任，便有机会参加工作。”后来，文运昌通过自己的努力担任了湖南省文史馆馆员。文涧泉与毛泽东同志既是表兄弟，又是干兄弟，可谓是亲上加亲，从小形影不离。毛泽东同志住进中南海后曾经常写信询问“有饭吃否”。不久文涧泉又被接到北京，有个晚上毛泽东同志谢绝一切来访，同他彻夜长谈，友谊不谓不深。但当他写信给毛泽东同志请求毛泽东同志为其同宗文凯解决工作问题时，毛泽东同志同样婉言拒绝：“文凯先生宜在湖南就近解决工作问题，不宜远游。弟亦未便直接为他作介，尚乞谅之”。毛泽东同志的族姑母毛春秀写信请求毛泽东同志将她当教师的儿子调做财以工作。毛泽东同志复信说：“调你儿子做财经工作一事，我不能办，要在当地所属机关自己申请。”

毛泽东同志与亲友交往中不为亲循私，不为旧谋利，但对亲友们的安危冷暖十公关心。一方面他在书信中鼓励亲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用自己的辛勤劳动改善生活。他在给毛照秋、毛桂昌的信中反复强调“家中有困难，应在土地改革中听候当地人民政府酌量分配土地，从努力生产中求得解决。”另一方面。他本着“济亲，但不以公济私”的原则，用自己的稿费接济亲友。仅从改集到的这本通信集中的来信来看，涉及到他使用稿费接济亲友的书信就有12封。郭梓材曾同毛泽东同志在私塾同学，又同在湖南新军中当过兵，大革命时期参加过农民运动。建国后他因其所在的企业经营不好，生活陷入困境，写信给毛泽东同志要求到北京工作。毛泽东同志在给他的回信中劝诫他工作部署“还以就当地熟悉吾兄情况的友人筹谋解决，较为适宜”，同时寄款“为补日用之费。”从1950年到1962年，毛泽东同志先后寄款6次，共计1700元。周普勋是毛泽东同志的邻居，其父邹春培是毛泽东同志的私塾老师。1950年5 月15 日，毛泽东同志得悉邹普生生活困难，且又重病在身时便写信询问“生活困难至何种程度”，同时写信给他的房兄和私塾老师毛宇居说：“邹普勋如十分困难，病情又重时，如兄手中宽裕时，请酌为接济若干，容后由弟归还。”毛泽东同志的堂弟毛泽连家境贫寒，母亲死后无钱安葬，就向毛泽东同志叫苦。毛泽东同志接信后写信给毛宇居说：“兹寄人民币三百元，以一百万元为六婶安葬，二百万元为泽连治病之费”，另寄予二百万元给泽荣（逊五）助其家用”（均属旧币）。并专门附信告诫：“这些钱都是我自己的稿费，请他们节用。”

毛泽东同志坚持亲友交往“三原则”，不循私情，不以公济私，一切为人民和国家着想。实不愧为一代领导干部的楷模。当今各级领导干部,何不用毛泽东同志的交友“三原则”对照一下，看看自己过去做得怎么样，想想今后应该怎么做呢？